白先勇:夜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9 次 更新时间:2015-03-26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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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 (进入专栏)  


下午四点钟左右,吴振铎医生又踱到客厅的窗边,去眺望下面的街景去了。吴振铎医生穿了一件Pierre Cardin深蓝色的套头毛衣,配着一条浅灰薄呢裤,颀长的身材,非常俊雅,他那一头梳刷得妥妥帖帖的头发,鬓脚已经花白了,唇上两撇胡髭却修得整整齐齐的。吴振铎这层公寓,占了枫丹白露大厦的四楼,正对着中央公园,从上临下,中央公园西边大道的景色,一览无遗。这是一个暮秋的午后,感恩节刚过,天气乍寒,公园里的树本,夏日蓊郁的绿叶,骤然凋落了大半,嶙嶙峋峋,露出许多苍黑遒劲的枝干来。公园外边行人道那排老榆树,树叶都焦黄了,落在地上,在秋风中瑟瑟地滚动着。道上的行人都穿上了秋装,今年时兴曳地的长裙,咖啡、古铜、金黄、奶白,仕女们,袅袅娜娜,拂地而过,西边大道上,登时秋意嫣然起来,在这个秋尽冬来的时分,纽约的曼哈顿,的确有她一份繁华过后的雍容与自如,令人心旷神怡,然而这个下午,吴振铎却感到有点忐忑不安起来,因为再过一个钟头,五点钟,吕芳就要来了。

客厅里那张椭圆形花梨木殷红厚重的咖啡桌上,摆上了一套闪亮的银具:一只咖啡壶、一对咖啡杯,另外一对杯子盛着牛奶和糖块,还有银碟、银匙,统统搁在一只大银盘里 ,光灿夺目,早上罗莉泰来打扫的时候,吴振铎从玻璃柜将这套银具取了出来,特地交代她用锌氧粉把杯壶擦亮。罗莉泰托着这套光可鉴人的银具出来时,笑嘻嘻地对他说:“吴医生,今天有贵宾光临吧?”罗莉泰倒是猜对了,这套银具平常摆着,总也没有用过,还是他们结婚十周年,珮琪在第凡妮买来送给他的,丹麦货、定制的,每件银器上面,都精镂着吴振铎姓氏字母W的花纹,十分雅致。银器沾了手上的汗污,容易发乌,所以平常侍客,总是用另外一套英国珐琅瓷器,当然,招待吕芳,又是不同了。他记得从前吕芳多么嗜好咖啡,愈浓愈好,而且不加糖,苦得难以下咽。吕芳喝起来,才觉得够劲。吴振铎已经把厨房里煮咖啡的电壶插上了,让咖啡在壶中细细滚,熬上个把钟头,香味才完全出来,回头吕芳来了,正好够味。

吴振铎医生这间寓所,跟中央公园西边大道那些大厦公寓一般、古老而又有气派,四房两厅,客厅特别宽敞。因为珮琪喜欢古董,客厅里的家具陈设 ,都是古董,那套一长两短的沙发,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货,桃花心木的架子,墨绿色的真皮椅垫,两张茶几,意大利大理石的台面,莹白润滑,每只茶几上,搁着一盏古铜座的台灯,灯罩是暗金色绸子的,珮琪喜欢逛古董家具店,厅里的摆设,全由她一件一件精心选购而来。只有客厅里靠窗的那架史丹威三脚大钢琴却是他亲自买来,送给珮琪做生日礼物的,这架史丹威,音色纯美,这些年来,只校正过两次音,对于钢琴,珮琪是内行,竟难得她也赞不绝口。钢琴的盖子上,铺上了一张黑色的天鹅绒布,上面搁着一只釉黑红的花瓶,里面插着十二支鲜洁的大白菊,是吴振铎早上出去,经过一家花店,买回来的。他挑选了菊花,而且是那种拳头大圆滚滚的大白菊。他记得从前吕芳那架钢琴头上那只花瓶,瓶里一径插着两三支大白菊,幽幽地在透着清香,也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进过花店了,这次进去,一眼看中的,却仍是那些一球球白茸茸的菊花。他的记性并不算好,珮琪的生日常常忘掉,好不容易记起了那么一次,便赶快去买了一架钢琴送给她,但有些事情,无论怎么琐碎,却总也难以忘却,好像脑里烙了一块疤似的,磨也磨不掉,譬如说,吕芳钢琴头上那瓶白得发亮的菊花。

吴振铎对他这间公寓还相当满意,虽说纽约城里的治安愈来愈坏,西边大道,隔壁几条街,经常发生抢劫杀人的凶案 ,但枫丹白露这一排大厦却相当安全,因为住的人家高尚单纯,住了许多医生,大厦门口,都有看门人守卫,形迹可疑的人物,不容易混进去,而且吴振铎的私人诊所,就开在一楼,夜间急诊,最是方便不过,因此,一住下来,便是十几年,由于习性及惰性,吴振铎也就不打算再搬家了。此外,在长岛的East Hampton上,他还购买了一幢海滨别墅,周末可以出城去度假。他常带了珮琪和大卫,到别墅的海滨去游泳打球,或者干脆躺在沙滩上晒一个下午的太阳,全家人都晒得红头赤脸回来,把大城里的苍白都晒掉。两年前,珮琪和他分手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便把那幢海滨别墅给了珮琪,珮琪喜欢那里的环境,都是高雅的住宅区,而且大卫又爱在海里划水,给他们母子住,非常合适,珮琪倒是做得很漂亮,很决绝,城里公寓的东西,她一件也不取,她对他说,过去的让它过去,一切从头再来,珮琪到底有美国犹太人勇敢直前的精神,离婚后的生活,成绩斐然,她重新教起钢琴来,大大小小收了十几个学生,而且开始交男朋友,跟一个做房地产的经纪商人过往甚密,大概是受了珮琪的鼓舞吧,吴振铎也跃跃欲试起来,到Brooks Brothers去添置了几套时髦的新衣,胡须头发也开始修剪得整整齐齐。那天他约了西奈山医院那个既风趣又风骚的麻醉师,安娜·波兰斯基女士——一个波兰没落贵族的后裔——一块儿到大都会去听Leontyne Price的“阿依达”,他心中也不禁将信将疑:半百人生,难道真还可以重新开始?上次珮琪来找他,商量大卫明年上哈佛大学的事宜,他请她到五十七街那家白俄餐馆Russian Tearoom去吃俄国大菜,基辅鸡,两个人三杯“凡亚舅舅”下肚,竟谈得兴高采烈起来——从前两夫妻在一块儿,到了末期,三天竟找不出两句话——珮琪滔滔不绝,谈到她那位炒房地产的男朋友,容光焕发。奇怪的是,他竟没感到一丝醋意,反而替她高兴,那么快便找到了对象,使得他也感到心安得多,结婚十八年,珮琪很努力,一直想做个好太太,连自己的音乐事业都搁下了,一心一意,帮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医师。珮琪对于他的成就,真是功不可灭。珮琪的父亲金医生是国际知名的心脏科权威,也是吴振铎在那西华大学,爱因斯坦研究院念书时候的指导教授。金医生不但把一身本事传给了这位中国女婿,而且一把将他提到纽约的上流圈子里去,加上珮琪八面玲珑的交际手腕,吴振铎在纽约一路飞黄腾达,继承了金医生的衣钵,成为一个心脏科名医,连派克大道上有几个大亨名流都来找吴医生看病。前年金医生退休,他在耶西华大学的亚伯·爱因斯坦讲座,传给了吴振铎,他一生的事业,终算达到了颠峰。那天在爱因斯坦研究院举行了交接仪式后,回家的路上,珮琪突然掩面悲泣起来:“查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那一刻,他也确实感到,他和珮琪,夫妻的缘分已尽,他只有愧歉,觉得浪费了她的青春,她的生命,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从来没有真正爱过珮琪,从来没有过。婚前那三个月的热烈追求,回想起来,只不过因为他那时特别寂寞,特别痛苦,需要安慰,需要伴侣罢了。他等吕芳的信,足足等了两年,等得他几乎发了狂,可能么?他对一个女孩子真的曾经那般神魂颠倒过么?当然,他那时只不过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学生,而且又是初恋。


振铎:

我又回到美国来了,现在就在纽约,很想跟你见一次面——

吕芳的信终于来了,可是却迟到了二十五年。

吴振铎走进厨房里,咖啡的浓香已经熬出来了,他把电壶拨到低温,又从碗柜里,找出了一盒英国什锦饼干,用一只五花瓣的水晶玻璃碟盛了一碟,拿到客厅里,搁在花梨木咖啡桌上的银盘里。还不到五点钟,客厅里已经渐渐黯淡下来,吴振铎把茶几上的两盏台灯捻燃,暗金色的光晕便溶溶地散荡开来。下午罗莉泰问他,要不要在家里吃饭,他告诉她,晚上要请客人出去上馆子,趁机也就把她打发了出去,回头吕芳来了,他要跟她两人,单独相聚一会儿。罗莉泰爱管闲事,太啰嗦,不过这两年,他的饮食起居倒还全靠她照顾,罗莉泰是古巴难民,卡斯楚把她的咖啡园没收了,儿子又不放出来。罗莉泰常常向他唠叨往事,一谈到她儿子,就哭个不停。起初他还礼貌地听着,后来她一开口,他便借故溜掉,日间病人的烦怨苦楚,他听得太多,实在不愿再听罗莉泰的伤心史。这些年来,他磨练出一种本事,病人喋喋不休的诉苦,他可以达到充耳不闻的境界。前天早上,费雪太大的特别护士打电话来告急,他赶到派克大道那间十二层楼的豪华公寓时,费雪太太刚断气,心脏衰竭急性休克而死,死的样子很狰狞,死前一定非常痛苦。他把那床白缎面的被单盖覆到她那张老丑而恐怖的脸上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大大松了一口气。费雪太太不必再受罪,他也得到了解脱。这位阔绰的犹太老寡妇,给他医治了七年多,夜间急诊,总不下十五六次。她经常地害怕,怕死,一不舒服,就打电话来向他求救,有时半夜里,她那断断续续带着哭音的哀求,听得他毛骨悚然。有时他自己也不禁吃惊,怎么会变得如此冷淡,对病人的苦痛如此无动于衷起来。他记得初出茅庐,独立医治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学艺术的,人长得很甜,不幸却患了先天性心脏瓣膜缺损,他尽了全力,也没能挽回她的生命,那个女孩子猝然病逝后,有很长一段日子,他寝食难安,内心的沮丧及歉疚,几乎达到不堪负荷的程度,那是他第一次惊悟到,人心原来是一颗多么复杂而又脆弱的东西。做一个医生,尤其是心脏科的医生,生死在握,责任又是何等的严肃、沉重,他不禁想到他父亲吴老医生悬壶济世的精神来,他父亲早年从德国海德堡大学学成归国后,一直在中国落后偏僻的内地行医,救济了无数贫病的中国人,抗战期间,国内肺病猖狂,吴老医生在重庆郊外歌乐山疗养院主持肺结核防治中心,他记得他父亲白发苍苍,驼着背终日奔走在那一大群青脸白唇,有些嘴角上还挂着血丝的肺病患者中间,好像中国人的苦难都背负在老医生那弯驼的背上似的。胜利后,他父亲送他留美学医,临离开上海时,吴老医生郑重地嘱咐过他两件事:一定要把医术学精。学成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医治自己的同胞。他父亲的第一个愿望,他达到了,第二个却未能履行,当然,许多原因,使他未能归国,譬如国内的战事,而且珮琪也绝对不肯跟他回中国去。但是如果吕芳的信,头一年就来了——哪怕就像这封迟到的信,只有短短两行——他相信,论文赶完,他可能也就回国去了,去找吕芳,那时,他是那么莫名其妙地爱恋着弹萧邦夜曲的那个女孩子。

吴振铎走到那架史丹威钢琴前面坐了下来,不经意地弹了几下,萧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他早已忘却如何弹奏了。对音乐的欣赏,近年来,他的趣味变得愈来愈古典,愈严峻。莫扎特以后的作曲家,他已经不大耐烦。他不能想像自己一度曾经那样着迷过萧邦那些浪漫热情的曲调,当然,那都是受了吕芳的影响。那时他门都住在曼哈顿西边的六十七街上。吕芳那幢公寓房子里,住了几个朱丽亚音乐学院的女学生,拉拉弹弹,经常有人在练提琴钢琴。平常他也不大注意,有一天傍晚,那是个温热的仲夏夜,曼哈顿的夜空刚刚转紫,他从爱因斯坦研究院做完解剖实验回来,身上还沾了福尔马林的药味。经过吕芳那幢公寓时,临街那扇窗子窗帘拉开了,里面燃着晕黄的灯光,靠窗的那架乌黑的钢琴头上,一只宝蓝的花瓶里,高高地插着三朵白得发亮的菊花。有人在弹琴,是一个穿着丁香紫衣裳,一头长长黑发的东方女郎,她的侧影正好嵌在晕黄的窗框里,萧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汩汩地流到街上来,进了那柔熟的夜色里,他仁立在街边,一直听完了那首夜曲,心中竟漾起一阵异样的感动。后来他认识了吕芳,发觉她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美,她是一个浓眉大眼,身材修长的北方姑娘,带着几分燕赵儿女的豪俊。而她所擅长的,也并不是夜曲那一类纤柔的作品,而是萧邦那些激昂慷慨一泻千里的波兰舞曲,萧邦逝世百周年纪念,在卡乃基礼堂举行的钢琴比赛会上,吕芳赢得了一项优胜奖,演奏的就是那首气势磅礴的《英雄波兰舞曲》。吕芳有才,但那还不是吴振铎敬爱她的主要原因。跟她接近以后,他发现,吕芳原是一个胸怀大志,有见解,有胆识的女子。开始他也并没有料到他对吕芳,会那样一往情深。只觉得两人谈得很投契,常常在一起,谈理想、谈抱负。吕芳出身音乐世家,父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她要追随父志,学成后,回国去推广音乐教育,“用音乐去安慰中国人的心灵”,他自己那时也有许多崇高的理想和计划:到苏北乡下去办贫民医院。他记得抗战后,曾经跟着他父亲到盐城一带去义诊,苏北地瘠人穷,他看到当地的人,水肿疥癫,烂手烂脚,真是满目疮痍,那段时期跟他们常在一起的,还有大炮高宗汉,神童刘伟,三个人围着吕芳,三星捧月一般,周末聚在百老汇上一家犹太人开的咖啡店里,那家的咖啡煮得特别香,点心也不错,吕芳一杯又一杯,不停地喝着不放糖的浓咖啡,高宗汉在一本拍子簿上,画了一张中国地图,一支红铅笔在那张秋海棠的叶子上,一杠过去,从东到西——那是高宗汉替中国设计的铁路,从东北的长春横跨大漠直达新疆的伊犁。高宗汉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学土木工程,专攻铁道。他是个六呎轩昂的东北大汉,家里是个地主,有几百头牛羊,思想却偏偏激进,大骂东北人封建落后,要回到东北去改革。他的嗓门大,又口无遮拦,高谈阔论起来,一副旁若无人的狂态,一杠红笔下去,好像中国之命运都决定在他手中了似的,他那时专喜欢跟高宗汉抬杠,把他叫做布尔什维克恐怖分子。高宗汉也反唇相讥,笑他是小布尔乔亚的温情主义者,当然,高宗汉是笑他在追吕芳,吕芳倒也不偏袒,看见他们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只是笑笑。刘伟却安静得多了,他人小,五短身材,戴着一副酒瓶底那么厚的近视眼镜,等他们争罢了,他才慢条斯理地耸耸眼镜,说道:“肥料,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化学肥料!”刘伟在哥伦比亚念化工,二十五岁便拿到了博士,论文是写氮肥的合成法,就那样,几个人在咖啡店里,高论国家兴亡,一直泡到深更半夜,那一段日子,他确实是快乐而丰富的。直到一九五一年,吕芳、高宗汉、刘伟几个人都比他先毕业,一同回国去了,他才突然感到完全孤立起来,他对吕芳是那样的依恋不舍,一直从纽约送她到旧金山去。吕芳临上船时,答应过他,一到上海,就马上给他来信。他们三个人坐的是克利佛兰总统号,三个人并肩立在甲板上,靠着栏杆,船开航了还在向他招手。吕芳夹在中间,头上系着一块大红的丝中,三个人都笑得那般灿烂,就好像加利福尼亚一碧如洗的蓝空里,那片明艳的秋阳一般。然而,二十五年,人世间又该经过多少的沧桑变化了呢?吴振铎不禁唏嘘起来,他抬眼看到钢琴上那一大捧菊花,插在那只桃红的花瓶里,上面盈盈的水珠还没有干,一球球白得那般鲜艳,那般丰盛。吴振铎用手捋一捋发须,大概吕芳也是一头星星白发了吧?吴振铎有点怅然起来,他突然又想到那个仲夏夜里,吕芳弹着萧邦夜曲,窗中映着的侧影来。今晚他真是要跟吕芳好好地谈谈心,话话旧,两个人再重温一下那逝旧的岁月。

吕芳的头发并没有变白,只是转成了铁灰色,而且剪得短短的,齐着耳根,好像女学生一般,她的人倒是发胖了,变得有点臃肿,穿着一套宽松粗呢沉红色的衣裤,乍看去,反而变得年岁模糊不清。

“老了,是吗,吕芳?”吴振铎发觉吕芳也在打量他,一边接过她那件深灰色的大衣,对她笑着说道。

“上了点年纪,你倒反而神气了,振铎。”吕芳也笑着应道。

吴振铎替吕芳将大衣挂到壁橱里,然后去把咖啡倒进了银壶,替吕芳斟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浓香四溢起来。

“你喜欢黑咖啡,我熬得特别浓。”吴振铎弯下身去,把银杯搁在银碟里,双手捧了给吕芳。

“太浓的咖啡,现在倒不敢喝了,”吕芳抬起头来笑道,“怕晚上失眠。”

“那么加些牛奶跟糖好么?”吴振铎夹了两块糖放到吕芳的咖啡里,又替她倒上了牛奶,自己才斟了一杯,在吕芳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吕芳,讲讲你的故事来听吧!”吴振铎望着吕芳微笑道,“你信上什么也没有说。”

吕芳笑了一笑,低下头去,缓缓地在嚼着热咖啡。

“你要听什么?”

“什么都要听!这些年中国发生了这么多事!”

“那还了得!”吕芳呵呵笑了起来,“那样三天六夜也讲不完了!先说说你自己吧!你这位大医生,你的太太呢?”

“她是美国人,美国犹太人——我跟她已经分开了。”

“哦!是几时的事?”

“两年了,她也是弹钢琴的,还是你们朱丽亚的呢!不过,她的琴弹得没有你好。”

“你说说罢咧。”吕芳摇着头笑道。

“她弹萧邦,手重得很,”吴振铎皱起眉头,“而我对她说:‘萧邦让你敲坏啦!’”

说着吴振铎跟吕芳都笑了起来。

“你呢,吕芳?你先生呢?他是什么人?”

“巧得很,我先生也是个医生,外科医生,留英的。”

“哦?他也跟你一块儿出来了么?”

“他老早不在啰,死了快八年了。”

“吕芳,”吴振铎凝望着吕芳,“我们都走了好长一段路了。”

“我的路走得才远呢!”吕芳笑道,“兜了一大圈,大半个地球,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那天经过朱丽亚,一时好奇,走了进去,有人在练歌剧,唱茶花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又回到了纽约未。”

“吕芳,这些年你到底在哪里?你的消息,我一点也不知道!”

吴振铎把那碟英国什锦饼干捧起来递给吕芳,吕芳拣了一块夹心巧克力的,蘸了一下杯里的咖啡,送到嘴里,慢慢咀嚼起来。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海,我回去后,他们把我派到上海音乐学院去教书。当然,其间全中国都跑遍了,最远还到过东北去呢。”

“你大概桃李满天下了,”吴振铎笑道,“从前你还发过宏愿:要造就一千个学生。”

“一千个倒没有,”吕芳也笑了起来,“一两百总有了吧。当然,那是刚回去那几年的事,那时倒真是干劲十足,天天一早六点钟便爬起来骑脚踏车去教书去了。中国的学生实在可爱!上海冬天冷,教室没有暖气,那些学生戴了露手指的手套,也在拼命地练琴,早上一去,一个音乐学院都是琴声。我有一个最得意的学生,给派到莫斯科去参加比赛,得到柴可夫斯基奖第二名,跟美国的Van Cliburn只有半分之差!我真感到骄傲,中国人的钢琴也弹得那么好——可惜那个学生在文革时让红卫兵把手给打断了。”

“是吗?”吴振铎微微皱了一下眉。

吕芳低下头去,啜了一口咖啡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吕芳,我要向你兴师问罪!”吴振铎拿起咖啡壶替吕芳添上热咖啡。

“为什么?”

“我要你偿还我两年宝贵的光阴来!你知道,你回国后,我等你的信,足足等了两年!到七百二十九天那天早上,我去开信箱,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奇迹出现。因为我发过誓:要是那天你的信再不来,我就要把你这个女人忘掉!”吴振铎说着自己先哈哈地笑了起来,“吕芳,其实我一直没有忘掉你,常常还想起你来的。你为什么一去音讯俱杳?你曾经答应过,回去马上来信的!”

吕芳一直望着吴振锋微笑着,隔了好一会儿说道:

“我一回到上海,公安局便派人来要我交代海外关系。他们问得很详细,而且什么都知道。我在纽约去看过国民党办的一个国画展,他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问我画展的门票多少钱。一共问了三次,我前后答错了,惹了许多麻烦,还用书面交代了半天。一进去,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跟外面的关系,切断还来不及,还去自找麻烦?而且——”吕芳迟疑了一下。“我怕我写信给你,你也会跑了回去。”

“吕芳——”吴振铎手上的银咖啡杯搁到那张花梨木的咖啡桌上。

“振铎,我在里头,很少想到你,想到外面,”吕芳定定地注视着吴振铎,“回去后,等于是另外一生的开始。可是有一次,我却突然想起你来,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时候,我们音乐学院首当其冲,被列为资本主义学阀大本营,给整得很厉害。教西洋音乐的先生们,尤其是留过学的,统统打成了黑帮,变成革命的对象。群众冲击,红卫兵冲到我家里,把我带回去的两百多张唱片砸得粉碎,几箱琴谱,我一夜都来不及烧。当然我们一个个都挨斗了,斗我的时候,要我向群众认罪。平常我并没有犯过政治错误,最大的错误就不该是个留美学生。我站到一只肥皂箱上,转了一圈,嘴里一直念着:‘我是洋奴。’‘我是洋奴。’真是装疯呀,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你来,心里暗自嘀咕:‘幸好吴振铎没有回来!’”

“咳,吕芳!”

“你不知道,我那时成了有名的‘洋奴’,个个都叫我‘吕洋奴’——”吕芳咯咯地笑了起来,“大概我确实有点洋派吧,喜欢穿几件外国带回去的衣服,而且还有洋习惯,爱喝咖啡,这也教我受了不少累!香港亲戚有时寄罐咖啡给我,有学生来看我,我便煮点咖啡招待他们——谁知道这却变成了我主要罪状之一:毒化学生思想,其实我的‘洋奴’罪名恐怕真还救了我一条命哩!‘洋奴’还不是‘反革命’,不必治死,在里头,想不出个好罪名来,是过不了关的——”

“真亏了你,吕芳——”吴振铎含糊地说道。

“我还算好,整个文革只挨过一鞭,”吕芳指了指左边肩膀笑道,“就打在这里。有一个时期,我们统统关进了学校里,隔离审查,吃饭睡觉都是集体行动,从宿舍到饭厅大约有两百米,每天吃饭,我们都是排队走去的,不过,要一直弯下身,九十度鞠躬,走到饭厅去,那些红卫兵在我们身后吆喝着,手里拿着长皮鞭,赶牛赶羊一般,哪个落了队,便是一鞭过去。有一次,我是在最后,腰实在弯痛了,便直起身来伸了一下,嗖地一声,左肩上便挨了一鞭,疼得我跳起来,回头一看,那个红卫兵,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又瘦又小,头上的帽子大得盖到眉上,我们一个照面,两人同时都吃了一惊,我看见他一脸青白,嘴唇还在发抖。那些孩子大概给自己的暴行也震住了,我只不过挨过一鞭,我们院长却给斗得死去活来,趴在地上逼着啃草。好几位先生熬不住都自杀了,我们钢琴系一位女教授,留英的,是个老处女,红卫兵把她带回去的奶罩三角裤统统搜出来,拿到校园里去展览。那个老处女当夜开煤气自尽了,她穿上旗袍高跟鞋,涂得一脸胭脂口红,坐得端端正正死去的。红卫兵走了,工宣队又驻了进来,七折八腾,全国最好的一家音乐学院,就那样毁掉了——”吕芳耸了耸肩膀,苦笑了一下。

“真是的,”吴振铎喃喃应道,“你先生呢?”

“他本来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文革一来就给下放了,一直放到湖北黄冈一个乡下又乡下的地方,他最后一封信说,那里的蚊子,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他怎么死的,几时死的,我到现在还不清楚,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仍旧活着——”吕芳摇了摇头,“我跟他的感情其实并不很好,两人在一起,常吵架,但那几年,我却特别想念他,我一个人在上海完全孤立了起来,连找个人说话也找不到,偏偏那时却患上了失眠症,愈急愈累愈睡不着,上海八九点钟,大家都熄灯在家里躲了起来,一个几百万人的都市,简直像座死城。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望着窗外一片漆黑,真是感到长夜漫漫。永无天明一般——”

“你的失眠症怎么了?现在还吃药么?”吴振铎关切地问道。

“有时还吃安眠药。”

“安眠药不好,我来给你开一种镇静剂,不太影响健康的。”

“来到纽约后,我的失眠症倒减轻了许多。一个月最多有四五晚。你不知道我现在多么贪睡,没有事,便赖在床上,一直睡到下午两三点也不肯起来。”说着吕芳自己笑了起来,吴振铎起身执起银壶又替吕芳添上热咖啡,吕芳垂下头去,喝了两口,她把托杯子的银碟放回桌上,双手握着咖啡杯,一边取暖,一边出起神来,在朦胧柔和的暗金色灯光下,吴振铎突然怵目到吕芳那双手,手背手指,鱼鳞似的,隐隐地透着殷红的斑痕,右手的无名指及小指,指甲不见了,指头变成了两朵赤红的肉菌,衬在那银亮的镂着W花纹的咖啡杯上,分外鲜明。吕芳也似乎察觉到吴振铎在注视她的手。

“这是我在苏北五七农场上的成绩。”吕芳伸出了她那只有手,自己观赏着似的。

“你到苏北去过了么?”

“在徐州附近劳动了两年,那是文革后期了。”

“从前我跟父亲到过盐城,那个地方苦得很呢。”

“现在还是一样苦,我们那个农场漫山遍野的杂草,人那么高。有一种荆棘,顶可怕!开一团团白花的,结的果实爆开来,一球球的硬刺。我们天天要去拔野草,而且不许带工具,拢下来,个个一双手都是血淋淋的,扎满了刺,那些刺扎进肉里,又痛又胀。晚上在灯下,我们便用针一根根挑出来。我这只手指甲里插进了几根,没有挑干净,中毒化脓,两只手指肿得像茄子,又乌又亮——只好将指甲拔掉,把脓挤出来——”

“吕芳——”

吴振铎伸出手去,一半又缩了回来,吕芳从前那双手,十指修长,在钢琴键盘上飞跃着,婀娜中又带着刚劲。吕芳很得意,手一按下去,便是八个音阶。那次在卡乃基礼堂中,萧邦逝世百周年比赛会上,吕芳穿着一袭宝蓝的长裙,一头乌浓的长发,那首《英雄波兰舞曲》一奏完,双手潇洒地一扬,台下喝彩的声音,直持续了几分钟,台上那只最大的花篮便是他送的,有成百朵的白菊花。吕芳一向大方洒脱,两人亲呢也不会忸怩作态。周末他有时请她出去,到Latin Quarter去跳舞,握着她的手,也只是轻轻的,生怕亵渎了她。他对吕芳的情感、爱慕中,总有那么一份尊敬。

“吕芳,”吴振铎望着吕芳,声音微微颤抖地叫道,“有时我想到你和高宗汉,刘伟几个人,就不禁佩服你们,你们到底都回去了,无论怎么说,还是替国家尽了一份力。”

“高宗汉么?”吕芳又拣了一块饼干,嚼了两口。

“你们回去还常在一起么?”

“没有,”吕芳摇了摇头,“他给分派到北京,那么多年,我只见过他一次。”

“哦?”

“那还是六六年,文革刚开始,我给送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有一天,在会堂里,却碰见了高宗汉。我们两人呆了半天,站在那里互相干瞪眼,后来我们没有招呼便分手了。那里人多分子复杂,给送去,已经不是什么好事了,何必还给对方添麻烦?许多年没见到他,他一头头发倒白光了。”

“高宗汉,他回去造了铁路没有?他一直要替中国造一条铁路通到新疆去的。”

“通新疆的铁路倒是老早造好了,可是哪里有他的份?”吕芳笑叹道,“他回去没有多久便挂上了耳朵。”

“挂耳朵?”

“这是我们里头的话!”吕芳笑了起来,“就是你的档案里,思想栏上给打上了问号——”吕芳用手划了一个耳朵问号,“你晓得的,高宗汉是个大炮,他老先生一跑回去,就东批评,西批评,又说里面的人造铁路方法落后,浪费材料,这样那样,你说多么遭忌?有一阵子,国内真的有计划造铁路通新疆了,老高兴奋得了不得,到处向人打听造路的蓝图。他在朋友家里,碰见了一个他们铁道部的工程师,还是个清华毕业生,大概是参加筑路计划的,他兴冲冲向人家盘问了一夜。那个人写了封信,密告到他组织里。那条铁路,通西伯利亚,与国防有关,一个留美学生,查问得那么详细,居心何在?就那样,那封密告信便像一道符咒,跟了高宗汉十几年,跟到他死那一天——”

“高宗汉——他死了么?”吴振铎坐直了起来,惊问道。

“这些事都是他太太告诉我的——”吕芳叹了一口气,“他太太后来调到上海工作,跟我私下还有些交往,她叔叔是高干,托人打听出来的。老高自己,遭人暗算,至死还蒙在鼓里。他在铁道部一个单位里窝了十几年,做了绘图员,总也升不上去,老高的个性,怎么不怨气冲天?同事们都讨厌他,一有运动,便拿他出去斗,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又留美,正是反面教材的好榜样!文革,老高给整得很惨,被罚去拖垃圾,一天拖几十车,拖得背脊骨发了炎,还是不准休息。有一天,他的尸体给人发现了,就吊在垃圾坑旁的一棵大树上——”

“嗳——”

“他这一死不打紧,可就害苦了他的太太,自杀者的家属,黑上加黑。他太太打电话到火葬场,那时北京混乱,死的又多,火葬场本来就忙,何况又是个‘自绝于人民’的罪人?便不肯去收尸。你知道,北京的夏天,热得多么凶猛?两三天尸体便肿了起来。他太太没法子,只好借了一架板车,跟两个儿子,母子三人,把高宗汉的尸体盖上了油布,自己拖到火葬场去,走到一半,尸体的肚子便爆开了,大肠小肠,淋淋漓漓,洒在街上,一直洒到火葬场——他太太苦苦哀求,火葬场的人才肯把尸体烧化,装进骨灰匣里去——”

吕芳和吴振铎两人都垂下了眼睛,默默地对坐着,半晌,吕芳才黯然说道:

“临走前,我还去祭了他的。我买了一只小小的花圈,夜里悄悄掩进了他太太家,他太太不敢把他的骨灰匣摆出来,一直都藏在书架后面,我去了才拿出来,我把花圈摆上去,鞠了三个躬,算是向他告了辞——”

吴振铎半低着头,一直静静地听着。

“吕芳——你知道——”吴振铎清了一清喉咙,缓缓地抬起头来,“有一阵子,我还深深地嫉恨过高宗汉——”

“你嫉恨高宗汉?”

“也怨恨过你!”吴振铎苦笑道,“你一直不给我写信,我便疑心你和高宗汉好了,从前高宗汉也常常约你出去,我知道你一向对他很有好感——而且,你们又是一块儿回去的。”

“我很喜欢高宗汉,喜欢他耿直热心,但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我嫉恨高宗汉,还有一层原因——我一直没肯承认,”吴振铎的脸上微微痉挛起来,“他有勇气回国去了,而我却没有。这是我多年的一个心病,总好像自己是个临阵逃脱的逃兵一般。你知道,我父亲——他也是个医生——死了几十年了。平常我也很少想起他来。可是接到你的信以后,一夜两夜,我都梦见他,梦见他不住地咯血,我怎么止也止不住,便拼命用手去捂他嘴巴,他是个肺结核专家,救过许多人的命。他一直是要我回去的,去医治中国人的病。你看,吕芳,我现在是有名的心脏科医生了,可是我一个中国人也没有医过,一个也没有——”

“中国人的病,恐怕你也医不好呢。”吕芳淡淡地笑道。

“我跟珮琪结婚后,我们的朋友全是美国人,中国朋友,我一个也没交,中文书也不看,有时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中国大陆的消息:百花齐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也不过当做新闻报道来看看罢了。我有一个姑妈,前年从中国大陆出来了,到了旧金山跟我表姐住。她七十多岁了,她在信上说,在中国大陆曾经吃过许多苦,弄得一身的病,很希望见我一面。去年我到夏威夷开会,经过旧金山,我本可以停一晚去探望她的,可是我没有,一直飞到檀香山去了。后来我感到很过意不去,觉得自己太忍心——其实我想大概我害怕,怕见到我姑妈受苦受难的模样——”

吴振铎干笑了一下。

“吕芳,你真勇敢,那样大惊大险,也熬过来了。”

“我倒想问问你,振铎。”吕芳笑道,“你是个医生,你给我解释一下,一个人在极端危难的时候,肉体会不会突然失去知觉,不再感到痛苦?”

“这个,倒有人研究过,二次大战,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俘虏,就曾经发生过这种现象,这也是一种极端的心理上的自我防卫吧。”

“他们替我拔指甲的时候,我整条右臂突然麻掉了,一点也不知道痛。刘伟也跟我说过,有好几年,他一点嗅觉也没有。”

“对了,刘伟呢?神童怎么样了?”

“他比高宗汉乖觉得多,学会了见风转舵,所以许多运动都躲了过去,一直在上海龙华路第二肥料厂当工程师。文革一来,也挨了!给下放到安徽合肥乡下,挑了三年半的粪。他人又小,一个大近视,粪桶压在背上,寸步难行,经常泼得一身的粪,一头一背爬满了蛆。他说,他后来进厕所,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吕芳和吴振铎相视摇着头笑了起来。

“在里头,我们都练就了一套防身术的,”吕芳笑叹道,“刘伟把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对了!‘金钟罩铁布衫’!神童真是个宝贝。”

“你的咖啡凉了,我再去温些热的来。”吴振铎起身拿起银亚。

“够了,不能再喝,”吕芳止住他道,“再喝今晚真要失眠了。”

“吕芳,你出来后,检查过身体么?健康情形如何?”吴振铎关注地问道。

“我一直有高血压毛病,前两个月还住过院。医生告诉我,我的心脏有点衰弱。”

“你的心脏也不好么?”

“全靠得了病,”吕芳笑道,“才请准退休,设法出来。我向我们组织申请了四年,才申请到许可证。”

“吕芳,你现在——生活还好么?”吴振铎试探着问道。

“我现在跟我姐姐住在一起,是她申请我出来的,她对我很照顾,”吕芳说着,低下头去看了一看手表,沉吟了一下,说道,“振铎,今天我来,有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可以么?”

“当然可以!”吴振铎赶紧应道。

“你能不能借给我两千块钱——”

吴振铎正要开腔,吕芳却忙阻止他道:

“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要答应让我以后还给你,等我身体好些,也许再找些学生,教教钢琴什么的,慢慢凑出来。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不借了。”

“好的。”吴振铎迟疑着应道,他立起了身来,走到客厅一角大写字台前,捻亮台灯坐下,他打开抽屉,取出了支票簿,写了一张两千块的支票,他又拿出一只蓝信封,把支票套进里面,才拿去递给吕芳。

“谢谢,振铎。”吕芳也立起身来,接过信封,随手塞进了衣袋里。

“吕芳——”

吕芳径自走向大门,吴振铎赶紧跟了过去。

“我的大衣呢?”吕芳走到门口,回头向吴振铎笑道。

吴振铎从壁橱里,把吕芳那件深灰色的大衣取了出来,替吕芳披上,他双手轻轻地按到了吕芳的肩上。

“吕芳,”吴振铎低声唤道,“我在Russian Tearoom订了一个座。我请你去吃顿晚饭好么?那家白俄餐馆的菜还不错,地方也优雅,我们再好好谈谈,这次见面,真是难得。”

“不了,振铎,”吕芳回转身来,一面扣上大衣,“今天也谈够了。而且我还跟我姐姐约好,一块儿吃饭的,就在这里转过去,百老汇上一家中国餐馆。”

“吕芳,要是你早跟我联络上就好了,让我来医治你,你到我楼下诊所来好么?我替你彻底检查一次。”

“振锋——”吕芳垂下了头去,幽幽说道,“其实一年前,我一到纽约就查到你的地址了。”

“噢,吕芳!”

“老实跟你说吧,振铎,”吕芳抬起头来,脸上微微地抽搐着,“本来我是不打算再跟你见面了的,这次回到纽约,什么老朋友也没有去找,只想静静地度过余生。我实在需要安静,需要休息,可是身子又偏偏不争气,病倒在医院里,用了一大笔钱,都是我姐姐垫的,她的环境,也并不很好,我不想拖累她,所以只好来麻烦你。”

“吕芳!”

“我现在生活很满足,真的很满足,我在里头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达到了:又回到了纽约来。振铎,我并没有你想像那样勇敢,有两三次,我差点撑不下去了。可是——我怕死在那个地方,看到高宗汉那种下场,在自己的国家里,死无葬身之地,实在寒透了心。”

吴振铎送吕芳走出枫丹白露大厦,外面已经暮霭苍茫了;中央公园四周高耸入云的摩大大楼,万家灯火,早已盏盏燃起,迎面一阵暮风,凛凛地侵袭过来,冷得吴振铎不由得缩起脖子,连连打了两个寒噤,他下楼时,忘记把外衣穿上了。吕芳将大衣领子翻起,从大衣口袋中拿出一块黑纱头巾把头包了起来。

“吕芳——”

中央公园西边大道上,七八点钟的人潮汹涌起来,吕芳那袭飘飘曳曳的深灰大衣,转瞬就让那一大群金黄奶白各色秋褛淹没了,吴振铎在曼哈顿那堆瑰的夜色里,仁立了很久,直到他脸上给冻得发了疼,才转身折回枫丹白露大厦。

“外面冷呵,吴医生。”穿着红色制服的守门黑人替吴振铎打开了大厦的玻璃大门。

“谢谢你,乔治,”吴振铎说道,他搓着双手,“真的,外面真的很冷。”

《八方》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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