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宣扬:“现代性”的精神源泉:法国十九世纪文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4 次 更新时间:2010-03-06 0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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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扬 (进入专栏)  

  

  十九世纪对于法国文学来说,是从古典主义(Le classicisme)和浪漫主义(Le Romantisme)向“现代性”(La modernité)转折的历史关键时刻;而处于初生状态的“现代性”,在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中,从一开始便显示出它那生气勃勃、同时充满矛盾的“不确定性”的品格特征。不同风格和气韵的文学同时并存和交错,使当时的法国文坛成为灿烂绚丽的自由创作园地;文学大师辈出,天才巨星云集;而巴黎塞纳河“左岸”(La rive gauche)的“拉丁区”(Le quartier Latin)的“咖啡沙龙”,由此更成为灵感交集、激情递起的各种创作流派的聚汇处。各种文学浪漫神话,在左岸的一个又一个咖啡馆之间,此起彼伏,沉浮流转,不胫而走,更使此处天空重迭着层层鲜艳夺目的氛围光寰。

  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相互连接、又相互穿插和彼此渗透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浪漫主义时期,囊括了十九世纪整个上半叶。浪漫主义的先驱者们,德斯泰尔夫人(Madame de Sta?l, 1766-1817)、本雅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0)、施农古尔(Senancour, 1770-1846)和夏杜布里昂 (Fran?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等人,在十九世纪的最初二十年,面对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称帝执政之后所激起的社会变革,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交接时刻,作家和诗人们表现出矛盾、困惑、怀旧、憧憬等复杂情感相互交错的特征。他们试图在已被毁灭的旧秩序中,寻找记忆裂痕里仍然保留着的精神慰藉,又对新起而尚未稳定的社会,寄托某种连他们自己也无法确定的不清不楚的期望。因此,他们把激情转向现实社会的彼岸,作品中凝聚着对于超现实结构的各种梦幻,宁愿歌颂客观中立、而又内涵丰富的自然,幻想着一种蔓无边际的游荡生活,以为可以在那里建构和实现他们所向往的理念和价值。

  最富有天才创作能力的夏杜布里昂,词藻华丽、蕴含诗意和富有感染力的散文《勒内》(René, 1802)和《墓外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 1848-1850)等,响亮地发出了浪漫主义优雅而感人肺腑的号角;他的作品所闪烁出的耀眼光芒,使1800至1820年间几乎都笼罩了他的创作精神。在夏杜布里昂等人的启发下,从复辟时期(La Restauration, 1814-1830)到路易菲利普一世统治下的七月王朝(Le Monarchie de Juillet, 1830-1848),才涌现出浪漫主义文学巨涛。

  这个时期,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0-1869)的《沉思集》(Méditations poétiques, 1820)和《诗歌与宗教的和谐》(Harmonie poétiques et religieuses, 1830),回荡起浪漫主义充满激情而又低沉的节奏;谬歇(Alfred de Musset, 1810-1857)的《西班牙与意大利故事》(Contes d’Espagne et d’Italie, 1829)、《夜歌》(Les nuits, 1825-1837)和《罗朗萨丘》(Lorenzaccio, 1834)等作品,竖建起浪漫主义抒情诗与戏剧的不朽里程碑;维尼(Alfred de Vigny, 1797-1863)的《古代与现代诗歌集》(Poèmes antiques et modernes, 1826)和《命运》(Les destinées,1864)等诗歌,细腻地表达了作者的孤独绝望心情以及对于唯美主义的由衷向往;杰拉德·奈尔瓦尔(Gérard de Nerval, 1808-1855)的《火姑娘》(Les filles de feu, 1854)和《奥雷利亚》(Aurélia, 1855),则以扣人心弦的浪漫主义旋律,表现了对于如梦似幻的理念世界的执着眷恋和憧憬。

  在小说方面,斯汤达尔(Stendhal,1783-1842)的《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 1830),以写实主义的严谨结构,细腻地描绘了情场浪漫情节以及俊男美女们追求恋爱自由的微妙内心世界,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动人恋曲;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的那部由九十多篇小说组成的《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 1841)巨著,以天才的笔触,塑造了一千四百多位富有个性的人物,行文夹叙夹议,在世界文学史上首创同一人物在多部小说中出现的“巴尔扎克风格”(Le style de Balzac),为所谓“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文学创立最完满的典范;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的《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 1831)和《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 1862),以文学的犀利笔锋,揭示人世间美与丑、善与恶的尖锐对立,发出了人道主义的最强音,其豪迈气势为世界文学史所仅见;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Père, 1802-1870)的《基督山伯爵恩仇记》(Le Comte de Monte-Cristo, 1844)和《三剑客》(Les trois mousquetaires, 1844)以及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的《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1852),以两代文学大师所共有、却各具特色的丰富想象力和流畅笔调,编写曲折、离奇、趣味盎然的故事,创造了父子两代连续共创巨着的伟大范例;米谢勒(Jules Michelet, 1798-1874) 的《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 1833-1874)和《法国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847-1853),则兼有伟大的史学和文学价值,显示出所有最杰出史学家通有的那种把历史使命感同文学才华高度相结合的优秀品质;乔治桑(George Sand, 1804-1876)鼓吹女性解放的激情小说《印蒂亚娜》(Indiana, 1832)和《雷丽亚》(Lélia, 1833)以及田园小说《魔沼》(La mare au diable, 1846),再次把浪漫主义文学推到新高潮,同时也显示出女性主义文学的特殊风格和大无畏豪迈气概,敢于向当时还居于优势的“阳具中心主义”(Le phalluscentrisme)传统的男性文化宣战,为下一世纪法国及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竖立光辉榜样。

  第二阶段是帕尔纳斯流派(Les Parnassiens)倡导下的现代派文学时期。由迪奥菲勒·戈吉耶(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所开创的这场文学艺术革新运动,是对浪漫主义的直接反动,但又在许多方面受惠于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本身。在一批“纯形式”创作的疯狂追求者们的簇拥下,他们自称受到古希腊隐居着成群谬斯诗歌女神的帕尔纳斯神山风云的感召,以《当代帕尔纳斯》(Le Parnasse contemporain)文学杂志为中心论坛,掀起了“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的唯美主义运动,强调“艺术除了为其自身以外别无他途”( L’art sans autre utilité que lui-même)。但对于完满形式美的固执追求,又孕育着对“绝对”(L’absolu)的更深反思。

  但波德莱(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并不满足于帕尔纳斯流派的纯形式创作口号,他赋予艺术比寻求“纯美”更高、更神秘的使命,决意让艺术超越平俗时空框架而导向语言和道德王国之外的“不可知”意境。他的《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 1857),将形象同象征巧妙地结合起来,在艺术上独树一帜,向传统思想和美学观点挑战,标志着现代诗歌从象征主义(le symbolisme)向超现实主义(Le surréalisme)的过渡,成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创始人。

  因此,法国真正的现代主义的文化浪潮,是从诗人波德莱(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开始的。

  波德莱是一位孤独、抑郁和多愁善感的天才诗人。他从19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了其突破现代诗歌模式的自由创作。接着,在40年代,他连续发表向现代文学挑战的文学评论《1845年的沙龙》(Salon de 1845)和《1846年的沙龙》(Salon de 1846)。波德莱同巴黎的青年才子们,把17世纪以来被富豪和贵夫人所控制的文艺沙龙,从市中心的豪华府邸转移到浪漫的塞纳河畔左岸咖啡馆和贫穷艺人聚集的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的大众剧场。他们愤世嫉俗地自称为「嬉水者」、「黑猫」、「颓废者」、「蓬头垢面者」和「醉汉」等,并建立起自己的文艺社团,藉此发泄一种玩世不恭和痛恨循规蹈矩的情绪,把文学艺术创作当作人生娱乐和游戏的最好场所。他们第一次实现了将艺术游戏化、并通过艺术的游戏化而达到将生活游戏化的目的,以便达到生活游戏化中的绝对自由。

  波德莱认为:「诗歌的最终目的,不是将人提高到庸俗的利害之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显然是荒谬的。我是说,如果诗人追求一种道德目的,他就减弱诗的力量。......诗不能等于科学和道德,否则诗就会衰退和死亡。诗不以真实为对象,它只是以自身为目的」。「诗歌不可能有它自身以外的其它目的,唯有那种单纯为了写诗的快乐而写出来的诗,才会那样伟大、那样高贵、那样真正地无愧于诗的名称」。「正是由于诗歌,同时也通过诗歌,由于音乐、同时也通过音乐,灵魂会见了坟墓后面的光辉。一首美妙的诗可以使人热泪盈眶,但这眼泪并非一种极度快乐的证据,而是表明一种发怒的忧郁,一种精神的追求,一种在不完美之中流徙的天性,它想立即在天上获得被展示出来的天堂」。「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这种本质就表现在热情之中,表现在对灵魂的占有之中。这种热情是完全独立于情感的,是一种心灵的迷醉;它同时也完全独立于真实,是理性的数据」。

  波德莱作为现代派诗人的代表人物,是以他的作品《恶之花》(Fleurs du mal, 1855)而著称于世的。这本书发表的时候,由于他公开的和大胆的藐视道德和传统文化,被戴上了「淫秽」和「妨害公共道德」的罪名。波德莱在他的《恶之花》一书的献词中说:「这些诗歌是他的病态精神所开出的最美的花朵,是他的最隐讳的心灵深处的不加掩饰的呼声」。在《恶之花》这本书中,有一首「腐烂的尸体」的诗,诗文如下:

  

    爱人,想想我们曾经见过的东西,

    在凉夏的美丽的早晨。

    在小路拐弯处,一具丑态的腐尸

    在铺石子的床上横陈,

    两腿翘得很高,像个淫荡的女子,

    冒着热腾腾的毒气,

    显出随随便便、恬不知耻的样子

    敞开充满恶臭的肚皮。

    ......

  

  波德莱所开创的,就是文化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并不是从文艺复兴和笛卡儿以来的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一般性代名词,而是其中的内在矛盾发展到一定尖锐程度、再也不能继续以同样型态发展下去的结果。也正因为这样,波德莱所开创的「现代性」,已经隐含了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西方文化的批判的精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波德莱开始的「现代性」是充满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过渡性文化。

  在波德莱的带动下,法国的一群文人,包括保罗.维尔连(Paul Verlaine, 1844-1896)、林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罗特列亚蒙(Comte de Lautreamont, 1846-1870)、莫雷亚(Jean Moréas, 1856-1910)、顾尔蒙(Remy de Gourmond, 1858-1915)、拉弗格(Jule Laforgu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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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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