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进联系群众方式的转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71 次 更新时间:2002-09-13 13:59:00

进入专题: 张英红  

张英红  

  

  [摘 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当前在联系群众上呈现出种种扭曲变形的现象,本文分析了脱离群众的原因,重点从制度创新的视角探讨密切联系群众方式的新途径,给人以崭新的思考。

  

  [关键词]群众路线 联系群众 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优势。最近,我们与有关部门采取听取汇报、开座谈会、走访、与农民促膝谈心、查阅资料、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对全市干部工作作风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深入的调查。从调查的情况来看,通过“三讲”、“三个代表”和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学习教育活动的开展及干部作风整顿,全市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明显的转变,表现在干部走村入户的多了,联系群众的多了,干群关系融洽的多了。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当前,在联系群众上,还普遍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倾向,干群之间仍然有一种相互隔离的无形之墙在阻隔着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就使我们深深感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我们党要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面前,联系群众关键是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联系群众方式的制度创新。

  

  一、联系群众扭曲变形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建党8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却面临着脱离群众的危险。当前在一些群众中流行的一句“防火防盗防干部”的顺口溜,虽然这并没有全面正确反映我们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现状,但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干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醒。从我们开展的广泛调查的情况来看,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在联系群众上呈现出种种背离宗旨的花样方式。

  

  1.作秀式。联系群众本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行为,它要求在潜移默化中达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可现在的一些领导干部把联系群众当作上面硬性压下来的一种指标任务来被动地执行和完成,为此他们不愿听到群众说自己不联系群众,更怕上级领导责备自己脱离群众,于是乎,为了标榜自己是亲民爱民的“好官”,就“装模作样”去下乡,认认真真走过场。有的领导干部心怕自己“联系群众”的“优秀事迹”不为上级领导所知,下乡时必带新闻记者,还唯恐记者报道力度不够,往往对报道材料亲自“润笔”审核把关。对那些热衷于政治作秀,追求“报刊上有名,电视里有影,广播里有声”的领导干部,群众说他们是“前呼后拥到农家,隔着玻璃看庄稼,穿着皮鞋搞劳动,报纸电视齐报道。”

  

  2.怀旧式。一些领导干部一讲起联系群众,就将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原封不动地搬出来,有的地方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一年要与农民群众“三同”多少天等等。毫无疑问,真正能做到与农民群众“三同”当然是一件好事,但现在搞的“三同”大都是走了样、离了谱,搞些花架子,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农民群众并不欢迎。有的领导干部往往是在“风头上”到农民家里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民对这些久违了的“稀客”、“贵客”可得罪不起,只好左邻右舍去借钱来买肉吃或借些鸡鸭来宰杀以招待这些“贵宾”,晚上睡觉时,农民往往把自己睡的床让出来,自家几个人挤在一架床上,或打地铺。对这些住惯了城镇的领导干部,农民内心巴不得他们快走。有的领导干部一说起与群众“同劳动”,就在电视镜头的照耀下,“西装革履挑挑土,装腔作势挥挥锄”,呈现出“干部搞劳动挖土,群众站旁边挖苦”的尴尬场面。

  

  3.代庖式。一些领导干部“代民作主”的思想观念浓厚,喜欢“越俎代庖”、高高在上代替群众作主,将自己的意志意愿随意地强加给群众,习惯于用简单的行政命令代替按市场经济规则办事,轻视农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性,忽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生产经营自主权。有的领导干部打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旗号,强行毁掉农民自己种的庄稼,统一要求村民群众种这个种那个,而又不承担任何市场风险。这种“逼民致富、逼死农民”者有之,“代民作主、不代民负责”者有之。饱受折磨之苦的农民总结出两个新凡是:“凡是干部叫种的,你千万别种;凡是干部说赚钱的,肯定赊本”。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搞“面子工程”,不顾当地实际,强行规定农民将田土的水沟一律开成与公路垂直,这虽使上级领导在参观检查时“赏心悦目”,但积渍的水却排不出去,导致产量下降或绝收,吃亏的还是农民,农民无不怨声载道。

  

  4.利用式。一些领导干部虽然十分清楚自己的仕途升迁取决于上级领导,但也深知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因为一旦自己背上“脱离群众”的恶名,恐怕也会使上级领导不悦而使自己的升迁意图成“竹篮打水”。俗话说,“做得好不如做得巧”,这些人最懂得借“联系群众”的幌子为自己的仕途铺路,比如说,每到换届选举、民主测评、党员民主评议、上级组织考察推荐等“关键”时刻,这些人绝对不会忘“抓住机遇”与群众套近乎,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利用群众来造福于自己的仕途罢了。熟悉这一套路的群众每当看到平时难得一见的常常板着脸孔的领导干部突然“礼贤下士”笑容可掬地与自己“热情”起来,心里就直咕噜:“不是到了换届选举就肯定是上面要搞检查了”。

  

  5.愚民式。实行愚民政策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传家宝”。时之今日,一些领导干部依然固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训,大搞行政神秘化,推行愚民政策。他们愚弄百姓心安理得,欺骗群众不知廉耻,弄虚作假不择手段,欺下瞒上怪招迭出。譬如,在统计数字上,盛行“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群众感慨说:“原来统计数字是从下往上统计,如今倒过来了,是自上而下统计。”一些乡镇领导干部只对群众完成“三提五统”任务感兴趣,而对群众的合理要求不问不理,或是表面承诺,内心并不当回事,一旦村民群众完成了“上交任务”,他们就溜之大吉,再也不会群众的面。有的乡镇领导干部对村民提出的村级财务清理等实际问题要么置若罔闻,要么派出经管人员胡弄一番了事。有的乡镇领导干部十分害怕群众“觉醒”,强行收缴和销毁村民群众手中的“减负文件”或刊载有“减负”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报刊杂志,并严厉追究那些传播党报党刊的所谓“刁民”,大有“焚书坑儒”的架势。

  

  在调查中,我们深深地感到,一些地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式的“联系群众”,已经适得其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些领导干部平时深居简出,不与群众往来,而一到收粮要钱时就去找群众,群众戏称他们是要粮要钱要命的“三要”干部;有的领导干部嫌贫爱富,下乡入村时专门挑选到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农户家里去,爱好傍大款攀富贵却不认穷亲戚。这些领导干部虽然也入村进户“联系群众”了,但始终与广大群众有很大的差距和很深的隔阂,呈现出浮在上面的“油水式”关系;有的领导干部虽然也经常跟群众“打交道”,但与群众没有真正的诚挚感情,不愿与群众同甘共苦,做不到与群众心灵相交,更无心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其内心多是追求形式、追求时髦、追求享受、追求高档消费等个人利益。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些领导干部与群众握手、问寒问暖的镜头,其实质不过是貌合神离的人造泡沫。至于一些领导干部背离党的宗旨、把手中的权力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与民争利,无情地盘剥、侵占、坑害群众利益,以权谋私,则已经是堕落成触犯法律的违法犯罪分子,应受到法律的严惩。

  

  以上种种表现,其实质都是脱离群众,它进一步助长了歪风邪气,挫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是我们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敌,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动摇党的执政基础。江泽民总书记经常告诫说,历史和现实都已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要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二、脱离群众的原因探析

  

  脱离群众有多方面的原因,择其要者,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宗旨观念和群众观念的淡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群众利益至上是我们每个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思想价值观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宗旨观念和群众观念十分淡薄,他们并不从心灵深处树立宗旨观和群众观,而是把宗旨观和群众观当作口号来充分运用和随机应付。一个比较普遍的严重现象是,人人都知道也都在高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等口号,可并不是人人都发自内心地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并自觉地付诸行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在调查中体会到,一是念念“口头禅”,只说不做。大家似乎都清楚,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不讲为人民服务、不讲群众观念是万万不行的,要想升迁,就必须高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但有不少人却仅仅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停留在会议上讲讲、口头上说说、文章中写写的“口头禅”而已,他们已经掌握了“只说不做,绝对没错”的真谛。二是说起容易做起难。随口说说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当然容易,但真正落实到行动中就难了。每个单位也好,每个个人也好,都有自身的切身利益,空喊一句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显然并不触及自身的利益,而一旦面对具体的情况,在群众利益和自身利益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这些人想到的就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顾群众的利益了。三是不做白不做,做了也白做。在一些人看来,宗旨观念和群众观念只是宏观上的一句口号,一种原则要求,在具体工作中,没有谁会因为贯彻不力而丢“乌纱帽”,对那些淡忘宗旨观和群众观的人并没有相应具体的惩诫措施,也就是说,只要口头上经常喊着为人民服务,即使没有付诸行动,谁也拿他没办法。

  

  二是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渗透。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些人的价值观念发现了巨大的转变,个人私欲恶性膨胀,物欲横流。这些人想问题、办事情,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对本部门、本单位和本人有利,有利的就想方设法去做,不利的就千方百计回避。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可以分为单位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两种,所谓单位功利主义,就是搞团团伙伙,维护本单位、本部门的局部利益,为达此目的,往往是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统一行动,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单位功利主义的危害十分严重,他们常常打着组织的旗号,为小团体谋利,具体表现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统一口径,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这些人在盘剥农民时,遇到农民声辩就动辄扣上“妨碍公务”的大帽子,随意捆人打人,甚至将其拘留判刑。所谓“妨碍公务”,实在是妨碍了他们单位和个人的利益。个人功利主义,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图享受,有利于个人升官的事就去做,有利于个人发财的事就去办,有利于个人享受的事就去干。对这些人来说,在功利主义思想观念指导下,所谓“联系群众”,只不过是一块为满足私欲的“遮羞布”。

  

  三是干部委派任命制度的缺陷。时代前进了,外部条件变化了,可我们的干部制度在许多方面仍然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制度机制的缺陷必然诱发干部的不良作风。目前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任命制是滋生干部脱离群众的内在驱动力。虽然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干部对上级党组织负责同对下级群众负责是一致的,也明确要求干部必须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结合起来,但在任命制的条件下,“对上负责”是制度的强制性规范,有组织任免的压力,是硬约束;而“对下负责”则为道义的抽象的要求,以良心和自律来维系,是软约束。在功利主义的驱动下,必然诱发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非理性动机,从而滋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不良作风。上级任命下级干部的任命制成为上级控制下级的有效手段,下级干部为了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和提拔重用,就必然竭尽全力“巴结”、“讨好”上级领导,“不是奴才不是才”、拍马屁、投上级所好、博取领导欢心就成为各级干部积极钻研的“必修课”,人类所普遍信仰的“人服从正义、真理和法律”就演变成“人服从人”,于是溜须拍马盛行,买官卖官屡禁不止。既然干部的升迁决定于上级领导而与群众无关,干部们自然不可能真正能把群众放在心上,即使迫不得已时而做些“联系群众”的“亲民”之事,也只不过是为了取悦上级领导而做的表面文章。对干部来说,绝大部分情况是下级干部对上级领导附首贴耳,而对群众则颐指气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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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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