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成:刘泽华先生动了谁的奶酪?——评人大国学院梁涛的国学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0 次 更新时间:2010-02-20 16: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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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成 (进入专栏)  

  

  对于传统文化,刘泽华先生提出了阴阳组合结构分析方法,同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是政治文化上的王权主义及其在其他文化领域的衍射罢了。遍观刘泽华先生的著作,在其分析过程中,多使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阐释自己对于历史文化的理解,这当然与刘泽华先生曾经接受过“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教育有关,更与其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政治现实有关。从根本上说,刘泽华先生的观点与鲁迅先生看遍中国二十四史,不过发现了“吃人”二字的深邃历史眼光异曲同工。在今天科学昌明,民主意识逐渐深入人心的新文化萌芽的历史阶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批判性认识更具有促进文化传承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刘泽华先生提出所谓质疑,不过是以一位老一辈政治思想家的身份来提醒热衷国学的新生代,要谨慎对待所谓国学罢了。但是,这样的提醒显然似乎是动了某些国学研究者的奶酪,不免引起某些人的质疑了。笔者也想就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先生。

  

  一

  

  先谈刘先生的著名的观点“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王权主义”以及其“阴阳组合结构”的分析方法。显然,阴阳组合结构不过是辩证法方法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概念的中而应用而已。按照矛盾律,所谓阴阳组合也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自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领域中,必然有一个方面居于支配地位,这个方面就是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显然,在封建专制的帝国时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君本和民本虽然共同存在,但是王权和专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君”的制约,这是事实,但是,即便是这种制约存在,也不过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是合理性意义上的。同时,由于文化的专制主义,使民本的属性必然打上君本的烙印,也就是民本不过是为君本所用的政治符号而已。“奉天承运”的政治概念的存在就是特征——君虽然要以民为本,但说到底,我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这才是传统文化的真相。梁涛先生显然是故意曲解刘泽华先生的“阴阳组合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存在的意义,而执着于所谓的“民本”变成了“君本”,并说什么,“一句话便把民本否定了,把民本讲成了君本。”历史地看,中国的“道”同样是可以按照阴阳组合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的。儒家讲“从道不从君”诚然是事实,但是,这个“道”在政治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早已经分裂成了“君统”和“道统”,“道”固然可以制约“君”的行为,但却不能否定“君”的合理性。只此一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道不过是为君所用的工具罢了。这也就是郭店竹简中有“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的原因,为了让他做个好的天命之君,当然要行批判之责了。梁涛先生读不懂传统文化,却来幼稚地质疑“刘泽华先生就是这样将历史的现实层面与文化的价值、理想层面混同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将后者化约到前者,甚至用来源不同的材料互相说明、论证。”讽刺地是,恰恰好像是梁涛先生不了解思想史的延续性和演变,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至于梁涛先生提到,刘泽华先生有一套国学,刘先生的国学便是王权主义,其方法是阴阳组合论,现在刘先生的国学观与社会上的提倡在宗旨上产生了矛盾,在方法上出现了分歧,于是他感到不满,要提出种种质疑了。按照刘先生的国学观,对国学的研究目的就是反封建,反专制,就是从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去发现王权的根源,也就是要通过“阴”的文化现象去发现“阳”的文化本质。这倒显得梁涛先生似乎读懂了一点国学的精髓。历史已经证明,我们所谓的国学——传统文化自龚自珍时代以来,已经多次遭到“武器的批判”,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哪次革命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呢?从德先生、赛先生的启蒙,到打倒孔家店,都已经证明了,在中国历史的现实中,人民——伟大的中国人民选择了对所谓国学的“批判”,而不是“到贴金”。刘泽华先生所做的,不过是在政治思想领域,使用“批判的武器”,再次提醒执着于国学的某些传统文化的人:对于国学,应以批判的态度,用批判的武器,来打破美丽的幻想,勇敢地承认落后与先进的差别这一残酷的现实罢了。正是因为所谓国学热(这恐怕也是梁涛先生想象出来的)要突显、提倡传统文化的所谓正面价值,才引起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一传统文化高潮的刘先生的高度警惕。不是吗?文化大革命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是“百家争鸣”吗?文化大革命提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踢开党委闹革命,不是以民文本吗?而那,不正是传统文化的最高级形式吗?

  

  二

  

  梁涛先生还对刘先生的质疑提出了质疑:“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尽管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些可能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今天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研究国学?国学的使命是什么?国学研究能否从正面去积极弘扬传统文化? ”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国学作为一门学问,是否存在?如果我们拿现代学科分类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梁涛对刘先生文化的时代性和阶段性根本就不成为一个问题。是的,我们的造纸术可以传承,其中有传统手工业技术,也有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这些都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儿进行研究、发掘。但是,显然,刘泽华先生讨论的不是这个层面的问题。刘泽华先生讨论的问题是:所谓国学,如果将之看成观念层面的东西,那就应该将之应该界定在历史研究的范畴。显而易见的是,指望2000年前或者200年前形成的观念,嫁接到今天飞速变化的现实中来,那是不现实的。同样,我们更不能无聊到把显然移植自西方的观念嫁接给所谓的“国学”。简而言之:如果把国学作为历史的观念,那只能停留在观念的历史中,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在国学的基础上繁殖出适应现代的观念。

  文化的传统确实具有连续性和超越性,但是,更为关键的显然是,文化也有落后性与先进性。我党提出,要代表“先进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连续性和超越性事实上是一对矛盾:连续性越强,超越性越不足。这也正是我党不断强调创新的原因。而超越性不足的文化,最终会逐渐转化为落后文化。我想请问梁涛先生:为什么,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的时间里,中国、印度、希腊、两河流域等地区几乎同时达到古代文明的一次高峰,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思想家,这即是所谓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的文化是在今天看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取得的,但她却“奠定了人类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而这些轴心文化国却一个个在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欧洲各国面前败下阵来?这就是因为,有了连续性,不代表就能超越,超越不足,必然落后。相反,可能过于强调文化的传承性,而造成了无法超越。超越从哪里来?显然,一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传统——所谓的国学,从而形成延续性,二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传统——这就是创新,从而形成超越性。创新不足,难道不是我们今天最可令人痛心的传统文化的弊端吗?“祖宗之法不可变”早就战胜了“祖宗不足法”,不是吗?不可否认的残酷事实是,“今”就是总胜于“昔”,停留在复古主义中无前途可言。而且从总体上判断,目前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停留在自我复制中也不会提高文化的竞争力。执着于所谓传统文化的先进方面,何如以批判的眼光,以开放的胸怀,来对待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呢?

  梁涛先生指出,刘先生强调对于传统文化要用“二分法”,“每个民族的精神都有积极面,同时也有消极面”,这当然不错。但问题是他的阴阳组合论恰恰是“一分法”,而不是“二分法”,是“只见王权,不见其他”,是把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都归于王权并予以否定,这种做法很难说是“二分法”。可以说,梁涛看到了刘泽华先生国学观的精髓,但却不理解先生的思想:特定的文化必有主导观念。而主导观念必然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才能判断其先进与否,或者积极消极与否。在秦建立帝国的时代,王权主义适应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积极的。对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性的判断可以延续到明清时代,但是,当乾隆发出,“我天朝上国,物产丰富,无所不有”的自大宣言的时候,它已经彻底落后于时代了。我们如果再在观念上执着于王权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那就是荒唐的。而如果我们放弃其核心价值体系,追逐其显然属于附属价值的文化概念体系,又显然是无聊的。传统的核心价值已经崩溃,那么所谓的优秀方面,又将依附于什么呢?所谓“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显然,要想用这些“毛”,我们只能通过用现代文化的概念和价值体系“倒贴金”的方式,把“毛”沾在外来的皮上,来证明传统文化的价值,那不是指鹿为马吗?不是文化上无谓的挣扎吗?

  梁涛抬出了 “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的大旗,似乎国学的使命与中华民族未来的命运密不可分。所谓的“国学”真的能承担起如此重任吗?恐怕不能。例如,民主、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满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在封建时代形成的核心价值体系难道不是风马牛吗?这还需要论证吗?在传统文化中,我们能找出什么所谓的正面的价值观呢?是“忠”君?是“仁义礼智信”?还是“礼义廉耻”?还是“仁者爱人”?这些概念看似与当代文化概念近似,实际相差何止亿万?这些文化概念的具体内涵,篇幅所限,不便展开。作为一种简单的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我们只需要找出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就能知道传统文化所张扬的政治文化符号的内涵。例如关羽,例如诸葛亮,例如曾国藩,再例如皖南遍地立了贞洁牌坊的寡妇们,这些一再为传统文化所张扬的人物,梁涛先生不知道要选择学做哪一位呢?做哪一位才能符合传统文化,又能为建设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添砖加瓦呢?更不要讲传统政治文化对自身文化概念的玩弄和扭曲了:例如张居正,例如魏忠贤,例如曹操——生前位极人臣,甚至死后也备极哀荣,但却在文化观念中非奸即佞。皇帝以及传统文化的积极建设者——传统知识分子向来是爱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你该怎么做才符合传统文化的要求?

  梁涛先生还有一个理想是:通过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同时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并加以融合、创造。诚然,即便是你主观上想把中国的传统彻底打碎,那也不可能。为此,天真的陈序经先生曾提出过全盘西化的主张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就是因为事实上不可能全盘西化(西化就代表着现代化——在当时的时代如此,在当代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为了现代化,才要全盘西化,为的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但是,且慢,所谓优秀与否,是国学研究者说了算的吗?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历史、人民才有这个选择权,而即便是你的研究结果是某些方面如何优秀,不过是要通过或者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力量予以弘扬,而这本身就是传统文化落后方面的典型表现方式,不是吗?而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老子两位圣人哪个不是述而不作呢?有哪一位是要当权者去推销他们的思想了呢?孔子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不过一“丧家犬”而已。为什么我们的国学研究者就那么热衷于什么对传统的客观分析呢?客观从哪里来?

  所谓“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客观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对传统负面内容的批判。我们只有首先了解了哪些是传统的积极面,哪些是消极面,然后才能去做正面的弘扬”的观点,说直白点,不过是试图“代生民立命”——替人民思考而已。梁涛先生所提倡、弘扬的所谓正面的价值观,包括“仁爱、和谐,民主、人权”这些概念,哪些是中国特有的呢?我看不出来。很简单,如果梁涛先生认为这些词只有汉语表达才准确,英文没有对译词,那才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可惜的是,我不能从梁涛所分析后找到的积极方面里发现任何一个词负载着这样的既具有传统中国特色,又具有现代内涵。

  历史的概念就要从历史中还原。历史的概念还要在历史的条件中还原。也就是说,国学,只适合作为历史学或者历史学的分支来开展研究。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自然就会传承下去。例如打麻将,例如喝酒,例如人情世故,例如书法绘画,例如围棋,例如收藏古玩。人民群众所不乐见的,研究者观赏去附加价值取向——特别是所谓要“推广普及”的价值取向,只是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现实和他人,不过是王权主义的变种而已,只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罢了。

  

  三

  

  梁涛先生还对刘泽华先生的观点做诛心之论,认为刘泽华先生的观点是由于其“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那个史无前例时代的封建专制主义大泛滥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他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做了独立思考,认为“文革”中的专制主义不仅仅是当时的创造,也是历史上封建主义的延续和复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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