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从比较政治学的逻辑看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7 次 更新时间:2010-01-12 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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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扬  

我认为我们现在讨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和及时的题目。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恢复已有二,三十年,是做个小结和对未来发展做个展望的时候了。本文试图通过讨论比较政治学的逻辑来看“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不是一个很恰当的命题,很可能会导致误解。我们大概从未听说中国数学家们讨论数学中国本土化问题,或中国物理学界讨论物理中国本土化问题。为什么?因为两个学科都属于科学的范畴,不牵扯因国家而异的问题。我同时也不太赞同用“中国政治学与世界接轨”这样的词语,因为它比较模糊,“世界” 指的是什么?我更倾向用“中国政治研究与科学接轨”这一说法。 这一说法的内涵是,在研究中国政治现象时,我们要在理论的框架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因果关系,最后再将研究成果上升到理论高度。不能就事论事,只是将政治现象作简单的描述和观察。总之,中国的政治学不能停留在国别研究或地区研究的层面,要上升到比较政治学的层面。

比较政治学的产生和发展

自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19世纪末诞生以来,政治学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在五十年代比较政治学在美国诞生之前,

美国已有比较政府这一专业了。早在1889年,美国政治学者,也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伍德威尔逊就说过,“我认为只有那些了解其它制度,政府及一般制度机构历史的人才能真正懂得我们自己的制度机构”[1]。在二战之前美国的比较政府这一专业,主要是比较美国政府与主要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政府, 因为它们的政府结较相近,有可比性[2]。比较的范畴主要是国家法定机构,如行政单位,立法机构,法院等。比较的方法也多为描述为主。三,四十年代有些美国学者对当时的苏联和纳粹德国作过比较,因为它们都是全权主义国家(totalitarianism)[3]。

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与二战后的冷战又很大关系。冷战导致了两个世界阵营的出现,即以美国为代表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它们争夺的对象是刚刚独立和即将独立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但刚刚走上世界舞台的美国对这些国家所知甚少。美国政治学者嗅到了研究的机会,开始注重和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研究得重点第一是了解这些国家和地区,第二想办法将它们引导到西方阵营这边来。这期间的代表著作包括,Gabriel Almond的《共产主义的诱惑》,Lucian Pye的《马来亚的游击共产主义:它的社会与政治意义》,Seymour Martin Lipset的《政治人》,和W.W. Rustow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论:一个非共产主义宣言》。值得提到的是,这段期间的有些学术成果对美国得外交政策起到了影响作用。如Seymour Martin Lipset提出的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即:经济越发展的国家,建立稳定民主制度的可能性越大。这一概念对肯尼迪政府的第三世界政策起了一定的影响。根据Lipset的理论,肯尼迪政府对拉丁美洲制定了“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 政策, 队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推出了“和平队”(Peace Corp) 计划。两个政策的内容都是要在经济和技术上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希望它们能和平进行民主变革。

在美国学者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时,也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这些国家的国家机构,文化,历史与美国和欧洲国家有很大差别,就好像将苹果与桔子相比(apples and oranges), 没有可比性。这时候比较政治学产生了。有几个著名的学者和他们的著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一个是David Easton的系统学理论[4]。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一个政治制度,不管它在哪里,它的运作就像一个有机的,新陈代谢的系统,需要有吸取,产出和反馈功能。吸取功能(input function)包括来自社会大众的支持 (support)和要求(demand),两者缺一不可。其中大众支持的概念,实际上是否定了以前西方学者认为在极权国家统治者没有任何群众支持的说法。David Easton认为,任何一个政治制度的生存都要有一定的大众支持,如果没有,那个制度一定没法生存下去。产出功能(output function)指的是政策的制定。反馈功能(feedback function)是对政策的评估的反馈。David Easton的系统理论被结构功能主义理论(structural-functionalism)所完善,增加了许多吸取功能和产出功能[5]。在吸取功能方面增加了包括利益诉求(interest articulation),利益集中(interest aggregation),政治文化传播(political socialization), 政治吸收(political recruitment),等。产出功能方面包括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 攫取(extraction), 和治理(regulation)。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一个国家,不管它是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不管它是经济先进国家或落后国家,不管它是西方国家或东方国家,所有这些功能都存在。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国家这些功能是由不同的结构或机构来执行的。这样一来,国家之间就有可比性了。自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出现后,大批美国大学政治系比较政治专业的研究生在六十年代前往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做田野调查,研究什么结构履行什么功能。

同时,在五,六十年代, 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behavioral revolution)也影响到了比较政治学专业。这一期间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学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52年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比较政治学的会议,会上创立了由Gabriel Almond 主持的“比较政治委员会”来促进比较政治学的科学发展。 这期间比较政治学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阿尔蒙德(Almond)和维巴 (Verba) 合著的《市民文化》[6]。这一著作第一次通过问卷方式,对五个不同国家的民众(每个国家一千人,共五千人),做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的量化比较研究。尽管这一研究不完善,后来遭到了很多批评。但这是一个突破性的研究,开了用大规模问卷方式进行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先河。在此之前,基本没有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更没有在不同国家,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政治学研究。现在这一研究方式已被很多比较政治学者所采用。

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美国政治学界的后行为主义革命也影响到了比较政治学专业。很多政治学者对行为主义的过度强调定量方法论和脱离现实的做法不满,希望在研究方法上要多元化,以及将政治学研究与外部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特别是六十年代美国的人权运动和越南战争,和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都对政治学界和政治学者有极大的震撼。这一期间,起源于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 (dependency theories)异军突起,进入了美国学术的主流。同时,政治经济学在美国政治学中大行其道。传统上,政治经济学在欧洲比较流行,而美国学者不太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因为美国的政治传统是政经分离。但中东的石油危机,以及二战以来的“布莱顿森林”金融体系的解体,都促使美国政治学者不得不对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进入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以来,民主化成了比较政治的主题,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强调方法论,合理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ies)应运而生。当然合理选择理论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大争议。

纵观过去六十年,比较政治学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比较政治学所取得的成绩包括以下方面[7]。第一,比较政治学的范围扩大了。以前研究的地区只是西方几个国家,研究得内容仅限于正式的国家机构。现在研究的地区包括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研究内容无所不及。而且现在比较政治学研究有很多是跨学科的,包括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第二,比较政治学变成了一个科学的学科。以前的研究只对描述感兴趣,而不讲理论和分析。现在比较政治学更注重理论和对因果关系的分析。而且,现在的比较政治学对推为广之(generalization)更感兴趣。第三,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了很大进步。可以说,一般政治学所用的方法,比较政治学里都可以找到。这包括个案研究(case study),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统计方法(statistical analysis) 或大N(large N) 的方法。尽管如此,比较政治学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多数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的对象只是一个国家;研究的方法多为个案研究,影响到研究结论的推广;比较政治学还没产生出很多自己的理论;等等。同其它一些学科(如美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相比,比较政治学在理论运用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而从地区上来看,在美国的比较政治学领域,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比较先进,研究方法比较科学,理论程度较高。而亚洲和非洲方面的研究又相对落后一些。

比较政治学的逻辑

尽管自从六十年大以来,比较政治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其它几个政治学专业(如美国政治,国际关系,方法论,公共管理)相比,比较政治专业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相对其它政治学专业,比较政治学者对比较政治学的定义就没有共识[8]。有些人认为,比较政治学就是研究本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如在美国,你如果研究任何美国之外的国家,你就是比较政治学者。这就造成了一个滑稽的现象。你如果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你是比较政治学者。但如果你在中国研究中国问题,你就不是比较政治学者了。如果这样理解比较政治学,那么比较政治学就只是国别或地区研究(country or area study)[9]。还有一些人认为比较政治不是一个实际研究领域,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10]。如果这样定义比较政治学的话,那么比较政治学应该是方法论领域的一部份,而不是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而且,比较政治学也不一定是研究其它国家,一个国家之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也属于比较政治学的范畴。

我不太同意上述两种对比较政治学的定义和解释。我对比较政治学的定义是,比较政治学是用科学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别和地区的政治现象进行系统的因果研究,最后的结论要再回到理论层面。简而言之,比较政治学的逻辑就是亚当·史瓦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亨利·亭(Henry Teune) 所说的,要用理论概念作为变量取代国家的名称和符号(replacing proper names),而时间和地点都应视为潜在的变量[11]。比较政治的原理或逻辑其实与政治学的原理或逻辑是一样的,都是研究和解释差异或不同(variance)。试想一下,如果世界上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没有任何差异,那么就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研究。正是因为有差异或区别,才需要解释这些差异和区别,这正是比较政治的逻辑。从这一角度看,所有政治学研究都是研究差异,所以政治学研究从根本上说都是比较政治。

举一个例子,前面讲到的阿尔蒙德(Almond)和维巴 (Verba) 合著的《市民文化》那本书,通过问卷调查他们发现墨西哥的市民文化程度要比美国市民文化程度低。一般人就满足这一发现,认为当然美国人的市民文化程度要比墨西哥人高,或者说美国人文或墨西哥人文化就是这样或那样。但如果你是一个好的比较政治学者,你就要问为什么美国人的市民文化程度要比墨西哥人高,这里的因果因素在哪里?通过交叉分析,阿尔蒙德和维巴发现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关键。也就是说,同等教育程度的美国人和与同等教育的墨西哥人的市民文化程度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结论不简单是美国人的市民文化程度要比墨西哥人高,而是教育程度高的人比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具有市民文化。当然,美国人普遍教育程度比墨西哥人高,所以美国人的市民文化程度高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个例子中,国名(美国和墨西哥)就被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取代了,将来如果有人研究其它国家的市民文化,他就可以直接用教育程度这一变量。换一个说法,如果X条件存在的话,Y就会发生。

再举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例子。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学说,现在在西方学术界还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说,就是因为它追求普世的理论解释,不因国家而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上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发生,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从来不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分。列宁和毛泽东为了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俄国和中国发生,我不认为他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只是在马克思原来的理论上加入了一些新的条件或变量。在他们加入了新的条件和变量后,俄国和中国的国名就可以拿掉了。

我们经常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这些言辞经常被当作解释的终点。但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不能停留用“国情”“文化”这样的字眼解释社会现象和人的政治行为,我们要解析(decomposing)“国情”“文化”背后的含义,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被解释的现象可以不同,但我们所追求的理论解释应具有普世的价值。比较政治学要做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将一个国家的政治现象与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现象结合起来观察,得出一个结论。理论概念的层次有从低到高之分。比较过程中,理论的层次要从低到高。前面讲过,有些人认为国与国比较就像将苹果与桔子相比,它们之间有形状和颜色的区别,因此无可比性。但如果我们将比较的概念层次上升到水果的层面,它们就有可比性了。又比如,美国人如果对政府有怨,他们经常通过找本地的众议员或参议员来申诉。而在中国,如果老白姓对政府有怨要申,他们经常用上访的形式,虽然方式很不同,但两种行为都属于政治参与的范畴。

比较政治学的逻辑与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

下面我讲以一下比较政治学的逻辑与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关系。我在开场白中已经讲过,我不喜欢用“政治学中国本土化”这样的讲法,因为这种讲法不科学。根据比较政治学的逻辑,我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途在于将中国的字眼去掉,将中国政治研究与科学接轨,与政治学理论接轨。我这里要特别讲一下地区/国别研究与比较政治学的关系。在西方这两者经常被对立起来,即:地区/国别研究不如比较政治研究科学,因为地区/国别研究过重强调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特殊性,而比较政治学研究普遍的规律[12]。应该说,传统的地区/国别研究确实过分强调各个地区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其实,我不否认每个国家和地区有它貌似的独特性,但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所谓的独特性。我们是把这些独特性都看成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独一无二的,还是将它们看成是变量而具有普遍性,只是国家或地区有度的区别。前者是传统的非科学的地区/国别研究,而后者是科学的比较政治学。这里要提一下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即:有没有一个独特的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如果有一个独特的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性,那么这个独特的中国文化或民族性又是什么?都说讲面子是中国的独特文化。但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发现美国人其实也很讲面子。“面子”一词在英文中最贴切的翻译是“respect”。中国人说“你不给我面子”,在英文中是“you have no respect for me”。其实“面子”也是个度的问题。都说美国的一个文化文化特点是遵纪守法,而中国人这方面很欠缺。但我注意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到美国后都很遵纪守法。我们可以说这些去美国中国人这么快就失去了他们的民族性?美国学者Steve Chan曾经根据《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 比较中国和西方国家。结果,他发现中国人在对独立思考的追求,对民主的追求,和政治宽容度方面不比美国或加拿大差[13]。而且,如果一个人说某某文化是独特的,我怀疑他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他研究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了吗?文化可以不同或不一样,但不同和不一样不能与独特画上等号。文化的不同指的是文化中的某种元素在一个国家/地区多一些,少一些,或分布不一样,而不是没有或只有这一地区/国家才有[14]。

关于中国的独特性,如果看一下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历史,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海外中国研究最早叫汉学(Sinology),美国最有名的汉学家是费正清(John Fairbank)。传统汉学研究的角度是历史和文化,是典型的国别研究。五十年代以前的传统汉学家,一般都没有受过社会科学训练,他们研究中国的生涯往往是从中国文化的神秘感开始的。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们很容易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国家[15]。在汉学家当中有一句话,中国就是中国就是中国(China is China is China)[16]。换句话说,中国是一个与众不同,例外的国家,所以要区别对待。这样研究的结果就不是追求一个普遍的理论解释。

从六十年代开始,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起了一些变化。一九五九年,美国学术协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成立了“当代中国联合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开始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行研究。但当时研究的条件有限。如许多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开始用可找到的中文资料研究新中国政府机构。由于中国大陆没有开放,这些美国学者只能依靠中国官方的宣传材料,所以造成研究结论的偏差[17]。也有些学者靠访谈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民众来了解中国发生的情况。最近二十几年来,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现在最起码在美国的中国政治学者多数都有社会科学的训练背景,是比较政治学出身,能用科学的方法,与政治学理论相联系做中国政治研究。海外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到中国来做田野调查,蹲点调查已蔚然成风。有些学者也已经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中国公民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他们从研究中国政治的硬件(即中国的政治制度)到研究中国政治的软件(如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国家于社会的关系,政治参与他们)[18]。有些人的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美国主流的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刊物上,如: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World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和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这反映出美国的中国政治学研究正从国别/地区政治走向比较政治学,走向科学。

政治学在中国应如何发展?在谈到政治学“本土化”问题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要有中国的政治学”,“我们中国要有话语权”,“中国政治学要有自己的理论”,“中国要有中国的说法”,等等。我觉得这些说法背后的思维模式不正确,不利于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就像我前面讲过,我们从没听说过“我们要有中国的物理学”,“化学要有中国自己的理论”,等。也就是说,学说不能以国家为单位或当定冠词。如果我们还把政治学当成社会科学来研究,我们就因该尽量将“中国”这一字眼去掉,以带有理论性的概念代替。在完善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要切忌民族主义情绪或“联合国代表”现象。“联合国代表”现象就是每个国家都要有一个代表,有一个声音。我并不反对我们中国学者提出独特的见解,事实上,只要对某种政治现象的解释有帮助,所有学者的独特见解都应得到鼓励。我很希望我们中国的学者能把好的有独特理论和概念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的主流政治学期刊,引起共鸣,产生影响。这不是不能做到。前面提到,六十年代,拉美的依附主义理论就成功地打入了西方的社会科学领域,成为政治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和学说。依附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修正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加入了现代化进程中外部因素这一变量。比如“关系”这个概念,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独特的一个现象。其实这一现象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但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中国人的关系网要比美国人的大两倍[19]。既然“关系”在中国是一个突出的现象,那我们中国学者就应该侧重研究这一现象,将各种关系分门别类,看关系产生的条件有多少,关系的作用根据什么条件有大有小,建立一个“关系学”。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也是中国政治学者对政治学理论的贡献。

再有,我也建议我们的学者不应该忌讳借鉴在西方已经成熟的政治学理论与概念, 毕竟政治学在西方已有一百年发展的历史。中国的许多政治现象都曾经在西方发生过,西方学者也已经发明了相关的理论和概念。例如,我们在研究中国“压力型”行政体制时就发现,中国上级政府经常通过用定硬指标(一般是数字)的手段对下面政府施压,完成政策任务。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比如对地方政府下达经济增长的百分比的指令。这往往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地方政府用政府行为进行大量无效投资,以拉动GNP的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方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一定能提高。另外一个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如果地方官员不能达到上级规定的经济发展硬指标,他们很可能编造假数据,这也没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上级政府或官员对下定硬指标的做法在美国也很普遍,叫benchmarking,也会产生负作用,他们叫perverse impact。 举一个例子。某市政府要加强社会治安,要求该市警察局破案率要达到百分之九十。当然,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警察们很可能用刑事逼供的方式,逼犯罪嫌疑人招供。本来警察是保护人民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机关成了迫害人民的工具。我要说的是,如果西方有现成的理论来解释某一种政治现象,我们就不比再重新造车(reinventing wheel)。

中国是一个大国,又处于重大社会变革当中,有许多社会现象可以好好研究,应该是社会科学家的一个理想试验室。政治学在中国有很大发展空间。美国每年政治学年会有六到七千人参加,这还是美国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一小部分。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可以想象中国政治学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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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英文版发表在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4, No. 4 (2009). 我感谢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的编辑允许我在此发表修订后的中文版。

[1] 见Sigmund Neumann, “Comparative Politics: A Half-Century Appraisal”, in Louis J. Cantori and Andrew H. Ziegler, Jr.,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the Post-Behavioral Era (Boulder, CO: Lynn Rienner Publishers, 1988), p. 5.

[2] Howard J. Wiarda, “Comparative Politics: Past and Present,” in Howard J. Wiarda, ed.,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5), pp. 3-25.

[3] See, for example,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6).

[4] David Easton,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1965).

[5] See Gabriel A. Almond, “Introduction: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Gabriel A. Almond and James S. Coleman, eds.,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3-64.

[6]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7] See Howard J. Wiarda, “Comparative Politics: Past and Present,” pp. 3-25.

[8] See Howard J. Wiarda, “Comparative Politics: Past and Present,” pp. 3-25.

[9] Arend Lijphart,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he Comparable-Cases Strategy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8, No. 2 (July 1975), pp. 158-177; and Lee Sigelman and George C. Gadbois, “Contemporary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Inventory and Assessmen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16, No. 3 (October 1983), pp. 275-305.

[10] Robert Bates, “The Futur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No. 2 (Fall 1998), p. 2.

[11] 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 1970), p. 25.

[12] 见Robert H. Bates,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in Bernard E. Brown, ed., Comparative Politics: Notes and Readings (New York: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2000), pp. 28-32.

[13] 见Steve Chan, “Chines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Values in Comparative Context: Cautionary Remarks on Cultural Attribu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3, No. 3 (2008), pp. 225-248.

[14]见Andrew Nathan, “Is Chinese Culture Distinctiv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2, No. 4 (November 1993), pp. 931-934.

[15] See Yang Zhong and Tao Wu, “The ‘China Problem’ in the Eyes of the China Watchers,”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 6 (Summer 1994), pp. 61-64.

[16] Michael Oksenberg, A Bibliography of Secondary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York: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 p. iv.

[17] 见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avid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M. E. Sharpe, 1993), p. 19.

[18] 见Nina P. Halpern, “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in in David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M. E. Sharpe, 1993), pp. 126-131.

[19] 见Andrew Nathan, “Is Chinese Culture Distinctiv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2, No. 4 (November 1993), p. 929.

作者为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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