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民政 姜崇辉:政党发展危机的表现及其启示——以世界五大政党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2 次 更新时间:2009-12-20 00:35

进入专题: 政党治理  

高民政   姜崇辉  

摘要:自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苏联共产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日本自民党、中国国民党等大党相继丧失垄断多年的执政地位,预示着传统政党发展陷入了严重危机。五大政党衰落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如果对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兴起的现实漠然视之、回应不足,传统的治党方略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那么,政党发展的危机便不可避免。

关键词 大党/政党治理/方略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在超大国家多党合作体制中一党执政的超大政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世界范围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不仅需要更新治国理念,而且特别需要探索现代治党方略。世界大党发展的经验值得中共借鉴,但其衰落的教训更应引起中共的警觉。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认真分析五大政党发展危机的表现及其背景,对于中国共产党探索治国治党之策、避免重蹈覆辙意义重大。

一、五大政党执政地位的丧失是政党发展危机充分表露的必然结果

从五大政党衰落的轨迹可以发现,政党发展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党合法性流失。所谓合法性(legitimacy),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与状态。它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的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东西,并不必然具有合法性。只有那些被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内心所体认的权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学中所说的合法性。取得和增大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尽可能增加公民的共识和政治认同感。(注: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9页。)对于政党而言,也同样存在着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政党合法性是一个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层依据。笔者认为,政党合法性既包括党外的合法性,也包括党内的合法性。党外的合法性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国内合法性与国外合法性。党内合法性主要是指普通党员对所加入政党的认可和忠诚以及对政党领袖的拥护和爱戴;党外合法性则着重体现在国内人民及社会团体和国外政治势力对该政党的体认。苏共、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日本自民党以及中国国民党的兴盛壮大,根本性的原因在于这些政党或是在推翻专制统治过程中,或是在领导民族独立战争中,或是在定期选举更换领袖实现国家政治稳定方面(注:亨廷顿认为,民主选举可以提高和更新政权的合法性。在墨西哥,总统不能自我连任的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两方面。第一,它鼓励了威权体制内的关键人物有希望下一次他们能够有机会获得最高职位或高级官职,因此降低了他们想走对抗路线或企图推翻现行领导集团的动机。其次,在最高领导职位上的定期接班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导致政策上的变化。因此,革命制度党的合法性由于其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袖的定期变更而得到提高。参见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57-58页。),或是在领导国内人民发展民族经济上,积攒了深厚的政党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其曾经发展成为国内外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的大党的动力之源。然而,合法性的获得不是一劳永逸的,“许多政权的合法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在多数情况下,支持该政权的联合力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化”。(注: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第57-58页。)这在印度、墨西哥、日本、国民党时期的中国这样多党存在的国家体现得十分突出,即使是在一党制的苏联,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透视几个大党衰落的轨迹,可以看出,政党合法性流失、消散,一方面是由于政党自身治理危机。这既包括政党治理松懈导致自身腐败,遭致人民的离弃(注: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苏共内部腐败特权阶层的滋生;国大党、革命制度党、自民党执政期间腐败事件的不断暴露;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国统区”和台湾疯狂掠夺的“刮民党”形象。);也包括因政党治理弊端所衍生的过度集权和专制对党内民主的压制甚至扼杀,如苏共领导体制的高度集权所导致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以及领袖终身制;国大党在英·甘地时期实施的“紧急状态”;自民党对基层民主的忽视;蒋氏父子时期国民党对普通党员和广大人民的独断专行。另一方面,政党执政危机也是政党丧失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如国大党对土地改革的废止。国大党在独立后立即进行了土地改革,这使得“土地所有者和自耕农所扮演的角色更像革命后的法国农民,而不是像革命后的俄国或中国农民,从而造成了一个由在现存制度下具有既得利益的私有者所组成的广泛基础,而不是一个为迅速推动工业化而被搜刮的对象。”(注: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346页。)但不久国大党的土改步伐就放慢了。“在整个1950年代,除了北方邦之外,没有哪个邦颁布过有效的土地改革立法。在已颁布的那些法律当中常常又充满了大量漏洞,致使农民很难确保自己的权利,而地主却能轻易地逃避其义务”。(注: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361页。)这便引起了广大村社无地农民的不满,对国大党的支持也就与日俱减,而对主张土地革命的印度共产党逐渐寄予厚望。

(二)政党权威动摇。政党奋斗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党权威的树立。无论是革命党欲夺取革命胜利,还是多党体制下竞争型政党要摘揽国家政权的桂冠,强有力的政党权威是其实现目标的基本保证;对于执政党而言,“政党权威是政党执政的无形政治资本”。(注:林尚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81页。)笔者认为,广义的政党权威应该既包括政党外权威——对政党活动有重大影响或者政党赖以存在并处于政党组织之外的各种势力与组织——诸如强大财团、种姓家族以及其他各种压力集团,又包括政党内权威——政党领袖权威和政党组织权威。对于政党而言,不同的权威类型对其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政党产生之初,其权威一般体现在政党外权威或是政党领袖个人身上。一般说来,政党诞生不久,党势尚未雄厚,缺乏自主性和适应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外权威对政党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扶持和辅助作用,容易使党扩大影响,迅速取得成功,然而从长远来看,政党外权威则有可能会严重弱化政党自主能力。诸如日本自民党,在战后初期国内政党林立的情况下,正是由于得到日本财界的全力支持,才得以问鼎政权,并使以“一党居优”为显著特征的“五五体制”延续三十八年,创造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纪录。然而,自民党的权威长期旁落于财界,并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财界意志,以至于极大地损害了自民党执政的自主性,典型的例子就是自民党执政初期的两个内阁都是因财阀撤回赞助和支持而解散。对于印度国大党和中国国民党而言,其政党权威都长时期地停留在家族或种姓上——无可否认,尼赫鲁家族的兴旺给国大党的兴盛带来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国民党也正是依仗四大家族的大力支持,从而在中国大陆维持了二十多年的统治。毕竟,一个大党的发展维系于家族、种姓的兴盛程度是不正常的,也是不久远的。个人领袖的独特魅力是政党吸引大众的耀眼光环。潘尼比安科认为,任何政党的草创时期,在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中,或多或少地都有克里斯玛的存在,这甚至成为领导者合法权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一些特殊环境中,甚至可以说,无此则无新生政党的生存。“它的服从者对某个领袖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这个领袖被认为是具有非凡的、有时甚至是魔幻般的才能,并相信他能创造奇迹。这类领袖常出现于社会危机时期,因为当其他原则,如合法的传统的或理性—法制的原则遭到破坏时,他们便成为把人们团结在统治关系之中的凝聚力”。(注:(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8-79页。)但相对于世袭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而言(注:马克斯·韦伯把权威分为三种:个人魅力型权威、世袭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个人领袖权威是不长久的,正如美国学者安东尼·奥罗姆所说,“依靠超凡的魅力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的和最易发生变化的”。(注:(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8-79页。)政党如果完全依赖克里斯玛型的领袖而生存,则当个别领袖人物凋零之后,政党的发展也将停滞,甚至陷于解体。因此,政党在发展中能否将其创建者个人的克里斯玛型权威成功地转化为政党自身的组织权威,显然成为政党组织结构发展的关键课题。(注:参见Angelo Pancbianc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52-53.)一个政党要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实现由政党个人权威向政党组织权威的转变,从而使党员由对领袖个人效忠转为对政党组织本身的效忠。“衡量一个政党的制度化力量,首先就看它能否闯过其缔造者或首先使它登上权力宝座的魅力领袖离开之后这一难关”。(注: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78页。)前期的国大党顺利地实现了领导权从班涅季、贝桑特列戈卡莱和提拉克,继而再到甘地和尼赫鲁的交接,从而显示出它的适应力。同样,民族革命党的领导从卡列斯向卡特纳斯的转换使它走上了制度化的成功道路,后来该党干脆易名为革命制度党。(注: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78页。)然而,改组后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权威是人民部、工人部、农民部等各自的职团,党员忠于各自所在的职团部门胜于忠诚党的本身。一旦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职团主义受到严重挑战甚至陷于崩溃的处境时,制度党的权威寄托便失去了职团这个中介桥梁,从而政党的权威也就大为削弱。苏共的权威则长期聚焦在党的总书记个人身上,政党权威萎缩,领袖个人的权威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政党本身的权威。

(三)政党无组织力量生长。在社会学中,“无组织力量”是指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起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结构的那种力量。无组织力量增长具有不可逆性和增长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繁殖性。(注:所谓可逆性,就是指无组织力量的增长是不可能在这个系统内部由调节机器自身加以遏制的。虽然任何一架调节机器对它的调节对象是有效的,但对自身的朽坏无能为力。所谓自繁殖性,是指无组织力量的增长,犹如细菌繁殖,当其数量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后,就会越繁殖越快,具有恶性加速的机制(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8-79页)。)社会无组织力量增长不可抗拒是社会调节的积累效应和调节器盲区扩大的结果。(注:所谓调节积累效应,是指任何调节机制都很复杂,它在执行调节功能时都必然给系统带来一些附加性变化,对系统产生微小的干扰。这种干扰是系统调节自身所带来的,因此,不可能被这种调节所克服,在调节过程中干扰就会积累起来,慢慢破坏系统的适应性。社会调节主要靠制度和政策,而任何制度和政策都会带来复杂的影响。人们在考虑制度和政策时,只能从它们最主要的效果着眼,而对于它们在一定时期不那么明显的副作用和不良影响,则不可能过多顾及。只要副作用看来不大,就是可行的。但长此以往,这种不良影响就会积累起来;任何调节机制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总有控制不到的盲区。随着调节的长期使用,这一盲区就会从小到大,不断扩张,最后失去控制。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第293-294页。)它是社会稳定结构瓦解的内部动因。(注: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第296页。)这种分析方法对我们探讨政党治理与治理过程中的衰落无疑具有很大的启示。众所周知,政党是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相对于一般组织而言,政党组织形态较为健全、组织结构较为完善、组织成员较为固定。政党的组织本身对于政党发挥各种功能起着保证性作用。“政党组织是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其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政党通过自己的组织使政党能在政治生活中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统一行动,影响政治过程。如果是执政党,其影响将更为直接”。(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2页。)然而,政党虽然是一种特殊的组织,但它作为组织,当然也就存在一般组织发展的特点,其兴衰也同样能从一般的社会组织的兴衰中寻找到共性规律——政党组织的无组织力量增长是政党瓦解的内部动因。苏共、国大党、革命制度党等大党的衰落即是如此。在成为执政党之前以及刚把持国家政权之初,这些政党都或致力于推翻本国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稳定本国动荡形势,或致力于战乱、动乱、独立之后的社会恢复工作,调整政策、休养生息、改善民生;与此同时,在政党治理方面也是比较励精图治。一方面在尽力扩大政党的动员力和政党的组织规模,另一方面比较注重党员管理、党员民主性的发挥,竭力防止政党分裂。随着执政地位的稳固,执政和自身治理方面的松懈之心渐渐滋生,许多因长期执政积累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国大党、革命制度党、自民党是选举型的资产阶级议会政党,组织形态比较松散,其党员规模呈现泡沫式的起起落落。这种党员数量的多、组织规模的大是不稳定的,带有一定的“虚拟”性,因此,在这一类型的政党组织中,其无组织力量格外容易增生。而对于意识形态鲜明的政党,诸如苏共,其组织形态虽然比较严密,但大都是一党执政,缺少竞争和监督,这样就极为容易形成一党专政,并在政党控制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过程中,党的权力膨胀,容易产生意识形态上的麻痹、淡化以及政党功能与竞争能力的退减,这些都可能为政党无组织力量增生创造条件。“一种制度可以因具有现代组织结构而大大增加它的效率”。(注:(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95页。)同样,一种制度也完全可能因为其组织结构的解体或失效而导致这种制度的功能丧失殆尽。无组织力量的增生腐蚀政党的机体,破坏政党的整体内聚力,削减党的声势和实力——明显的现象就是派别林立,政党分裂,这种情形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上述几个政党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在研究苏东共产党失败原因时就曾指出,党自身的分裂和解体是苏东国家共产党失去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党内的分裂与解体原因主要两个:一是党的组织派别化,如前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二是接受和平演变,走多党制的道路。前者从内部分裂共产党,后者从外部分裂共产党。(注:林尚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第15页。)

(四)政党治理效果递减。金观涛、刘青峰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变法效果的变化时曾提出“变法效果递减律”一说。(注:该作者认为,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以及永贞改革,极为典型地反映出变法效果和成功的概率随着无组织力量增长和社会结构的老化而递减的现象。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变法均符合这一规律,并把这一规律性现象,称为变法效果递减律。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第103页。)笔者认为,对于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而言,也同样存在着治理效果递减现象,这种递减表现为政党自身治理效果递减和政党执政效果递减两方面。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政党是民主政治运转的齿轮”。(注: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译者后记:以社会制约权力),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7页。)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和核心内容,它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社会化、政治民主化、政治参与扩大化的进程,激发了民众的参政意识和民主要求;而整个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加速了国内阶级阶层的分化和增生——这些政治、经济上的显著变化反过来又对政党的自身治理与治国能力提出严峻挑战;此外,政党无组织力量的生长、政党组织结构的老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僵化也都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治党与治国的有效性,使其治理效果日趋递减。国内有学者指出,“在政党政治的现实当中,任何一个政党在参与政治、影响甚至控制社会和政府的过程中,其能力都有一个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减的过程,这可以称之为政治惰性”。(注:赵晓呼:《政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2页。)这种“政治惰性”即是指政党治国理政方面的效果递减。同样,政党自身治理也存在这样的惰性。以苏共为例,在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其政党自身治理失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党内腐败特权阶层滋生。外国学者在比较美国与苏联两种政治制度都存在深刻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时曾指出,在美国,特权阶层主要来自工业领域和联邦政府;而在苏联,为实现共产党的目标而承担的任务的结果,已出现了享有特别利益和财富的个人,因为这些人以实现共产党的目标为名义占据了特殊的地位。(注:布热津斯基、亨廷顿:《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引自(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0-241页。)事实亦是如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苏共各层领导在享受各种特供商店、特供餐厅、特殊医院、免费别墅等特殊待遇的同时,便逐渐向官僚阶层演变,为社会主义政党自身的蜕化、变质培育了灾难性的土壤。二是基层党组织瘫痪。基层组织是组成政党的细胞。列宁曾领导全国162个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取得了十月革命起义的胜利。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各地基层党组织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做好基层群众的宣传、动员和鼓动工作,支援前线、搞好生产、稳定后方,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即使在和平建设时期,苏共基层党组织也孕育出了无数斯达汉诺夫式的劳动英雄。正是依靠苏共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依靠一种忘我的革命热情,苏联人民创造了世人罕见的“工业奇迹”。(注:黎虹:《关于原苏共基层党组织失信于民的探析》,载于《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4期。)但是,进入八十年代,苏共“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的泛滥,击溃了维系自身存在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苏共基层党组织开始越来越脱离中央,远离群众,思想分化,组织涣散,“劳动集体的政治核心”的作用丧失殆尽,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的状态。其他几个大党也同样未能超越治理效果递减的规律性陷阱。政党组织动荡,党内派别增生乃至分化,直接削弱了原本盛大的党势;更有甚者,如革命制度党、自民党和国民党,党内分裂出去的势力又组成新的政党(注:如制度党左派分裂出去,组成民主革命党;自民党在落选前发生三次大的组织分裂,分裂出去的势力分别组成“日本新党”、“新生党”,“先驱新党”;国民党早期,党内左派分裂出去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有党内势力分裂,相继组成“新党”,“亲民党”。),并成为本党的反对党,在促使这些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政党制度化变异。“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注: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2页。)亨廷顿指出,衡量政党制度化程度的测度指标有四个,即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结性。(注:适应性是指环境挑战与时间考验的函数,遇到的环境挑战越多,经历的时间考验越久,则组织的适应性就越强。复杂性是指组织的次级单位在层级与功能上的繁化与分化。自主性是指政治组织及其程序安排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或行为方式以外的程度。凝结性是指在组织内部必须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这是组织制度化的关键条件。转引自张小劲:《关于比较政党研究基本路径的历史考察及其思考》,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1期。)政党制度化是衡量政党成熟与否以及政党自身治理能力与执政能力强弱的标尺。正如政党组织无法避免无组织力量的增生一样,政党制度化的体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于非制度化。以苏共为例,苏共在革命时期的恶劣环境下形成的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在它成为执政党之后,一直被沿用下来。诚然,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对于处于体制外并经常遭受反动统治镇压的苏共统一思想、集中力量、赢得革命胜利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然而,在长期的执政生涯中,苏共这种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逐渐异化为个人集权体制。一方面,高度集权的一党统治延伸达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窒息了社会的活力,同时也酝酿了反抗的爆发力。如同迪韦尔热所说,“尖子人物”(注:帕累托曾提出“尖子人物”的概念——指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个方面或某项活动中表现出杰出能力的人所组成的整体,而“执政的尖子人物”则是“尖子人物”中的一种特殊角色。(参见V·帕累托:《社会学概论》,1919年,第1296页。))的个人流动是保持社会平衡的一个基本因素。“一旦流动缓慢,就会造成掌权阶级中大量增加蜕化分子,同时也使下层中的优秀分子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平衡就变得不稳定了;稍有冲击……就会摧毁这种平衡,一次征服或一次革命会打乱一切,使一批新的尖子人物执掌政权并建立新的平衡。”(注:(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另一方面,个人高度集权还必然抑制党内民主,使党内保持一个声音,一个思想,一个领袖。苏共是苏联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然而,长期存在的党内个人集权使“党作为一个创新的机构,随着年龄增长已失去它的创新热情。它日益成为专替制度和它本身作意识形态辩护以及监督政府和工业的人事安排的一个机构”(注:(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50页。)。另外,这些大党长期执政,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源具有先占性的优势,因此而普遍出现“政党官僚化”和“官僚政党化”的现象,前者产生的原因部分是长期执政使政党的革命、动员能力弱化而社会公共管理事务增加所致,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员们试图通过占据官僚职位以获取庇护资源。后者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政党为了更好地控制官僚机构而试图将整个官僚阶层或尽可能多的官僚精英纳入党内,以党的纪律施加约束。然而,这种“党政合一”在有限地促进党政关系协调的同时,却带来了一系列无法估量的负面效应——一方面,政党官僚化容易导致整个党陷入繁琐的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当中,从而导致党务荒废、党纪松弛、弱化党的利益凝聚与表达以及社会动员等功能,也容易诱发党的各级干部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过程中而争权夺利、互相倾轧,造成党内派别林立、党见深重。另一方面,大量官僚进入政党,在接受政党纪律有限约束的同时,更多的是把官僚的松散习气带入党内并逐渐蔓延,无形地消解着政党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同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的官僚(加入政党后的官僚)腐败事件在影响政党执政效果的同时更大大损害了政党形象,使政党在本国人民和广大党员心目中的威信迅速滑落。由此可见,无论是“政党官僚化”还是“官僚政党化”,都是“政党制度化变异”的体现,这种变异严重妨碍、影响甚至削弱了政党制度化功能的发挥。

二、对全球化浪潮的涌动和公民社会兴起的回应滞后预示着传统大党治理方略的失效与转型

如果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探寻五大政党衰落的深层原因,考察政党发展危机的背景,就不难发现它与全球化、公民社会的兴起之间的某种深刻联系。

(一)全球化浪潮的涌动和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政党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随着以信息化、网络化、市场化为显著标志的全球化的浪潮迅猛波及世界各个角落,极大地激发和强化了民族国家中广大民众的民主要求、自由观念、权利意识、法制观念、公正与平等思想等等,迅速地促进了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的兴起以及体制外政党的增生,推动和加速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化、政治民主化、政治多元化的进程,并对传统的治党方略提出了严峻挑战,而后者恰恰对此表现出明显的回应迟缓或滞后。在苏联,“由于苏共所推行的改革,民主化了的各种机构的力量也日益增长”(注:(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1页。)。自1988年起,各种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正式组织”纷纷建立,诸如“民主联盟”、“无政府工团主义联盟”、“民主俄罗斯运动”等等,甚至还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苏联民主组织跨地区协会”。据估计,这样的组织1989年已有6万多个,1990年8月增至9万个。(注:参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92-693页。)在墨西哥,1988年革命制度党在指导思想上以“社会自由主义”取代以“革命民族主义”,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逐渐撤消了对农民的保护,使其利益实现失去了依靠,大量农民脱离农民部。独立的农民组织,如农民独立联盟、联合会联盟等日益多起来。在日本,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自民党政治腐败事件的日益频繁以及泡沫经济破灭、军国主义抬头与经济、政治方面执政方略的严重失误,引发广大民众对政府和执政党是否代表公共利益、能否实现公共利益的深刻怀疑和严重失望。与此同时,人们把实现公共利益的希望一定程度上转向对非营利组织的寄托,而非营利组织在赈灾济困的社会事务中又往往比政府部门表现出更高的效率、更大的热忱和更强的责任心。(注:详见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3-205页。)在1991年以前的台湾,国民党一直实施戒严法,政府对民间组织控制很严。工会基本是官方的工会,各类商会组织也受政府支配,其负责人往往都是国民党党部委派的。随着80年代后期政府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形形色色的民间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注:参见Hsin-Huang Michael Hsiao,The Growing Asia Pacific Concern among Taiwan\'s NGOs,in Tadashi Yamamoto,ed.,Emerging Civil Society in the Asia Pacific Community:Nongovernmental Under pinnings of the Emerging Asia Pacific Regional Gommunity.Tokyo: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1995,pp.239-244.)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主和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潮流,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在推动这两大世界潮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强大的、活跃的、参与式的公民社会将使国家更加负责地行动并对公民的需要更快地作出反应,因此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已经成为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注: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页。)公民社会的兴起,一方面加速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参与扩大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对政党功能尤其是执政党的功能提出了严峻挑战,致使政党的某些传统功能弱化甚至遭到取代。在印度,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党日渐不考虑社会集团、部落团体、其他落后的等级集团以及穷人和无土地的团体等重要部分,因为它们是无组织的,而工会则没能渗透到非正式的经济部门。(注:H.Sethi,Some notes on micro-struggles:NGOs and the sates,Asian Exchange.May(1993).p.75.)因此,“无论在政治含义上,还是在地理含义上,政党都失去了它们的民族性。它们引导新团体参与政治的作用……大大减小。它们处理经济中产生的问题的能力大大降低。”(注:D.L.Sethi,The Politic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Grossroots Movement in India.1991年夏在赫尔大学作的讲演,转引自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64页。)

(二)不能充分吸收现代治理理念的合理成分是导致传统治党方略逐渐失效的重要因素。全球化的涌动与公民社会的兴起给治理理念带来了深刻的变迁——“治理与善治理论”应运而生。在国际政治秩序方面,人们开始探讨“全球治理”;在公共行政管理方面,不少学者提出“政府再造”。(注:所谓政府再造,就是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参见(美)戴维·奥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译者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有关学者指出,实现政府再造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突破和摒弃传统的官僚制。(注:详见(美)麦克尔·巴泽雷:《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美)戴维·奥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译者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在企业管理方面,则兴起“无边界组织”理论。(注:目前西方许多管理学家认为无边界组织是21世纪的理想组织形式。让·艾希克那斯等人认为,建立无边界组织需要消除五种边界。一是消除组织内部上下层次之间的界限;二是消除组织内部水平方向上各部门之间或各事业部之间的界限;三是模糊或消除组织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界限;四是消除不同地域之间的界限;五是消除组织事业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界限。建立无边界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沟通、促进转变、消除官僚主义、赢得更多的支持、增加组织的效率与竞争力。参见贾砚林、颜寒松:《团队精神》,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0页。)综合上述几种新型治理模式,其共性特征就是倾向于改变传统的管理思维,赋予低级官员或者其他管理主体更多的自主权和决定权。传统政党治理方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相当成功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是大党兴盛的动因:在这些政党统一思想、步调一致、推翻专制统治、争取民族革命胜利、巩固执政地位、延长执政生命、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等过程中发挥近乎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这种政党治理方略因其长期的有效,在某种程度上被一成不变的沿袭下来,逐渐造成了封闭、保守、僵化和对时代的不适应。随着二十世纪中后期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深刻变化,这种治理方略日益显得与现实相脱节,其功能也由以往的富有成效而日趋失效,一旦政党治理失效便直接导致政党发展陷入危机。雷日科夫在总结苏共失败的教训时说:它未能及时觉察那些早已飘然而至却又无法回避的变革。结果它被社会孤立起来。另外,党在垄断权力的几十年里,丧失了开展政治斗争的能力,因为,国内没有任何以别的政党和社会运动形式出现的反对派。结果,作为唯一的组织,党丧失了自身最优秀的品质——战斗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精神——它的能力就慢慢地衰退。(注:(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另一方面,传统大党治理方略的科层制结构、寡头式集权还严重的侵蚀着现代民主。有人认为,“极权主义是科层制度下权力高度集中的一个极端,它毁灭了民主程序。”(注:参见Ludwig von Mises,Bureaucracy,New Haven,Co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4;Karl Mannheim,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1.)这种看法也许有点过于悲观,但毫无疑问,传统政党组织的科层制结构发展到今天,包括它的单向度权力运行,强制性的执行手段,在某种程度上都已成为窒息党内民主的桎梏。党员首先是社会生态中的人,然后才是政治组织中的人。当整个国内的政治氛围日益趋向民主宽松时,作为政治组织中的普通党员,既要求社会上的民主,也增强了其在党内的民主、平等和权利的实现。所谓党内民主,“就是一个党的全体党员在有关本党的一切问题上有最终决策的权利。政党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工具。领导民主政治的党,自身也应当是民主的。”(注:参见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8页。)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good government)走向善治(good governance),从政府的统治走向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注:俞可平:《为什么全球治理是必要的与紧迫的》,引自庞中英:《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理解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4页。)对于政党而言,也应相应及时地从传统的政党管理向现代政党治理转变,从过去政党管理的“善管”转向政党治理下的“善治”。这是时代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更何况中外大党因传统政党管理方略失效而导致政党发展出现危机,陷入严重的衰落,这更是在理论之外以鲜活的现实辅证了这一点。

三、警惕政党规模扩大与党力退减的现象,确立“治众”异于“治寡”理念是世界五大政党衰落给大党发展的新启示

在透视、比较中外几个大党的兴衰演变中,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这些政党的组织规模在不同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程度、持续性的扩大态势,而且——即便是这些政党诞生之初、组织规模尚不及鼎盛时期的壮大时,却因其奋斗目标明确、行动纲领进步、组织成员凝聚而保持一种强劲的发展势态,党力迅速猛烈地增长——这种党力主要表现为政党本身的组织力、战斗力和政党在国家社会中的动员力、影响力以及成为执政党后的执政能力、执政效力。然而,随着这些政党由在野党转为执政党,执政地位日益巩固、党的组织规模不断加速度的扩大,其党力却反而逐渐呈现出衰退、弱化的趋势。苏共曾领导全国162个党组织其中包括20多万党员取得了十月革命起义的胜利(注:参见黎虹:《关于原苏共基层党组织失信于民的探析》,载于《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4期。),却在七十年后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庞大组织规模时丧失执政地位并自行消亡;日本自民党最初入主政坛时不过是一个组织规模微小的“纯议员政党”而已,半个世纪后却以拥有380多万党员的“大众型政党”身份为自己连续执政38年的历史划上句号。印度国大党、革命制度党、中国国民党也没有跳出这个“怪圈”——它们无不是在达到其政党规模的最高顶峰时却陷入衰落。这种现象反映出政党规模发展与其党力党势增长之间的一种此消彼长、反向运动的关系,揭示了“小党”未必是“弱党”、“大党”未必是“强党”的现象:规模较小时,该政党可以党力很强、党势很旺;规模扩大甚至成为拥有庞大组织机构的政党却可能沦于党力衰弱的“小党”。

大党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政党规模扩大而党力退减的怪异现象,是同传统大党治理方略的局限性分不开的。传统大党治理方略讲求整齐划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确起到了统一党员思想、协调组织行动、保持步调一致的作用。这种治党理念与中国古代军事管理中的“治众如治寡”思想有很大的相通之处。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子在《势篇》中说:“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在《十一家注孙子》中曹操注曰:“部曲为分,什伍为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意思是军队必须按统一的模式进行组织编制,用统一的通信工具和联络信号传达命令,进行指挥。这样,部队的人数无论怎样多,总是由一个个结构相同的细胞所组成,因而使军队成为一个准全息系统,其整个机体可以十分庞大,而其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却相对比较简单,并不因总编制的增加而复杂化。这样的全息编制,也最有利于指挥的统一和行动的一致。这样建构起来的复杂系统管理最简捷,最容易达到协调统一。孙子将“众”与“寡”连接起来,认为统一的“分数”和“形名”可以使治理简单易行,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到这种组织形式的优越性。(注:参见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71页。)当然,军队因其组织任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须具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整齐划一性。而政党是一个相对来说较为宽松的、成员自愿加入并期望在组织能实现自己政治追求的政治组织。传统大党在政党治理方略上带有明显的“治众如治寡”精神,在特殊历史时期还是发挥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然而,任何一种管理方略的效用都不是持久的,都有一定的时限性,传统大党治理方略也是如此。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涌动以及公民社会的兴起,民众(这当中也包括众多的普通党员)的权利意识、民主要求、平等观念、法治诉求也日渐强烈起来;随着政党治理理念的变迁,“治众”与“治寡”已完全不同。举例说,在“团队管理”研究的过程中,国外管理学家在探讨如何激发群体动力时就提出一些标准,其中包括:高效的信息沟通;恰当的民主;有使情绪和观点自由表达的气氛;成员分担领导责任;善于利用成员的差异,并看到和运用群体外部的资源;达到群体生产率和满足其他需要的平衡;为适应某种情况的需要,在遵守陈规与改变程序之间寻求平衡;有高度的团结,但并不窒息个性;成员之间保持合作与竞争的平衡,等等(注:详见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增补卷),企业管理出版社,1990年,第221-222页。)。“团队”与“大党”在规模上无法比拟,但规模微小的团队在实行管理中尚追求民主、平等,倡导分权,尊重个性和差异、注重信息沟通,等等,何况一个拥有百万、千万成员的大党呢?对于大党而言,其人员规模庞大、阶级阶层复杂,组织机构繁冗,传统的那种带有“全息”或“准全息”编制色彩的管理模式已经明显不能适应这种政治社会化、民主化、多元化的时代发展潮流。在此情况下,如果继续沿用“治众如治寡”的思维与模式来管理“大党”、约束百万千万的党员,其收效必然日渐式微,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的负面效益——政党规模扩大、其党力却日益减弱的怪圈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

世界五大政党的衰落与传统治党方略失效的严峻历史与现实,给所有政党都上了一堂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一课,这个必须并加以深入研究和总结汲取的沉痛教训,更应该引起大党特别是超级大党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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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浙江学刊》2004年0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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