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至庄:从象牙塔中的理论到改革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 次 更新时间:2009-10-07 21: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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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 (进入专栏)   桐欣  

  

  一个好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往往并不一定知道如何提供好的政策建议。当他们离开象牙塔,到政府担当顾问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感觉到鸿沟的存在。成功经济理论如何才能转换成合适的政策呢?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宝贵经验中,又有哪些这方面的有趣故事?

  

  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他是中国改革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以及见证者之一。就这些话题,《第一财经日报》与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节目与邹至庄进行了深度对话。

  

  

  1、物价改革的必要性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经济学界一位“元老级”人士,你怎么看待中国改革和开放的30年历程?

  

  邹至庄:中国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事情不容易做。从1953年就已经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前很多人在经济方面的想法是要计划,要改到用市场操作不容易。我非常佩服邓小平,他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怎么把人家说服呢?有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

  

  《第一财经日报》:刚才你提到,我们的改革遵循渐进、局部的这样一个路径。双轨制应该是渐进改革一个最大的特征。据我所知,你当时也参与了这个决策过程,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故事?

  

  邹至庄:开始改革的时候,物价要改革,这非常重要。如果物价不由供求决定,用资源就不合理。但是,从前很多价格太低。第一个例子是住房,那时候几元人民币可以住一个月。第二就是外汇,美元的价格弄得非常低,低于它的价值。第三,(当时的)国营企业很便宜就可以买到原料。所以,价格例如美元汇率、房租等一定要提高。

  

  《第一财经日报》:改革最早从农村开始,从农业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案例。按照经济学理论,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时,决定了最优产出。为什么我们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后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这背后最有趣的是什么?

  

  邹至庄:在农业方面,最简单的就是多劳多得。从经济学的立场看,从前在人民公社的时候,一大群农民一起工作,生产增加了大家分。现在做的,就是多劳多得。这是制度成功的一个原因。

  

  《第一财经日报》:这鼓励了大家的积极性。我们发现,承包制放在不同领域结果并不一样。比如,放在农村领域是完全成功的。放到财政改革领域,有了财政包干制,放到国有企业领域,有国有企业的承包制,但这些结果并不太成功。为什么在农业是成功的,在其他领域就不成功了?

  

  邹至庄:如果企业没有多劳多得,一个经理、管理者,因为工资还是固定的,努力增加了生产,并没有得到多少利益。

  

  《第一财经日报》:工资没有放开?

  

  邹至庄:工资没有放开,赚了钱大家分。不过,那时候买了很多电冰箱、电视等分给别人。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相比比较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乡镇企业的经理待遇比国营企业待遇高两三倍。

  

  

  2、货币增加与通货膨胀

  

  《第一财经日报》:看过去这么多年改革的经验,发现我们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与通货膨胀“斗争”的宝贵经验。今天我们也面临着通货膨胀压力。你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应对通胀的一些治理工作。以当时的经验,如何看待今天的通胀?两年前你就曾经提到过,中国会出现通货膨胀,现在已经来了。

  

  邹至庄:我研究中国的通胀大概是从1985年开始的。1985年我来中国,组织了一个暑期经济学讲学班。那个时候中国领导人已经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1984年我们的货币增加了,一年增加了50%。因此,领导人要了解一下1985年、1986年是不是还有这个问题。我用计量的办法,通过从前的数据做一个模型来预测,要了解通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其实,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货币的增加。弗里德曼教授有一个理论,他说货币增加有两个影响:第一是对生产的影响。这个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但也是很快就消失了。

  

  《第一财经日报》:长期看是没有影响的?

  

  邹至庄:对。但对物价的影响要慢一些才能显现,可能会过两年。

  

  2002年,中国货币增加很快。原因是什么呢?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人民币被低估,外汇拼命进来。所以,货币供应,中国人民银行控制不了的。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人民银行进行了大量的对冲。

  

  邹至庄:还是不够,数量太多了。结果货币增加就很快。2002年、2003年、2004年,生产很快。货币供应增加,短期内可以使生产增加,但是通胀晚一些就会出现。所以,我在两三年前已经说了,以后物价会涨。

  

  当然,有人讨论其他原因,例如食品。我对此没有研究,所以不能谈。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认为现在的通胀是成本推进型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可能更多是需求方面的。虽然通胀形式可能不一样,但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呢?

  

  邹至庄:1988年秋季,物价一季增长30%。好像是1989年3月,体改委领导到香港,找我开了一个会。大概从1986年开始我在体改委做顾问。那次会议,有一位蒋硕杰先生,还有几位经济学方面的学者。经过讨论,我们认为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提高利率。因为通胀产生后,人们手里的钱都亏本,过了一年就不值钱了。要是存到银行,利率一年是12%就可以。

  

  《第一财经日报》:就是要正的利率?

  

  邹至庄:对,是正的利率。人家就愿意把钱存到银行里。不然,人们把钱花掉,买东西,物价就增长了。

  

  那时就采用这个办法。不过,我还没有考虑过现在的情形。现在这样做,可能还有其他负面影响,还要多多考虑。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意思是说,虽然目前的通胀跟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通胀不一样,但基于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包括对通胀的影响,这个推论是成立的。那至少需要采用这个方法,同时还加上其他方法?

  

  邹至庄:一个答案就是,货币增加不要那么快,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另一个办法就是让人民币汇率升值。升值以后,外汇进来慢一些,通货膨胀就会解决。

  

  

  3、从理论到适宜的政策

  

  《第一财经日报》:经济学教育方面你做了大量的事情。而经济学理论对于改革开放进程,实际上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此,你有怎样的感受?

  

  邹至庄:教育方面,我觉得非常荣幸,有机会替国家做了这些事情。1980年我第一次来讲计量经济学,后来,在1983年教育部有一个代表团去美国。有一位处长叫王泽农,另外有一个王复孙,他是外事处的。他们两个人在我家里谈,怎么使中国经济学现代化。从那个时候开始做了很多事情。1984年、1985年、1986年,连续三年我举办了微观宏观计量三个暑期班。后来在人民大学,从1985年到1995年,11年时间搞了一个经济学培训班,有人叫“福特班”。我们请美国的教授来讲学,“福特班”毕业生都很有成就。有些后来也去美国拿了博士学位。

  

  后来福特基金不赞助了。我另外做了一个项目,他们也叫邹至庄项目,就是我提议跟教育部合作,选拔比较优秀的研究生到外面去留学。现在他们基本上都回来了,都很有成就。我觉得中国人非常聪明,有才能也肯努力。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写过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大致意思是说,一个好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并不见得就能提出好的政策建议。在这方面,有很多失败的案例,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些情况吗?

  

  邹至庄:很多人会经济学理论,而且在第一流的经济刊物出版过重要论文。但是,他看见一个经济现象、问题,不一定知道用哪一套办法来解决。我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1997年到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了代表来考察、建议。他们的经济学家都是非常有地位的。但他们看并没有看准。他们向好几个国家提议要缩紧,认为政府支出方面要小心。其实恰恰相反,那时候需要的还是多放一些资金。我记得有些国家因为他们的意见被搞垮了。

  

  另一个例子,有一位在美国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在美国政府也担任副部长级职务了,参与给非洲经济发展提供建议。他说一定要提倡教育。在经济学里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他就是用这套理论,说要增加人力资源投入。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对的,但这个方法不完全适用于当地。有一天他来跟我谈,我说我同意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但非洲怎么能发展这个呢?因为他们那里连中学、小学教师都没有。学校基本上没有,而且很多小学找不到教师。提这个建议是没有效率的。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也发现,即便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建议,其推进的时机也非常重要,错过了时机再去推动一项改革,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推得太早,条件还不成熟,可能就会失败。在这方面,你有什么个人体会?

  

  邹至庄:时机也非常重要。另外,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应该先考虑是否能实现,不要空想。

  

  

  4、医疗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

  

  《第一财经日报》:你最近对医疗、对环境非常感兴趣。卫生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实际上是经济学两个非常重要的分支。这两个经济学理论怎么转化成一些好的政策建议,你最近有什么好的心得和体会?

  

  邹至庄:经济学理论很多地方可以运用,好比在医疗领域。今天我去了一个中医医院。大家说看病难、看病贵,是吧?我教中国经济的一门课,很多资料,我教了很多年没有发现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中国进步那么快,人民消费品跟服务每一年都增加了,就是医疗方面,人均医疗的(投入)没有增加,即每一万人医治的人数是多少、医院床位人数没有增加等。这个供应完全是固定的。

  

  《第一财经日报》:供应没有增加是因为人也在不断增加?

  

  邹至庄:对。供应为什么没有增加呢?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因为医疗供应是由政府包办的,尤其是国家包办。后来,中央把这个责任交给了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也是有限的,就根据有限的资源规划什么需要发展、提出些新的思路进行投资。医院维持最基本的状态,没有再增加。

  

  其实,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中央要鼓励多开办民办医院。现在做民办医院不容易。中国改革,很多事情很难,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西部大开发,用很多钱、很多人力,这是一个大项目。

  

  (关于医疗改革)有些人说一定要政府去处理。我不反对,但是,需要有竞争,要开放。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在环境领域呢?怎么样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

  

  邹至庄:我简单说一下对环境领域的提议。对水和空气的污染,有一部分是工业造成的,利用能源就是这样。怎么控制呢?一个办法就是不允许(生产)。另一个办法是允许,但要交费。其实,完全没有污染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现象。利用能源,一定会有一些污染。要是完全没有,不吃饭就算了。所以,两方面需要寻找一个平衡。就是说污染控制在一定程度,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什么是最标准的呢?就是该对污染负责的人,要付代价,要他付费用。该付多少呢?国家环保现在变成部了,是吧?由他们对水跟空气的污染给出一种许可证,有污染(企业)一定要买这个证。有两个问题要先解决,一是每个证要付多少钱,二是在一个区域内发多少证。发证的数量由市场决定。

  

  《第一财经日报》:有一个排污证可以交易。

  

  邹至庄:开始的时候需要买,就由交易决定价格是多少。要发多少证呢?我觉得这个可以尊重居民的意见。

  

    

  5、控制论和宏观政策

  

  《第一财经日报》:在计量经济学中,邹氏检验(Chow Test)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工具。你是在什么时候,怎么研究出来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工具?

  

  邹至庄:我在芝加哥大学写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美国汽车的需求。我有需求函数,就是说需求函数怎么决定需求的数量。有两个最主要的变数,一个是价格,汽车价格越低,需求越多。另外一个是收入,人们收入越高,(需求也越多)。我1955年毕业,我用一年一年的数据(做这个函数),从1921年到1953年、1954年。美国1921年的汽车跟1953年的汽车根本完全不同。为什么还可以用一个函数?有人就怀疑。

  

  后来我想看看,我从前的方程,那个函数是不是还一样,没有变,这是一个问题。所谓Chow test就是用计量的办法来检验两个不同时期的经济什么关系,从前的关系和现在关系是不是还是一样,Chow test的动机是这样开始的。后来我就用这个计量方面的理论去研究,并且写了一篇文章,我大概是1958年写好的,1960年在一个最主要的刊物上发表。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控制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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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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