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田成有:中国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5 次 更新时间:2009-09-27 02:28:31

进入专题: 司法改革  

于建嵘 (进入专栏)   田成有  

  

  2009年6月20日云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法学博士田成有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于建嵘教授就司法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路径进行了对话。现将摘要发表,供大家参考。

  

  观点提要:

  ◇目前司法改革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以贺卫方为代表的主张司法精英化职业化的司法改革观点;另一个是以高一飞为代表的司法要坚持走人民性和群众路线的司法改革观点。或许司法改革还存在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必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既注重司法的职业化又不失司法人民性的改革道路。

  ◇我们不能以职业化、专业化为借口,在工作方式上追求特殊化、神秘化,滋生脱离人民群众的工作作风,也不能以专业化为借口,在办案过程中只顾程序正义而不顾实体正义、只顾法律效果而不顾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不能戴上西方的眼镜而忘了中国的国情。

  ◇司法改革中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在理解西方法治文明时不能忽视规则至上的崇高理性。这个规则只能是法律,不能是个别有权者的意志。规则至上是法治文明的基石,是有普适性的。中国建设法治也得遵守。法治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实践。

  

  法官职业化还是群众路线?

  

  于建嵘:很高兴田教授来访,我们应是老朋友了。自200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认识后,田教授也多次帮助和参与我们在云南有关涉法信访方面的调查。这次在《领导者》杂志主持下,我们将就司法改革作一个交流性的对话。目前司法改革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以贺卫方教授为代表的主张司法精英化职业化的观点。另一个是以高一飞教授为代表的司法要坚持走人民性和群众路线的观点。我想听听田教授在这方面的意见。

  田成有:在我看来,法官一定要走职业化的道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把司法审判看成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由于无法可依,我们更多地是凭阶级感情、政治热情办案。司法审判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由于没有对法官职业特点的重视,在一些人眼中,法院就是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法官被看成是一种大众化的职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有些不具备法律专门知识和职业道德的人进入到法官队伍中,造成裁判不公、效率不高、权威不足的问题,不仅法官的尊严和荣誉难以树立,最终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法官法》颁布以来,对法官职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过去那种仅凭政治热情和政策办案的方式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司法不是政治和政策的审判,而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审判。

  为什么要强调法官的职业化?还因为法律是一门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专业。法官要在正义与邪恶、对与错之间做到泾渭分明,不偏不倚,不盈不损,这项神圣的工作必须交给专业化的人。只有把法律的施行委托给具有一定法律专业的职业者阶层,才能捍卫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国家才能放心,人民才能放心。法官职业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和担当的,因为这不是儿戏。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殃及无辜,就有可能使罪魁祸首逍遥法外。这犹如医生诊病,必须要懂行的医生才能看好病。如果骨科医生去治心脏病,内科医生去操手术刀,纵然看起来有模有样,但也存在着误诊害人的巨大风险。同样道理,民事法官分析刑事案件,或者刑事法官裁判行政案件,虽然都懂点法,但也存在着误判、错判的可能。纠纷繁简不一,难易不同,事实的模糊,证据的含混,再加上人的思维和看法难以琢磨和隐晦多变,都会给法官办理案件布下许多迷障。没有一支过硬的专业队伍,是难以胜任这一工作的。

  职业性和专业化意味着法官必须具有一定的司法理性,必须掌握法律的基本知识和法律原则,必须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运用法律专业的思维和眼光来对待案件事实和证据。他们不是唯唯诺诺、唯上是从、不敢坚持真理和维护正义的官僚,而是必须精通法律知识,熟谙司法技能、具有较强的伦理观念的法律职业阶层。《法官法》将法官的职业标准大大提升,将法官的任职资格提高到了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并要求进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因此,2002年可以看成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座里程碑,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我们可以说,随着法律职业门槛的提高,中国法官必须走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这已经是法治事业发展的大方向,是我们不能动摇、不能折腾的大走势。

  于建嵘:你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解释了司法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必要性。问题是,目前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直接与另一个命题相关,就是司法应走群众路线。你是一个法学专家,在有关地方性规则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研究上,有着突出的贡献。你同时又是一个实际工作者,是省级法院的负责人之一。如果抛弃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田成有:在我看来,提出司法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为民,也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呢?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强调司法职业化的同时,司法的民主化、大众化、司法的人民性似乎被我们更多地淡忘了。与司法民主化、大众化相伴而生的中国特色的司法群众路线也逐步淡出我们的视野。其结果是司法与人民渐行渐远,虽然法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司法的行为及其裁判结果却往往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法官职业化的推进并没有提高司法的权威,并没有提高法院应有的地位。相反,由于过于强调司法的专业性、职业化和精英主义的路线,却导致法院走向了自我封闭,司法被披上神秘的外衣,打官司难、执行难成为问题。司法成为让人民群众“听不懂、看不明,想不通”的怪物,成为冷漠、高傲、无人认同和接受的怪胎。

  我的看法是,一个国家司法的社会化程度,是与民众对司法的认同程度成正比的。司法权威不能凭空而来,对司法的认同也不能仅靠法官自己认为严格依法就实现了的。司法工作必须要有社会各界的支持和理解。法院不是隔离于社会的“修道院”,法官也不是深不可测的“隐士”。民众的需求是法院不断发展的源泉与动力,法官不能漠视处之。司法是为大众提供的公共产品,法院是民众讲理说法的地方。法官不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管或不顾百姓的冷暖与生死。司法在严守自己的领地、严格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必须融贯民情、民意,必须回应民众的要求和期待。那种冷漠无情的司法看似中立,实质上不可能达到司法应有的社会功效。因此,我们强调法官职业的专业化,不能使法律成为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才能知晓的学问,不能把广大民众蒙在鼓里,不能把法律演变成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让广大民众无法问津。法官不是一群垄断法律知识的特殊人物,不是因为垄断法律知识而高人一等的上层人物。不是需要他们去把法律问题复杂化,而是需要他们把复杂的法律问题简单化,使普通的民众易知易行。在化解各种矛盾和纠纷时,法官面对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因而,法官在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时,法言法语也应该尽可能地转化为俗言俗语,家长理短。眼里只有一些高深莫测的专业知识,而少了一些通俗易懂的运用,必然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反而收效甚微,作用不大。我们不能以职业化、专业化为借口,在工作方式上追求特殊化、神秘化,滋生脱离人民群众的工作作风,也不能以专业化为借口,在办案过程中只顾程序正义而不顾实体正义、只顾法律效果而不顾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不能戴上西方的眼镜而忘了中国的国情。我们必须在坚持司法工作职业化、专业性的同时,大力推进司法的大众化和人民性。

  于建嵘:通过上面你精彩的论述,我认为你创造性地发展出了司法改革的第三条道路。这个第三条道路就是,目前关于司法改革的两个基本观点不是不可融合的,是可以取长补短的,是可以在融合中进行创造性发展的。在你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得出你认为司法改革必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既注重司法的职业化又不失司法的人民性的这么一条道路。大体上我是同意你的观点的。在我看来,司法改革可以在制度和程序上体现程序正义的、在法官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关注民生和人民性。如对底层民众,考虑到底层的文化以及其他阻碍它得到公正司法的因素,为他们创造更多更好的维权体制,如法律援助中心的优势化,以及鼓励更多的公益律师。

  但是我认为,这一切的法律制度改革,必须以司法的专业化与职业化为前提。采取民众感到方便的形式。否则,法官为所欲为了怎么办?有些提法我想与你商量一下。第一个关于“人民”的提法问题,我也不同意一定要取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警察等称呼。中国对人民的理解大多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怎么样将一个政治术语用法律术语表述在把握上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我刚注意到你在论述中尽量回避用人民这个词,而多用民众、公民。实际上我认为在论述中只要对人民这个词进行界定,多用人民这个词也不会对论述的准确性产生负面的影响。

  田成有:属于什么道路,那是学者们的分类。我的看法是我们看待中国的司法问题,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走极端,走回头路。处在特殊的“转型期”,农村和城市的差异很大,我们必须善于把经验和知识进行有机结合。一方面,法官必须具有现代的司法理念,居中裁判、严格依法办案、遵循程序正义;同时,为了更好地消除社会矛盾、逐步建立社会大众对法律的信仰,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法官必须熟悉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社会,了解和把握基本的社情民意。

  在我看来,人民并不是一个空泛和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着实质的内涵。从毛泽东的“人民万岁”;到邓小平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从江泽民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胡锦涛的“群众利益无小事”,无不道出党与人民群众的深情厚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密切联系群众、不断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历史,就是一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一定会被人民所推翻。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人心向背不可不察,司法权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其源头在“民”。

  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马锡五审判方式”被看成是司法走群众路线的模本。一个独特的“中国司法现象”就是法官骑着自行车(或马),长年累月翻山越岭地调查取证,穿梭于田间地头,在纠纷发生地、在当事人生活地组织开庭。所谓“马背上的法庭”、“背着国徽去开庭”。所谓“送法下乡”、“下乡办案”就成为中国司法特有的一道景观,成为人民共和国司法亲民、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体现,成为人民司法的一大重要特色和亮点。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司法领域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要么变形走样,要么逐渐被视为一种与现代法治精神不相吻合的过时东西而加以抛弃。过去司空见惯的中国特有的审判方式、办案模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逐渐由常规变成了例外。法院主动依职权调查研究成为一种奢侈,“巡回审理、就地办案”被边缘化,坐堂问案对峙法庭成为主流,人民陪审员制度名存实亡,调解在司法中的意义、价值在摇摆、下降。这种转变带来的后果就是司法的民主化、大众化、司法的人民性被人们更多地淡忘。我们只会津津乐道于西方发达国家法官的地位、权势、财富和办案形式,不屑于走进田间、炕头、农家院中,反而追求所谓的距离感、神秘感、威严感等。一提到诉讼,我们很多人想到的就是电影和电视上的西方场景,庄严的法庭、高高在上的法官、唇枪舌剑的辩论……如此发展下去,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必然日渐萎缩,越行越远。

  我国历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乡土和人情社会,是一个法治传统较为薄弱的社会,是一个以“以吏为师”、“导民纯化”的社会。我们要挽回逐渐失去的司法权威,不是要人为地抬高司法机关的地位,不是要法官高高在上,让人民群众敬而远之。在社会主义国家,法院不能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不能使法庭成为单纯的诉讼技巧的竞技场,不能让普通群众受到伤害。

  于建嵘:那么,在司法改革中,你如何看待民意问题,特别是今天的网络时代民意对司法的影响。法院如何解决?

  田成有:从古至今,民意就一直影响着我国的司法裁判,因为中国的司法裁判不仅仅是要考虑判决的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而且必须考虑社会的可接受性。民意,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在法律的适用中考虑民意,是实现从书本上的法律走向实践的必要之举。在一个全体公民对法院裁判的任何案件都漠不关心的社会里,无法构筑起法治社会的参天大厦。只有在与民意的互动中,才能在实质上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对法律的认同,才能最终走向实质意义上成熟的法治。如果法官的裁判与公众普遍的正义情感、共同意识、集体良知背道而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于建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改革  

本文责编:linguanb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0603.html
文章来源:《领导者》杂志第29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