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辛酉政变与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3 次 更新时间:2009-09-25 0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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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奇  

  

   摘要:辛酉政变固然是统治中枢的权力之争,但不同集团之间围绕着治国方略的分歧和争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面对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强硬派集团坚决主战,以维护天朝上国的威严;奕訢、桂良、文祥为首的务实派集团力主议和,争取时间,“自图振兴”。矛盾激化,奕訢与企图控制皇权的慈禧太后联合发动政变,清除强硬派集团,实际上控制了朝廷大权,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成为了地方上最有实力的督抚。务实派开始兴办洋务,演变为洋务派。在将近20年相对和平的国际国内和平环境中,洋务派整顿、完善总理衙门机构,遵循近代国际惯例处理外交事务,引进国际法,维护中国正当权益,努力创造和平的环境;创办近代海军,兴办新式企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西方的“议政院”制度表示赞赏,个别的进而主张在中国仿行。北京政变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关键词:北京政变;务实集团;奕訢;洋务运动;近代化开端

  

   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携皇后、懿贵妃、皇子及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军机大臣肃顺等强硬派王公大臣仓惶逃往热河(即今承德市),命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务实派王公大臣留京议和。清廷内部热河、北京两个政治中心的对垒初现端倪。10月,《北京条约》签订,议和成功,英、法承诺撤兵。咸丰帝迟迟不愿回京,1861年8月,病死热河,年仅6岁的皇子继位,年号祺祥,皇子生母懿贵妃被尊为慈禧太后;遗命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辅政大臣,留京的务实派王公大臣被排斥在外,两个政治中心的矛盾加剧。9月,奕訢以奔丧为名,赶赴热河,与太后密谋对策。11月,太后与年幼的皇帝回到北京,旋即与奕訢一起发动政变,改年号为同治;辅政8大臣或被处决,或被罢黜;太后垂帘听政,奕訢、桂良、文祥为军机大臣,奕訢又为议政王。太后与务实派官员在实际上控制了朝廷大权。在地方,曾国藩被授予节制苏、皖、赣、浙4省军务、统辖4省巡抚、提督以下所有官员的重权,由曾国藩保举的左宗棠、李鸿章分别被任为江苏、浙江巡抚。辛酉政变成为晚清政局的转折点。政变固然是统治中枢权力之争的必然结果,但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围绕着治国方略的分岐和争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面对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强硬派集团坚决主战,以维护天朝上国的威严;奕訢、桂良、文祥为首的务实派集团则力主议和,争取时间,变革自强。两大集团矛盾的激化加速了宫廷政变的发生。政变以后,强硬派集团崩溃,务实派集团得势,在20来年相对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开始了中国外交、军事、经济、政治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一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败,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长期以来的天朝上国观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战争期间,道光君臣也一度有所醒悟,希望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追求国防的近代化。战后,清政府也曾有过将近20年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由于财政的困难以及对中英《南京条约》这个所谓的“万年和约”的幻想,特别是对世界大势认识的依旧严重不足,失去了和平发展自已的宝贵机会,致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及战败。1858年,屈辱的《天津条约》签订,随后在上海就关税修改问题进行谈判。不甘心让西方夷人与自已平起平坐的咸丰帝,甚至不惜以单方面宣布免纳一应洋货进口税为代价,换取《天津条约》有关外国公使进京条款的取消。好在奉命谈判的大学士桂良等人尚不糊涂,明白关税问题的严重性,最终没有按谕旨办理,没有取消关税,更没有单方宣布。1859年6月,战争再起,次年8月,大沽口战败,天津陷落,京师门户洞开。桂良奉命议和,条件较之《天津条约》自然更为苛刻。面对危急形势,桂良奏请签字议和,弥兵息事,遭到拒绝。咸丰帝及继桂良之后奉命议和的怡亲王载垣等人,一味高谈不惜“决裂”、“决战”,甚至作出拘押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一行数十人的愚蠢举动,终致局势更加恶化。英、法联军发动新的进攻,一占张家湾,二占通州,三占八里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帝及载垣一干强硬主战派王公大臣束手无策,战不能战,和不能和,只好一逃了之,把收拾残局的艰难差事交给了奕訢、桂良、文祥等人。奕訢等人虽然也未能完全放下天朝上国的尊严,但相对而言,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对敌我力量的悬殊有所了解,对摆脱危机有较为长远的谋划,对处理迫在眉睫的危急局面有较为客观、冷静、务实的态度。通过艰苦的谈判,在取得英、法联军撤军、基本承认中国领土完整的条件下,忍痛妥协,全盘接受英、法苛刻条件,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

   1861年元月,即《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奕訢等在请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事的奏折中,追述了忍痛与英法议和的原委。其一在于时局已危急万分。“窃谓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剿而不能抚;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既无力再战,当然只有忍痛议和一途,“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1](P2674)其二,面对危急的局面,不可空言义愤,必须采取理智的、现实的态度。“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趁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1](P2675)“势有顺逆,事有绥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轻于一试,必其祸尚甚于此。”[1](P2674-2675)只有忍痛议和,才能渡过眼前的危机。其三,英、法侵华的主要目的在于攫取经济利益,而不在于领土占领;通过谈判,有可能取得英、法撤军的承诺。谈判可以作出让步,甚至可以接受苛刻的条件,但不是无条件妥协,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保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中英《北京条约》规定,议和之后“,所有英国舟山屯兵立当出境,京外大军应即启程”;800万两赔款交付结束,所有侵华英军即撤兵回国,“抑或早退,总侯大英大君主谕旨施行。”[2](P146)中法《北京条约》对撤兵问题也作了类似的规定。[2](P148)根据条约,中国虽然被迫割让九龙司给英国,但领土主权完整基本上得到保证。“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1](P2674)事态的发展证明奕訢等人关于英、法“志在通商”,[1](P2675)“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可能遵守条约,如期撤军的分析估计是正确的。1865年,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向总理衙门呈递《新议略论》,申明英国对中国有商业利益的要求,但“并无占地之心”。[3](P42)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奕訢等人当时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其四,议和的目的不是为了苟且偷生,而是为了争取机会“自图振兴”,[1](P2674)奕訢等人一再强调,议和乃“权宜办理”;如果为议和而议和,忘记列强对中国的野心,“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1](P2675)他们认为,“若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糜。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1](P2675)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国际环境的相对和平是有可能的。有了和平的环境,“自图振兴”,发展自己也就有了可能。

   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之时,载垣等人被撤去议和差遣,理由是其“办理和局不善”;[4](P2335)次年政变发生,载垣等人被拘捕,罪名之一是“不能尽心和议”;[5](P146)奕訢等人在论及议和原委时则称英、法“志在通商,”[1](P2675)“并不利我土地人民”。[1](P2674)论者常把这些言论视作议和派讨好列强的谀美之词,视作议和派自己投降卖国罪责的开脱之词。这样的评论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传统的史学研究中,往往把主战、主和简单地与爱国与卖国、守节与丧节等同,见主战就褒,见主和就贬。事实上,在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这类重大问题上,是战是和,必须依据具体的情势而定,决不是套用一个简单的模式就能决策的。当战不战是误国,当和不和同样会误国。在敌军逼近京师、我军已无力再战的情况下,忍痛议和是现实的、理智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大智大勇,真正的识大体顾大局,真正的决断干练,真正的爱国忠君,就是竭尽全力促成谈判、促成和议。反之则只能是空谈误国。载垣等人侈谈“决裂”、“决战”,甚至做出拘捕英、法谈判代表的愚蠢举动,导致皇室出逃、京师被控的更为严峻的局面,“不能尽心和议”的指控确非不实之词。反之,奕訢等人正视现实,尽心和议,“并不利我土地人民”是对谈判对手作战目的正确估计。正是基于这样的估计,议和才具备基本的条件与可能,才能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换取到英、法撤军的承诺,争取到中国领土主权的基本完整,争取到一个时期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强硬派的出逃与务实派的留京,初现了两个派别的分歧;议和的成功则加剧了彼此间的对立。与强硬派的守旧、迂腐相较,务实派开明、务实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办事作风,在议和过程中进一步凸现。议和派通过议和,在留京的官员、统兵将领中扩大了影响,形成为颇大的势力;与英、法等国增进了沟通、了解,改善了关系,取得了英、法的好感、认可。强硬派则对此疑虑重重,以为洋人性情反复,不可轻信其履约的诚意;以奕訢为屈从、勾结洋人的“鬼子六”(奕訢在弟兄中排行弟六),亦不可信任。“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的经理,都门内外安谧如常”,咸丰帝“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日,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覆,力排众论。”[5](P146)从1860年10月议和成功到次年8月近一年时间,皇室与强硬派始终留在热河,不愿回京。及至咸丰帝死,强硬派主要成员成为年幼的新皇帝的辅政大臣,控制了朝政,奕訢等人则被完全排斥在外,甚至请求前往热河奔丧也遭回绝。两个派别矛盾激化,北京与热河形成为明显对立的两个政治集团、两个政治中心。不甘心失势的务实派集团与在热河的、急欲“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联合,终于有数月后的政变。政变的结果,强硬派失势,务实派得势,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奕訢、桂良、文祥控制了军机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务实官员成为地方实力派,清政府开始了向西方学习,“自图振兴”的进程。

  

   二

  

   务实派官员有两个特点。其一,他们或受压抑而不得志,或起自地主阶级中下层,有着蓬勃、倔强的进取精神,较少传统官僚的暮气。其二,他们更多地处在社会危机的前沿,更多地接触西方世界,较之守旧官僚更多地了解世界大势,了解中国所面临的危机的严重事性。因此,他们在议和成功之后,希图振兴,希图补救;他们的补救方案,不是复旧,而是仿效西方“,师夷之长技”;在握有实权之后,便将“师夷之长技”付诸实践,在外交、军事、经济、政治诸多方面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务实派演变为洋务派。

   (一)外交近代化的开端

外交近代化的首要问题,是克服盲目自大的天朝上国心态,以平等的态度处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清政府被迫承认“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驻华公使觐见清帝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2](P96)即不行跪拜之礼;“会晤文移,均用平礼”,公使应由对等的“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2](P97)接待,文书由对等级别的部门回复,并不得使用“夷”人字眼;[2](P102)依照国际惯例,允许公使进驻京师。[2](P96)其它西方国家也取得了类似的承诺。其后,道光帝曾力图毁约,取消对上述条款的承诺。战争再起并再次失败,1860年的《北京条约》重新确认了上述约定。1861年起,外国公使陆续进京,设立了公使馆。由奕訢等人奏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身为亲王的奕訢以及大学士桂良、侍郎文祥等总理。中央政府第一次有了一个以处理外交事务为主的专门机构。1868年起,清政府也按照对等的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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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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