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大转折——从金融危机谈四重历史新趋势的叠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4 次 更新时间:2009-09-12 23: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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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  

  

  2008:“巨变时代”的来临

  

  对中国来讲,200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年份。对有些人而言,还可能是刻骨铭心的年份。年初冰雪灾害,然后是汶川大地震,随后迎来北京奥运会,还有两岸正式大三通等等。

  从人类历史角度思考去年种种非常特殊的历史事件,我认为,历史学家会给予2008年一个非常特殊的评价——极不平凡的一个年度。在这一年里全球发生多起重大而罕见的事情,向我们透漏了这是一个“巨变时代”的来临。所谓“巨变”,是指人类社会结构与秩序出现剧烈变动。通常出现的是一种渐进式演化,而在“巨变时代”,我们过去认为理所当然或非常熟悉的历史坐标,很可能会在很短时内消逝;或是有些历史大趋势我们认为是无可逆转或势不可挡的,很可能就会出现转折。

  站在2009年回顾2008年,对于未来人类发展的几个大趋势,我觉得会看得更清楚。这些趋势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存在的秩序与结构出现剧烈变动的一个关头,一个历史分水岭。

  归纳起来,有四个或四重我们过去非常习惯或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这时同时出现转折。这种情况我认为不仅是百年不遇,可能是数百年都很少碰上的。这四重历史趋势,昨天我们觉得它们是“浩浩荡荡”,今天来看则是“摇摇欲坠”。

  第一个是比较短的历史趋势。后冷战结束至今,由美国唯一超强所打造的国际新秩序(也被称作单极世界),很明显松动了。美国作为唯一超强的霸权地位面临各种力不从心的困窘。它只有20年时间,说它是一个趋势有点勉强,不过回头看,十几年前,主流观点一致认为这个结构很牢固,会维持很长时间。

  第二重历史趋势,到今天为止也不过40年左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称之为“第三波民主化”。这一波民主化浪潮似乎也已走入一个退潮阶段。福山宣称的历史终结论,到今天来看,很明显完全破产了。这个趋势也仅仅持续40年。

  第三重历史趋势,我称之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周期。先是战后重建,然后在一定的范围内建立一个比较自由的经济秩序。中间也发生一些波折,包括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特别是到了后冷战时期,前苏联以及其他很多过去没有被吸纳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国家和地区一一纳入了该体系。我认为,这个扩张周期至少是遭遇了一个瓶颈,也可能是到了走向颓势的转折点。这个周期大概就是60年。

  第四重历史趋势,大概有将近300年,我认为也是最有意义的。根据不同角度来界定,这个时期可以拉长点或缩短点。这300年,是西方世界独占人类历史舞台、作为唯一主角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我认为从今天来看比较清楚,就要告一个段落,接下来非西方世界将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历史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重历史转折:美国单极体系的衰落

  

  在单极体系下,美国不断地试图扩张军事投射力量,试图支配所有地区安全结构与秩序,试图对它未来所有可能的潜在对手做严密的围堵防范。这让它在军事扩张上、军事联盟的扩张上,出现过度扩张(overreach),达到一个临界点,就会出现各种反弹。北约东扩,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中东欧国家一个个纳进来,更准备在这些国家包括波兰、捷克部署反导防御体系。这逼近了俄罗斯忍让的极限,导致了俄罗斯在军事战略上全面性反击,正式与美国摊牌。有几个明显的例子,一个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那天,俄罗斯派军进入南奥塞梯地区,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另外一个就是普京把战略结盟延伸到美国的后院,与查韦斯签署军事合作协议。这也是后冷战以来俄罗斯的海军“彼得大帝”核动力巡洋导弹舰,第一次进入拉丁美洲水域,与委内瑞拉进行联合演习。

  所有征兆里,第一届拉美跟加勒比海国家首脑会议可能是最具有意义的。这次会议在巴西举行,有36个国家参加。跟以往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最大的不同,是美国没有被邀请,古巴被邀请了。有人说这是向门罗主义发起挑战的起点,就是说拉美已经开始寻求挣脱美国对这个地区的独霸。这里是美国的后院,这更明显地说明美国单极体系的衰落过程。

  包括美国自己的外交政策精英,2008年都不约而同在思想上有这种准备和调整。这里引用的代表性言论,均是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事件所引发的大范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东岸最重要的外交精英智囊机构“外交事务协会”总裁Richard Haass在《外交事务》上写文章,明确指出美国单极时期已经结束,21世纪的国际关系将是一个“无极”的秩序。当然,到底是一个无极还是多极值得商榷。今年上半年“外交事务协会”还组建一个课题小组,专门研究未来拉美与美国的关系。他们说美国在拉美的霸权结束了,美国必须重新调整在拉美的政策。《外交事务》是美国权威性的外交刊物,至少代表了美国的权威性观点。它对东北亚的战略评估也是一样的。

  后冷战的单极体系为什么维持了不到20年?作为唯一超强的局面为什么无法持续下去?大概可以归纳成几点:

  第一,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跟其他国家的差距在缩小,尤其是科技领先力和产业竞争力。美国过去15到20年的高生活水准以及每年3%~4%的增长率,很大一部分源于虚拟财富,也就是资产泡沫。它需要资产泡沫,向未来举债,和向国外借贷来支撑它的繁荣。从1985年开始,美国就由净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2007年外国机构与个人对美国的净债权总额已经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美国私人部门的整体负债,也从1978年GDP的118%增加到2008年的290%。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总额在2007年底就已经达到GDP的65.5%。

  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联邦负债更是直线上升,2009年首季已达到11兆美金,而美国GDP大约是14.2兆。这个数字还不能反映美国国债真正的规模,根据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大卫·沃克尔(David Walker,曾担任美国财政部次长)的估计,将美国政府各种隐形负债(如对国民社会保险及退伍军人抚恤的支付义务)累加,2007年底,已高达52兆美金,接近2007年全球GDP54.3兆的规模。今天,它的三大赤字:国债、贸易赤字和私人借债赤字已经累积到了极限,难以为继。

  其次,美国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调,也导致美元霸权地位摇摇欲坠,这也是加速美国单极体系式微的一个重要机制。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滥用其铸币特权、涣散的金融监管与松弛的财政纪律,让美元币值信用成为威胁全球经济体系稳定的不定时炸弹。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更激发世界各国倡议建立新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来彻底打破美元的独占地位。例如,最近联合国大会成立“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改革委员会”,提出一系列相当激进的改革建议。这个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主席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出任,他一向认为IMF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时严重失职,这才导致亚洲国家在过去十年间大量囤积外汇,加速了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斯蒂格利茨主张,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未必需要积极响应欧美所提IMF增资的要求,他们应该考虑在IMF架构外成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在此之前,他们可以先扩大区域性的货币基金,例如“清迈协议”所倡导建立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基金,或是由委内瑞拉等7个南美洲国家组成的“拉丁美洲外汇储备基金”(FLAR),让这些区域性机制扮演短期融资与稳定区域金融的功能。这些大胆的提议现在纷纷出笼,因为许多国家都意识到,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负责任的全球经济管理者,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机制来限制美国滥用其铸币特权。

  第三,政治上,过去的十几年,甚至可以回溯到里根时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当道,让美国的软实力大幅消退,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地位的道德基础受到严重的打击,更必须倚赖军事威慑力量。它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围堵,也使它陷入一种过度扩张。它的资源,它国内的政治支持的基础都不足以支撑这种无止境的全球范围内的围堵政策。

  意识形态上来讲,它所主导的这种全球经济秩序所依赖的核心思想,有些学者称之为“华盛顿共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核心思想也开始退潮,在世界各地都出现反全球化社会运动。最近几年,拉丁美洲的左翼势力明显兴起。看近一点,9·11事件和美国进军伊拉克发动战争加速了这种整体体系的颓势。在这个大背景下,“次贷危机”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趋势在之前就已经显露出很清楚的征兆。所以《纽约时报》很有名的专栏作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美国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器就藏在美国自己家里面,藏在华尔街。过去的金融创新,衍生性金融产品,它所累积的风险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财富摧毁力量,对实体经济的摧毁力量比原子弹还可怕。

  

  第二重历史转折:第三波民主化退潮

  

  对第二层或第二重历史趋势的观察,我觉得可以从东亚,从我们自己的周遭环境来思考。先看东亚唯一的算是比较有长久实施民主经验的日本,三年换了三个首相。我觉得这不是个人领导问题,也不是派系政治问题,而是它的政治体系在应付日本当前所面对的经济危机或者结构转型障碍时,遇到了一种公共治理上的难题,所以每个首相的政治生命都很短。

  2006年他信被军队推翻以来,泰国事实上就陷入严重两极对立的困境。2007年年底恢复选举,他信集团仍获得国会多数,反他信的泰国曼谷中产阶级没有办法接受选举结果,乃用社会运动方式,组织“黄衫军”用街头对抗方式,来瘫痪执政党。他信支持的政府倒台,他信集团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鼓动支持群众组织“红衫军”包围总理府,甚至逼使泰国政府临时取消东亚高峰会。这样的街头斗争恶性循环已经轮回好几次,到今天为止也还没有真正找到出路。

  韩国的左右两个阵营的对立也越来越激化。它不仅表现在2008年初的美国牛肉进口事件,还表现在最近国会要批准的美韩自由贸易协议(FTA)。韩国内部的冲突无法在正常的民主轨道上获得解决。

  再看北边的蒙古,上次国会选举也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选举暴动。也有人说这可能跟境外势力有关,也可能是另外一场没有成功的颜色革命,当然这只是一个揣测,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说明他们内部的两个政治力量之间,都不遵守基本的民主游戏规则,对于民主程序事实上没有牢固的共识,而且政治上的竞争已经转化为政治上的斗争。

  在整个东亚,菲律宾可能是实施民主最凄惨的社会。菲律宾现在的总统阿罗约,我相信各种对她的指控应该是证据确凿。她个人、家庭跟丈夫的贪腐,跟她过去在大选里面的做票问题,在任何一个正常民主国家里都会导致总统辞职或者被弹劾。菲律宾的反对运动结合部分国会议员在国会里面已经发动了4次弹劾。因为宪法规定每年只能最多提一次,一次失败以后要隔一年,2008年是第4次,但她每次都能很轻松地躲过这种弹劾。她如何躲过弹劾?很简单,就是用现金买通绝大多数国会议员,这种政治操弄已经让民主变成一场虚有其表的假戏。

  根据我对于东亚国家公民对他自己政治体系的评价所做的一些调查,有些信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收集的指针非常多,这里只选择其中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指针加以说明。该课题叫Asian Barometer(网站是www.asianbarometer.org)。这个指针就是问受访的群众认为他们的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响应民众的需求。在我们所调查的国家中,一类是传统上被分类为民主的国家,也包括新兴民主国家:日本、韩国、蒙古、菲律宾、泰国、印尼。另一类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这些通常被认为不民主或者说民主不够充分的国家或地区。很有趣的对比是,在日本等这些民主国家,认为政府能够有效地响应民众需求的比例都很低。日本只有33%,韩国只有21%,台湾只有35%。这个调查是2006年做的。蒙古只有24.6%,菲律宾32.7%。泰国稍微高点,47%,调查是在上一次军事政变之前做的。如果来看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情况,马来西亚是56%,新加坡是66%。

  这个对照让很多人惊讶——在能不能响应民众需求或需要方面,半威权体制评价要高于民主体制。我相信,拉美、东亚、中东欧等很多的新兴民主国家或地区,它们的整体表现让那里的很多民众感觉到他们的期望与实际有很大的落差。

  我们也可以评论一下印度的民主实施经验。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度冠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头衔。印度每5年举行一次国会选举,每次选举覆盖七亿一千四百万的合格选民,这是全世界最多选民参与的选举,也是选务最为繁重而复杂的选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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