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中国向现代转型最需要法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5 次 更新时间:2009-09-03 08:18:21

袁伟时 (进入专栏)  

  

  8月下旬开始,岳麓书社的大部头作品集《袁伟时书系》将陆续与读者见面。近日,记者走近袁伟时先生在中山大学蒲园区的家,提前了解这部广受关注的作品集的新看点。一下午的畅谈,袁公对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文化出路,一份始终贯穿的宏大关怀意识流露无遗。

  

  专题撰文 本报记者 李文 摄影 袁潇

  

  《告别中世纪》增补最多

  

  作为岳麓书社今年重点推出的大书,《袁伟时书系》共有9种,今年8月下旬到9月初计划先推出第一批6种。其中四部是增补版:《晚清大变局》(最新增订版)、《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增补新版)、《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修订版)、《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增补版)。两部是初版书:《风骨·风情·人生》和《文化:中国与世界》。随后,第二批将推出《近代中国纵横》、《民国:苦难与辉煌(1919~1926)》和《蒋介石时代的兴起和终结——我读蒋介石日记》三本新作。袁老率性地坚持,后三部作品还在修改当中,没最终定稿,暂不多谈。但从他本人历史研究的脉络上,民国时期的历史是他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是自己的重头作品。

  袁老对这次出版的作品都做了大量增补、修订工作。《晚清大变局》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正值论争峰起,书中的理念和全所未见的分析,震撼着不少读者的心灵。这次的新版本,增加了10%左右的内地未刊印篇幅。《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文献加评述,更是增加到了77万字。文献资料的选取范围变为从鸦片战争到二战结束以后。袁老表示,之所以做如此大的增补,是因为过去习惯一提新文化运动,就围绕着“五四”运动这个时间点来展开,而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是伴随社会转型全过程的观念变革历程。《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在1987年刊印后,引发了学界不小的轰动。不过当时的印量仅千余册。20多年后,再次刊印,袁老做了许多修订。他笑说,20年后,自己很多想法都已经变化了,当然要改。

  

  

  

  谈教育:

  

  应提高中学语文文言比重

  

  广州日报:您也反对让小孩子背经学经典?

  袁伟时:我反对小孩子从小就背这些东西。中国传统文化是需要保护和传承的,可是要注意方法。中国的语言文字非常优美和丰富多彩,一定要珍惜。我觉得可以提高中学语文课文言文的比重,让中学生更好传承传统的语言文化。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大陆作家、学者、记者写的文章,与台湾的同类作品相比,书卷气明显不足。台湾的国文课,文言的比重高达45%,这值得我们借鉴。教小学生或者幼儿园的孩子学一些浅显的古诗词就很好,完全没必要强迫这么小的孩子读经,违背教育规律,摧残他们的性灵。

  

  广州日报: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要求整齐划一、守纪律,这种培养方式一直影响到我们的大学生。您认为是吗?

  

  袁伟时:是。大学成了技术训练班。所以钱学森不满意我们老培养不出科学技术领域将、帅之材。其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加严重。耶鲁大学经济学陈志武教授有句话更一针见血:“中国现在的教育决定了中国只能成为制造业国家,不能成为创新国家。”把中国人从小就培养成一二三,开步走的乖孩子是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严重侵害,应该迷途知返。

  

  

  

  谈书:

  

  自己的“儿子”个个都可爱

  

  广州日报:《袁伟时书系》将出版的9部书里,您最满意或者最能代表您思想理念的作品是哪一部?

  

  袁伟时:自己的“儿子”个个都可爱,每部书各有特点。《晚清大变局》和《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可能是大家一贯比较推崇的重头书吧。即将出版的《民国:苦难与辉煌(1919~1926)》和《蒋介石时代的兴起和终结——我读蒋介石日记》在我看来也是重头。因为从晚清到民国,这几部作品一路下来,对我而言,构成一条完整的学术研究理路。

  

  广州日报:贯穿您这几部作品背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袁伟时:应该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与出路问题。中国为什么必须转型,与中世纪告别。为什么这个转型的过程如此漫长?其中包含着什么不能忘记的教训?可以说,转型的历史是我关注的核心。

  

  广州日报:晚清大变局中,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转型的最初尝试为什么失败?

  

  袁伟时:在中国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刻,洋务派选错了改变的道路。洋务运动走官办经济的路,是不能拯救中国的经济的。晚清的变革没有推动社会体制从根本上的变革,也没有真正树立与世界接轨的理念。从客观条件看,当时保守势力非常强大,“国学派”当权,阻力冲不破。

  

  

  

  谈社会转型:

  

  改革开放扩大了经济自由

    

  广州日报:您认为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出路何在?

  

  袁伟时:三纲六纪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已经无可疗救,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而吸收现代文明的已有成就成为无法抗拒的必由之路。例如,要确保经济自由,让民间资本可以自由办企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大清帝国光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整整花了半个世纪!相应的还要解决市场主体和公民的权利如何保障,这就离不开法治和宪政了。

  

  广州日报:为什么是法治?中国的传统文化能提供这一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要素吗?

  

  袁伟时: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法治的传统,需要一个逐渐生长的过程。

  

  有种说法是假如没有外敌入侵,中国社会会自行缓慢地转变为现代社会。《资本论》已经说到,古代社会,已有资本主义式的手工业、工厂这一类经济成分,但不成为一个体系。也就是说,萌芽早就有了。值得研究的是这些萌芽为什么不能转化为社会制度?要成为一个体系(社会制度)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变革,这样的变革要有很多社会条件配合。其中就需要法律体系,对财产权和其他公民权利的保障。比如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用62条条文详细规定臣民享有的自由权利以后,在第63条宣告:“英国教会应享自由,英国臣民及其子孙后代……充分而全然享受上述各项自由,权利与让与。”哪些权利?城市自治、经营商业的自由权利、财产权、选举权、不随便纳税的权利,还有司法独立的权利、国王不能选用没有经过训练、没有法律知识的人来做法官等。1215年,在我们南宋时候,中国有这样的保障自由的宪章吗?没有。

  为什么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不是发明了某种技术,而是有适合的制度。简单地说,因为英国提供了产业革命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制度环境。产权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包括经济自由在内的公民的自由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那样的环境推动了产业革命。

  个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人的切身经验也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结论。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奥秘,无非是改革僵化的制度,逐步扩大了公民的经济自由。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足够的内在力量自行向现代转型,因为它是一个宗法专制社会。它从思想文化到制度的核心是三纲六纪。中国的传统法律——中华法系有丰富的内容,但是以刑法为主,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核心是三纲六纪(六亲)。犯了法,按照亲疏不同有很大差别。假如骂人,骂一般人无所谓,骂尊长是犯罪,如果骂了皇上则是大不敬,要千刀万剐。财产权的保障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在三纲六纪的法律中,普通公民是不能随便保有财产的。一个罪名是“别籍异财”,只要父母、祖父母在,另立户口,分割财产,要判刑。

  中国社会不能自行转型,是顾准在1975年作出的判断:“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所以要吸收现代思想推动变革。

  

  

  

  记者手记:

  

  岭南学术界“老顽童”

  

  如约按响袁伟时先生在中大蒲园区家里的门铃时,这位年近八旬,笑称自己“正当壮年”的岭南学术界“老顽童”还在书斋电脑前,忙着整理自己即将出版的书稿。在通常人家摆电视机的位置,放着有些年头但品质不错的音箱。袁老说自己算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CD不少是儿子送的。电视多数只有夫人看,于是摆进了夫人经常活动的饭厅。袁公的两个书房已经不够用,他的书柜“堂而皇之”入侵到饭厅。“我太太说这是帝国主义入侵。”袁老笑道。

  袁老谈起话来谦逊、随和、完全没有架子,说起写文章骂仗,就会泛起一股20岁人的活力,难怪常有年青的后辈跟他成忘年之交。

  虽然袁老刚上大学读的是经济,对历史的爱好却从高中时代就埋下种子,“那时每天下午吃完晚饭,就到汉民路(现在改名北京路)的书店看书,多是‘打书钉’——只看不买。那时喜欢看《观察》和一本‘左派’的《世界知识》杂志。影响我最大的书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受书的影响,袁公一是爱上了近现代历史,二是参加了爱国民主协会(广州地下学联),开始了实实在在的地下革命工作。

  著名经济史家梁方仲是他大学的老师。“不过,我学得不好,复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中山大学工作,我便老老实实再听一遍梁老师的主要助手汤明燧师兄讲的中国经史。”袁伟时也从经济逐渐转向历史,并在其后的几十年间,形成一套自己的转型历史观,享誉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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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09年8月15日《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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