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周有光百岁口述》上篇 五 圣约翰大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8 次 更新时间:2009-08-12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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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 (进入专栏)  

我考大学有趣味。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变成东南大学,后来又变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比我高的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最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开,没有用的。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8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9点到12点,三个钟头不能停,下午1点到4点,一天六个小时,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可以说没有舞弊,为什么呢?题目多得不得了,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你要笔不停挥。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题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经告诉你材料都在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现在考试是捉迷藏。题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笔直书,写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开的。而且很奇怪,今年招考多少人是没有数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一个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试方法完全不一样,没有名额,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考上不难,只要把指定的那些书搞清楚就行了。

还有一个笑话,上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的。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1923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园那边。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古老的中国要到教会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根本不重视效率,中国人办公的方法远不如他们。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现在进大学就要分专业,圣约翰大学是外国规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专业分得粗得不得了,现在是根据苏联的办法,专得不得了。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大碰头。一年级不分文理,二年级才分文理。我一年级进圣约翰大学,学基础课,三面墙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学生可以在上面做题目,数学的水平比较高。我的数学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就劝我:“你就学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学都跟我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为什么呢?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吃亏了。我就学了文科。实际上,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

我那时候学经济,主要是学经济的技术,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不像现在乱七八糟一下子几千万被人家骗走了,没有这么傻的事情。资本主义如果这么搞,早就垮掉了。国际贸易要有一套技术,我主要是学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说,大学里所有的功课都很有意义,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学里有一本小书,客人来了可以看,这本小书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一到圣约翰大学,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这种教育方法从教师来讲,并不费事,可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

那时候鼓励学生自学,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老师的几句话,会给学生一生影响很大。那时候的教育跟解放后苏联教育不一样,苏联教育是强迫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是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的教育,我读基础的文学、世界史,这很有用处。我进的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可是中学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学、物理是英文的。我们能够用英文,基础培养今天办不到,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许多时间浪费到莫名其妙的课程上面,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学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都没有时间,结果学问学不好。我们的教学没有上轨道。

英文很容易学好,你重视它就会好的。我们的英文教师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我们中学能用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不过关不能毕业。实际上是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课不用考的。那时候比较轻松而学得好,今天把学生的时间都浪费掉。还有一个关键,那时候中学都是住读的,没有走读生的,一走读,走来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学生到大学再读英文,那大学的课程怎么能读呢?大学是用英文了,不是学英文了。现在的青年苦得要命,这个办法不对,我们的教育要彻底地改变。

圣约翰大学在政治方面特别注重外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代,外交界都是我的同学,顾维钧是比我们早的最有名的同学。我毕业以后,人家好多次请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张允和是断然反对我参加政治,我想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美极了。现在上海的中山公园就是我们的校园,校园里原来都是大树,外国人对园林很重视。今天来看,我们学校是规模小,园林大。园林从前叫兆丰花园,现在叫中山公园,把树都搞光了。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是值得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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