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中国转型时期的代际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91 次 更新时间:2009-07-14 09: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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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 (进入专栏)  

  

  代际政治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主要的政治分界不是在同一代人的中间,而是在两代人中间。同一代人的政治分歧,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同一代人的政治争论,不过是茶杯中的波澜。只有在人事的代际交替时,才会出现具有实质性的政治转变。尽管每一代新人登上历史舞台都会在政治上卷起一阵旋风,但只有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才会出现典型的代际政治。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的政治阵营诸如左翼与右翼、激进与保守均是跨代的。一九六八年一代的崛起,也不足以打破这种基本的政治均衡格局。不少美国人之所以成为民主党或共和党人,是基于家庭原因,尊重和继承父母乃至祖父母的党派倾向。美国宪法200年来保持基本不变,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制度原因。在本世纪的中国,更多出现的却是子辈对于父辈的背叛和决裂。五四青年一代对于参加过同盟会的父辈,感情上已经格格不入,无法接受他们抽大烟、娶小老婆、在妓院中策划革命。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后来虽然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对于中国革命的目标模式却没有很大的歧见,因此在党派上变节就不会带来心理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以“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的激烈方式,宣告了“红卫兵”与其“红司令”的决裂,也就是共和国后出生的一代与创建共和国的一代的分道杨镳。尽管在意气风发的八十年代,几代人曾一度在改革道路上同行,但是在经历“六四”创伤以后,代际间的共识已经无法达成。转型时期代际政治的产生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社会急剧动荡,思想频繁更新。如果社会持续朝着一个方向演化,不论是向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代际政治均不明显。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外忧内患不断恶化,因此在五四一代与一二九一代之间就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断裂。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政治路线左右摇摆,顺境与逆境反复交替,社会动荡正如毛泽东所预言,“七八年来一次”,这恰是孕育代际政治的温床。华夏秩序被“船坚炮利”打破后,中国不得不在西方强势的世界体系中重新定位,中国传统思想早已被边缘化,新的本土思想源头尚未涌现,思想上基本处于无国防无抵抗的状态。一波接一波的外来思潮,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定下了思想的基调。由于没有自己的思想根底,中国的政治演化成为世界主流思 想嬗变的多少有些滞后的衍生现象。如果说毛泽东、邓小平是共和国的第一代(五四运动的一代),胡耀邦、赵紫阳是第二代(一二九运动的一代,政治成熟于三十年代),江泽民、李瑞环是第三代(建国前后的一代,政治成熟于五十年代),接下来的就是第四代(四五运动 的一代,政治成熟于七十年代)。现在的代际政治主要涉及第三代与第四代人,但是,也不能忽视正在浮出水面的第五代人(后“六四”的一代,政治成熟于九十年代)。

  在八十年代中期,一些新权威主义者曾经认真思考过代际政治问题。他们的理想方案是巩固第二代领导人的权威并延长其政治寿命,加速第四代人的接班进程,通过上压下挤,实现直接对接,在权力政治上封杀第三代领导人的时代。然而,天不遂人愿,第二代与第四代的政治直通车没有开通,第一代与第三代的隔代交接班却成为现实。为什么第四代人与第二代人的感情沟通要胜过与他们在血缘上更接近的第三代人呢?第四代人与第二代人在“文革”中经历了更多的磨难,因而有着更多的思想共鸣。当胡耀邦在干校苦读,当顾准与李一哲殊途同归,进行着类似的思想探索时,第三代领导人既不是造反的主体也没有成为被造反的主要对象,正在以“紧跟”、“照办”的心态,小心翼翼地在科长、处长的宦途上攀升。第四代与第二代中精英分子的产生,基本上是靠自己的本事和努力。例如第二代的于光远在清华大学是高材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后组织民先总队也要靠自己独立摸索。第四代人上大学读研究生,凭的是考试分数,重新确立思想导向,靠的是自学与自身社会经验的积累。而第三代领导人的产生途径却大异其趣,从总体上说,他们是历史上罕见的逆向淘汰的幸存者。经过反复的淘汰,竟然还能够剩下个把具有某种睿智和胆量的人,朱熔基可以说是当今政坛上的异数。反右运动反掉了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可以说精华已尽。“文革”后选拔第三梯队,明文规定要从“逍遥派”中找,也就是说,不要任何具有独立意志与自主思想的人,越是浑浑噩噩越是孺子可教。第三代出国留学更查祖宗三代,选拔第三梯队基本上也是血统挂帅,不是高干子女就是烈士后代。在八十年代坐直升飞机上来的第三代领导人,并没有邓小平“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也没有“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骄人业绩,仅靠钦定接班人的地位,是难以服众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与第二代领导人的区别,很象苏联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两代人之间的区别。赫鲁晓夫、米高扬这一代人是经历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他们身上还具有革命家的气质,有决断,能担当,敢于冒风险。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成员则是在内战结束后接受教育,在大肃反(相当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后走上领导岗位。他们大多接受的是工科教育,从工程师转变为党政干部,按照党官僚阶层的内部机制逐步晋升上来,并没有鲜明的政治旗帜,也没有显赫的政绩。作为工程师,他们讲求的是操作工艺,擅长的是运行维护;而政治家所需要的全球眼光、历史感、创新冲动和意志力,则是他们特别欠缺的。第三代人中尤其缺乏思想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第二代人中,八十多岁的于光远、李锐、胡绩伟等人,具革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七十多岁的王元化、李慎之等人,更加大胆地揭橥新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旗帜,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一股活力。而第三代人中滕文生、桂世镛、王梦奎、郑必坚等出人头地的“笔杆子”,与其说是思想家,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官僚,除了为所谓“邓小平理论”提供官方解释外,完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创新性的思想。

  在七十年代末,第四代人被称为“怀疑的一代”、“觉醒的一代”。他们曾经是“祖国的花朵”、“毛主席的红小兵”,但是“文革”的严酷现实使他们的偶像坍塌,乌托邦幻灭,开始“怀疑一切”的艰难跋涉。他们的怀疑从毛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昔日的神圣教义变成了多元化思想中的普通一元,甚至被当成一种蛊惑宣传而打入另册。他们的觉醒意味着一种历史性的转折,扭转了二十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不断向左转,日益激进化的大趋势。由于四五的一代在思想上经历了寻寻觅觅、反复求索,因而他们对信念的执着并不亚于五四的一代。由于他们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四五运动和八十年代的民间文化结社中有着政治参与和自发组织的丰富经验,在对国情人性的了解与政治成熟程度上,绝非基本上属于“三门干部”的第三代钦定的“接班人”所能比拟。从出科技人才的角度来说第四代人确实是“被耽误的一代”,许多人三十多岁才上大学、读研究生,已经错过了科技研究的黄金时代。但是对于思想家和政治家来说在社会底层的磨炼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耽误”。在重新进入大学的校门后,这一代人既沐浴了八十年代新一轮的欧风西雨,也经历了高校竞选运动的民主实践,普遍具有一种自由与民主的意识。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经过疾风骤雨、惊涛骇浪,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并没有泯灭。这一点,或许是第四代人与第五代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

  许纪霖最近说:“在民间思想界,自由主义到九十年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参见《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号)在民间思想界,第四代人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执牛耳者,其中佼佼者有:汪丁丁、秦晖、孙立平、杨东平、刘军宁、王焱、朱学勤、许纪霖、雷颐、徐友渔等思想家型的学术带头人。第二代的李慎之、王元化等给予了他们有力的支持。第三代人中的滕文生等,只能在自己把持的官方舆论中自说自话,完全没有在理论上与之交手过招的能力。

  第四代人中的政治角色,也开始在言行举止上标新立异。朱熔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不能把出售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针对的就是在地市级和县级党政机关占据要津的第四代政治人物。他们热衷于国企改制,扶植私营经济,即使“经济沙皇”的三令五申也会被当作耳边风,依然我行我素。一九九七年底,方觉以中青年官员中的民主派发言人身份,发表了“启动民主进程、加大经济自由、承认多元文化、调整对外政策、修正统一方针”的政治纲领文件。他的文件在拟定过程中征求了多少中青年官员的意见,是否能够反映习近平等省级官员的主张,现在还是一个疑团。但是,在中青年官员中具有与方觉类似思想者大有人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一九九八年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指出:“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动摇,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能力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分不清是非,甚至跟着错误的东西跑。”如果任其蔓延下去,“将会毁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开展所谓“三讲”教育,就是要遏制第四代政治人物的“和平演变”趋势。然而,对于熟谙“文革”历史的人来说,挪用毛泽东的一套政治伎俩,已经达不到任何欺骗与威慑的效果。

  对于正在浮出水面的第五代人的思想和政治特征,学者们刚刚开始研究,还很少能够提供比较有把握的判断性意见。但是至少可以说,代表第五代人思想风貌的青年学者,更愿意表现自己与第四代人差异性的一面,而不愿反映与之认同或者继承的一面。否定普世价值、全球文明、标榜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揭橥后现代主义或者新左派旗帜的学人,似乎多是第五代人。苗凡卒在《天涯》一九九九年第二期发表他对“新人类”的观察,他们出生于六十年代以后,成长于七、八十年代,从“新人类”的成长过程来看,环境和条件与过去很不一样,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金钱的力量突显出来,个人的力量日见得渺小,英雄主义走向末路。他们很愿意与众不同引人注目,却并不介意一种边缘状态。从宏观上来说,他们不喜欢忧国忧民,他们成长在一个社会加速发展的时代,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危机和灾难,所以不喜欢把一些局部的毛病理解为全球性问题。他们绝大多数人愿意成为工具型人才,他们愿意在一些十分具体的位子上做一些十分具体的工作,他们喜欢简单的人际关系。他们会玩爱玩,他们的青春期延长了,总是在学着什么做着什么,但总是缺乏一种坚定的行动意志。第五代人中的官员似不大可能像同代人中的学者那样轻易地出人头地。当年,第四代人中的从政者搭上了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快车,眼下,他们在地市级和司局级岗位上恰值年富力壮,得心应手,岂容一茬新人越级取代。除非第五代人中爱国爱党的“洋博士”愿意越洋“空降”,为第三代领导人分忧分劳。这似乎又不符合“新人类”的价值取向。

  第四代人与第三代人之间的政治角逐,将会成为下个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情节。代际政治的重头戏,将会在中共十六大以后上演。第四代人中的体制

  外民主派,已经亮出了政治反对派的旗帜,如果要想了解体制内民主派的潜在动向,与其相信种种小道消息,不如认真阅读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回忆录,尤其是布尔拉茨基与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曾经有人期盼“水落石出”,由乔石取代江泽民,现在也还有人祈望江朱火并,朱熔基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要想把握中国未来的政治进程,不能不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代际政治有所了解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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