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 姜寿田:书法文化贫血症之审视

——王岳川与姜寿田书法文化本体论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6 次 更新时间:2017-08-07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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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进入专栏)   姜寿田  



王岳川(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北大书法所副所长)

姜寿田(《书法导报》副主编,书法理论家)


一 东方书法身份与中国文化危机意识


姜:您前几年提出了“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的理论影响很大。我认为这一理论不但针对我们书法界,也是针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境遇提出来的。也就是说,面对西方在文化上存在一种不对等,我们要了解西方,而西方不需要了解我们。我们在思想文化层面处于劣势。而您提出的“东方输出”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战略。我想问您,中国文化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否存在危机?

王:中国文化在中国处于危机中,因为中国文化现在已经在长期西化过程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根本。西方不知道中国文化现代型态究竟是什么?是西方的翻版还是仍然存有自身文化精神?中国文化艺术的指纹表征为什么?,他们不能准确把握中国。中国的波普文化是挪用美国的,卡拉OK文化是因袭日本的,说,经历过百年的现代化,中国人的文化指纹完全模糊了。西方人面对现代中国的时候,感觉到跟西方没有什么区别,成为一种与原生文化相关的“次等文化”或“次生文化”。因此,当中国知识分子力求弘扬中国诗学精神、中国美学理论、中国书法理论时,西方人感觉很奇怪,认为这是有些民族主义的不和谐的声音。但正是因为这个遗世独立的不和谐声音,使中国书法能够在面对西方时有一种不能完全容纳进西方“六艺”框架的“第七种”艺术形式。在我看来,也许让中国唯一不同西方的是“书法”这一东方文化身份标志。如果连这一条都完全同化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势必完全消失。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重视书法,是因为她是中国文化身份的指纹标志,代表了中国的艺术和西方艺术的差异性而不是相同性。这也是我推进“中国文化输出”时反复强调的和西方不同之处。

姜:您是说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最后的方舟?是一个承载的符号?

王:起码是最后的将被西方“收编”而未成的一个文化精灵。面对全球化时代,中国书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毛笔书写实用功能的消失——人们更多地运用博客、网络、卫星通讯方式交流,很少乃至不再用毛笔写作了;二是当代人已经废弃了书法写作对人生的意义,而只关注有纸印刷工业和无纸网络工业。无纸工业意味着在电脑上敲了很多文字,却只是“伊妹儿”上存在的电子文本,象王羲之那样用毛笔书写信札而成为著名法书,在今天变得相当困难,中文的毛笔书写正在变成一种与生活关系不大的剩余“奢侈品”。就是说,书法在不具有实用功能的同时,其艺术功能也正在模糊。才会有今天的“怪书”,今天的层出不穷“反书法”出现。这种依据西方现代派或者后现代派出现的“非书法”,加速了书法的消亡,因为书法不再是人们的审美的对象,书法成了民众厌恶或者游戏的对象。

  与西方的美术不同,中国书法理所当然地以本民族文化体系为中心。尽管中国书法在现代美术教学体系中更强调书法笔墨技巧和形式造型能力,但说到底那大体都是外在形式,而其内形式——精神内核和美学标准仍植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现代西化教学中和艺术话语垄断中,作为中国书法底线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在书法创作中被漠视的现象不可小看。书法专业训练中西式美术造型训练成为一道奇怪的风景,而书法必备的传统文化和美学素养却大面积缺血。这里书法身份游移问题下面,存在更大的文化失语问题更值得清理。


二 汇通中西的文化转向的价值诉求


姜:您是西方后现代文化在中国研的究领域的开创者。但我注意到您近些年来的一种文化转向,由广义文化诗学研究转向本土书法,转向对东方文化世界性输出。您是不是在对后现代文化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后现代文化并不能代表人类文化的一个光明前途?

王: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对现代性的反拨。人类有一个想法,就是传统已经是过时的晚装,通过现代性竞争、斗争、战争使得人类最小地投入而最大地获取,这是西方现代性的特点。而中国是通过国际间的和平,国家内部的和谐,家庭的和睦,实现自己的幸福观。这种“三和文化”同西方的那种竞争、斗争和战争的“三争文化”正好相反。现代性全球扩张出现的霸权主义时后,后现代性开始对现代性激烈的抨击。众所周知,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发生在西方的殖民主义国家。既然现代性号称给人们幸福、美好、和谐的生活承诺,而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差点把人类毁灭了,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不是没有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感觉到西方的现代性不是言论的自由,而是竞争造成的普遍不幸福感和虚无感。而后现代主义在颠覆现代性的地基,可惜颠覆的方式不健全,是一种拙劣的,做鬼脸的,比丑比矮的方式,把丑推到极端。你不是喜欢丑吗?我丑得让你呕心,你不是喜欢那种奇怪吗?我奇怪得让你匪夷所思。后现代性出现了以后,它加速了现代性的灭亡,同时加速了艺术性的灭亡。可惜我们东方一些学者不太明白,把这种呕心的令人呕吐的恶的东西奉为圭臬至宝,使得艺术的虚无主义泛滥成灾。,我总是在相关场合批判这种极端颠覆式的后现代性。

但是后现代还有另一个特点:它质疑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合法性。打个比方,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要按照西方现代性的方式发展,人类只有全盘西化毁掉其他文化才能发展。后现代主义对此提出质疑,未必,完全不是。人类也可能按照东方发展模式去发展,也可能按照东西方交汇的方式发展,人类可能按照东西重建对话的方式发展。人类因为东方文化的创新崛起,而使西方的那种单面性片面性,甚至独断性不再合法。可以说,后现代其实为西方的中心主义埋下了它的消解的根基,同时为东方的边缘话语诸如:女权主义话语、新历史主义话语第三世界话语都立下了根基,使得边缘们可以发言。如果没有后现代主义反权威、反中心,那么第三世界或者女性中心主义的话语是不可能的。在这意义上来说,第三世界现在缺乏不的是对第一世界的批判,而是缺乏独立思考和发出自己的文化声音。如果第三世界在三十年之内再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世界的单一化同质化将使东方没有声音,一切都将按照西方的路子走。或许,那时所有的写书法的人,都将变成面对强势文化兼并的一种文化受辱。


三 西方艺术精神生态问题与书法生态美学意义


姜:最近我一直在关注西方现代艺术发展脉络问题,我发现它从后印象派以后就开始不断的加快形式变革的速度,如果说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甚至说到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几乎都还具有某种艺术革命的先锋性质的话,那么从毕加索之后,所谓形式变革基本上就成为一种策略或者一种概念的游戏,最后不断的走向形式化。当形式翻新不断走向空洞化时,它就走向日常化、肉身化,降解架上艺术乃至颠覆艺术本体,最后当人的欲望和生命潜能已经被挖掘殆尽了以后,它就宣布人的不在场¬——人死了,历史也趋于终结,由此我们现在看到,西方当代艺术,实际上都是概念和成品艺术,甚至些垃圾、半成品堆在那个地方,就像您说的,它提供给我们的正是美的反面。在这种状态下,当代西方艺术要么从悬崖上纵身一跳,要么就是反身而退。就西方当代艺术来看,我们还看不到它表现出自律和自我调整的趋向。您预测西方现代艺术会不会有一种转向?

王:西方艺术在辉煌之后迎来了它的末路——西方艺术在形式化道路上推进得太多太偏。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就是从形式方面开始推进。这种推进在形式创新方面确实有令人启发的地方,但就根本而言,它消失了灵魂和真正的文化精神,使西方艺术遭遇了两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文化虚无主义”和“审美中以丑为美”。二战时,人们深切感到“奥斯维新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当六百万万犹太人被送进集中营的时候,他们集体呐喊“上帝啊,拯救我!”但吊诡是上帝最终却没有出现。结论只有两个,一是从根本上怀疑——上帝根本就没有,这个世界就是恶魔的世界。二是在绝望中认为上帝默许了这一切——有将近千万人死亡。多么惨痛的答案:上帝没有,或者是助纣为虐。

二战以后欧洲上空风行虚无主义,影响了整个世界文化艺术的品质,这种虚无主义在尼采那里曾寓言般地被表达。于是,在艺术家那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是真正能拯救我们的神,没有真正是对恶魔加以遏制的上帝,所有的一切神圣都消失了。世俗到极点的人们就消费、游戏、放荡,甚至是极其恶劣的把身体当作唯一存在的消费品,以此来嘲弄上帝对自己的不公,嘲弄这个理性世界中疯狂的非理性。虚无主义在现代性辉煌的时候出现。实际上,美国的推波助澜,将消费主义叠加在虚无主义中,使人认识到:“我消费故我在”——他在吃,他在喝,他在赌,他在做,他才存在。人们不再相信有什么价值值得留恋。这其实给我们东方文化和艺术家提了一个醒,单一化的西方话语不可能拯救世界,同质化的西方也没有能力能够将自己再重新规范,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作为差异性的存在可以有一种文化互动性。东方不能救西方,正如西方也救不了东方一样,但是东方可以告诉西方,人是需要有精神的,人是需要退一步天地宽阔,人不是需要消费对象,没有谁可以把他者完全消灭。相反,人可能是需要温爱理解与文化和谐,这个世界才是值得一过的温馨世界。

艺术与文化与人的存在处境紧密相关,是存在出境另类表达。联合国教科文公布了全人类遭遇到3个1%。第一个是自杀率1%,今天大学的自杀率很高;第二是艾滋病1%,全世界联合国教科文提出,2012年人类将有6千万艾滋病携带者;第三是精神分裂1%,目前为止,北京的大学生有20万人有精神疾病。这一点其实已经阐明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西方现代性并不使人们的自由、幸福、快乐,一味地全盘西化并非东方世界的福音,东方应该发出自己的文化声音!包括书法在内的中国文化精神和形式,也应当成为人类的精神一部分。我在深夜用一支秃笔狂草时,感觉在大气盘旋中凡尘悉去,功利之心尽消,在茫茫苍苍的墨色中,黑白二色任我恣意书写,那种由衷的快感难以言表。如果没有精神的提升,下笔就仅仅想着要卖几千块一平方尺,卖个8尺或者丈二的。真是凡夫俗子,面目可鄙!

姜:实际上西方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显示出它的不合法性,也就是说很多灾难甚或罪恶正是由现代性所造成的,或者说由科技崇拜的工具理性造成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核威胁、工业污染等等。人类在进入后现代之后,对现代性的反思已构成一个世纪性课题。我们不能盲目反现代性,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要求必须对现代性所造成的危机加以反思和应对,无限的现代性即人类在功利享乐意识支配下的无休止的现代性榨取,最终只能导致人类的困境¬——生物学意义上的灭亡。难道不是吗?当人类所积囤的核武器数量足可重复消灭人类数次以上时,当工业污染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已严重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安全时,难道以科技崇拜为中心的现代性还不足以让人类警醒止步吗?我认为人类需要现代性,但需要的是有限制的现代性,现代性不是万能的,指望通过对现代性的无限追逐以达成人类的福祉,可能结果恰恰走向反面。也正是在这种文化境遇下,20世纪九十年代,西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在一个集体宣言中认为,当人类进入21世纪,要回首孔子,从他那里汲取智慧。西方的思想家也对西方现代性展开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对单面人¬——人的异化的揭橥,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哈贝马斯对“交往理论”的阐释和倡导都表明了一种现代性反思。由此,在这个背景下回视东方便构成人类意义追问和文化追寻的一大转向,它的伟大意义将会在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日益凸显。

王:世界在变。为艺术而艺术的技艺时代已经过去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艺术观念成为了明日黄花。艺术走进了“大文化”领域,艺术成为“东西方对话”的产物。今天的西方思想家和艺术家在“中国艺术世界进程中”感受到了中国思想的魅力,出现“世界性的新文化”转化迹象,表征为三种文化思潮:一是美国标举的“极简单主义”。西方人的物质生活非常奢靡复杂,有空调,有电冰箱,有微波炉等各式各样的电器,而突然断电,人们离开了所有电器还能做什么?西方的一些当代思想先驱,开始到森林中自己盖房子,不再用电器和污染环境,过一种极简单的人性化的生活;二是英国提倡的的“极慢生活主义”——现代化似乎就是不断强调生活的快节奏和更快的节奏。“慢”成为现代性必须否定的对象,是不时尚不潮流的表现。但是现代性竞争核战争将导致人类毁灭和精神崩溃,于是英国人提倡一种“极慢生活主义”,就是回到“人是目的”上来:春天生产,夏天避暑,秋天郊游,冬天过圣诞。就是说,一年四季360天不是全用来干活,只有一季从事这种再生产,其它时光都是人本体的修为生息。这种“慢生活主义”受东方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在我看来,人类生产的物质资料已经远远超过人们的需要,而且还要继续为了物质生产而耗费能源和自然资源乃至生命,人正在沦为“手段”。现在应该回到康德的“人是目的”的立场上来。说到底,物质是为人服务的,人不应为了物质而消费生命,应“以财发身”,而不应“以身发财”(《礼记》)。事实上,西方中心主义者已走到穷途末路,他们已经提不出人类的未来新生活方略,也提不出人类的后现代之后的刚健清新的生活方式,提不出人类究竟应该走向何处的高远答案。在人类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东方思想家应该将东方思想精华提炼并铸成人类精神生活的整体价值。如果中国思想家仍然亦步亦趋地抄袭西方,走上思想文化绝路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而且,东方思想家艺术家不提出自己的思想,不拿出自己的独特的生活答案,就是对人类未来发展整体失职。

这两年我多次去韩国,记得第一次到汉城的那天晚上,韩国书法家希望我去汉城的一个书法研习所看看,我到了以后,那情景让我非常吃惊。那么多的大企业老板、金领和白领,跪在地下一丝不苟地写书法。我问:为什么写?回答说白天工作很累,只有晚上跪在汉代张迁碑面前虔诚地写汉碑的时候,心里才通畅爽快,感觉到和古人气息相通。我明白了,也许书法恰好是像那种治疗心态的一种“当代绿色生活方式”,一种现代精神疾病的“文化生态平衡方式”。在此,我看到了中国书法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意义——不再仅仅是参展和做秀,而在书法修为中让人的精神生态化。这种“生态书法美学”的发现,使我有理由相信中国书法的未来具有了远远超越于技法之上的文化精神含义。

我坚持认为,真正的书法超越于技艺之上的无法之法,书法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处于核心层面。但是今天的美术专业的科班或江湖书法手,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再将书法看成中国文化的有机体,一味地玩笔墨玩市场炒作。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一个书法家在文化素养方面存在重大文化空洞,他的书法就是饾丁之学,丧失了灵魂和鲜活的生命。没有了中国文化精神张扬凌厉的奠基,所谓笔墨功夫也就不了了之,无可如何。正惟此,正由于整体上缺失文化底气,一些书家的所谓创新充满了“怪力乱神”的旁门左道之气,道之不存,技法必行之不远,虚幻热闹之后必终将归于销声匿迹。

今天,由于整个世界的“去中国化”——不写汉字,不写书法,甚至将书法西方美术化,这种西化思维加剧了中国文化边缘化状态。但是,新世纪随中国国力增加和国家的和平崛起,世界会重新审视和阐释中国。就像西方世界在2000年时,学习汉语的人数不超过一千万,但2007年已经接近六千万人,增加人数将近6倍多。未来的中国的汉字和汉字书法将有重大发展,并将逐渐成为世界人们接收和欣赏的东方抽象艺术和文化解读密码。


四 追溯中国文化源头与标举书法创新


姜:就中国文化本身而言,在中国文化内部,我认为是产生不出现代性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进行现代转换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导致近现代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彻底批判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旨在针对中国传统文化腐朽的一面。鲁迅作为文化激进主义者,在小说《狂人日记》中,甚至借狂人之口,说中国传统礼教的性质是“吃人”。这种激进主义的价值取向在“五四”启蒙与救亡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具有历史的现实性,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策略。用鲁迅的话说,要让文化保全,首先这种文化要保全我们。当一种文化不能保全与推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难道这种文化不存在病态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重提“五四”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评价不能脱离“五四”启蒙与救亡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也不能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更新的积极意义。至于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清理批判与文革的摧残传统文化相提并论,则更是非理性的荒谬之论。我认为肯定中国传统的价值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本身不存在可供批判的弊端,也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不存在对立矛盾之处,事实恰恰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上价值只有在吸取融会西方现代文化,完成现代性建构的前提下,才会全面显现出来,所谓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其精义在此。这也证明新儒学内圣外王是一条不能通过自我坎陷而加以实现的虚幻之途。我们倡导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形上价值的复兴,是对人类灵魂的安顿和终极关怀,拒斥和否认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就不能实现中西文化会通,就会重新回到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二元价值对立的老路。

王:确实如此。我不同意有人认为必须回到原始形态的传统中去,这是不可能的。我强调的新世纪中国文化应是“创新”而不是“复兴”。所谓“复兴”总有回到过去的企图,那么,需要追问的究竟是回到春秋还是战国?回到秦汉还是魏晋?是回到唐宋还是明清?可能么?在全球化时代当然不可能一厢情愿地回到“过去”。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坚持大文化创新!一方面要发掘民族文化汰变后优秀鲜活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要整合一个多世纪西方文化已经融为我们新血脉的部分,从而整合形成具有世界高度的新文化,使中国新世纪成为文化输出大国。东方文化有一个问题,就是经过宋明儒学以后触及一个根本命题:“内圣开出新外王”。所谓“内圣”就是通过道德教养以后使其道德提升,“外王”是通过制度改革而使国家制度化。这其实是一个误区,道德内圣是开不出制度新外王的。

姜:它是把人本体的无限放大,把道德本体强调到一种类似宗教化的地步,并进而认为人无所不能。在这个背景下,儒学已然宗教化。现代新儒学要接着宋代理学讲,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区。理学融合佛、道、儒,建构起一套精致严密的道德本体论和心性论哲学体系,但却恰恰远离了原始儒学的实践理性¬——利用厚生、经世致用。新儒学所恪守的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本体论以人与自然的虚假合一阻塞了开向外王所必须的知识论、认识论之途。唐君毅认为,中国现代化之步履维艰,实在是因为文化问题没有解决好。就是说在中西两大文明相冲突的情势下,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丧失了信心,对西方文化也缺乏真正深入地了解,对西方文化与民主思想的借鉴,一定要直下返至中国文化精神本原上,立定脚跟。

王:对。就是把人变得高尚以后,相信制度也会变得完美。相反,西方人认为,任何一个美国总统,放在这个位置上都只能这么做,也就是制度的完满性,这个人哪怕是恶魔或天使,都只能按照这个制度走。其实二者都有偏颇,仅仅依靠道德变不出好的制度,仅仅制度好也不会必然出现好的“清官”。

姜:它只相信人的最低的道德标准,在历史上绝对的理想主义曾经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法国大革命时有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罪恶。”,在文革惨痛中,顾准才有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事实证明,不受法律约束的纯粹说教是靠不住的。

王:新儒家是不能够完全和现代性接轨,这也是我一直对新儒家不看好的一个原因。相反,我认为原始儒家——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就是“立己达人”的孔子,“养浩然之气”的孟子以及《大学》、《中庸》中的“君子”等,有很多刚健清新的,没有被两汉、宋明形式化所异化的精神,需要发现其生命力和当代魅力。人类总是在两种思路中不断徘徊,一是技术至上主义的思路,坚信技术发展会使得社会往未来发展而且越“新”越好;一种是人文科学不断回归母体,回到原始的原初状态的思路。如有人在这竞争不断世界上感到痛苦就会回归故里,回到那种原始的状态,回到精神家园疗养创伤。今天的新儒家在解决中国现代性问题时,总是续接明清儒家思想,而忘掉了先前儒家的精神,陷入深深的文化困境和盲视中。

这其实敞开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于,西方思想家明白,整个西方的现代性跟古希腊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但是西方人必须发现古希腊,然后把传统通过中世纪和古希腊联接起来,成为一份自圆其说的意识形态历史。今天,中国很少有人如此思如此做,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中国今天的创新和先秦思想传统联接起来,变成一个刚健清新的文化体,可谓中国文化在“新轴心”文化创新的关键。如果是刻印,只需要去治汉印,如果是写书法,除了王羲之,二王以外,还应该是接上古的遗脉。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上当了,这个上当,就在于蒙和满。元、清入主中原之后,中国文化已经断裂了。今天的电视大量的播清代皇帝的连续剧,是个极大的一个问题。而且西方之认为中国是个侵略性国家,往往举例是蒙古族踏遍了半个欧洲且杀人如麻之类,从而无视汉民族文化精神内脉,对中国整个形象产生了深刻的文化误读。而且,更严重的是,日本传承了汉唐文化并保持下来,韩国传承了宋明文化并保持完好。中国反到成为误将清服当唐装,错将元清文化当成汉文化正宗的误区中。因此,我们需要“精神归家”,重新续接上古时代乃至先秦唐宋文化正脉,把握真正的中国文化精神,使之刚健清新、厚德载物、文质彬彬、立己达人的精神,为人类所共识所共赏。


五 书法文化输出和中国新世纪形象


姜: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中国、印度和以色列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孔子、老子,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他们都对人类根本的关切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所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雅斯贝尔斯)这就提示我们,中国文化是有着普世价值的,它曾经为人类文化贡献出自己的智慧。虽然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一文化的核心价值仍然存在,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仍需回顾这一文化,以吸取伟大的创造力。试图抛开和走出这一文化,是不可想象的。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正面临着世纪性挑战和机遇,正如您所说,如果三十年内,中国文化发不出自己的声音,那么中国文化将失去民族身份。

王:面对西方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到二十一世纪初期,西方的GDP发展高速发展的中国之间差距越来越小,再过十年到十五年,中国GDP将超越德国、日本,变成世界第二。这既是辉煌的又是危险的。中国科技、经济、军事的高速发展,使得西方加大军事投资,战争似乎总在阴云中徘徊。如果说我们一味地高速发展,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就会层出不穷。反过来说,中国如果是要让自己和平崛起,则必须进行文化输出。今天,不管是西方的“七国论”,还是“台海紧张”,还是“东海油田争端”,“南沙群岛争端”,都已经表明了中国崛起对世界政治或区域格局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书法看似不台重要,其实它在对台海、中韩、中日、中越的关系中,具有很重要的文化沟通和平对话的作用,是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

西方已经经过了五百年的现代性,其负面问题已经显现出来。和平崛起中的中国,思想界还没有完全身份觉醒或者文化自觉,不知道该提出怎么样的中国问题和全球理论。这个时候如果东方思想家艺术家能够站在世界的高端提出新的文化问题美学问题艺术问题,甚至新的书法问题,那么会让西方人逐渐接受的。关键是要不断提出新思想,并坚持充满善良愿望的文化输出和互相理解。


六 全球化语境与“文化书法”的未来


姜:我觉得当代中国文化领域更需要一批深邃的思想家针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去进行一种理论建构,相对于学问家,我们更缺少的是具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因而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建构而言,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家渐显,思想家淡隐”的状况未必是一件幸事,我们需要建立学术规范,但规范不能以丧失思想或对思想的贬斥为前提。反空疏不能将思想也反掉。就学科建构而言,各个学科有不同的价值定向和价值关怀,哲学价值不会等同于史学、文献学的价值定位。就另一个层面而言,学术与思想并不必然走向对立,思想以学术为前提,学术以思想为精魄,没有思想的学术是伪学术,没有学术的思想是伪思想,而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结果,便是在放逐思想的同时,学术也成为侏儒。21世纪的中国文化领域应出现一批思想大师,为中国文化发言,为民族精神立言,使中国文化在全球伦理中获得普世价值。从而与西方文化一道,参与到人类未来共同文化的构建中。

王:可惜今天那种丧失中国身份的翻案式的思想走向太快。

姜: 对,确实如此,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2001年第5期),他在文中提出要建立中日之间新的想象关系。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的现代化落后于日本,因而面对日本,中国存在现代化焦虑,从而产生排日情绪,同时这也影响到对战争问题的认识。这篇文章的主旨意在表明,在中日战争问题上存在着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所谓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实质即指感情记忆对事实记录的夸大。而这种夸大的责任是由中方造成的。沟口雄三说:“打个小小的比喻吧,有个国家遭到邻国军队的侵略。在该国的一个城镇,邻国士兵入侵后实行了掠夺。后来一个少女控诉说,那时她被一士兵强奸,该兵是身高两米多的大汉,但是这个邻国承认入侵及掠夺行为,却不肯承认强奸这一事实。理由是当时在军队中不存在两米高的士兵。……这个比喻提示了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对那个少女来说,两米高这一数值并非事实记录,而是恐怖心理的表征,即感情记忆。在邻国一方则以此数值为事实的记录并以两米高的士兵之不存在来证明强奸事实的不存在。……南京大屠钉被害者三十万,这个复杂的政治性数值,已足以显示日中间围绕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产生的认识上的错位,同时因为各自所处的语境互不相同,使之成为两国间在历史认识上的隔阂之象征。”

沟口雄三的话意在表明,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中国存在事实夸大,并以感情记忆之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对中国人来说,三十万这个数值,是对他们眼中‘至今’仍不肯认罪的全体日本人之情感的数值。”如上所述,情感记忆在沟口雄三看来是一个与事实记录完全不符甚至是虚拟的数值。由此,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执著于对南京大屠杀三十万这个数值的确认而导致两国间在战争问题上的隔阂。事实上,否认南京大屠杀三十万这个数值,就等于否定南京大屠杀,而由于南京大屠杀在中日战争问题上的敏感性,否定了南京大屠杀,在中日战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就变得模糊不清和富有弹性了。沟口雄三论说的逻辑企图正在于以南京大屠杀事件为突破口,以情感记忆之谬为名,将责任推到中国一方,并由此为起点围绕中日战争问题展开他的近代史想像,以混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他将之美其名曰为“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遗憾的是,竟有中国学者迎合这种理论。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史学的吊诡与陷阱》加以驳斥。

王:其实,面对整个世界发展中,中国学者应有不同于半个世纪以前的新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但不难看到仍有一些人仍在加速全盘西化,其结果使得文化美学包括书法精神逐渐消失而完全博客化。有人问“北大离书法有多远”?我的回答是,北大离书法有多远就意味着中国离书法有多远,原因在于:一,书法的实用性消失了,现在很少看到人们用毛笔给对方写一封信札,而是“伊妹儿”、网络、博客风行;二,今天我们中国的君臣父子、经史子集的言说方式消失了,话语方式已经西化了。北大正在努力走进书法文化,建立文化书法体系。改变这种彻底西化的模式,为东方艺术留下一些话语和审美空间,为西方关注东方艺术留下文化备忘录……。从实用角度看,书法变成了人际交流中的附庸,这种附庸关系使得书法很难成为为人心仪的艺术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艺术书法、学院派书法、文化书法,以及其它的命名书法,都难以挽回书法的中心化命运。书法在漂流失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减缓甚至改变这种进程:如果每一个家庭如果都有一百多平米的房子,在雪白的墙上应该挂什么?是挂一些低级恶俗临摹的西方假油画?还是来一两幅中国的真书法?这可以说有广阔的群众基础和文化空间的事情。这意味着书法的实用性减弱,但有可能使其彻底从实用当中解放出来,从通信、问候、请帖的方式而走向纯艺术,走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交流,走向中西互动中抽象艺术。哈贝马斯的交流理性,都宣示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的文化属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的书法主潮将是重视文化的多元书法并存,其它任何前卫的扭捏作态的,或者是用一些形式书法的非文化方式,都是值得斟酌思考的事件。

姜:没有文化支撑的形式是没有意味的形式,任何艺术形式都是文化积淀的产物,形式与文化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张力。当文化与形式失去张力时,形式就成为一种没有规则的游戏,现代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半成品艺术不是已经显露出这种本相了吗?

王:在中国进入全球化的世界格局时,一定要明白全球化是谁在化?在化谁?怎样化?怎样避免被化?如果不考虑这种种前沿问题,他就是盲目可笑的,如果一味迎合的话,那更是误导和别有用心的。正确的中国立场是:在全球化中应怎样思考中国文化书法的表达方式?中国书法的文化边界是什么?中国书法审美的合理性是什么?中国书法能够给人类怎样的审美感受?怎样在东方艺术中呈现出中国文化身份?

姜:我们要恢复文化上的自信力,也即文化理性。在半个多世纪前,鲁迅曾经发出“中国人丧失自信力了吗?”的沉重诘问,看来当代中国人仍需要重复发出这一沉重的自问。文化上的缺乏自信表明一个民族整体创造力的萎缩和矮化。“五四”之后中国文化的发展现实表明,受西方科技理性的支配,中国文化长期存在追随西方盲目否定传统的倾向,而20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文化的意识形态化也无不来自西化思潮。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西方文化艺术思潮的全面涌入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文化的西化倾向,使中国文化的影像进一步模糊,20世纪九十年代后殖民理论之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恰恰表明受西方文化侵孳,本土文化的非主体性和非建构性。历史的看,中国的现代化追寻最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现代性也包括文化的现代性。中国作为文化大国不能走“充分西化”之途,那无疑等于民族文化身份的自我取消,因此,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文化复兴已成为一个紧迫的世纪性问题。

王:当务之急,是教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西方人学好汉语,然后通过汉字练习进入的汉字的审美书写,逐渐进入到对中国文化审美趣味的认可。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西方的月亮比东方圆,出口转内销特别热闹。另外,对中国二十年的书法大潮加以深度文化审视,总结区域性经验,开拓全球性经验。不可忽略的现实问题是,书法界热闹了,来的人多了,门槛就自然低了,质量每况愈下,什么人都可以称自己是书法家。我只听说很多人都说自己是书法家,但是很少有人敢说自己是钢琴家,因为钢琴十级太难太严格,而书法似乎自封为家太易所致。这种泥沙俱下的状态说明书法的含金量在加速减弱。如果中国在面对西方没有新文化精神重塑的可能性,没有新的艺术精神文化崛起,作为技法的书法必然会被全球化的电子文化打入底层而边缘化。北大书法所立志将中国书法逐渐世界化,将振兴高等书法教育,倡导书法家的文化化和学者的书法家化,得天下书法英才而教之为己任。高等书法教育体系的完善使中国书法后继有人,以改变目前这种书法私塾教育的封闭状态。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私塾遍地都是,现在什么地方还有私塾?几乎没有!是什么取代的?当然是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

应该思考中国书法在“亚洲文化圈”中的地位和在西方世界中的书法身份,关注明天的北京大学、北师大、首都师大和中国人民大学这样高等学府书法教育的深刻严谨和深远意义,如果书法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会措手不及,顾此失彼。中国书法高等教育是中国书法文化输出的重要力量,北京大学书法所会竭力在书法教材、创作教学、书法理念、国际展出、高峰会议等多方面做的更好。

姜:您的“文化书法”观念无疑为中国书法进入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其价值将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全面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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