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日关系中有一个台湾问题一样，台海事务中也有一个日本问题。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比起常常发作、引发两国阵痛的历史问题的痈疽来，更具有实质性，直接关系到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相比之下，历史问题有时倒像是道具和摆设，双方动辄拿它来说事，但在心底里谁都没有太当真。
而台海事务中的日本问题，从法理上来说是一个伪问题。与钓鱼岛不同，战后日本把台湾归还中国不但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公约所明确了的，而且作为政治条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日建交时曾得到过后者的郑重表态和承诺。
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前三次台海危机中，日本色彩还不是十分浓重的话，那么，在最近的第四次台海危机中，日本因素好像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了。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三点：首先，第二届小泉内阁刚刚发足，这个成色保守的政权正踌躇满志地要把日本改造为“普通国家”。而与此同时，日本经济也走出了谷底，开始呈现缓慢上升的迹象，旁骛台海事务不至于被国内问题搞得措手不及；其次，“有事法制”三法案刚出台不久，日本插手台海似乎合情合理，有“法律依据”；再次，伊拉克战争硝烟散去，亟待战后重建。出钱又出兵的日本自恃“劳苦功高”，此时在台湾问题上过招中国，不仅不会招致美国的不满，反而有可能得到小布的评价和鼓励。
因此，2003年底，日本明显加快了厕身台海事务的步伐：12月12日，不顾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弹，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公然在台北举办明仁天皇诞辰招待会，邀请台湾当局“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等政要出席；12月15日，日本“李登辉之友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会长阿川弘之表示，“非常推崇李登辉对促进台湾民主化的贡献和对日本的理解”，对于此前李因签证被拒，而未能应邀赴日本庆应大学学生社团发表演讲一事评论道，拒签乃“日本外交的污点”。李登辉本人则通过会场的屏幕发表了题为“台湾精神和日本精神”的演讲，称“日本人士应发扬‘武士道’精神，重拾战后失去的自信心，并在亚洲发挥领导力”；12月25日，曾于两年前独排众议，核发签证让李登辉赴日本大阪“就医”的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在小泉政府的默许下“因私”访台，短短3天的行程，不但办完了为亡友扫墓和与台经济、体育团体交流等私用，还拨冗出席了台当局的授勋仪式，而且“搂草打兔子”——“抽暇”会见了现任总统陈水扁和前总统李登辉，其“马不停蹄”的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如果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国民党的式微和台独势力的抬头，台湾问题已经演变为中美问题的话，那么，在90年代末，随着日本因素的逐渐凸现，台湾问题实际上正朝着成为中、美、日三方问题的方向上发展。有一天，当两岸做最后摊牌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坐在谈判桌上的不仅有美国，还有日本。中国也许会对日本的参与感到不悦，但却无奈。就像朝核危机一样，依朝鲜的本意，跟美国“单挑”，日本是不带玩的。但它却像一块嚼过的橡皮糖，甩也甩不掉，无论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平衡还是历史文化的纠葛，最终你还得容忍它坐到谈判桌上来。这个类比也许不甚准确，但是，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比重正在加大，台湾问题正在蜕变为中日关系中的问题则是不争的事实。
毋庸讳言，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对台湾向来有某种“情结”。而且，由于战后从蒋介石一直到陈水扁一脉相承的长期对日“温存”政策的缘故（虽然其对日温存的初衷各不相同，但对日本来说结果都一样），这种情结之深、之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的宗主国—殖民地的关系，而进入到了一种从文化“血脉”上心有戚戚、声气相求，从地缘战略上相互需要、互为帮衬的境界。读过已故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与李登辉的《对谈录》或者其描写日本人心中的台湾的著作《台湾纪行》的人，很难面对那种浓得有点化不开的“乡愁”而无动于衷——他甚至称自己为“老台北”。
反之，台湾对日本也可谓“恩重如山”，从蒋介石庇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等）、承诺保留日本国体（虽然一般认为“天皇制”在战后的存续是麦克阿瑟的“功绩”，但作为对日主战场的最高实力人物，蒋介石的作用不可低估），到留用日本旧军官组建“日本军事顾问团”（白团）、放弃战争索赔等等，绝对称得上是“以德报怨”。陈水扁上台后，出于“据统谋独”的目的，提升台日关系，以增大“安全系数”。其在接受日本《世界》杂志采访时曾公开表示：“台湾的存在对日本只有好处。一旦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日本的安全立即受到威胁，台日应当加强军事交流，才能确保亚太安全。”
其实，对日本来说，道理是明摆着的，根本犯不着听阿扁饶舌。如果说“挺台湾遏大陆”在1972年之前，还是基于美国的战略调整和“冷战”需要的某种选择的话，在1972年之后，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则是日本基于地政学上的考虑而精心炮制的“国策”。从这时起，客观上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威胁论”开始伴随和搅动着日本，如影随形，渐行渐大，叫日本好生烦恼。
众所周知，日本政坛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台湾帮”。其构成颇为复杂，从右翼组织“青岚会”，到主要由政治家组成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日台议员联盟”，到政治家的外围组织“李登辉之友会”、“陈水扁之友会”等，不一而足。其中，日本与台湾“断交”仅半年后（1973年3月）成立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成员据说有超过300人，多为少壮、鹰派的实力人物，且不乏“铁杆”。与通常的议员组织不同，“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带有封闭性和机密性，其花名册从未对外公开过。这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一员的日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桩怪事。
正是这些“台湾帮”少壮政治家，在强化日美安保体制和制定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而刚刚登场的第二届小泉内阁，使这种经过长年的苦心经营、本来就已经十分了得的势力再次得到了强化。现任自民党干事长、小泉内阁副官房长官的安倍晋三就是“台湾帮”第一代“教父”、战后的甲级战犯、后成为日本首相的岸信介的外孙。有迹象表明，亲台日本政治势力甚至准备搞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而一旦将所谓“日台交流协定”付诸国会表决的话，在为数甚众的亲台议员的策动下，很可能会一次通过。
相比之下，被认为“亲华”的政治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虽然表面上也拥有300名以上的成员，但其中相当多的人却“脚踩两只船”——同时也在“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注册。随着日本政坛的几次重新洗牌和当初倾力推进对华关系正常化的“1972年世代”的集体谢幕，纯粹的亲华政治家几乎已经绝迹。
过去，迫于中国的压力，日本政府科级以上官员的访台都很难实现。小泉上台后，已基本打破了这些限制。现在，在东京—台北间往来穿梭的，已经远不止民间财界人士，甚至不乏军界高官。用一位中国学者的话来说，日台之间可谓“暗流汹涌”。
而更为微妙的是，最近的一些情况表明，一些构成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和法律基础、此前我们认为绝对不可能改变的原则和框架正在被不断地挑战。从中日政府间的“政治三原则”，到复交谈判被提上日程后的“复交三原则”，以及建交后中日之间签署的三个基本文件（即《联合声明》、《和平友好条约》和《联合宣言》）中始终明确的“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等原则立场，其边界正在变得“模糊”起来。而在那些经缔约双方再三确认、原本清晰规范的法律概念重新“模糊化”的过程中，日本式的暧昧思维（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韬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早在1972年9月，田中内阁的庞大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国政府进行复交前谈判的时候，日方谈判代表、法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拿旧金山对日片面媾和后、日台间签署的《日华条约》说事，反对在《联合声明》中写进“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由”是，中国政府的统治权实际上并没有到达台湾。日本已经通过“旧金山和约”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不能“两次放弃”。不过，对中国这一立场，（日本政府）可以表示“理解和尊重”云云。言外之意，就是不能“承认”。对日本玩弄法律条文、企图用“法律”来回避政治责任的做法，周恩来当场予以驳斥：中日邦交正常化首先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本人被也斥为“法匪”。
然而20多年后，类似当年高岛的论调又开始被日本的一些政治家重唱，日本屡屡在台湾问题上“试水”，试探中方的容忍度。1996年李登辉当选“总统”以后，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加藤公然在国会说，对中方所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主张，日本表示“理解与尊重”，但却不是承认。声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那是中国的说法，而不是日本的说法。
事实上，对某些日本政治家在原则性问题上的暧昧表演和所谓“风见鸡”（日语，见风使舵，两面性）习性，中国早有领教，这方面也有过许多惨痛的历史教训。去年12月24日刚刚解密的日本外务省外交文档证实，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虽然公开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方针，但是却一直在暗中摸索“两个中国”的政策。
1964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在首相官邸接见英国驻日大使时说：“日本虽然表示‘中国只有一个’，但这只是照搬中共（大陆）以及国府（台湾）两个当事人强烈主张的一个中国词汇而已。”“我们知道事实上有两个政权。”
不仅是佐藤荣作这样的“反华派”，连一向被我们看成是铁杆“亲华派”的政治家大平正芳也很暧昧。同年5月，在于东京举行的第二届日英双边定期会谈的席间，时任外相的大平表示，即使中国加入联合国，也会努力帮助台湾保持议席。对此，早在1950年就率先承认新中国政权的英国外交大臣理查德（Richard Austen Butler）强调：绝对要相当秘密地加以应对。英国也觉得有必要把台湾作为不同于中共的存在而加以存留。为此，台湾政府有必要首先放弃自己应该成为中国全境的支配者的非现实态度。”大平的回答多少有些无奈，透着一丝被夹在两岸之间的“艰难”：“日本政府的想法归根结底是一样的。但是，在现阶段将这种认识作为政策公布还为时尚早。”
而此时，中日关系已经突破民间交流层次，以“积累方式”进入到了“半官半民”的阶段。双方互设官方办事处，互派记者，“LT贸易”（1962年中方廖承志与日方高碕达之助达成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协议）的顺利实施为邦交正常化的实现铺设着道路……所以，1972年9月，当艰难的复交谈判终于尘埃落定，双方马上就要签署为世界瞩目的《中日联合公报》、喝香槟酒的时候，周恩来书赠田中角荣的《论语》六字格言——“言必信，行必果”，与其说是一个纪念，不如说是一个约束。作为回应，激动的田中当场挥毫题写了日本飞鸟时代执政者圣德太子的格言“信为万世之本”，回赠给周恩来，同样是六个字，不多不少。
这一切，现在想来，真有点“三十年河东河西”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