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8 次 更新时间:2009-05-06 16: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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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中国社会30年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因此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实际,以及对它们的理论概括和提升,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路径,显示出浓厚的中国特色。

  对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和转型,无疑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剖析。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加以解读,着重涉及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理论提炼的特色,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理论概括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展望,即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社会学难得的机遇。

  

  一、中国社会发展30年的特色:发展的实际轨迹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提升

  

  社会发展与一般的社会变迁不同,是一种有方向性的社会变迁。这里,社会变迁是一种社会事实,方向性是一种社会价值,社会发展就是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社会发展有不同的方向,因而有不同的类型。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新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30年”。要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那就必须如实指出,“前30年”既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30年”留下了问题。

  现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倾向这样的观点:经过土地改革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笔者本人在印度的考察、在泰国的访问,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到2004年我们访印时为止,印度只有印共(马)执政的三个邦进行过不彻底的土改,其他邦则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时,只要涉及土地、房产问题,就不能不与为数众多的土地、房产私有者一个一个地进行谈判。这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想快也快不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为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30年”为“后30年”打下基础的还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形成、标志高科技的“两弹一星”的发射,等等。由此可见,绝不能对“前30年”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30年”为“后30年”留下问题的这一点,则是很清楚的。因为“前30年”最后有10年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又有几年时问处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过程中。结合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实际,“前30年”,特别是十年动乱,提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在大伤元气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二,在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中,特别是苏联在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情势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三,在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差距加大,中国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

  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十分不一致。焦点集中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十年动乱、导致了低潮的出现、导致了差距的拉开?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一样,那么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一系列做法也会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对此邓小平作了至关重要的总结性的回答:“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i]这段话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缩小差距的前进方向,而且也提纲挈领地说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中国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

  这里,“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述;而“搞改革开放”和“老祖宗不能丢”,则是“两个基本点”

  ――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一深入浅出的表达。只有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而党的基本路线真正得到有效地贯彻,又使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邓小平的这一总结性回答,可以看作是他的发展思想的总框架,为中国“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新的起点。

  (一)初级发展与旧式现代性

  中国“后30年”的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

  第一,发展的目标是初级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状态。这是因为,那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都集中地表现为贫穷。邓小平非常理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人反思,提出了一个引起强烈共鸣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ii]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iii]“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iv]他给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脱贫、小康目标的提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级的。

  第二,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形成的。按照一个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的思路和办法,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手段。

  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

  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

  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v]

  这种以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

  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GDP 增长的政策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调、效率与公平失衡,也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后30年”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都是发展的初级资源,它们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源,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将无以为继。

  第四,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市场往往越位,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廉价房等往往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则往往缺位,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又缺乏市场那样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是初级的,迫切需要加以提升。

  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

  从理论上说,发展初级性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的现代性。

  从这一观点看,“后30年”的发展,在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取得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初级过程,不可能不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从而引发社会与自然的不协调,天人关系的紧张;初级过程,也不可能不催生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这两者问的矛盾,从而引发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恶化。总之,这样的初级过程,确实使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

  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替期问,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因此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后50年”发展本身,也酝酿着这种积极的转变。人们必须对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利用的资源、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后果,用新的观点来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一是发展初始条件的限制,二是对发展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幅员是如此之广,地区差别是如此之大,发展初始条件是如此之低,只能实事求是地确定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只能要求经过努力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发。把初级发展的时限缩短到最小期限。在这方面,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一些初始条件与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好的国家,客观地说,我们国家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二)科学发展与新型现代性

  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科学发展观既是对科学发展实际趋势的思想提炼,又是对以往发展观的理论提升。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按照十七大报告的系统总结,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肯定了初级发展中的最主要的精华之点。所谓“发展是硬道理”,正是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科学发展把发展确定为第一要义,正是肯定了这一精华之点,就是说,科学发展同初级发展一样,都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科学发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适时地提出一系列创新之点。

  科学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核心。这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多多少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当然这种纠正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全丽,就是双赢互利或共赢互利,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足强势和弱势各方,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协调,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可持续,就是既满足当代,又不伤害后代。这实际上指出了:那种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零和游戏,,式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IH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把统筹兼顾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对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这些主要关系各方,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地重视一方,而轻视甚至损害一方。这对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倾向,包括一般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重人的短期需要、轻环境的长期保护等,是很重要的。

  总之,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表明,科学发展源于初级发展,又高于初级发展,既继承,又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是一般的提高,而是一种带有质的飞跃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理论的巨大进步,也是发展观演变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概括地说,发展观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人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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