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沛: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软实力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7 次 更新时间:2009-05-02 12: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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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沛  

  

  [内容提要]国际体系正处在新旧国际体系演进的不稳定阶段,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因素日益凸现。这不仅反映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文化因素愈加受到关注,也表现在新兴国家群体崛起而带来的各种文化的复兴正在改变国际文化态势不平衡的现象。软实力竞争已成为构建新的国际体系的重要支柱和基础。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国际体系中,并对国际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方向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中国需要加强对软实力的研究和投入,实现中国软实力的跨越式发展,为建构新的国际体系提供更多的软实力支撑。

  [关键词]国际体系 转型 中国 软实力

  

  冷战国际体系解体已近20年,新的国际体系却迟迟未能建立起来,国际体系正处在新旧国际体系演进的不稳定阶段。处于转型中的国际体系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因素日益凸现。这不仅反映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文化因素愈加受到关注,也表现在新兴国家群体崛起而带来的各种文化的复兴正在改变国际文化态势不平衡的现象。软实力竞争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构建新的国际体系的重要支柱和基础。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国际体系中,并对国际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方向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中国需要加强对软实力的研究和投入,充分发掘丰富的文化资源,实现中国软实力的跨越式发展,为建构新的国际体系提供更多的软实力支撑。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化内涵

  

  众所周知,“软实力”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随后在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阐释。奈将实力区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硬实力主要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则是指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社会制度等无形的力量资源,它能对其他国家形成吸引力和导向力,使它国羡慕、模仿,进而心悦诚服地追随。[1]“软实力”论提出后,尽管它在概念的界定和理论体系的构建上还存在着许多缺陷,遭到中外学者的许多质疑,但它毕竟对国际关系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自“软实力”论提出后,中国学者便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特别是近几年来,关于软实力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不断问世,形成了一股软实力研究热。在如何界定软实力概念内涵上,中国学者有一定的差异。有学者认为它包括“政治系统和政治领导”、“民族士气和民族精神”、“社会的国际形象”、“国家的对外战略”、“确定国际体制的能力”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六个方面。[2]还有学者认为软实力包括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际形象等五个核心要素。[3]也有学者主张软实力是包括核心价值、政治制度、文化理念和民族精神等要素蕴涵的力量资源及其内化于国家行为而产生的影响力和驱动力。[4]俞新天教授则提出,软实力内涵界定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思想、观念、原则;二是制度;三是战略和政策,并进而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而且主要是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5]

  虽然学者们对于软实力的内涵界定有一定的争议,但对于将文化界定为软实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或核心则大致是没有异议的。一般而言,学者们倾向于认为,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没能对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给予足够的认识,或有意忽略,偶有提及,也始终未能把文化与经济、政治因素相提并论,这与当代文化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不断上升的趋势相去甚远。英国著名的文化学者和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在谈到文化的重要性时曾指出:“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6]加拿大著名文化学者保罗·谢弗也指出:“迄今为止,人们很少从文化角度来考虑世界体系,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世界正经历一个明显的和生气勃勃的文化变革时期,文化日益成为在地区、国家和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力量。”[7]

  但事实上,自国际关系理论诞生以来,文化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就一直割舍不断,从某种程度上讲,重视文化因素是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共性,并逐渐占据了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中心位置。

  对国际关系理论忽视文化因素的责难中,现实主义常常首当其冲,被视为强权和无限制争夺权力的典型,这显然是对现实主义的某种误读。英国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爱德华·卡尔早就指出:“现实主义并非只是研究权力和自我利益的学问,也并不是从根本上无法包容以道德意识为动机的行为。政治行动的基础必须是道德和权力的协调平衡。忽视权力和忽视道德都是致命的弱点。”[8]卡尔还认为国际新秩序和新的国际利益的和谐只能建立在一个或多个上升大国的权力(包括军事、经济)和道德的平衡上。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奠基者汉斯·摩根索也试图在道德价值和国家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他在《国家间政治》和其他著述中都表示,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不仅包括权力分配,而且包括思想氛围。国家利益只有受到国际接受的一套观念(包括道德价值)的约束才可被称为是“驯服的”国家利益;这套观念限制着个别国家权力冲动的释放。[9]在摩根索所阐述的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中,既包括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等物质性的权力,同时也包括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素质和政府素质等软性权力,而其中,外交的素质是构成国家权力要素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摩根索把外交推崇为一种艺术,“国家必须依赖于其外交的素质,使之为构成国家权力的各种不同因素发挥催化剂的作用。”[10]摩根索在书中还对国际道德、国际舆论和国际法对国家权力滥用的限制和约束进行了详细论述。还应特别要指出的是,现实主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过程,新古典现实主义就将规则、国际机制、国际组织、竞争与合作等包容了进来,重新界定了权力概念,体现了更多地文化关怀。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则强调了国际制度概念。所谓国际制度,就是“连贯一致并相互关联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成套规则,这些规则规定行为角色,限定行为活动,并影响期望的形成”,[11]具体可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国际惯例等。国际制度可以通过建立和主导国际规范,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影响他人的偏好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12]

  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体系理论更是从文化、身份、认同等社会学概念出发,借用结构分析和体系理论对国际体系进行了全新的理论阐释,更加突出了文化的作用。温特认为国际体系包含有三种因素:权力、利益和观念。权力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构的,而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观念构成的,这种观念或共有知识即是文化。[13]温特提出至少有三种无政府“文化”,即相互定位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定位为“竞争对手”的洛克文化和相互定位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际体系结构处于何种文化状态,关键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

  近年来重新受到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英国学派也特别强调观念、文化、规则以及制度等“软物质”的作用。英国学派认为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历史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思想传统:霍布斯主义或现实主义传统,把国际政治视为战争状态;康德主义或世界主义传统,认为有一个潜在的人类共同体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作用;格劳秀斯主义或国际主义传统,认为国际政治产生于一个国际社会之中。[14]英国学派特别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国家间的相互交往受到它们所组成的社会的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以促使它们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共处与合作。相比较而言,英国学派更加强调秩序的道义和正义性,也具有更加明显的价值取向。

  从文化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引起争议最大的则非塞缪尔·亨廷顿莫属。在亨廷顿看来,后冷战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文化的共性和和差异会影响到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未来全球政治的冲突是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是发生在文明之间断层线上的冲突。[15]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固然因其理论缺陷遭到学界广泛的口诛笔伐,但他从“文明的历史演进”探讨合作与冲突,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特别是亨廷顿对全球文化发展趋势作出了较为客观的判断和分析。他认为,文明的格局正在发生转变,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文明开始向非西方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不应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而且,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多元文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16]

  由此可见,文化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不仅如此,文化的重要作用也充分反映在国际关系实践的进程当中。在前现代国际关系中,诸如道德、秩序、规范、契约、和谐等的主张和思想并不鲜见。中国历代思想家及明君贤臣就提倡行“王道”而弃“霸道”,讲求道德与和谐,主张“和为贵”,强调“以德服人”,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古代所形成的“儒家文化圈”和“朝贡体制”,内中蕴含着某种“价值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因而能够绵延2000多年。而西方早期的思想家和君王也不乏理想主义的色彩,将道德、秩序、制度、规范、契约等因素视为治理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以文化为核心的“软权力概念实际上是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的思想,是与统治和治理密不可分的概念,并始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17]进入现代国际体系后,虽然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常态,但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并非完全无序。国际体系的更迭虽然大多都是强权政治和战争的结果,但体系的维系却不能仅仅依靠强权政治和军事实力,更多的还是通过和会、国际条约、国际组织、规则、国际法以及共有价值观等来维系的,而冲突的根源也以价值观和制度之争为多。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对峙双方除军事威慑外,更主要的还是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竞争。这种软实力的竞争甚至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最终导致了冷战体系的瓦解。

  

  二、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文化趋向

  

  从历史上来看,无论是前现代国际体系还是现代国际体系,其转型大都是通过大规模战争而实现的,方式是暴烈而迅疾的,新建立的国际体系主要体现了战胜者的实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如前现代国际体系的更替,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的演变等。但冷战的转型却不同于以往,它改变了战争催生国际体系演变的一般规律,方式是和平渐进的,但也使得新的国际体系的诞生显得特别的漫长。迄今,旧的国际体系解体已近20年,而新的国际体系迟迟未能建立起来,国际体系似乎仍处在一片“无秩序”的混沌状态中。学界所谓的单极世界、多极世界、一超多强,或既非单极、亦非多极的“无极世界”[18],“新新世界秩序”[19]等多种论点,恰恰表明当前国际体系正处在新旧国际体系演进的不稳定阶段。同以往相比,当代国际体系转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20]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一个特点是当代国际体系正处在和平转型的进程当中,世界各主要国家以软实力竞争为主要手段,力争在和平、渐进、有序的进程中建构新的国际体系。冷战的和平解体,并非硬实力碰撞的产物,而是软实力较量的结果,这为通过软实力竞争建构新的国际体系提供了可能。在这样一种转型过程当中,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观念、制度观、政策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就观念而言,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有观念。按照温特的理论,观念不仅可以解释部分国家行为,更可以建构“物质基础”,而且随着行为体实践的变化,会带来观念的变迁,并通过行为体间的互动实践、相互学习和模仿,促成集体认同演变,实现国际体系的转换。[21]共有观念的形成促成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来临。就国际制度观而言,世界各国尽管认为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制度(包括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尚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公正、不完善的缺陷,也已经滞后于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新现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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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冬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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