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后殖民话语与文化政治诗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2 次 更新时间:2009-04-16 18: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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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进入专栏)  

  

  进入二十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哲学诗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思想不再偏重于哲学领域,而是广泛地吐纳政治学思想、历史学思想、文化学思想、社会学思想,使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困境的解答多了一种尺度或一种参照。因为在理性、知识、主体、真理、意义、话语问题中,又迭加了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文化权力,于是“后殖民主义”问题必然为哲性诗学所关注。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 theory)是一种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开始崭露头角,并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纠正了本世纪上半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而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域和研究策略。

  

  一 后殖民文化霸权问题

  

  后殖民主义诸种理论,旨在考察昔日欧洲帝国殖民地的文化(包括文学、政治、历史等)以及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后殖民主义理论受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理论影响很大。同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和《地球上的不幸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对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有重要的开创作用。当然,福科(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则成为后殖民主义思潮中的核心话题。

  后殖民主义兴起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就已萌发,而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始出现的一种新的意识和新的声音。其理论自觉和成熟是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年)出版为标志。在赛义德之后,最主要的理论家有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Spivak)、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等。斯皮瓦克将女权主义理论、阿尔都塞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整合在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中,从而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批评家。而霍米·巴巴则张扬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注重符号学与文化学层面的后殖民批评,并将自己的研究从非洲文学转到印度次大陆上来。

  其后,英格兰希雷德福大学博士汤林森(John TomLinson)以其《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1985),开始了对后殖民的媒体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话语、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现代性的批判,从四个层面的分析揭示出文化殖民的内蕴以及其历史走向。

  另外,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加雷斯·格里菲斯(Govreth Griffiths)和海伦·蒂芬(Helen Tiffin)的著作《帝国反击: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强调所谓“混成”(hybridization),即本土传统通过这一形式与帝国残存物相结合,以一种语言创设出一种新的后殖民表述方式,即与帝国输送的“大写英语”(English)不同的、变异的“小写英语”(english)。

  近年来,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关注并汇入后殖民批评思潮中,如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和美国的弗·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尤其是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研究,为后殖民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他近年发表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表明他的视点始终集中在全球文化后现代与后殖民处境中的第三世界文化的变革与前景上。他试图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即中心与边缘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把握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并力求寻觅到后殖民氛围中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契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杰姆逊注意到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面对这种后殖民文化霸权,杰姆逊期望第三世界文化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或他者的“他者”)的文化身份成为一种特异的文化表达,以打破第一世界文本的中心性和权威性,进而在后现代与后殖民潮流中,展示第三世界文化清新、刚健的风格,以及走向世界的新的可能性。无疑,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后殖民理论在后殖民理论中是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

  另外,在后殖民理论研究中,关于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文化殖民和语言殖民、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都与后殖民语境中的“主体文化身份认同”和“主体地位与处境”紧密相关。在这方面,罗伯特·扬(Robert Young)的《白色神话:写作史与西方》(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特里的《妇女、本土、他者》(Women, Native, Other)、莫汉特编《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权主义政治》(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以及丹尼斯·李(Dennis Lee)、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和小享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都做出自己的独到阐释,使后殖民主义理论有了更全面的理论形态。

  如今,不少第三世界的文化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以一种深广的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远景的思考介入这场深入持久的国际性后殖民主义问题的讨论。无论是非洲还是印度、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新加坡,都有一大批从事文化、文学、哲学研究的学者在探讨后殖民主义问题和前景,检视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弄清“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分析仇外敌外情绪与传统流失的失语的尴尬处境,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和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位置。

  当然,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正在成为全球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其正确发展有待于一大批理论批评家的合作与努力。不过,我们可以从这杂色纷呈的后殖民理论家群落里,注意到两位重量级的理论家,他们是赛义德和斯皮瓦克,对其理论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更准确的把握。

  

  二 东方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

  

  东方主义是一个言人人殊的世界性问题,不少人以此作为民族主义的托辞,另一些人则作为西方解魅化的方法。我以为,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有必要先听听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是怎样说的。

  (一) 权力话语中的东方主义

  美国著名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 1935—),其复杂的身份、丰硕的著述、新颖的观点,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赛义德是巴勒斯坦人,生于耶路撒冷,小时在开罗上学,后随父母移居黎巴嫩,并在欧洲国家流浪,1951年到美国。他身处逆境,刻苦攻读,终于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64),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教授)。这种独特的身世,使赛义德能以东方人的眼光去看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以边缘话语去面对中心权力话语,从切身的流亡处境去看后殖民文化境遇。这使他的写作总是从社会、历史、政治、阶级、种族立场出发,去具体分析一切社会文本和文化文本。

  关注世界人生和民族社会,使赛义德的写作超出了学院派的狭小天地,而具有明显的文化政治批判性。其主要著作有:《约瑟夫·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1966)、《起始:意图和方法》(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1975)、《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巴勒斯坦问题与美国语境》(The Palestine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Context,1979)、《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1979)、《隐蔽的伊斯兰教》(Covering Islam,1981)、《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1983)、《音乐详述》(Musical Elaborations,1991)、《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等。其中,尤以《东方主义》、《世界、文本、批评家》、《文化与帝国主义》三部书影响最大。

  介入政治、参与社会、强调历史,使赛义德将文学研究与政治、社会、历史紧密结合起来。这一特点在《东方主义》中得到彻底体现。甚至可以说,这部“后殖民主义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的代表作,标明赛义德从纯文学方向扩展出去而走向广阔的“文学与社会”的研究,并进入到对文化帝国主义这一“禁区”的研究之内。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倾向。他在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化的明显二元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边缘国往往是仅仅作为宗主国“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陪衬,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这种强权政治虚设或虚构出一种“东方神话”,以此显示其文化的无上优越感。这就是“东方主义”作为西方控制东方所设定出来的政治镜像。

  东方主义的概念的宽泛性,使其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充满误读。而误读者有以下几种:有持第一世界(西方)立场,制造“看”东方或使东方“被看”的话语的权力操作者;有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1],他们强烈的民族情绪使其日益强化东西方文化冲突论,并以此作为东方形象和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存在的理由;有既是第一世界文化圈中的白领或教授,却又具有第三世界的血缘的“夹缝人”或“香蕉人”(外黄里白)的人。他们在东西冲突中颇感尴尬,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而赛义德所谓的消除误读的“正读”,是要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僵硬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强调那种东西方对垒的传统观念应该让位于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条道路”。这种超越传统的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的僵化对立模式的新路,正是赛义德要纠正东方主义权力话语的意图之所在。他并不是要人们走极端搞一个“西方主义” (东方人虚构或解魅化的“西方”),正如德里达解构“中心”的目的不是要使某“边缘”成为新的中心,而是要取消中心达到多元并生一样,赛义德要消除的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并力求超越东西方对抗的基本立场,解构这种权力话语神话,从而使东方和西方成为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构成。

  “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虚构了一个“东方”,使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具有了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异己者”。但这种“想象的地理和表述形式”,这种人为杜撰的“真实”,这种“东方主义者”在学术文化上研究产生的异域文化美妙色彩,使得帝国主义权力者就此对“东方”产生征服的利益心或据为己有的“野心”,使西方可以从远处居高临下地观察东方进而剥夺东方。赛义德认为,这种东方主义者的所谓纯学术研究、纯科学研究其实已经勾起了权力者的贪欲,这无异于成为了帝国主义帮凶,这种制造“帝国语境”强权征服的东方主义,已不再是纯学术而是成为强权政治的理论基础。因为正如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起就在全世界拉开了西方对东方掠夺的帝国主义阶段一样,十九世纪初当几位德国的东方主义学者初次见到一尊奇妙的印度塑像时,他们对东方的欣赏情趣立即被占有欲所置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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