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滥觞于殖民主义的当今国际传播格局,成为全球发展生态的核心构成要素和巨大变量,在信息传播技术（ICTs）和地缘政治博弈背景下正在经历着巨幅震荡,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和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走向。从当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践需求出发,殖民传播体系建立及其传承至今的历史脉络、权力关系、文化逻辑和综合影响迄今依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对殖民主义传播体系及大国全球传播战略"迷思"进行历史性批判,对"西强我弱"国际传播格局缘由进行历史性、思想性、结构性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朝向后殖民之后健康有序的全球传播和文化发展方向提出中国的国际传播观做出某种建设性努力非常必要。

　　 关键词：后殖民; 殖民传播体系; 跨文化传播; 全球传播格局

一、导言与问题意识

　　 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提出和践行过程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大众传媒(media)和新兴信息传播媒介(medium)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宏伟画卷中将发挥重大作用，朝向我国两大社科理论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从国内传播来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实践有效建构和传播，进入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而实现历史传承的有机性、发展的和谐性；从国际传播来看，将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实践有效建构和传播，进入世界文化地图而实现彼此尊重、合作共处。这两大问题不仅是复兴中华文化、重申民族自信的文化政治学问题，也不止是重塑国家形象、建设国家软实力的经济学问题，更是在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传播与文化格局中深刻反思和战略应对文化霸权、提出中国传播观、更新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全球文化传播秩序的努力，是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传播意义上的同构，促进全球治理体系良性变革的传播支撑和向全球贡献中国智慧的综合性问题。

　　 正如法国学者贝尔纳·瓦耶纳(Bernard Voyenne)所说，“新闻业不发达和经济不发达是一对孪生姐妹”1,不平衡的国际传播格局的背后是全球文化、经济和军事霸权，更后面是近300年的殖民主义体系作为这些霸权的滥觞。“后殖民”这一术语首次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政治理论中，用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了欧洲帝国束缚国家的尴尬处境2,并似乎开启了后殖民之后全球健康发展导向下的反思性重建进程。在比尔·阿希克洛夫特(Bill Ashcroft)、格瑞斯·格里菲斯(Gareth Griffiths)和海伦·蒂芬(Helen Tiffin)1989年出版的合著《逆写帝国》(The Empire Writes Back)中，“后殖民”涵盖了“自殖民开始至今，所有受到帝国主义进程影响的文化”3,指向一种“话语群组”4。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梳理了“后殖民”的三种用法：一是描述曾经是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包括第三世界以及诸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与第一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移居者的殖民地；二是描述殖民主义时期之后的全球状况；三是描述论及上述状况的一种话语，这种话语是通过这些状况产生的认识论和精神的方向来传达的。5

　　 从“后殖民”术语的使用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从最初的历史分期演化为一种“理论与批判的场域”6,包含着视点的拓展——从空间视点(领土、民族)、时间视点(殖民与后殖民时期)、主体视点(殖民者、被殖民者)到话语视点(话语表达、传播机制，知识与意义生产方式)7,以及基于这些视点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政策之反思与批判的深入。因而，“后殖民”常常被冠以“主义”和“批评”之类的后缀，用以观察、审视和叩问种族、帝国、移民和族性与文化成果的相互关联8,该概念自1978年提出至传播到全球，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进行了猛烈的揭露和鞭挞，极具革命性和颠覆性。

　　 但是，迄今作为极具思想性和批判性的后殖民研究大多沉淀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当下资本收益带来的诱惑已模糊了现代人的理智边界，新殖民(文化)以及西方经济的“全球化”以不可抵御的力量阻挡了人们回顾的眼神，从形式上努力破解历史经济锁链的努力不断在认识上自我局限的墙壁前碰撞，不断在传播话语权设置的陷阱中跌倒。后殖民批评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维度--传播维度的价值日益凸显，全球文化现状和后果与资本主义的传播体系、传播机制之间的重要关系亟需得到充分地挖掘和阐释，正如Raka shome、Radha S. Hegde、Shanti Kumar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后殖民研究中的传播维度一直比较缺失，传播研究中的后殖民议题也同样缺失9。这推动着更多研究者深入思考，后殖民理论如何深刻揭示当今的国际传播格局是如何在殖民主义的逻辑框架下建立和演化的，而这种传播体系和格局又是如何为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滋长、蔓延和肆虐提供温床和通道的。

　　 纵观历史，传统和现代传播体系的演进从萌芽到发展，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史以及理念、格局的变迁有着广泛深入的互动性、互构性特征，这体现在殖民时期和新殖民10时期两个历史阶段：

　　 二、从殖民到新殖民：早期资本主义传播体系的历史性建构

　　 欧洲中心主义与殖民扩张基调下，随着印刷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技术和平台的发展，界定了全球传播的第一和第二次浪潮，实现了早期殖民主义和国际传播体系的互构。

　　 15世纪到“二战”结束是殖民传播体系的形成时期，它确立了以政治功能为核心的基本架构，伴随的是地理意义上的占领、侵略和宰治。作为一个相对松散的体系，它紧跟殖民扩张的步伐和技术变迁的节奏，逐步拓展传播范围、传播内容和传播形态，从而建构和完善起来。而文化和传播网络的建构也伴随着帝国霸权的确立11,正如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在《征服美洲》(Conquest of America)中所分析的，对交流手段的掌控，是任何殖民视野获得权力的要素3。因为，自由交换原则必须支配信息和传输工具，信息的自由流动仅仅是商品和劳务自由流动的必然结果。12

　　 交通、商品和语言的传播属性被深度开发，奠定了以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为主的早期殖民传播结构。帝国势力的扩张和较量更多取决于交通技术的发展，运输条件的改善为殖民者的地理空间开拓奠定了基础，保障了物资与劳动力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同时也奠定了以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为主的早期殖民传播结构。正如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所言，在担负全球使命的现代资本主义理性建构的过程中，正是铁路公司带来了管理资本主义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两种“基础性的材料”12。铁路延伸到哪里，人和语言就延伸到哪里，在对非洲的殖民过程中，葡萄牙人不仅学习当地的语言，并且向黑人译员教授葡萄牙语13;法国的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在北美远征多次，施展才能与土著人民进行人际接触13;工业革命后，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作坊，资本家开始在殖民地开办学校，教育、培训现代产业工人以及服膺于殖民管理和统治的“本土精英”14。这些早期的殖民传播活动契合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将理性主义、商品经济、自由市场连同“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殖民征服逻辑一起打包倾销到被侵略和占领的属地，为直接的殖民贸易和殖民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即，印刷术将交通、商品和语言的传播属性予以整合，开启了殖民大众传播的新时代。1455年，德国人谷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zur Laden zum Gutenberg)在美因茨(Mainz)发明活字印刷术，将人类载入书面出版时代。尽管印刷术更大的威力显现于两个世纪之后，但它开启的信息传播和知识传承新格局却逐渐明朗起来。正因为如此，殖民者也将书面出版纳入传播的重要范畴，以巩固殖民统治。葡萄牙王国是最早意识到利用媒介巩固殖民地统治重要性的国家之一，它在出口货物的轮船上同时装载大量书籍运往各地，还在所属殖民地上自办印刷媒体，最早的实践是1557年在印度的果阿和1588年在中国的澳门创办的印刷媒体。其他欧洲强国也利用新技术和印刷书籍加强亚洲的殖民统治。151638年，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引入印刷厂和出版社，用于印刷殖民地的法律法规和宗教书籍等，其目的主要是加强殖民地自上而下严格管控的信息发布模式，服务于殖民统治。印刷术在殖民地属于稀有的、昂贵的奢侈品，仅限于为殖民地统治者、宗教人士和社会精英服务16,藉由信息传播不对称的张力制造实质上的控制与被控制，成为殖民控制体系的龙骨支撑。

　　 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发展，直接介入战争宣传甚至成为殖民战争发动机。印刷业的演进促进了近代报刊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殖民传播的路径和范围，亚非拉广阔的殖民土壤孕育了数目繁多的英文报刊、法文报刊、西班牙文报刊和葡萄牙文报刊，其中既有传教士报刊，亦有宗主国主导的殖民地本土报刊。以中国为例，随侵略者一起闯入中国的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纪德(Samuel Kidd)等人快速引入西方印刷技术，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天下新闻》等第一批近代华文报刊，宣传基督教教义、评论时事、散播域外知识。17在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18“传教士利用特殊身份，突破了封建新闻传播在内容上的限制，将科技知识、民主模式和新闻自由等信息强力输入中国。这些明显带有侵略色彩的活动客观上将封建统治撕开了裂口……”19在科技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广大殖民地也很快孕育了一批“本土”报刊。其中，被欧洲中心国家主导的殖民地本土报刊在维系移民与宗主国联系、实施语言和文化控制、重构殖民地社会和黏合多元族群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欧洲的征服种族们预计……那些在学校学习他们的语言，在成长过程中读他们的图书和报纸，吸收了他们观点的本地孩子，会从他们的角度看待生活，这将会使他们政府的问题大大简化”20。例如，西属美洲从1737年起，除再版《马德里公报》和墨西哥城与利马的公报外，还增加了《利马文学经济商务日报》(后成为《秘鲁信使报》)、《信使导报》、《文化入门》等报刊，使得来自欧洲的新思想和新知识得以在殖民地广泛散播、接受和认同。2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负责提供图片，我负责提供战争”的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式“传奇”22将这种传播与政治利益深度媾和的神话呈现得更加充分；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对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战时宣传技巧的研究，则从理性上阐释清楚了报刊等传播手段对于殖民国家塑造正义形象、争取盟友和舆论支持、实施文化控制、妖魔化敌对势力、美化战争，继而为殖民利益争夺、殖民成果保驾护航的重要价值。

在没有电波的时代，基于印刷术革命的文艺书籍也曾“无远弗届”地延长强大的殖民传播体系。随着殖民活动的深入、海上远征的拓展，欧洲列强的魔爪伸向更遥远的疆域，以旅行游记为基础的文艺创作成为殖民传播的重要内容。葡萄牙诗人卡蒙斯(LuísVaz de Cam es)1572年写就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将欧洲文化与东方经验熔为一炉；英国人丹皮尔(William Cecil Dampier)1697年写就的游记《环球旅行》是笛福(DanielDefoe)著名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原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