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 胡淼森:从反思后现代性到发现东方

——王岳川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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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进入专栏)   胡淼森  

胡淼森: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问:王教授,您八十年代中期对诗化哲学比较留意,实际上诗化哲学在解决人生关怀问题上有过分理想化之嫌,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八十年代中期我写了一本《艺术本体论》,其根本出发点是追问艺术何为?艺术对人有何意义?问题提出的表象不大但背景很深。其实意在说明在现代性进入全球状况后,人们感受到古代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艺术已经破裂,现代人主体性无限膨胀使得主客体变得无限虚无。虚无呈现为两个维度,一在上帝死后,人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所有的恶承担所有的结果;二是要面对虚无而充满未知的未来不断地“操心”。在这种前瞻渺渺后顾茫茫的存在状况下,人像“孤岛”一样——西方审美意象中就是“桥”的意象——在此岸和彼岸的过渡间隙当中,这种过渡间隙充满危机感,可能亦此亦彼也可能非此非彼;可能或此或彼也可能完全坠落在虚无泥淖当中。极端的现代性导致主体死亡,这就意味着现代性从个体自由出发而最终走向整体对抗个体,以群体的同质化本质化的方式而使个体变得不再重要。

诗化哲学无疑是在“制度现代性”中呼唤“审美现代性”,强调个体自明而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存在意义,人是天地中最具有性情的存在物,是有灵魂的“会思考的芦苇”的存在物。哲性诗学、诗化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呼唤个体的圆满性原生态性,以对抗现代社会的单片化片断化,因此往往矫枉过正,张扬血性生命的浪漫乌托邦维度,这一点从西马、存在主义、西方现代艺术精神来看都不离其宗。

回到话题本身,在八十年代的艺术本体论研究的确带有诗化哲思色彩,究其原因与当时中国特殊语境有关。“文革”结束了,一些人认为“文革”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标本,而我认为是西方现代性与东方专制主义混合的标本。中国现代性在文革中的体现就是赶超英美进入世界大循环当中,这种“赶超”是以扼杀个人意志个人存在丰满性为代价的,在某些方面显示出西方制度现代性的特征,也掺杂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某些特征。八十年代反思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和问题而重估一切价值,在这一语境下,我写《艺术本体论》无疑具有以审美现代性追问生命诗意存在价值的诉求。

面对制度现代性,我采取的方法是用审美现代性对其加以回应或抵制。制度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二者的关系,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在我的理解中,制度现代性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话语权力基本稳定的方式,审美现代性则是针对制度现代性的弊端而关注人们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永远是向个体存在敞开的,它阐明的是对个体人生、世界宇宙、生命进程的基本体验和判断。在中国的艺术本体论或者诗化哲学的研究,整体上是以人的善良愿望来赞美生活,是一种感恩式的艺术。但审美现代性在中国很快变味,成为了调皮的插科打诨的甚至亵渎的艺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西方现代派的丑的艺术互为表里。审美的现代性包括美和丑两个极限,在审美光谱上本就不希望像典雅的现代性所强调的高雅古典的精神性,相反张扬和扩充审美的个体趣味,在审美光谱的七个色调之外还要加上更多色调,在美和丑之间加上了荒诞、恶心、黑色幽默等的存在状态。

问:我注意到您在《艺术本体论》里谈到了对存在主义以后文学作品“丑”的解读,认为它们在丑的背后其实是对理性滥用的一种忧虑和反思。在西方这些丑的艺术,其实是有意识和传统的古典和谐断裂。

答:是这样的,但是不能把体验的作家解读为反思的哲学家。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西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对人的存在,对上帝的慈爱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第二是伴随着蒸汽机和电的出现,火车、电车、留声机、照相机的应用,许多艺术家赖以为生的技术——从文艺复兴以降达•芬奇式全面发展的、无所不能的巨人艺术突然被技术挤在一边,艺术被技术击败——当照相机能清晰无比的焦点透视,准确无比的将对象表现出来时,画家的笔颤抖了。他只能用一个办法,用变形的眼神去看这个世界表面之外的东西,于是出现了抽象派、印象派、未来主义、立方主义等。在诗歌方面也是一样,两重性——绝对的虚无和绝对的技术至上主义——使得传统艺术家被挤到存在的边缘,只能选择这样一条变形的曲折的道路。

其实,艺术家选择这条路其实是慌不择路,今天丑的东西还在影响着人们,但我要说一个最新的技术报告。我在韩国时一位教授送给我一本韩文书:一个科学家用水分子,为它放最纯净的如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的音乐,在几十万倍的显微镜下,水分子晶莹透亮,分子组合完美无瑕;但如果用刺耳的锯木头的声音以及嘈杂的摇滚乐时,水分子变成了癌细胞的分子结构。所以,长期在劣等的、嚎叫的、刺耳的、恶心的艺术当中,艺术家的生存状态是可想而知的,它这种生存状态可以为人类带来精神上的平衡吗?那是不可能的。艺术家以自己的死亡控诉了社会的黑暗、不和谐、不美丽。但我希望更多的艺术家能创造出最新的、轴心时代的向上升华的艺术,像轴心时代的思想超越一样伟大的心灵体验。

问:您以最早介绍研究后现代著名,但后来有些研究者觉得您对后现代的态度有所改变,甚至有人说有所退缩,您能谈谈这方面的原因或考虑吗?

答:这个问题回答过多次,我想主要是对两个方面的误读造成的,一是对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后现代主义产生疑问,对我在中国作为最早研究介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背景和初衷没有太多了解;第二是对后现代在西方究竟是什么状态缺乏整体认识。但就我自己而言,这么多年来学术研究并没有发生所谓的位移,而是以一贯之的,包括从最初写《艺术本体论》,到写《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20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中国镜像》,到《发现东方》,都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理由如下:

西方的后现代性从诞生开始就争论不休,首先是诞生的时间,有人说从17世纪开始,有人说从古希腊怀疑主义、芝诺悖论的相对主义开始,人们就具有一些后现代因素了,这都是一些误解。这样理解后现代,难怪就有人说“庄子是后现代主义者”,或者“17世纪尤其是明末的思想家、艺术家以及消费主义现象都是后现代的代表”之类的说法。我认为这都是错误的。其实有很清楚的界定,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后工业信息社会的必然结果,如果庄子时期可以身处在电脑、卫星、各种传媒无所不在的包围中,才可以把庄子叫做“后现代主义”者,否则他只是怀疑论者、相对论者、道家学派的代表者。只有怀疑论、相对论加上现在的媒体工业、卫星太空文明,才能使后现代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普遍思潮,而庄子当时只是个体的观念。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时间是“二战”之后,西方的虚无主义出现对神的绝望,对人的主体的绝望,对个体的绝望才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多元游移的,击首而尾应,击尾而首应,击中而首尾皆应的多元化。

西方的背景大致如此,在中国当时我为什么要研究后现代主义呢?89年以后,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二元对立胶着状态。这个时候偶然得到友人从美国寄来的几本关于后现代的书,最初看书难以卒读,后来慢慢觉得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开始做认真的研究。正好北大90年开了一门全校性的大课——西方现代思想研究,其他老师把弗洛伊德、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挑完了,就给我剩下一个postmodernism,当时我就接受下来。没想到在全校讲演时非常火爆,延长了近两个小时,后来连续讲了几次。北大出版社希望我编一本后现代译文集《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在此之前我曾经翻译过一本《文艺现象学》)。我在三百本左右的英文书中挑出来三十多篇文章来做翻译,为了加快进度,请诸位朋友一起译,那时的翻译生活纯净雅致,充满求知的快乐和学术的严肃性,就像严复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感到自己的知识结构在“日日新,又日新”中解构着并重构着。

一部40万字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完成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中国的眼光,在西方后现代如日中天的鼎盛期将其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的重要代表作抽出来编辑而成。为了引导读者,我写了一篇4万字论文作为该书的长序。后来,出版社提出是否可以把这篇序扩充成一本十几万字的书。这就给了我灵感,花了一年时间努力写作,完成了中国的后现代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这部35万字的书在1991年写完后正逢“反和平演变”而不能出版,一压差不多大半年。到了1992年三月份,出版社给我打电话说赶紧校稿马上开印,到了6月份就出版了,速度之快出乎我的意料。

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的背景,大抵是两大精英集团的对峙造成了双方的挫伤,知识分子以退守的方式进行后现代主义研究。那么,后现代主义承担了什么角色呢?它构成二元对峙之外的新一极,这一极既抚慰了知识分子的心灵创伤,同时也对政体精英有一种非强力对抗式的对峙。诸如王朔的小说和电影当然带有后现代性,尤其是《顽主》可以将双方一笑当中感觉到消掉了彼此的尊严,知识分子认为是消掉了权威主义,而权威则认为是消掉了知识分子精英主义。后现代主义出来以后便成了“所罗门瓶子”里放出来的“妖魔”,再也无法控制,在思想、政治、法律、科技、医学,诗歌、美术等方面,充斥于天地之间,形成世界性思潮。

我坚持一个原则:当一事物处于萌芽状态而处处受阻,是一个新生事物时,我们应该呼之鼓之呐喊之,当它如日中天,泥沙俱下,出现了许多弊端,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形成了自己的不可抗拒的自我消解、瓦解的因素时,应该对其加以批判。所以当资本主义处于新兴阶段时,人们会呼之、鼓吹之,当西方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甚至成为霸权时,我们的批判精神永远不可以或缺。对后现代主义也应作如是观。

这个时候我对于后现代主义已经不再像最初那样将其看作新生事物,而开始对后现代加以反思批判。对后现代的无线扩容加以限制,我当时用的一个词叫作“设限”,为它设立一个基本限度。其后人们认为我有所转向,其实没有转向,我刚才谈到了最初呼之鼓之,到了其如日中天,甚至踌躇满志,成为新的霸权时,当然应该批判。后现代的武器不仅是针对他人的,针对现代主义的,同时也是指向自己的。

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在思维论上阐释世界,提出了反权威、反中心、消除二元对立、或此或彼的思维论。进入政治领域,成为了后殖民主义重要的思想方法。在思维方法和一般意义上的看世界方式上,后现代主义确实颠覆清扫了许多过去的思维弊端,如果没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能这样全面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没有后现代主义,对弱势群体发声的关注,其可能性也很小。一旦后现代主义进入政治领域对于弱势、边缘的提升和对强权的压制结合起来以后,后殖民主义才具有了思想方法上的如虎添翼。当然,后现代主义之前后殖民主义就存在了,如法农等人的姿态,但大都有明显的冷战模式,强调第三世界对于第一世界的对抗,有色人种对白人中心主义的对抗,非洲边缘主义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对抗等。后殖民主义吸收了后现代那种摧枯拉朽的力量,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了“政治正确性”:一切对黑人的歧视,对第三世界的不公正待遇,对女性的压制性的权力指向都变得不合法。后现代主义同样在后殖民主义中找到了知音,它发现仅仅在思维中革命是不行的,重要的不是阐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后现代主义在思维上与其说是阐释世界、强调多元化阐释的话,到了后殖民主义,就是在实践上改变世界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进入后殖民主义研究,应该说在学理上是一脉相承的。但问题接踵而至,我在研究后殖民问题时当然要关注边缘、关注被压迫的、底层的、丧失了发言权的弱势群体。在西方中心主义势力范围中,最大的弱势群体就是第三世界尤其是中国,因此转向中国问题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我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所谓的转向,是往前走不断提升。从根本上说,我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去批判西方的现代性、霸权主义以及新专制话语。西方人总认为东方代表了专制独裁,但希特勒是什么,难道不是典型的专制独裁吗?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没有谁是可以天然具有豁免权的。往往走向非制约性而造成权力庞大最终必然导致的专制独裁。

赛义德不仅作为后殖民的精神领袖,更关键的是赛义德有身份意识,立场意识,也有全球化时代中的家园意识。我意识到,中国的家园意识身份意识已经丧失了百多年了。赛义德进入西方主流学术用英文写作而暴得大名,不仅是白人,包括他所在的家乡巴勒斯坦和中东都把他看成时代英雄。但这么一个又得第一世界(白人)高位,又得第三世界(东方)追捧的思想家,内心却无比痛苦。因为,他对自己立场产生了怀疑,他用英文写作,要在白人世界获得教席,则必须进入西方主流体制,但他的真实身份是巴勒斯坦人东方人,又必须为自己的家园、国家、族类、民族以及苦难去讴歌和呐喊,势必会得罪那种处于中心的白人权力集团。最后果然如此,晚年只能在癌症中愤懑而死。

这给我提了一个醒,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以心性血脉和身份立场为代价的。那种为了金钱、身份、帽子,为了所谓的写作而写作是无效的。我更加关注中国问题,才发现原来赛义德的《东方学》把中国挡在了西方世界之外,他的东方主义很少提到中国,当东方主义在西方名声大噪,东方的中国就被推拒得越来越远,再加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进入西方世界,其书法、茶道、花道、空手道等使得西方对他们充满神秘感和向往,但真正影响日本的汉唐文化却被挡在了外面。换言之,中国文化在两个方面被挡住了,第一是中东赛义德及一批思想家;第二是远东的日本还有韩国。我想问:谁来为中国说话?谁来为处于边缘状态的中国崛起尽力?谁来为被骂倒的传统文化精神做出清理工作?我想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来行动,我自己来做。于是我在赛义德停止思考的地方开始起步,写出了《发现东方》,在书中提出了“文化输出”的基本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从二元对立中走出来,从独断的怀疑的视野中走出来,进入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或者说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研究中去考察中国文化审美、中国人诗意存在方式、传统感受方式是怎样被现代性中断的。我就是要这种被中断的文化重新“铁树开花”,去重新清理它,让它在世界上具有一席合法地位。同时,我要去看看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被边缘化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将这个时间定到1820年,我们落后西方的时间只有200年。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研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是从思维论进入到政治论,从政治论进入文化论,最后进入社会论的。思考的范围在扩大,但方向始终如一。

问:您刚才的谈话中提到了杰姆逊和赛义德,虽然您现在的研究重心不再是后现代思想,但并没有抛弃后现代主义。如果说对于当前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初步入门者,您能否提出一两个思想家推荐阅读?

答:后现代主义分成起码三种。第一是对现代性的完全对抗,称为极端的“消解的后现代主义”,同现代主义一刀两断;第二,后现代是现代发展的高峰阶段,变成了“高度现代性”,就出现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而不是像前面消解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两种我认为都有问题,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第三种趋势很值得注意,它悄无声息地在各个领域掀起一场话语革命——“多元的后现代主义”。这是它的本来面貌,“消解论”归根结底还是二元对立、冷战模式;“建设论”则顺着走,变成了精神的遗腹子或者继子。“多元论”就把后现代主义泛化了,把这样一种暴力的、焦躁狂放的思想变成万事万物中的规律,我想这更符合今天的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太空文明的发展趋势。

青年学生学习后现代主义,可以看看杰姆逊的著作,或者伊哈布•哈桑的著作。但我认为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不太主张青年人过多看后现代主义的书,因为它优劣难辨、模棱两可、滑头甚至粗野,有很多不遵守语言语法、词汇破裂的情况、能指和所指的断裂等情况,一个正常的读者很难用理性把握对象。第二,后现代艺术由于重视行为艺术、观念艺术乃至是反艺术,反解释,相对而言容易,不需要经年累月对线条刻骨铭心的把握,不需要我们长年累月,花众多功夫,把生命投注进去做单纯的复杂。后现代主义只是把所有人的成果装入垃圾箱,或者对能指、所指断裂当中的影视图片之间加以解释,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不能给你真正的启示,愉悦和提升,而只是在观念上告诉你,这是个可以游戏的世界,我们可以游戏到怎样都行。因此我认为这辈子不想虚度的朋友应该好好学一门真正的艺术,做真正的功课,就像怀素和尚经年累月把万株芭蕉写完,就做一个事情,徒手线条精确无比,理性和超理性完美统一,而后现代主义的游戏,我们偶然为之,像周末放假轻松,但不能一周七天都在玩,那样被解雇的可能性百分之百。

问:您是主张文化输出的,但在中西文化交流明显处于入超的情况下,这项工作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您有具体实施的计划或步骤吗?用后殖民理论从事这一项工作理论工具充分吗?

答:主张文化输出是我发现东方的一部分。发现东方是一种理念,是对西方人说的,就是请他们来看看差异性的文化,并尊重差异性,就像我们要去贵州看看高山瀑布,去云南看看玉龙雪山,去西藏看看布达拉宫一样。虽然我们不可能把自己变成当地人,但是要学会尊重欣赏差异性。我们对西方的这种吁求是正当的合法的,我们的吁求他们也会听的。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五百年以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大陆文明”时期发展最快、最强大的国家——中华帝国,当时的GDP占全球总量的33%,也就是说一个中国相当于当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财富,经济上能量巨大。到了1820年后,中国在满清的统治下,一个是大量屠杀汉人,分为三六九等,一个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所以今天的满清戏又在戏说中误导中国。200年前的中国衰败下来,从经济总量的33%退到了今天的3%,当然这和历史的相对论有关系,不进则退。

西方航海大发现后,进入了“海洋文明”时期。所以我提出一个想法:我认为中国人改革开放以后追随了西方几十年,如果再往前追溯到30年代,就更多了,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可以说从最初派到西方留学的一批少年开始,中国已经鹦鹉学舌、拿来主义、学了很长时间,这重不重要?很重要。但够不够?很不够!应该怎么做?彻底反省!我意识到,中国在学习过程中,把自己的文化、指纹、宗教、信仰虚无化了,疑古派的出现就是典型的学术上的文化虚无主义,话可能有点重,但在学术上对中国传统的清算、对家底严厉的审判,确实到达了苛求的地步,比如疑古派认为:老子此人不存在,认为《道德经》是后人杜撰的等等,在疑古派看来,中国古代史包括夏商周的历史,都是说不清楚的糊涂账,我手上有一本书《中国伪书》,认为汉魏以前的书,没有几本是真书。疑古派就这么绝对。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谈,我只是想说明在入超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要做文化输出,中国在以前很强,现在的弱并不代表将来的中国不会强,更不代表中国文化未来不会被接受。

我受了两个人的启发,第一个就是沙勿略,当时是西班牙的传教士,1542年的西班牙其国力和庞大的中华帝国无法相比,当时的基督教也并不是什么全球宗教,沙勿略进不了封关的中国,于是到日本和印度传教,在当时整个东方亮起来的时候,沙勿略看到了稀微的神光,看见了即将一轮喷薄的红日即将出海,所以他去传播自己的思想。他成功了,尽管它最后死在了广州外面的上川岛上,但他成了利玛窦的先驱和老师,难道星星之火不可以燎原吗?我们今天文化输出,也应作如是观。还有玄奘,出国留学19年,归国翻译佛经19年,38年完全放在了佛经的伟大事业上,也成功了。我要提出的思想是,重新划分文明。就中国而言,刚才的“入超”问题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处于低势位,没有资格对其他文化输出,没资格对所谓高层文化说三道四,人家连眼球都不转过去,不看不听,不接受是必然的。这时观念问题,打个比方,我们都喜欢新东西,越新越好。我送一个人镀金的器皿,和送一个纯金的器皿,不知道谁会要哪样?我送一个镀铜的器皿,和一个青铜斑斑的器皿,你要什么?我送一个崭新的瓦罐,和送一个仰韶文化的瓦罐,你要什么?道理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越新越好。

我想尽可能从新的视角重新体认人类发展规律,建立人类合理性的发展模式。我不同意丹尼尔•贝尔把世界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做法,也不完全赞同杰姆逊将文化史分成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时间中心观,这都是多种阐释世界的框架中的一种而已。我提出一个非西方时间中心观框架的“世界主义时空观”框架,使中国不再是处于弱势位的“入超”状态,而是在新世纪我把人类史后文明分为三大文明,第一是大陆文明,或者说陆地文明,毫无愧色地说,中华民族在人类的陆地文明时代中是领先者,四大文明古国今天只有中国仍然存在。中华帝国不仅是秦、汉、唐,一直到明代的GDP都是非常高的,影响了西方,在陆地文明中产生了四大发明,没有纸张,西方的现代大学建立不起来,没有活字印刷,西方今天的学生能看到这么多书本是不可能的,一部圣经需要200多张羊皮,重达200多斤,价值连城,哪个穷学生能买得起?没有火药,就不能攻下中世纪城堡,文艺复兴的曙光,启蒙运动的来临会推迟,今天有人大肆吹嘘火药是西方创造的,纸张是印度发明的,活字印刷是韩国发明的,中国似乎只有指南针。还有人说中国的指南针是水漂指南针,而西方的指南针是航海指南针,我认为这是把发明和改进混淆了,发明是无中生有,改进是有中更好。

我们切忌虚无老祖宗,正是因为这些发明,中国在“陆地文明”或大陆文明当中对人类社会的提升,对人类精神的高贵,做出了巨大贡献,加上孔子的“仁者爱人”,为西方从中世纪的神学中心论走出确立人中心地位立下汗马功劳,所以那么多的基督教徒从儒生中找到词语,那么多文艺复兴的思想家对中国的思想非常向往,哥伦布的大航海就出于这种向往,那么多启蒙思想家去阅读中国的古代经典,都可以看出来。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中国成了“停滞的帝国”。尽管中国在陆地文明时期超前,但是在第二轮文明——海洋文明中失落了。“海洋文明”从葡萄牙、西班牙,大英日不落帝国开始,小小弹丸之国,征服了海洋就征服了70%的地球,因为地球是个水球。所以中国的陆地文明只占30%,而对方占70%,赢得了世界五百年。双方打成1平,于是出现第三个文明——“太空文明”。

如果中国没有宇宙飞船,没有卫星定位,中国的手机电视GPS定位都不存在,那么你刚才的说法就说准了——中国将永远处于入超地位,没有发言权。但今天中国在这些领域和美国欧洲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车上卫星定位和美国的没什么区别,同时中国的月球探索计划十年要完成,载人飞船登月要在20年完成,全世界只有美俄能做到,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为我们国家骄傲,为什么不能认为我们是太空时代的先进文明?在这一点上不能妄自菲薄。过去的辉煌不要再提,海洋文明的耻辱记在心里,而未来踏踏实实做太空文明。现在的email, CD都是数字的,手上的数码相机最初是用于太空的(过去都是用胶片拍照,一个军事间谍卫星到了上空拍片子如何传回地面很麻烦,用降落伞就可能落到别的国家土地上),今天的数码相机,包括手机等设备都很普及,中国上网人数全球最多,后现代传媒时代改变了中国,使中国迅速进入太空时代。面对未来,美、俄、中包括日本对太空时代的开发都是倾注全力,中国绝不会输。文化人有什么必要妄自菲薄呢?为什么不能像弱小时期西班牙的沙勿略,强盛时期的玄奘去学习,包括我们太空文明时期的许多科技人员那样和世界保持平行,许多中国企业进入了全球五百强,但今天的文化人敢说自己是世界五百强吗?敢说自己在思想大师中排第几位吗?中国文化人在很大程度上自我阉割了,没有记住文化需要创新的。我提出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大文明时期,重新书写人类发展的谱系,坚持中国必须有原创的创新,而不是零星的创新,不需要再在思想大厦上盖个小房子,那是自我看守所,只需要拆除大厦,重新造一个更大的广厦,来庇护天下寒士。

其实,我做的文化输出困难没有想象的多,最大的困难其实是中国人自己的妄自菲薄,最多的提问是“中国古代的那些应该扔到垃圾箱的东西,难道还能运到海外去吗?”“西方人感兴趣吗?”归根到底是文化自卑主义、文化失败主义在起作用。相反,海外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从2000年不到1000万,现在4600万,到2008年将到达8000万,人数以几何倍数增长,我认为不能妄自菲薄。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来报考书法博士硕士的人中,日本、韩国的多于中国的,他们似乎更认同中国文化,尽管他们的国家去中国化很厉害。中国人自己的内心却往往去中国化,很少有为自己自豪的,我的具体步骤是:

1.翻译260本书,组织天下英才,现在正在进行。

2.做100集discovers,(DVD),面对西方普通大众,借助影像网络传媒,传播中国文化。

3.办“新西方学校”,第一笔注资将要进来,主要是教西方人学习汉语,通过汉语考试。但我们的教学不仅仅局限在汉语文字,而是把中国传统各种文化艺术的精髓整体性地传授给他们。

4.创建书法电视台或频道,将书法变成世界第七艺术,其他艺术中国和西方全都一样,但书法唯独中国才有。

5.建立网站“思想中国”,已经注资。

6.准备成立一个教授文化艺术5人团,这些人必须可以用英文讲解自己的思想,必须精通一门乐器,必须能写书法或其他艺术造诣,这样在台上能代表活生生的中国形象。周游列国,代表新的中国人形象。面对一幅作品可以,“忽然绝叫三两声,满腔纵横千万字”,拿着琴可以“未成曲调先有情”,讲演时可以全面对话,可以收一些外国学生,形成新的周游列国的高端人士。

中国文化是活生生的、流动的,仅仅做某一项都不够。用后殖民理论解释,这项工作就是让弱势发声,让弱势走入强势,让对立缺乏理解的双方终归于和解,这就是我的看法。

问:从刚才您的回答可以看出您对当前反文化或者泛文化的状态表示了忧虑。

答:我的立场有两个,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保守主义或保守的自由主义,在思想观念上带有精英主义立场,喜欢优雅趣味的文化守望者。我对一切新的文化现象有“理解的同情”,对一切过分的东西有“同情的理解”。我坚信,只有真正打动自己的艺术、文化、思想才能得到他者的认可。自我的认可只是个体行为,但它说明在茫茫苍苍60亿人的星球上,有一个东方人对这个问题在思考,这种忧虑性的命运思考,需要获得其他人尊重和理解。

总之,对我而言,“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是我学问人生中强调的十六字心经。在我看来,没有这四条法则,学问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而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正是依据这古、今、中、西的问题意识,使得我在大学时代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读,研究生时代则转向现代西学的研习,在执教北大多年后,则转向中西文化研究互动和中国立场的确立,这是一个在转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为的过程。这一过程永远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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