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的人口转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1 次 更新时间:2009-04-05 19: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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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社会和人口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的低生育率和长寿水平都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本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生育率、死亡率的重大转变,刻画我国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讨论我国未来人口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中国所经历的迅速而重大的人口转变,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伟大的实践创造出伟大的模式。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为世界人口转变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口转变必将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留下波澜壮阔的一页。

  关键词:改革开放;人口转变;低生育水平;长寿社会;人口老龄化

  「作者简介」陈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2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未来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研究"(06JJD840016)和"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理论研究"(05JJD840146)成果之一。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人口学上,按照目前中国的平均世代间隔,30年也就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然而,就是在这短暂的一代人时间,中国经历了最迅速的经济发展和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迅速转型的背景下,我国人口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转变,我国的人口再生产指标已经接近或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本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近30年来我国生育率、死亡率的重大转变,分析和总结我国人口转变的特点,讨论我国人口转变带来的挑战。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第二次生育率转变

  

  生育率转变是当代中国社会最深刻的革命性变化之一。在1970年代初,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还高达近6个孩子,而如今已经低至1.6(图1)。这种历史性变化发生在经济落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极大丰富了世界人口转变理论与实践,而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生育率转变过程可以刻画为两次生育率转变。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生育率在70年代发生了第一次转变;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生育率发生了第二次转变。对于第一次转变,西方学者曾经这样描述:除了饥荒、瘟疫和战争期间外,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像中国如此迅速的生育率下降(Freedman ,1995)。197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5.8,仅仅7年时间,生育率就下降了一半,到1977年达到2.8.1980年中国的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第二次生育率转变发生在90年代,生育率由80年代在更替水平以上波动,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且持续走低。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生育率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对第一次转变的研究,1982年人口普查和千分之一生育率调查、1988年生育节育调查、1990年人口普查为研究中国的生育率转变提供了详细、准确的数据;人口学家们利用各种方法与模型对全国生育率转变进行了细致全面地考察,分析了生育率转变的决定因素,刻画了生育率转变的中国模式。然而,90年代以来,随着各种人口调查数据质量的下降,对中国第二次生育率转变的真实过程缺少了准确数据的支持,学者们在强调中国生育率已大大低于更替水平时,对生育率有多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对第二次生育率转变的研究实际上集中在了对真实生育水平的估计。

  1990年人口普查得到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31,而2000年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低达1.22.尽管90年代我国生育率出现了进一步大幅度地下降,但是降到了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是不可信的,因为它明显低于我国的政策生育率。于是不同学者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普查的漏报情况以及其他数据,重新估计了2000年的生育率,估计结果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处于1.6~1.8(于学军,2002)。实际上90年代以来,国家统计局的历次调查都一致性的显示了很低的生育率。从近10年来的历次人口变动调查、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直接计算的生育率看,2000年之前总和生育率基本上在1.5左右,2001年以来基本上维持在1.4的水平(图2)。

  国家统计局以历年公布的出生人数为基础,推算了近15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图2)。结果表明,总和生育率在1991年降到更替水平,然后稳步下降到90年代末的1.7左右,2002年以来在1.6左右(崔红艳,2008)。我们曾经以历年全国小学生在学人数数据为基础,利用队列分析、存活倒推和回归拟合等方法,重构了2000年人口普查低年龄组的年龄性别结构,估算出90年代我国总和生育率水平(翟振武、陈卫,2007)。结果显示,我国生育率自1992年达到并低于更替水平,并且持续走低,1999年达到1.69.由于至今为止的全国分年龄性别小学生数据,尚不能用来估算2000年以来的生育水平,所以我们通过人口预测模拟的方法,即从2000年出发模拟2000~2007年各年的总人口,使它们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总人口相同,这样就估计得到2000~2007年各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59~1.66(图2)。

  国家统计局利用出生人数的估计与我们利用教育数据及人口模拟的估计表现出非常一致的水平与趋势,显示了我国第二次生育率转变的具体过程,即199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自此15年来生育率在持续下降,目前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00年以来我国处于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态势,并且正在接近国际上划分的很低生育率水平(总和生育率1.5及以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第一次生育率转变的时间,中国要大大快于其他国家;而第二次生育率转变的时间,欧洲国家往往更快,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所用时间明显长于欧洲国家(United Nations,1992和2003)。

  中国的第二次生育率转变与第一次转变相比,社会经济发展起了更大的作用。有学者提出,如果中国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启动的,那么在1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李建民,2004)。我们利用中国各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数据,分别对1980、1990和2000年考察了省际生育率差异中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所起作用的相对大小(陈卫,2005)。结果显示,随着时间推移,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差异的解释程度在增加,而计划生育的解释程度在下降。在三个时间上,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对生育率都有显著影响。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在1980年,计划生育的作用要比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得多;这支持了1970年代中国生育率下降主要是计划生育推行的结果的观点。然而,在1990年,这种关系达到了某种平衡,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作用大小基本相同。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起得作用越来越大,经济改革改变了社会结构,也削弱了一些计划生育机制。1990年代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和价值体系转变,生育率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波动后,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对生育率下降仍然都起着重要作用,但是2000年的结果表明,两者的平衡偏向了社会经济发展。显然,9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尤其是近年来生育率要保持在低水平,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2 中国的生育率结构发生了深刻改变

  

  生育率转变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是生育率结构的变化,反映在生育率的年龄模式、孩次分布、生育间隔、性别结构等方面。与生育水平的变化一样,中国生育率结构的转变既反映了生育率变化的一般规律,又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生育率转变首先表现在高孩次生育率的下降。图3显示了我国分孩次生育率的下降过程。很明显,多孩生育率的下降是导致我国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

  1972年多孩总和生育率高达3以上,到1989年下降到0.5,而到2007年仅为0.05.从1972年到2007年,二孩总和生育率也下降了一半,而一孩总和生育率则有轻微提高。因而,在第一次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多孩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重从三分之二下降到四分之一,一孩生育率由占不到五分之一上升到占接近一半。第二次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多孩生育率比重继续大幅度下降,到2007年仅占3%,而一孩生育率比重上升到近70%.

  我国生育率孩次结构转变在生育率年龄模式上的反映就是在70年代较高年龄妇女的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然后是较低年龄的生育率的下降;而90年代生育率年龄模式的进一步转变表现在较低年龄,尤其是峰值年龄的生育率下降(图4)。表1显示,生育率转变之前,我国妇女生育年龄四分位数分别为24岁和34岁,四分位距为10年。这是典型的高生育率特征。70年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使得四分位距缩短到6.4年。此后,生育年龄四分位距进一步缩短,2000年仅为5年。2007年生育年龄四分位数分别为23.5岁和30.5岁,四分位距又延长至7年。近年来生育率保持稳定的低水平,生育年龄的四分位距逐渐延长,这是生育率年龄结构老龄化的表现。2000~2007年,30岁及以上累计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重上升了一倍,由15%增至30%.这是目前我国生育率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我国妇女生育年龄推迟、双独和单独家庭生育二孩增多的结果。

  我国生育模式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妇女婚育年龄的推迟和生育间隔的延长。

  图5显示,在70年代之前,中国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低于21岁,但是在逐步上升;70年代在"晚稀少"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妇女实行晚婚晚育,平均初婚年龄出现大幅度上升,上升了2岁,1979年达到23岁。但是80年代平均初婚年龄又下降了1岁,基本上稳定在22岁上。90年代以来,平均初婚年龄持续推迟,到2005年达到23.5岁,比1990年上升了1.5岁。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变化趋势与初婚年龄类似。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我国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一般在22~23岁。1970~1980年,平均初育年龄由22.8岁推迟到25.3岁,推迟了2.5年。在80年代,平均初育年龄又降低了1.7年。90年代以来,出现了平均初育年龄持续推迟的趋势,1990~2000年推迟了近1年,2000~2007年又推迟了2年,2007年我国妇女平均初育年龄达到26.6岁(图6)。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限制生育数量的同时,对于一、二孩生育间隔也作了至少4年的规定。在90年代的各省计划生育条例中,绝大多数省份明确规定了间隔4年或以上。2002年各省修订的新条例中,大多数省份仍然有间隔4年的规定。其结果,我国妇女平均二孩生育年龄的变化幅度大于平均初育年龄,导致二孩生育间隔延长(图6)。从1970~2000年,平均二孩生育年龄由25.3岁延迟到28.8岁,提高了3.5年。2000~2007年平均二孩生育年龄又推迟了2.3年。平均二孩生育间隔在2000年超过4年,2007年达到4.5年。可见,一直到90年代末,我国妇女平均二孩生育间隔没有达到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而2000年以来,平均二孩生育间隔达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并且存在继续延长的趋势。

  中国生育率结构转变的一个受到广泛和高度关注的特征是生育的性别结构变化,就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的升高、偏高趋势。20多年来,我国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严重偏高,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表现得越来越强烈,这是任何一个人口大国的发展历程中前所未有的。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趋势是第二次生育率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伴随着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及以下并且持续走低而出现的。

  出生性别比的正常范围一般是103~107,而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在升高之前就一直处于正常范围的上限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开始升高、偏高,从1982年的107.6上升到1990年的111.3,2000年的116.9,以及2007年的120.2,大大超出正常范围的上限值(图7)。在早期,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主要发生在农村,1990年代以来,城市地区的出生性别比也出现升高、偏高趋势。

  研究表明,农村户籍人口、城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出生性别比都普遍偏高,但是流动人口的出生性别比最高。

  20多年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局面由沿海地区扩散到中、西部地区,形成全国蔓延之势。2000年人口普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出生性别比除西藏和新疆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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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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