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儒学复兴的两条路线及其超越——儒家当代主义的若干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4 次 更新时间:2009-02-23 17: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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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引言

  

  今天我想讲这样一个题目,那就是关于儒学复兴的问题。当初张杨教授 [①] 跟我谈这件事的时候,还没有定题目,我是有点儿犯踌躇的:到“科技”大学,我能讲什么呢?但当时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在1923年,那个情景与此有点类似。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派别,叫“现代新儒家”,这个学派的第一次浮出水面亮相,就跟我刚才讲到的背景有关。那是在1923年2月14日,清华大学(那时候的清华与今天不同,叫做“留美预科”,培养的学生是要到西方去学习自然科学的,跟在座的大多数同学是一样的)一批同学即将赴美留学的时候,邀请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张君劢先生去做一个报告,就像我今天这样。(众笑)张君劢先生就去发表了一个演讲,题目叫“人生观”。这次演讲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极其重要,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我这里引了一段话,就是张君劢先生演讲的开场白:

  诸君平日所学,皆科学也。…… 诸君久读教科书,必以为天下事皆有公例,即为因果律所支配。实则使诸君闭目一思,则知大多数之问题,必不若是之明确。而此类问题,并非哲学上高尚之学理,而即在于人生日用之中。…… 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②]

  张君劢先生的演讲,我今天把它作为一个引子,说明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尽管是和大家所学的学科没有关系的,但是也和大家切身相关。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这就是说,如果在座诸位将来一旦出国留学,到了美国、欧洲或其它什么地方,那个时候你就会有极其强烈的感受,即: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一定是中国人,你的文化基因注定了你是中国人。于是你应该想一想:你在什么意义上算是中国人?你配不配做中国人?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就像苏格拉底所讲的“认识你自己”。这当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科学根本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是想说:我们在进行科学思考的时候,很可能遮蔽了一些更重要的、更要紧的安身立命的问题;而这正是张君劢先生演讲的实质所在,他是想就这个方面的问题给当时的同学讲讲自己的看法。

  那么,张君劢先生的演讲和我今天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知道,史学界所谓“现代史”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但“五四运动”其实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政治概念的“五四运动”,说的是从1919年5月4号到6月份的一段时间很短的政治运动。但“五四运动”还有另一个概念,对中国的影响更深远,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没有走出“五四”。这个概念,我们通常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开始于5月4日爆发的学生运动,而应该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算起,时间是1915年;至于它的结束,学术界有一些争论,有些学者、包括我的观点认为它的结束就是1923年的那次影响极其深远的大论战。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就是张君劢先生在清华做的“人生观”演讲。他的讲演在刊物上发表以后,遭到了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留英回来的、搞科学的学者丁文江的长篇论文的驳斥、批判,[③] 由此掀起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有两种叫法,有时候叫做“人生观论战”,另一种叫法是“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次论战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束。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束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待会儿我会详细地展开这个问题。

  关于五四运动,我们大脑里可能都有这样一个印象,借用《红楼梦》里王熙凤的话来说,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或者用我的概括:“两个全盘”——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最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时所有的先进青年、先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一边倒,全都是激进派,都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转向,发生了分裂。这种分裂正是在1923年那场人生观论战中才最终明确起来的,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国思想文化的“三足鼎立”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前现代的儒、释、道,这是古代的三足鼎立格局;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三足鼎立格局是:马克思主义,当时叫“唯物史观派”,这是一派;另外一派是自由主义,更准确地讲是自由主义西化派,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第三派是现代新儒家,我刚才讲过,张君劢先生就是其主要代表之一。从1923年以后一直到今天、乃至可以预料的未来,中国的全部思想文化都处在这样的三足鼎立格局之中。这就是我今天的话题的一个基本背景。

  我今天想讲的问题,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儒学复兴的缘由,即为什么会出现儒学复兴运动;第二个部分是儒学复兴的两条路线,我会对儒学复兴运动作出一个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这两条路线作更进一步的思考,即它们存在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如何超越它们。

  

  一、儒学复兴的缘由

  

  (一)当前的思想状况:儒学复兴运动

  从上个世纪90 年代以来,最突出的是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一场我把它叫做“儒学复兴运动”的思想潮流,而且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这方面的现象比较多,比如我刚才讲的三足鼎立的三大派一向是格格不入的,你争我斗,但在新世纪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说马克思主义对儒家的态度发生的变化。这个事情可以追溯到很早。例如,我们今天建立了一个新的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的二级学科就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很早就开始了的。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思想吧。毛泽东不是一个儒者,他推崇法家,有强烈的五四情结;但很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用一个成语来概括的,叫做“一分为二”。这个“一分为二”乃是儒家话语,非常典型的儒家话语,出自朱熹谈《周易》。[④] 朱子的原话是这样的:“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易三·程子易传》[⑤])这是在谈“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⑥]),任何一个事物上都有一阴阳,而每一阴上又有一阴阳,每一阳上又有一阴阳,这就叫“一分为二”。毛泽东很有意思,他是反儒家的,乃至于晚年在“文革”中还“批林批孔”,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却只能找到一个儒家话语来表达。后来是邓小平。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其实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那么“实事求是”是谁的话语呢?还是典型的儒家话语,它最早的出处是《汉书》里讲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传》[⑦]),而它的发扬光大是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乾嘉学派[⑧]——传统学术的最高峰,胡适、丁文江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开端。至于我们今天的领导层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非常熟悉。今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的各种各样的言论,你很少能找到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的词语,而你随处碰到的还是儒家话语,诸如“和谐社会”啊,“以人为本”啊,“以德治国”啊,“亲民”啊,等等,非常多,举不完。他们都在走近传统,走近儒学。

  还有自由主义者,有一些人也正在走近儒学。中国原来的那批自由主义者,包括你们原来的校长方励之先生,历史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众笑)今天的这些自由主义者,有一些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有的人在做一种工作,即现代性的宪政制度研究。这是一个很形而下的东西,那么它如何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形而上学上面生根呢?也就是说,如何在儒家的形而上学中找到为宪政制度观念奠基的根据呢?他们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致力于这方面的思考。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现象。

  前年我们在北京开了一个会,这三派的代表都来了,而且大家心平气和地坐到了一起。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这三派是坐不到一块儿的,坐到一块儿也只有吵架的份儿。(众笑)这次会议的正标题是:走近儒学,走进传统;副标题是:儒学派、自由派、新左派学术研讨会。大家心平气和地坐在一块儿讨论,虽然不一定同意对方的观点,但是不吵架,完了以后大家一起喝酒。(众笑)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将来一定会被载入史册。

  要谈儒学复兴的缘由,首先你必须承认有这么一回事:儒学确实在复兴。我仅仅举了沧海之一粟的例子,这样的现象真是太多了,不胜枚举,远不止是于丹在那里讲《论语》。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么一个儒学复兴运动呢?它是何以可能的?何以会出现这么一种思想运动?

  (二)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的反思:“三9”现象

  我想趁这个机会回顾一下我们整个的近代、现代、当代思想史,给大家作一个简要的勾勒。我把它概括为“三9现象”,我相信我这种勾勒方式大家以前没有见到过。通过“三9现象”,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思想的基本走向;随后我们再来揭示这一基本走向的缘由,那要作更深层的思考。所谓“三九现象”,我是说的在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上有三个关键的年头是带“9”字的。我这里借用一个今天很时髦的词语“拐点”来谈,这三个年头是历史的拐点。

  第一个拐点,1919年。我刚才讲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个思想运动可以1919年作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段。前一阶段,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到1918年这么几年当中,全中国的知识界分成两个阵营:一边就是那些前朝遗老,留着辫子的人,也就是保守的保皇派;另一边就是越来越多的激进派。这些激进派怎么样呢?那就是全部一边倒,也就是我开头所说的“两个全盘”: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鲁迅先生就是一个代表,比如有学生问鲁迅先生:我们该读些什么书啊?他回答:中国的书最好一本都不要读。[⑨](众笑)其实我们知道鲁迅先生读中国的书比读外国的书多得多了,满腹文墨,但他却劝别人不要读中国书,这是很有意思的。当时的激进派是极其极端、非常一致的,都站在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的立场。

  但我们知道,到1918年年底,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随后1919年,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组团到欧洲去考察。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都怀着一种小学生的心态向西方学习,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学习科学技术,是很谦虚的心态。然而他们到了欧洲一看,满目凋零,整个西方世界都陷入了一种末世的颓废和悲哀之中,西方所有的主流意识形态都一致在反思和怀疑自己的文化。举个最突出的例子,德国有一个中学教师,本来名不见经传,那个时候他生逢其时,在1918年出版了一本书,一夜间暴得大名、洛阳纸贵。那就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ar),他的书的标题叫做《西方的没落》,这一下就挠到大家的痒处了,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感到斯宾格勒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感觉。(众笑)所以,中国去考察的那些人就想:我们还学什么呢?连先生自己都出问题了嘛!那该怎么办呢?面临另外的选择,就是两条路:

  一条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众笑)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西方没落了,他们自己都惶惶不可终日,咱们干吗还学他们呢。这时候,有一个崭新的国家形态出现了,而且在短时间内蓬勃发展起来。苏联一开始确实发展得非常好,非常迅速。一个崭新的“大国崛起”的形象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于是中国一下子出现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间是在1918年,代表人物是李大钊,他开始连篇累牍地写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到了1919年,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是第一个拐点。

  另一条道路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拐过去以后,很快出现了另一种现象,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梁启超大家是很熟悉的,他当年也参加了考察,到欧洲去逛了一圈。梁启超的文笔是很厉害的,大家以前学过他的课文吧,《中国少年说》什么的,大量运用排比、对偶,气势磅礴,极有感染力,极具煽动性。他在巴黎写成了《欧游心影录》,在国内报纸上连载,连载完后出版成书,影响很大。我给大家念一段,他号召中国青年:“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⑩](众笑)这就是第一个拐点中的第二个现象:中国人重新找回了文化自信心。当时还有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传播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标志着“东方文化派”的崛起。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开头讲的,1923年张君劢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泰斗之一浮出水面,引发了一场大论战,并造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三大阵营正式分裂的定格。其实在这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那是在1922年。我们知道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我刚才讲的拐点中的第一个现象方面的;拐点中的另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把它叫做“东方文化派”也好、“文化保守主义”也好、“现代新儒家”也好的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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