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文明重建、中西学术与儒学的复兴

——试谈儒学今日复兴的三个条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 次 更新时间:2012-02-14 11: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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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进入专栏)  

  

  在当前关于儒学复兴的讨论中,似乎有不少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下面想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谈谈我对于儒学的转型和复兴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儒学要真正从哲学-知识的话语中走出,就必须回归经学传统;通过读经、习经、研经将一系列儒学价值内化为现代人生活中去,形成一整套符合现代人习惯的修身、践履传统,成为每一个普通的当代人可以在其当下生活中感受到的生命力之源,从而培养出一批现代儒者、儒生或儒家(Confucian),而不是儒家学者(Confucian scholar)。一个多世纪以来,阻挠儒学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力量之一在我看来是在援用一系列西方学科范畴来解读儒家经典的过程中,使儒学走上一条知识化、哲学化的道路,这不仅不符合儒学自身的一贯传统,也使得它割断了与自己的真正传统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原来的活的传统变成了死的传统。

  当活的智慧化为“指导原理”之后,就容易变成知识化的原则,而原来居于首位的修身、践履的传统则在不知不觉中退居到背后,反而成为次要的东西了。本来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是一个活的“以心传心”(借禅宗语)的历史传统,古人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24年》),一般不把著书立说当作主要任务。包括孔子、朱熹和王阳明在内的许多大儒,生前都不曾把著书立说、特别是创立理论体系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他们给后人留下的作品也多是对前人经籍的再阐释,甚至反对学生将自己的言论刊印出版。我并不是反对今天的儒家学者可以著书立说,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古代儒学大师的学问主要建立在自己对生命的本质、宇宙的大道、社会基本价值以及人类文明的终极理想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深刻体认之上,建立在反复读经和日常生活的践履中,因而他们传道授业所做的也不过是把自己平时做人、做事以及读经的体会传授给学生而已。一言以蔽之,他们传授的更多是读书法、修身法和做人方法,而不是什么知识化的指导原理;他们的学生传承的主要是一个活的、实践的传统而不是什么知识传统,不是一系列指导原理或核心价值观念的汇编。今天,当青年学生们学习“中国哲学史”这门课时,老师固然也可以告诉他们古人的一系列言论是什么意思,包涵什么样的做人道理,但是这是以把那个活的修身践履传统中断为前提的。我们最多只不过是在课堂上说古人怎么认为,古人怎么做;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以亲身的行动来传授他们。古时做老师的“人在道中”,而今天做老师的“人在道外”;古人做老师的是儒家,是信仰的担当者和实践者;而今天做老师的是学者,是课堂上一晃而过的身影,是在家里著书立说的职业知识分子,是手中掌控着学生生杀大权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也就是说,尽管他们口口声声地说什么西方哲学重知识、重逻辑、重论证、重理论,中国哲学重人生、重道德、重直觉、重实践,但是实际上,在讲中国哲学史这门课或从事这方面的著述时,也已经把儒学当作了知识性的话语来对待,并长期在他们的知识分子职业中陷入于重知识、重论证、重理论的逻辑中不能自拔。不仅如此,更加致命的是,他们已经人为地抛弃了中国古代学术那个数千年不绝的修身、践履的活的儒学传统却不自知,也就是说,号称要继承传统、发扬传统的人,如今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扼杀传统的罪人。我知道今天仍有不少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人在搞理论体系,他们自认为自己未来最大的成就在于象黑格尔等人那样给后人留下一套体系,而不知道本来不是西方人,也没有办法象西方哲学家那样思想搞体系,又不能象古人那样来思考,到头来会不会是邯郸学步、一事无成呢?

  二、从文明重建的角度来思考未来中华文明的样式与含义,也是未来儒学复兴的重要前提之一。我们知道,儒学是一种高度入世的学问,且其入世特征并不体现为简单地追求当下的功利(包括今天所谓的民生问题,以及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政治清明等),而且是指它从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入手,努力建造一种让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人的个性和尊严得到保障,社会整体的和谐、团结和幸福程度达到最佳状态的文明,一言以蔽之,建立一种伟大而进步的文明,而不是实现某种暂时的物质生活理想,才是儒家真正的理想。这种理想也被古人称为“王道政治”,认为它是“道统”的实现。尽管古人的语言与我上面的表述有些不同,但细想可知其精神实质就是如此。所以古典儒学的文明理想是超种族、跨民族的,并不是为一朝一代的目的服务,也不是为一国一族的需要服务,故曰“道统”高于“政统”。正因为如此,它从最初的时候起就有一种包容宇宙、吞吐六合的恢弘气度,试图为全人类的文明建设或生活世界提供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样板,故有“为万世立法”、“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因此,古人的“天下”观念,以及“华夷之辨”等,虽然从今天看来似乎受当时地理发现等的局限,但是它却体现了古代儒家的博大胸襟和高瞻远瞩的眼光。我们可以设想,即使孔子生活在当代,也不决不至于把儒学变成了为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服务的工具。正因为原始儒家具有上述伟大的文明理念,才能为日后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基本方向,或曰铸造了大体框架,在中华民族无论是高歌猛进还是倍受侵略、蹂躏之时,儒学都曾成为无数学人的精神动力和生命归宿。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最大困境之一就是对一个伟大的中华文明形态失去了信念。今天,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徘徊之后,我们终于明白了未来的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文明的样式,因此今日中国学人的主要任命在于理解一种新的、未来中华文明的样式及其可能含义是什么。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儒学需要重建道统,新的道统就是新的文明观,即一个新的中华文明之所以为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和逻辑根据是什么,包括它在制度结构、核心价值及世俗生活等方面有何特征,能给今天的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样板”。过去的儒学传统给我们的启发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再次回到“文明”与“野蛮”的区分中来建构未来中华文明的最高理想,我们要有为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文明和历史长河中开千秋万代基业的宏图大略,要有为全人类树立风范的天下观念,即重新拾回先辈们那“为万世立法”,“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原始儒家的精神,符合孔、孟、董、朱熹、王阳明等伟人宗师曾经倡导的文化信念,儒家传统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漂泊失所的无据状态,为中华文明重新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中打下牢固基础,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奠定永久基业。

  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一定要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范围,走出在传统中寻找某种东西来与西方文化相对抗的心态,走出表面自信、实质自卑的情结。我们看到,今日的儒学研究时常停留在为现实需要服务,为民族主义话语服务的层次上,满足于证明儒学的一些核心思想或价值如何伟大、如何了不起之上,这种做法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学人在内心深处的不自信,也是对儒学精神理解不够的结果。

  三、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迷雾中走出来,认识到儒学与西方现代学术传统的真正结合主要是一个实践中体认和结合的问题,而不是建立一套理论体系来结合;是儒学为人们从事其他活动提供基础性价值平台的问题,而不是所谓“自我坎陷”和“曲通”(牟宗三语)的问题。要学会思考儒家作为一种精神价值传统如何与其他人类精神价值传统,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切可能的其他宗教之间如何良性互动,要学习如何在实践中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和碰撞,并自觉地在相互对话和碰撞中学习对方和发展自己。我深信,未来的中华文明一定是一个在充分包容和吸收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和精神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形成的、一种新型形态的文明,是在容纳了其他各种现有的、有价值的文明传统基础上的创造性的发展,而不是过去中国文化传统的简单延续或复活。如果它能够重新成为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文明,那也是因为它能够在实践中创造出这样一种新的基础性价值,后者对全人类其他有价值的文化传统保持高度开放的心态。

  20世纪中国学人在吸收西方先进文明的时候,犯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对希腊以来一开始以哲学为代表,后来发展成为同时包含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西方学术传统的内在精髓缺乏深切的体认,认识不到这一学术传统由于与以儒、道、释等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本质上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学术,并因此并不一定要将它们从理论上结合起来,它们二者之间的结合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结果,在把西方一系列学术范畴和学科体系引进到中国来的同时,一方面是对西方学术的精神没有学到,用中国人的实用眼光来曲解西方学术,从而对西方学术传统的理解时常停留在一知半解和隔靴搔痒的境地;另一方面则是用西方范畴和学科来阉割和肢解中学,人为地造成了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崩离析,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不幸中断,造成了今天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和学人们自身信仰失落的危机和内心世界的深刻焦虑。

  我们可以以基督教与物理学之间的关系来比喻儒学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一个物理学家可以信奉基督教,但是物理学与基督教在他身上的结合并不需要以创造一套把物理学与基督教结合起来的理论体系为前提,这种结合主要是一种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由于基督教可以为从事任何职业的人所信奉,因此,它与任何其他人类事业或学术都可以结合。如果一定认为这种结合要以理论上搞一套体系为前提的话,岂不荒唐?另一方面,基督教为了体现自己的生命力,希望自己能够为任何人所接受,无论他从事什么职业。这一基督教理想的基础在于认为它能够解决各行各业的、各种不同的人们的人生终极归宿问题。为此,基督教不得不在一直在改革自身,因为从中世纪到现当代,从西方到东方,从美国到中国,人们面对的问题和处境有了很大的不同,针对不同时代的不同问题来改革自身是它永葆青春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样的道理,我认为儒学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也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不是如唐君毅、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所理解的那样。因为二者代表的是人类精神世界中两种不同性质的追求,让儒学为了适应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来改造自身,等于让儒学失去赖以支撑自身的存在的本质逻辑,等于是对儒家传统的毁灭和破坏。但是这不等于说儒学与后者不能结合,关键是如何结合。儒学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主要体现在,现代儒家要向用他们的亲身实践来向世人证明,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或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都能通过儒学而更好地找到自己做人的方向,更好地实现自己人生的目标和价值。现代儒学为了能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自我改革,就象宗教需要不断改革一样;而儒学的改革,主要不是一个理论改革,而是实践性质的改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围绕修身、践履的方法这个中心,重建一套自身的话语体系。但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一批现代儒家,有一批人真正能够在深入掌握儒学的精髓的同时,又能活学活用,把儒家精神应用于解决于自己当下的人生问题,从而用自己活生生的人格向世人昭示,儒学传统仍然可以成为每一个当代人读书、为学和做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价值源泉。我认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找到儒学转型的正确方向和途径。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儒学与西学的结合,我倾向于认为,儒学之所以能成为上述精神源泉,是由于它提供人们从事一切其他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基础性价值平台。这样的平台在先秦儒家传统本来就已经存在,只是我们多年来有所忽视而已。具体来说,这包括两方面:第一、先秦儒学中所提倡的“尽其性”的传统(见于《中庸》、《孟子》等),以及《周易》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生生之谓易”的精神等,可以成为今天我们从事任何职业时体验、理解和把握人生意义的价值之源,因为它们可以被重新阐释为人们在一切职业中为实现自己生命的最大价值而奋斗,从而各尽其性。由于现代社会分工的高度发达和职业的快速分化,也决定了人们从事任何职业和行业,都是围绕着自己生命价值的实现这个轴心进行的,其中包括每个人对自身生命尊严的确认,对个性的展示以及潜能、创造力的发挥的需要,个人自由、幸福以及终极意义的追求,这些价值也是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儒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与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息息相通,或者说殊途同归。所谓“殊途”,指儒学更注重的是内在的修为,而自由主义更多制度的关注。第二、儒学也应该认识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的内在实质,不过是为了满足人的求知欲,体现了人性自由的一种境界,即黑格尔等人一再强调的“思想的自由”。从这个角度讲,现代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时,可以从儒学中汲取积极的营养,具体来说儒家“尽其性”、“各正性命”的精神可以从价值观上支持人们在思辨的领域自在遨游,并以更加精益求精的态度从事自己的研究。而当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中国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时,也会因为其儒学的修养而使之能够有效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极高的人格标准来要求自己,并把求知的研究与自家性命的健全成长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当然,儒学还需要面临和处理其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切非本土宗教的关系,对其他的宗教不是采取一种消极对抗的态度,而是采取积极对话的态度,在不否认一系列迄今为止公认的人类各大宗教,如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东正教等的独立性和合法性的同时,敢于与一切其他可能的宗教建立一种良性竞争的关系。未来的儒家要有足够的自信在与这些不同的人类宗教的竞争中,用实践来证明自身不可替代的力量和价值,证明自身相对于其他宗教的优越性。我们必须认清,任何宗教或精神价值传统,其证明自身优越性的最佳方式都不是理论论证或口水战,而是生活实践。在这方面,我们所能真正寄予希望的,决不是理论体系的建构,而是儒家在社会实践中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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