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筠:发展中日关系 促进东亚合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0 次 更新时间:2009-02-21 22: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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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保筠  

  

  摘要:20世纪后期以来,东亚合作持续发展,并呈现出多层次合作的势头。但其所取得的实际成果与该地区所具有的潜力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及由此而产生的各自在东亚合作中的利益追求,则是影响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共同推动东亚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中日关系;东亚;合作

  

  一、东亚合作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维护地区利益和促进地区发展,区域合作也蓬勃兴起,并朝着区域一体化的方向迅速演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不断出现。据统计,到2007年7月,世界各地已经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有143个,而且2000年以后建立的占53%。在东亚地区,在内在动力和外部刺激的推动下,这一区域合作趋势也非常明显,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例如,在东亚峰会范畴内,东盟10个成员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已经建立的FTA/EPA(经济合作协定)就达14个,其中11个是新世纪以来建立的。[1]

  笔者拟在本文中探讨的东亚合作,主要指东南亚(东盟10国)和东北亚(中国、日本和韩国)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10+3”框架内的合作问题。

  经过有关各方在近些年的努力,东亚合作已经取得较大的进展。特别是东南亚的区域一体化进展顺利,包括东南亚10国(2002年获得独立的东帝汶暂缺)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这一机制性合作体制,为推动东南亚地区各国内部以及与区域外国家和组织之间的合作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2007年11月20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3届东盟峰会上,东盟的10个成员国又正式签署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宪章》,使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以东盟为核心而建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东盟与全体对话国会议及其与单一国(即“10+1”)会议对话机制则有助于在地区安全和大国关系方面的协调。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建立的东盟与中、日、韩(即“10+3”)对话会议,为推动以“10+3”为基础的东亚合作取得了一些具体的进展,如:1999年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确立了合作机制和贸易投资、货币金融、人力资源等合作领域,该对话会议还促进成立了具体研究机构——“东亚合作展望小组”。此外,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然而,与欧盟等其他区域合作的进程相比,东亚地区内的经济发展虽然活力旺盛,相互的经济合作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但东亚经济合作的实际成果,与其具有的潜力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区域内一体化的步伐仍然相当缓慢。截至到目前,东亚合作还只是在经济方面取得一些比较具体的成果;在开展多边合作的同时,双边合作仍然占有非常大的比例,而且成果更为明显;机制化的合作不足,基本上靠议题进行合作。

  究其原因,其中既有区域内的因素,如东亚地区各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等;也有来自外部的影响,如这一地区各国对区域外市场,尤其是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较高,而美国出于其在东亚的利益,难以接受任何排除美国的多边合作机制等。但是,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中日两国之间尚未能就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并采取共同措施推动东亚地区合作,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二、中日关系与东亚合作

  

  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中日两国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合作;而东亚地区各国的稳定与发展,也需要与中日两国在多领域展开全面而密切的合作。

  中国十分关注与东亚地区各国的关系和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国家面对同样的机遇和挑战,共同的利益使彼此的关系日趋密切。1991年,中国完成了与所有东南亚国家的复交和建交工作。同年,中国外长钱其琛首次应邀以马来西亚政府客人的身份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的开幕式,并表达了中国与东盟发展正式关系和合作的兴趣,得到东盟外长们的欢迎。此后,中国外长每年都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建立起与东南亚各国沟通的又一条有效渠道。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ARF)建立,中国从一开始就全面参加该论坛的活动,积极参与协商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问题。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1997年中,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信守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并出资数十亿美元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受到金融危机打击最严重的泰国、印尼等国提供紧急货币援助,为东南亚国家度过金融危机并走向复苏创造了重要的外部经济条件。中国对危机的处理方式赢得东南亚国家的全面信赖,为此后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97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首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与东盟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宣言》,确定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使中国与东盟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为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盟对话合作,2002年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在2003年10月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温家宝总理与东盟领导人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双方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随着互利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稳步推进。2005年7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开始实施,双方7000余种商品开始全面降税,贸易额持续增长。2006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1608亿美元,同比增长23.4%。与此同时,中国也十分注重加强与东北亚国家,特别是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合作,在“10+3”框架下的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为三国商讨东北亚合作的重要渠道。

  战后日本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出于对原料、市场等的需求,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发展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并努力将太平洋地区不同国家组合在一起讨论共同发展问题,试图构建多层次的区域非正式经济合作组织。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雁行发展”格局中的领头雁。但由于历史原因,东南亚国家对日本仍然怀有很深的不信任感,为了消除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疑虑,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在1977年访问当时的东盟成员国时提出:日本不当军事大国、日本将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友好信赖关系,日本将以对等的合作者的身份向东南亚提供支援。他的主张被称作“福田主义”,后来也一直是历任日本首相对东南亚政策的基调。虽然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的上升有所减缓,但日本仍然把东南亚作为主要的投资市场和援助对象,从日本市场流入东南亚市场的投资依然高出从日本流入中国的投资,对东南亚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也并未减弱。1999年以后,日本开始着手通过谈判建立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努力将其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经济关系制度化。2002年1月,小泉纯一郎循着福田赳夫的足迹访问了东盟的5个创始国,提出要与东盟国家“同行并进”。访问期间,新加坡和日本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日本签署的第一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小泉首相在新加坡发表的日本对东南亚新政策演讲中,又提出了日本将促使东亚区域合作朝建立“东亚共同体扩大构想”的方向发展。

  然而,正是在中日大力发展与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合作过程中,由于两国间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而在东亚合作方面也出现了巨大的利益冲撞。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急剧上升,使东亚地区的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随着中国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兴趣与信心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东亚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开始成为该地区各国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试图迈向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的步伐也明显加快。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如何面对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已经成了日本所面临的重大战略性课题,这既决定着中日关系的今后走向,同时也成为未来东亚经济合作是否能够顺利发展的关键。但日本对华政策的现状却是,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存在着很深的疑虑,对中国的担心、防范心理和不信任感明显增长,防范和制约中国主导了日本的对华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间的矛盾和摩擦明显增多。特别是在小泉担任首相期间无视中方的再三告诫,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曾经蒙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中国及东亚国家的感情,不仅使中日关系陷入低谷,也严重损害了两国国民之间的彼此信任感。为了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大,日本制造了“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军费的合理增长横加指责,夸大中国的军事能力,渲染中国实力的增强对日本和其他周边国家造成的所谓“威胁”。此外,日本在钓鱼岛、东海海域的争端等问题上对中国实行强硬政策,在能源等问题上和中国展开针锋相对的竞争。在涉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日本政要多次声称台湾地区包括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所确立的范围之内,加大了对台海问题的插手和干预力度。日本的这一对华政策,势必引起中方的反应,导致双方的关系缺乏战略互信的基础,形成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中日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反映在两国对东亚合作的看法和政策之中。如前所述,虽然中国和日本都积极倡导东亚合作,但双方在利益诉求和具体合作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掌握东亚经济合作主导权是日本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也是日本的东亚政策的出发点。实际上,日本在历史上就一直谋求主导东亚,并曾为此而发动过对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的战争,以武力手段夺取东亚的主导权。在一些日本的著作中,也把1943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作为东亚共同体概念的起点。[2]战后,日本以其迅速发展的经济力量成功地成为东亚经济发展“雁行模式”中的“领头雁”,主导着东亚经济的发展进程。但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解体。反观中国,如前述中国和东盟之前关系发展迅速,引起日本的不安,唯恐中国会取代其东亚主导国的地位,于是迅速调整政策,就在中国与东盟达成建立自贸区协议后不久,小泉首相就访问了东盟的5个创始国,提出了加强彼此间一揽子经济合作的建议,并举办日本-东盟特别峰会和提出了扩大东亚峰会的范围等主张。平心而论,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权自主发展其对外关系。但是,日本在东亚的这些行动以及明显针对中国的相关舆论,都显示出其试图通过这些措施来制衡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和东亚共同体建立过程中不断上升的地位,力图重新主导东亚地区的意图。日本的这些做法,也很快引起外界对中日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之争”的议论。

  中日关系的困境,已经对东亚合作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紧张的中日关系严重影响到双方国民的互信。民众是区域合作的基础,要成功地推动东亚合作,首先必须在民众中逐步建立起共同的地区意识。如果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缺乏互信,那么又如何在其他东亚国家的人民中凝聚起区域合作意识,共同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就曾表示,东亚的稳定取决于中日两国的“互信”。他认为:日本对中国存有戒心,中日互相猜疑,这种敌对关系对韩国来说是一个负担。[3]实际上许多东南亚国家也有相似的感受。

  其次,中日关系的停滞也使东北亚地区合作进程严重滞后。在东亚所涵盖的东南亚和东北亚两大地域中,东南亚的区域合作已经实现了机制化,东南亚国家联盟成为推动该地区合作的主力。2007年11月,东盟10个成员国在新加坡签署了《东盟宪章》,使东南亚地区的一体化跨入了一个新阶段。与此相反,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却长期止步不前。在10+3框架内举行的中日韩三方非正式会议,也常因日本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而导致与中国和韩国关系的紧张,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2005年,由于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以致连当年的中日韩三国首脑非正式会晤也未能够举行。

  第三,由于中日之间对东亚合作领导权问题的歧见而使东亚合作中出现“小马拉大车”的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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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视野》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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