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困境及其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94 次 更新时间:2009-01-22 19: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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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商品经济构成它的世俗基础,全球化趋势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进一步促成了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它导致了绝对价值的遮蔽和消解,其历史后果主要表现为:人际交往的障碍、社会整合度的下降、人的精神焦虑、道德感的脆弱。面对文化多元时代的挑战,未来的选择应当是:恢复对永恒之物的敬畏、捍卫精神价值的至上性、重建人的价值坐标。

  [关键词] 多元文化;绝对价值;困境;出路

  

  一、多元文化时代的来临

  

  在今天,至少从表象上来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多元文化格局从本质上说同现代性内在相关。关于现代性,学术界有各式各样的说法。笔者认为,作为人的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现代性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相信理性能够构成人的本质之展现和完成自身的恰当方式。殊不知,它恰恰是一种遮蔽“在”而执着于“在者”的隐遁,从而使得人与绝对价值未曾“照面”便已陷入一道“无知之幕”的隔绝与间离,沉溺于对“在者”的把持与宰制而难以自省和自拔。从外在的角度看,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乃是现代性的表征。在这一进程中,现代性对实证原则的推崇意味着经验事实及其感性杂多获得了判据的功能和权威性,正因此引发了绝对价值及其所建构的意义世界的颠覆。当然,现代性所肯定的原则和信念,无疑总是基于特定的历史前提并借助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被确立起来的。若想了解现代性所导致的文化多元格局,不仅需要从意识形态层面加以揭示,还需要进一步追溯其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

  1.世俗基础:商品经济。

  从西方历史的发展看,商品经济构成了人的理性精神的发生学前提。就此而言,商品经济可谓是现代性的最为古典的来源。理性精神的建构及商品经济本身所带来的世俗化运动,颠覆了传统社会在人的精神层面确立起来的信仰。此外,商品经济还在两个维度上强化了相对性的关系和多元的观念。一是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塑造了利益独立的“经济人”,它们的个人主义信念所提供的不同价值取向决定了人在文化偏好上的发散性,从而在空间层面上形成了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二是市场逻辑所决定的商品经济的不断的自我超越、自我扩张,在时间层面上塑造了“进化”和“发展”的模式和观念。现代性的主题是对“变迁”和“发展”的崇拜。进化论和发展主义成为现代性的核心理念。它们的意识形态化使人们难以有效地反省并追问这些观念的合法性前提。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地“摩登化”,不断地追求新颖、时髦、时尚的过程。

  变迁与发展诱发了人们对相对性的敏感和对永恒性的不信任。就像怀特海所举的一个例子:“华滋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年—1850年,英国著名浪漫派诗人——引者注)出生在荒瘠不毛的山峦之中,这些地方很少有季节的变化。缠绕在他心头的是自然无边无际的永恒性。对他说来,变化是持续不变的背景上偶尔发出的意外而已”[1](P84)。假如华滋华斯出生在变化多端的环境,也许他就会对永恒性产生深刻的怀疑。当然,怀特海的这种解释多少有些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味道,从而显得过于机械,但一个时代的社会和历史氛围对人的裹胁和对人的观念的塑造则是无法忽略不计的。

  商品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博弈性质,造成了人的未来命运及其结局的未定性。正如奥德嘉•加塞特所说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人间诸事,会朝什么中心方向移动,因此,世间的生活、可耻地已变成临时的了”[2](P15)。雅斯贝尔斯也说:“不可靠的人,替我们这个时代看相”[2](P15)。商品经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造就,使现代社会的人的未来成为不可预期的了。这种不可预期性,并不是由于必然性的匮乏,而是由于绝对价值的缺席。

  2.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随着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化趋势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展现方式和历史形式,使不同地域、不同传统、不同民族的文化“相遇”,从而构成一幅“众声喧哗”的当代景观,形成了一种世界范围的多元文化格局。从“诸神的争吵”(宗教传统的对峙)到“文明的冲突”(文化传统的碰撞),无疑造成了人的价值选择的困惑。面对眼花缭乱的文化“万花筒”,人们感到的只能是手足无措。人们似乎感到没有任何理由足以支持其选择这一种而放弃另一种。这是现代社会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人们所特有的历史境遇。

  诚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作用,存在着不同文化“匀质化”的趋势。这一过程被人们叫做“文化帝国主义”。表面看来,全球文化越来越趋同,不同文化变得越来越相似。但这种同化所体现出来的同一性只是一种伪同一性。因为它并不是建立在多元文化地位对等、彼此对话、平权交流、互补整合基础上的具体的普遍性,而是某种特殊文化传统和个别文化形态强加的产物。这种特殊形式的普遍化不仅解构了文化多样性,从而直接伤害了他者文化的生存,归根到底也不利于强势文化本身,到头来危及的乃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它又必然引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应该看到,这种对文化“匀质化”的反拨,在今天已不再是一种应然的理想,而是成为一种现实的走向。“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不啻是文化多元趋势在当代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由某种文化霸权所形成的全球文化的伪同一性,并不是认同绝对价值的结果,而是相对性的绝对化。它所诱发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抵抗,对于解构这种文化霸权话语,打破伪同一性格局,无疑有其积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不存在极端化的可能。如果民族主义把本民族文化传统绝对化,同样有可能跌入它所曾经反对过的陷阱。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偏执和任性同样使其远离绝对价值。

  3.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现代人的无奈之一,就在于他无法逃避不同时代维度的挤兑。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一时间顺序已然变成一种空间关系,它们共生并存。由于时代维度的多元化,对于现代人而言,追求心灵的宁静似乎已成为一种奢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生活节奏的迅捷化和共时态化。庄子说得好:“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庄子•逍遥游》)。现代人就像只生活在夏天的蝉,他原本只能生活在夏季,然而由于时代变迁速率的加快,他却必须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他又怎么能够承受和适应呢?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更多的已不再是善与恶之间的抉择,而是善与善之间的抉择。我们既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冲突,又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都不能不打破现代人的心灵的宁静,使他感到在多种可能性的条件下无所适从,在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感到孤立无援。因为他所做出的任何可能的选择似乎都是不完美的,但却无法逃避选择。这种心理上的巨大压力,使得现代疾病主要不再是器质性的,而更多的是功能性的了。这大概正是导致医学模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20世纪中期,医学模式实现了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的转换。这不是偶然的。它归根到底是由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的特点所决定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97年发表的《疾病的全球负担》报告中指出:抑郁症是造成全球残病类疾病的主要原因。按WHO的统计,在年满20岁的成人中忧郁症患者正以每年11•3 % 的速度增加。该报告还说,精神分裂症已影响人类1200年之久,但近20年来呈迅速增长之势,全球约有5000万人患有此病,占总人口的1% 。所以专家认为,从疾病发展史看,人类已从“传染病时代”、“躯体疾病时代”进入了“精神病时代”[3](P2)。现代人的心灵困境,说到底乃是来自他的文化失重。所谓“找不着北”,就很好地勾画出了现代人的尴尬。他们仿佛是“被抛入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原始森林而丧失了方位感。

  

  二、绝对价值的消解及其历史后果

  

  从某种角度说,传统社会所建构起来的乃是一种所谓“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的文化形态(这里借用美术史学者巫鸿先生的概念)。在其本来的意义上,“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不管它的形状和质地如何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个事件或某种制度不朽,总要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纽带,总要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总要实现生者与死者的交通,或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4](P18)。绝对价值的超时空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纪念碑这一有形的载体来表达和维系的。作为绝对价值的载体,它事实上确保了永恒性的文化表征和意识形态修辞。在传统社会,人们以特定仪式的方式参与着这种“纪念碑性”文化的建构。进入现代社会,这种文化形态则被颠覆和解构掉了。即使仍然有纪念碑和纪念物的建立,但那不过是仅仅作为一种已完成之物(具有“文物”的性质)从而成为被旁观的对象。因为人们不再参与其中,而只是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去“鉴赏”而已。因此,纪念碑所蕴含的内在生命实际上早已终结。“纪念碑性”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式微,意味着文化的一元性结构为文化的多元性结构所替代和置换,其结果只能是绝对价值的遮蔽。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文化特征是记忆、再现、守成,那么现代社会的特征则是遗忘、断裂、超越。

  被称作“后现代性之父”的尼采提出“上帝死了”的口号,象征地表达了“永恒”和“绝对”价值的被颠覆。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上帝”不过是绝对价值的宗教表达而已。如果说,在学理上它来自“逻各斯中心论”的终结,那么它的历史基础则是现代性所带来的世俗化进程,诚如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主张‘上帝已死’的最伟大的胜利,……是因为除了满足眼前的和物质的生活欲望外,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的文化腐蚀性后果”[5](P79)。“上帝之死”究竟意味着什么?陀斯托耶夫斯基和萨特都说过,上帝死了就意味我们人类怎么做都行,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最后的约束者已不复存在。而英国诗人爱略特则说:上帝死了,对于西方人来说,要穿一件毛衣,就必须从种草开始,然后养羊、剪毛、纺线,最后才能织成一件新的毛衣。可见,以宗教形式表达的绝对价值及其所规定的意义世界,对于西方文化来说带有始源性的意义。它的被遮蔽,将导致最具本然性的文化危机。它不再是个别文化因子的颠覆,而是根本前提的解构。这一点对于其他文明来说,无疑具有可比性和昭示意义。

  在现代性的历史情境中,人们对绝对价值的信仰已丧失了自己的地盘。科学理性的独断排斥和拒绝了价值判断。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孔多塞说:“这个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候太阳在大地之上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而外就不承认任何其他的主人”[6](P182)。恩格斯概括地指出,“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所代表的启蒙精神,“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7](P297),因为“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7](P56)。由于科学理性是建立在人们对于自然律及其必然性的信念基础之上的,也由于科学所带来的巨大物质成果,现代人越来越听命于必然性,从而消解了人的自由意志的空间。科学主义的信念,把一切可能的领域都纳入科学理性审视和判决的范围,使理性尺度变成了唯一可能的尺度。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盛行于一些杰出人士之间的观点认为,信仰应越来越多地被知识取代的时候已经来到;没有知识作为依托的信仰是迷信,因此必须对之加以反对”[8](P23)。他甚至认为:“今天人们的伦理道德之所以沦丧到如此令人恐惧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这是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灾难性的副产品”[9](P72)。

  由于文化多元格局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以绝对价值为内核的意义世界日益被遮蔽。它所导致的历史后果主要在于:

  1.人际交往的障碍。

  从积极的方面说,绝对价值的瓦解至少在表面看来意味着人的解放和自由。譬如,它可以使人走向文化宽容(诸如能够更加容忍不同信仰、不同人生观、不同选择的可能性,更加容忍价值观上的异己者的存在等等),造成民主和平等的意识,鼓励人们按照自己的偏好和创造力做出符合个性特点和要求的自主决定(尼采就认为“上帝死了”,“人”才能诞生)。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不过是现代性所虚构出来的一系列神化而已(尽管尼采被看作是“后现代性之父”,但仅就其对上帝的否定而言,却仍然带有浓厚的现代性色彩)。从消极的方面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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