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好政治的标记是尽可能的包容,尽少的排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19 次 更新时间:2009-01-08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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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很多人今天大概都不明白,人的解放是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

有了解放人的这一步,我们这个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才有可能在1978到1980年的3年之内大幅度地扩张,敌人急剧地减少。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的包容性,在改革开放初那个艰难的阶段,全社会根本不可能上下同心、官民一致,不可能充满那样的朝气和信心!

文革发动前夕,田家英有一次跟李锐提到1940年代末时他跟毛泽东的一段谈话。毛泽东问他,什么叫政治?田家英当时也没有答出个所以然来。

什么是政治,这不是个平常的问题。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这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他讲这个话是放在西方的背景下的,提倡公民参与。既然奴才、臣民变成了公民,那么政治就要管理、回答公众的事情,对他们负责。

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政治的智慧,在于怎么令敌人越来越少,令同志越来越多。不过,后来他本人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两个环节:解放思想、解放人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很多人立刻会把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联系在一起。我自己的体会,其实30年前,中国从文革的阴影走出来,是同时经历了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从思想上来解放,而意义更高的另一个环节,是人的解放。

解放人比解放思想更难。解放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还比较抽象,而解放人是直接触及到具体的人,是可能直接得罪人的。因为在30年前,受害者非常清楚,迫害他们的人也非常清楚,所以,那时要解放人,远比解放思想更牵动着实际的利害关系。

但解放人却更加重要。这个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连续不断的、一步比一步更左、更厉害的政治迫害与清洗之后,整个社会和国家摇摇欲坠。那时最紧要的问题,就是怎样重建国家的社会基础。

回想1976年之前的状况,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一个阶层是在被打击的范围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在政治上是安全的。从1949年起是“红五类、黑五类”,到了1976年文革的末期,“黑五类”已经扩展成了“黑九类”,太多的人被放在革命的对立面。

而中国社会要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发展,要想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整个国家最重要的国策,靠什么社会力量来推动呢?1976年前,几乎所有的“黑九类”都被从政治上降为“负资产”,他们的后代也被剥夺了升学、招工、等等升迁的机会。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丧失了专业研究的机会,再后来,本来是最安全的体制内的人——大批的干部——也给砍下去了。

所以说,30年前,解放人更重要,如果不解放人,那么解放思想就只能停在纸面上,而不能变成一种具体的社会建设力量。

解放人的三个阶段

从1978年开始,人的解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解放的,是高级干部,如给彭德怀等平反,然后给彭罗陆杨平反,给“61人叛徒集团”平反,然后一步步引导到给刘少奇平反。接下来解放的是知识分子,废除“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逻辑。第三大块的解放是广义上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就是1949年以前最会种田的富农、有经营才能的人,他们的后代,包括城市里资本家的后代,都解放了。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头几年里,可以说每解放一种人,就给全社会送出一个明确的信息:这“类”人从此不再是国家政权的敌人了。

在最高层推动人的解放的,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而具体负责做这件事的,是胡耀邦,当时是中组部部长,这是邓小平特地安排的,就是考虑到经过1949年到1976年20多年的斗争,政权的社会基础越来越收缩和薄弱,而敌人则越来越多,必须要把这种状况扭转过来。胡耀邦做中组部部长时讲了句名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就是冒政治风险。当时,每次解放具有代表意义的大案子,就有人说这个案子是毛主席批的,那个案子是有案可查的。每一个案子,都有具体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而且迫害者每每都用听上去极其崇高的理由,来阻挠平反。

那个年代,解放人的风险极大,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回头来看,有了解放人的这一步,我们这个国家及其政权的社会基础,才有可能在1978到1980年的3年之内大幅度地扩张,敌人急剧地减少。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的包容性,在改革开放初那个艰难的阶段,全社会根本不可能上下同心、官民一致,不可能充满那样的朝气和信心。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时代。

改革开放发动前夕,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政治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民族的凝聚力也处于崩溃的边缘。那种状况下,能够很快重新走上欣欣向荣的道路,最关键的,在我看来,就是大批大批的解放了人。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思潮基础。文革刚结束时,不管是哪一批被打倒的人,他们在经历了文革最后一阶段的时候,终于都认识到:如果这台“斗争机器”再这么运作下去,最后将不会有幸存者;每一批操纵“斗争机器”的人都可能成为这台机器吞嚼的对象。这是个很重要的共识,尽管它后来慢慢又被淡化了。

某种程度上说,改革开放的头几年,国家政权、政治体系的社会基础变得越来越少排斥性,使得中国从最可怕的状况很快恢复起来,这是最重要的社会保障,是重得“民心”的前提。

一个政治体系越包容就越优越

政治科学上有一个重要原则,一个国家政权、政治体系,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越来越多包容性,越来越少排斥性。这是被全世界几百年来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的正反经验所反复证明了的。

南非施行了那么久的种族隔离,到了被全世界指责的地步,什么时候有了伟大的转折?就是曼德拉带领国家终止隔离后,马上提出“真相与和解”。曼德拉的伟大之处在于超越,他不是用黑人报复白人的办法来解决以前积累下来的仇恨。他明确指出,所有和解都要求更大的包容、更小的排斥,然后才得到更多人对新政权、新制度的认同。

另一个例子就是奥巴马当选总统。美国最难解决的是种族关系,它牵连的社会冲突变成政治上最不易解决的老大难问题。1968年马丁 路德金被暗杀,而40年后,黑人政治家当选为总统成为政治大和解的最突出标志。赖斯、鲍威尔先前已经占据了高位,但他们是被任命的,而能不能在民选的基础上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才是一个政治体系的社会基础是不是包容广泛的标志。

我家乡是个很穷的地方,不过也有一家华侨,从广东移民过去的,父亲是个木匠,不认识几个字。但就是这样一家人,1976年之前每搞一次运动,都成为打击的对象。他们家每天天还没黑就把门关上,怕有人来串门,而被误会是“串联搞反革命”,这相当于把自己全家给长期软禁了。他们家的两个女儿又贤惠又清秀,可惜“好家庭出身”的人都不敢去说亲。比这更严酷的是,1972年我到亲戚家去,路过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子的一间大灰房子,看到四个男人在河边洗菜、洗衣服,这些都是女人做的事。当时就有人跟我讲,这家是地主,村子里不让他们结婚,要让地主家断子绝孙。

任何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问题,包括经济上的建设、技术上的发展、教育上的扩张等等,但我认为最重要但同时也是最艰难的,是建立一个更包容的政治体系,而且在制度层面不断地更加包容,更少排斥,这乃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我们看今年美国奥巴马的胜利。美国在经历了伊拉克战争之后,面对经济萧条带来的一大堆挑战,太需要变革了。30年前的中国也是如此,整个社会都全心全意地期待变革。所以回看改革开放的头三年,或许我们更加能够理解,人的解放,带来了多少对社会的真心诚意的认同。因此,我也更加觉得,我们应当能够从南非、美国的政治经验中,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去找到如何推进更包容的政治体系。

“三个代表”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要从政治层面上扩张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同样,建设和谐社会也走在正确的方向上,而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要有更包容的政治体系,要把国家认同看得最高,而不是降低为对具体政策的完全认同。事实上,强调国家的认同,对长远解决台湾问题也有关键的意义。

30年来,我们在物质上、经济上有了长足的增长,但是在政治文明的发展上,一直缺乏应有的自信心,一直裹足不前。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天然有道德的或者文化的差距,我认为还是政治制度缺乏包容性所致。如果政治体制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的话,就会有更多的公开透明的竞争,进而产生超越个人力量的推动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成分、法制的成分、公众参与的成分,都会大大增加。

从长远看,实践中要落实宪法上定义的几个自由,而走向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政治认同越来越向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升,从而增加最大限度的凝聚力。这是一个重要的过程,也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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