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从Mythos到Logos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6 次 更新时间:2008-12-30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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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山 (进入专栏)  

Mythos和Logos明作为语词词汇讲,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如它们都指谓着“说”和“话”,但却有着不同的“说话”方式,其基本区别或许在于:Mythos为“讲故事”,而Logos则为“讲道理”。一般说,故事是具体的,有情有节,而道理则是抽象的,有理有论。并不是说,Mythos就没有道理在内,而是说,Mythos的道理就在它所叙述的“事”中,而Logos的道理则是直接表达出来的,是理论性的。

就二者的存在形式言,也是有相互区别的。Mythos一般以“诗”的形式出现,而Logos一般则以“散文”的形式存在;当然并不排斥Mythos也有散文的,而Logos采用诗的形式。在古代,荷马这些诗人,吟诵奥德赛、阿克里斯的事件,或许边唱、边演,所以叫做*有“做(戏)”、“表演”的意思在内;而Logos则无“事”可“说”,无“戏”可“演”,“说”的都是“道理”,因而常只以“书”的形式存在。Logos也可以指“书”、“著作”等文字材料。这就是说,Mythos可以口传心授,而Logos则更宜于以文字形式流传。这两种文化形式,在古代希腊人心目中的区别是很清楚的。

希腊文λογοs来源于动词λεγω,初为“采集”的意思,后来演化为“说”。为什么从“采集”会演化出“说”来,似已不可考。海德格尔对此有一种说法。根据他的Sein和Dasein的理论,从“综合”角度把西方哲学传统中“知识综合”改革为“存在综合”,成一家之言,很有启发作用。

然而,“采集”固然归于“集(合)”,但其始却在于“采”。“采”什么,不“采”什么,则有个分析、分辨的问题,也有个标准、尺度问题,所以我认为*λογοs明初作尺度讲,更为妥切些,而所谓“尺度”、其根据又在“分析”。所以,λογοs的“综合”作用,固不可忽略,但其初意重在“分析”,则也是应该充分重视的。

在哲学中,通常以“道理”来译Logos,用“理性”(Vernunft, Reason)来译,离古意较远。所谓“道理”、是要“分理”出来的,要“理”出个“道道”来,而“分理”的理由和根据则蕴含着一种或几种“标准”。以此“标准”来“理顺”关系,有所“取”、“舍”,“取”亦有“由”,“舍”亦有“油”,而“曲”在“道理”言,就是“尺度”。

时间之绵延和空间之方位神话的原由是时间性的,绵延性的;而逻各斯的原由则是空间性的,方位性的。

Mythos说的是不朽的神的故事,“不朽”是为“永生”,而生命的原则是“绵延”的原则,即“生命”是不间断的,“永生”则为永远不间断的。

生命”这个原则也是时间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柏格森说,时间是不可分割的、不间断的“绵延”(duree)。海德格尔说,“我在世界中”,即“我存在于时间、世界之中”,生命是延续的、不可分割的。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和“生生不熄之火”,说的都是这种生命现象。

从“存在(实存)”方面来看时间,我们不能说时间就只是那年、月、日、分、秒这些计量单位,这些计量单位不能穷尽时间,时间也不能以这些单位(无论它多么小)来分割的,时间是一个“流”、“我活着”,是不断地活着,“活”是一个“流”,“生命”设有“缝隙”没有“空隙”,不能说“我”在某一秒钟是“空白”的。所以,柏格森关于“时间”“绵延”的思想,是很深刻的,海德格尔亦无出其右;当今德里达所要强调的,则是那相反的一面,是“断”,不是,“连”,所以他用“分延”difference。difference和duree正好是相反、相对的,是另一种观念和理解方式。然而“断”了就不是“生命”,所以后现代派才强调“死”;而“生命”则必须“连”而不“断”,这则是共同的理解。然而,有“流”就有“源”。所以我们常说时间是一个“长河”,“有源”,有“流”,“神话”就是要“捕捉”那时间(生命)的“长河”,“扑捉”那生命(时间)的“源流”。“源流”不可“断”,所以“神话”是“跟踪”性的,“叙述”性的;“生命”没有“空隙”,所以“神话”也常是“表演”性的,以“活人”(诗人)来“做”(吟诵、表演)出来。“神话”力图以“生命”的形式来保存生活(的过程),以“活”东西来保存“活”的东西,因而本身亦是“活”的形式,要做到这点,只有说那“不朽的神”才有可能,所以“神话”只能是“神话”,不能是“人话”。

人是要死的,死与生对立,在生之外,是“生命”的断裂或空隙,死是空间性的,即生命在这个部分出现了“空白”,出现了“裂缝”。死将生命分割开来,使生命和时间成了一块一块的,而不是绵延不断的。死正是那天地初开之“大裂缝”——χαοs能(chaos)。从这个意义上说,chaos恰恰不是“混沌”,不是“混成一片”,而是“分割”的力量,“分离”的力量。chaos是“分”,不是“合”。

死把人从生活中“分离”出来,从时间的绵延中“分离”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时间计量中的年、月、日、分、秒的“划分”,也有客观的根据,而不是主观为了“方便”强加给世界、人生的。人生是有“间”的,世界也是有“间”的,所以叫“人间”、“世间”。

以有死的人的眼光来看,“过去”已不存在,“未来”也尚未存在。对不存在的东西——不管“已不存在”或“尚未存在”,我们无法使其存在,我们无法使古人复活,也无法使后人提前来到这个世界。就人来说,过去只能是历史,未来只能是“设计”。

死的人不能穷尽时间的绵延。什么叫穷尽?“穷尽”乃是“尽知”,而人不可能“尽知”过去和未来,我们所能知的,乃是现时。“我在故我思(知)”和“我思(知)故我在”,是完全统一的,“我”不能“不在”而“思”(知),也不能“不思(知)”而“在”。

然而,人仍在不断地“探本求源”,不断地说过去和未来,此时,这个“说”,就不是“神话”,不是“神”“说话”,也不是山山水水都在“说话”,而只是人在说话。

存在(现在)的人怎样能说过去和未来棗那不存在的人和事?人说不尽那时间或生命的绵延,但却可以说那被分割了的一块一块、一段一段的人和事。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人说,我们过去的祖先有梭伦立法,有匹西斯特拉的改革,我们有过一些光荣的战争……,都是一段一段的“故事”一过去的事。把这些一段一段的事,贯串在一起,就是“历史”。

把历史事件(过去的事)贯串起来,实际上是“编纂”起来,“历史”是“编纂”起来的。

“编纂”不等于“伪造”、“杜撰”,指的是把那些“事”——一件一件的“事”“贯串”起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神话”倒不是“编纂”的,而“历史”反倒是“编纂”的。“神话”力图保持“生命”、“时间”、“过去”的“生命”的、“活”的本来面貌,而“历史”则只能将所能“掌握”的一件一件事“贯串”起来,因此,就这个意义说,“神话”比“历史”更“真实”,就像“艺术”比“历史”更“真实”一样。

“历史”只能面对过去的“事(实)”,而“事”本来是一件一件的,是可能分割的,包括当时“做事”的“人”的“内心”活动,也是可能分割的,也是一件“事”,然而,古人在“不做”这些“事”时也还“活着”,也有,“活动”,广义地说,也在“做事”,而这些“事”,则是原则上不可“尽知”的,因而“历史”上说的“事”,都是一件一件、一段一段的。“历史”是将“时间”“空间”化,而“书话”则是将“空间”“时间”化,好像“万物”都是“活”的一样。将“时间”“空间”化了的“历史”,同样是一种Logos,所以“历史”不是“诗”的,而是“散文”的。

历史将“过去”当成现成的“事实”看,fact从facio(做)转化而来,是为“做过了的事”,因而将“活生生的”人和事当作“死”的“事实”、“事件”,来看,人们既不能穷尽时间之流,又不可能使时间“倒流”、“停滞”,则唯有将“活东西”当作“死东西”才能“把握”,才能“把握”那“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并非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曾经存在过”的东西,这样,“存在”的含意就发生了变化。“不在”、“不是”,同样可以作为“存在”甚至“事实”来“把握”。一切东西都可以成为“现时”的“人”的“对象”,甚至那虚无缥缈的东西,竟然也可以进入“思想”、“知识”:的领域,也可以“说”起来。

然而,从根本上说,Logos只有把那,“实有”的东西当作“无”,或“无”化了,才能“说”,即Logos把“时间”“空间”化,实际上就是把“有”当作“无”来说,才能“捕捉”“本已不在”的“人”和“事”,“说”那个“已不存在”的“世界”。Logos把“有”的世界当作“无”的世界来“说”,所以它所说的,乃是“概念”的“世界”,“思想”的,“世界”。

Mythos和Logos同样为“说”,但Mythos“说”的乃是“活生生的世界”,是一种艺术的、直接的生命的“体验”;而Logos“说”的则是“概念”的“体系”,“符号”,的“体系”。Mythos是“参与”性的。Logos是省察(*580???speculative)性的Mythos重于“我在”的度而Logos则侧重于“我思”的度“在”是“时间”性的。而“思”就其概念逻辑形式言则是“空间”性的方位性的。

人们如何能将那绵延的“时间”打开“缺口”(chaos),使之成为“可能把握”、“扑捉”的?“时间”之“流”如何能为某种“工具”“截断”?我们看到,世上没有一件实际的东西可以“打开”时间的缺口,只有用“思”来“截断”“时间”之流,使之“空间”化,而“思”本身为“空”,为“无”,“思”——“不存在”。

Logos、思,离不开“概念”、“概念”是“符号”,它有“普遍性”,因而可以“涵盖”“时间”的“流变”,但它们自身却是“空”的,像一个“容器”,可以“容纳”同类的实物,像“水果”可以“接纳”梨、桃、橘子……一样,“概念”是一个“空器”。Logos使世界“空无”,化、“符号”化、“概念”化,使Mythos中的“思——在同一”的关系“分化”出来,“对立”起来,“在”成了“思”的“对象”,而“思”自身成了“空”、“无”——“不存在”。

“在”都是具体的、实在的,在“时间”中的,但作为“思”的“对象”的“在”却可以是“普遍的”、“时间性”的,因而也可以是“抽象”的。就像过去曾“在”的;也成了“概念”的“事件”的关系。

“存在”必定在“时间”“空间”之中,“存在”必定“占有”“空间”,这个意思也可以理解为:“存在”必定“填满”“空间”,即“存在”使“空间”“充实”,而在这个意义上,“空间”本身则并“无”存在——它“等待”、“尚缺”“存在”于是,“空间”为“不存在”。所以,后来希腊原子论的“原则”为两个:“原子”与“虚空”,并针对巴门尼德说,“不存在”不比“存在”少什么。其实,“存在”与“空间”(间隙、空的、虚空……)相比,都是“存在”,只是“空间”是“空”的“存在”,就“物质”世界未分之状态言,“世界”乃是“实”的,不是“空”的,任何的“空”,都是“充实”的,至少有某种“气”体在;但世界自chaos分裂以来,即有“充实”与“虚空”的区分,“空间”就像海德格尔的“空罐子”,可以“容物”而暂时尚“无物”。就一种实证的观点看,“无物”即“不存在”,所以我们可以说,“空间”就是那“不存在”的“存在”,或“存在着”的“不存在”。

这样,“时”与“空”本是一对矛盾的观念,严格讲起来,“时”是“实”的,不是“空”的,将“时”“间隙”化,将“时间”“空间”化,就成了巴门尼德的“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存在”,一个“实实足足”的“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实足”“存在”,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不允许“分裂”“分割”,因为不但世上没有任何物质的力量能“分裂”它,而且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分裂”它,它设有“空隙”。然而,我们所看到的世间万物,都是有“空隙”,各占着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方位”,只有那绵延的“生命”,显示着“时间”之不可分割性。“空间”提示着万物这“静止”、“恒定”性;“时间”显示着“流动”性。“万物静观皆自得”,皆各得其“所”。

“死”使“人”“物化”,使“无间的”存在成为“有间”的存在,“死人”,正是那“不存在”的“存在者”。“死”将“人”化为“物”,并不是化为“子虚乌有”。就“物质”言,“活人”并不比“死人”多出些什么,但就生命的、生活的世界言,“活人”比“死人”多出那使“物质性”“世界”显现了各得其所之“度”的“思想”——“语言”——Logos。

“语言”并不仅使“世界”多出了一种“声音”,世界本身亦是有声者的,人也是按照自然的声音组合成“语言”的,但“语言”并不混在自然的声音之中,就像人的“身体”不同于万物之“物体”一样。

Mythos的“语言”叙述“故事”,Logos,“语言”则表达“思想”。按照萨特的说法“思想”为“不存在”,为“无”,“思想”不能为物质的世界增加任何的“存在物”“思想”只能为世界增添个“无”,然而,“思想”却能使“世界”“无”化,即使“世界”“空阿化”、“方位”化,因而从不阿于“神话”的角度来理解、把握、描述世界。

“思想”、“语言”利用“语词”、“概念”来把握世界,思想和语言的系统,不是时间中生命绵延的关系,而是空间方位的关系,即语词概念的搭配关系,是语法和逻辑的关系。所以,从Logos后来发展成Logic,是很自然的事。Logic和语法讲的是概念、语词或命题、语句、话语的“方位”关系,是“.非时间”或跨越“时间”的普遍的关系。

Logos这种方位的空间关系,将“写”提到了应有的地位。和Mythos一样,Logos当然也以“说”为基础,但它却不一定像“诗”那样需要吟诵、歌唱,而可以“写”下来供人“阅读”,从这个意义说,Mythos比是一个生动的、活泼的世界;而Logos则是一个符号的、严格的世界,前者是“真实的”、“实际的”,后者则是“符号”的、“代用品”的世界。“神话”的世界是喧嚣的,但Logos的世界则是沉寂的,“阅读”也是“沉默”的,Logos是“书”的世界,“原理”的世界,“思想”的世界,它是一个“空”的世界,“方位”的世界,这个“世界”,像胡塞尔说的,随时要求可以“兑现”(cash in)出“实际的”、“真实的”世界来。

Logos的世界是一个“形式”的世界,随时“等待”着“内容”或“质料”的“充实”。

“命运”与“必然性”之把握

“神话”是把一段一段、一块一块的“故事”按照生命、时间的方式“编纂”起来的,“逻各斯”则是把一些语词、概念按照一定的方式“编纂”起来的。就“神话”来说,“编纂”方式不是首位的,要紧的是“故事”本身应是“活”的;但就“逻各斯”来说,“编纂”方式和所要说的“事”,则是不可分的,这种“方式”被认为反映、符合“事”之内在的联系。

不是说,“神话”可以“胡编乱撰”,所以它的“编纂”方式也还是有“规则”的,不是杂乱无章的,但这些“规则”,并不是“必然”的,而是“自由”的、“生命性”的,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传说”或“神话”系统中,可以有不同的地位,因而有不同的意义。希腊神话,以荷马史诗为主,而赫西俄自成一个体系;那充满阿波罗精神的奥菲斯到了民间奥菲斯教派里,则又是另一个形象。“神话”中一段一段的“故事”,可以按照不同的体系方式贯串起来;但“逻各斯”中的“事”,则有自身的规则,不是随意可以拆拼的;“逻各斯”所使用的语句形式,则更有严格的规定。所以“逻各斯”作为“话语”观,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令”(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逻各斯”是“律”,是“令”,是人人都要遵守的“法则”,后来发展得相当成熟的逻辑推理形式中“假言推理”之“如果……则……”。其初始意义亦可为“设(令)……则……”,“如果凡人皆有死,令苏格拉底为人,则苏格拉底有死”,这样一种推断,是无可逃避的。

“Mythos”与“Logos”这种“编纂”方式上的区别来自对“事”之不同之理解。“神仙”中的“事”,在冥冥之中固然有“必然性”,但就作“事”的“神”言,都是“自由”的,这就是说,都是它乐意做的,是它的“自由的选择”,“神仙”表面上看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但实际上“神仙”中“事”倒也不是由着某个“神仙”性子来的,不是“作者”想做什么都能做得到的,“神仙”的“事”也有“定数”——Moira。因为,古代希腊的“神”,不是一个,而有多个。奥林帕斯山的“神”是一个“家族”,而只要有两个“自由者”,就会有“纷争”。“神仙”“法力”无边,日月山川当然不在它的眼里,但“另一个”“神”却可以“遏制”它的所作所为,可以使它“事与愿违”。所以奥林帕斯山上的“神抵”也有自己的“命运”。“自由(者)”的“必然性”——这就是“命运”。“命运”不一定都是“好”的,“神抵”也有,“倒霉”的时候,所以它们也呼天抢地,怨天尤神,因为“神仙”的“斗法”,也是一种力量的比较,是一种“较量”,遵循着“强胜弱败”的规则。

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对自己的“命运”并设有预先的“知识”,因为“神”是“不死的”,因而它不需要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以保证它永远是“自由者”。“绝对的”、“无限的”“自由者”在多神的意义上,则不能是“知识型”的“神”,而只能是“力量型”的。从某种意义说,“知识”以“界限”为归依,而“绝对的”、“无限的”“自由者”则是不承认任何“界限”的;所以希腊神话中的神祗从不“学习”,从不“积累经验”,它们所具有的“技能”都是“天生”的;而在它们做任何“事”时,也从不“审情度势”,而是“想干就千”,“成败利钝”在所不计。

然而,“人”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无限的”“自由者”。首先,“人”是“要死的”,它必然要“审慎地”,“聪明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就古代希腊人的眼光来看,“人”与其说是“自由的”,不如说是“服从的”。Logos是“令”,是“律”,“人”首要的是“服从”这个Logos,因而“人”要“积累”经验、知识。

“神”是“不死的”,因而尽管有“另一(些)”“神”“制约”着自己的“命运”,但“神”永远有“机会”,所以“神”尽管也有悲欢离合和曲折困难,但“命运”总带有“幸运”的色彩一是一种而有了chance,就会有fortune;然而,“人”的“机会”却是“有限的”,“人”只有“一次生命”,“人”是“要死的”。

当然,“人”也是“自由”的。“人”有自己的欲求、愿望,也有“满足”、“幸福”的时候,但这种“完满”性是有限的、暂时的,比起许多其它存在“物”言,“人”是很“弱小”的。“人”不仅比“神”“弱小”,而且也比日月山川“弱小”。从这个意义来说,“人”首先是“不自由”的,处于“服从”的地位。“人”要“服从”“神”,要“服从”“自然”,“学会”应付它们的“挑战”。这样,“经验”和“知识”就是“人”这个“会死的”“存在者”的特殊需要,是这个“存在者”的“生存手段”和“存在方式”。“人”为保持和维护自身的“存在方式”,首先从“顺从”中学习、积累、思考,从“斗争”(挣扎)中“提高”自己,“知识”本是“顺从”中的一种“主动性”,从“顺从”中争得“自由”,这样,人的“自由”即“有限的”“自由”,就成了对某种必须“顺从”的东西的把握的“自由”,即对“必然性”的“把握”的“自由”。Logos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的“律令”。“神”按照“自由”来“理解”“世界”,而“人”则按照“必然性”来“理解”世界。“神”“自由”地“说”“世界”;人则“必然”地“说”“世界”。

“人”不再从“世界”中“听到”“神”的“故事”——Mythos,而是从“世界”中“听到”“Logos”。“世界”按“必然”的方式“结构”和“运行”,并“令”“人族(类)”作如是观。

不再被理解为在“时间”的绵延和“生长”的过程中的“古老者”,而成为“因果系列”中的“原(始)因”和“推理系列”中的“原理”、“前提”。成为“知识”探究中的重要环节。“生长”系列转化为“因果系列”,意味着“时间系列”转化为“空间(方位)系列”。人们不必强调“记忆”就可以把握最为本质的知识,而那“必然性的推理知识”,可以在原本忘得一干二净的情况下,重新“唤发”出来,好像“前生”就已“知道”一样。这是因为,Logos是最为普遍的、必然性的“语言”,“人”必然按照Logos来“说话”,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人”先“听”Logos的,然后才说自己的“话”,因为人人都努力按Logos来说话,所以相互都能“理解”,可以“交流”。

盲目地“服从”“必然”当然谈不到“自由”“动物”没有“自由”,它只是“必然”的一个“部分”;但“把握了”的“必然”则是一种“自由”,而且是“人”这个族类所特有的“自由”,即知识性、科学性的自由。“人”可以通过对“必然性”的把握来“满足”自己的“目的”,甚至以这种把握来形成、调整自己的“目的”。“目的”仍是“必然”的一个“环节”。从这个意义来说,“人”不但要按Logos的方式来“认知”,而且要按Logos的方式来“存在”。“人”从“神话”地“存在着”转化为“人”“科学”地“存在着”。“人”不仅“时间”地“存在着”,而且“空间”地“存在着”。

“人”“空间”地“存在着”,并不是说“人”(的“身体”)“占有”“空间”,而是说“人”本是一个“空白”,客观的Logos“规定”、“充实”着它的“一切”。“知识”的原则乃是“自板”的原则。“人”“虚心”(空白)地“接纳”着Logos。

“人”的肉体是“实”的,“人”的“精神”是“虚”的。“肉体”与“精神”的分化,乃是科学知识的必要的前提。在神话的思想方式中,“精神”并不能“独立”“存在”,“神抵”们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而所谓脱离了“肉体”的“灵魂”则常是无力可悲的“影像”——至少在古代希腊的神话中是作如是观;可是“精神”在“人”这个族类中却显得很有崇高的地位。“人”不仅“肉体”地“存在”着,而且“精神”地“存在”着;“人”不仅有“物质”的“劳作”,而且有“精神”的“产品”。“科学知识”是“精神”的“产品”,是“精神”的“存在形式”,是“精神”的“存在物”,在这个意义上,“人”同样是“精神”的“存在物”。“人”“精神”地“存在着”,也就是“人”“科学地”“存在着”。

然而,“精神”“不存在”。“世间。找不出“精神”这个“东西(物)”来。“精神”为“无”,为“空(白)”。因而“精神”只能“抽象地”“存在着”,只能“普遍地”“存在着”,而不能“具体地”,“个别地”“存在着”。Logos只是“普遍性”,是一个“律令”,“具体”的“实现”,还要“人”“具体”地去“做”,而“具体”的“做”则进入“时间”系列,抽象的知识,不能最终保证具体的实践的成功。

从Logos观点来看,即使是“时间”的系列,同样为必然性所支配。“人”既然无法从“绵延”的生命去“体验”“过去”(不存在)的“时间”,则只能从“空间”的方位上来把握“事(件)”之间的关系,这样,“事件”之间的关系,同样被理解为必然的因果关系。“过去”成为“历史科学”的“对象”,有其“因”,必有其“果”。“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活人”,“活事”,成了“死的”“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必然关系。“历史科学”认为,只有这些“事实”之间的关系,才是确实可知的。Logos不仅是“天道”,而且也是“人道”。

不仅如此,Logos还是“神道”。“神话”亦被要求从Logos的角度来理解,于是有“神话学”和“神学”。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分成三个部分:“神学”、“自然学”和“数学”,都是“省察性”的,英译speculative或theoretical,是“直观的思想”、“思想的直观”的意思。“神”也成了一个“学科”,成为“人”的观察、思考、研究“对象”。“神”成为最后的、最高的“原因”,成了“第一因”,“第一动因”……,这固然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思想,但古代希腊哲学初期的Logos思想中,已有其根源。

“真理”之追求

在“神话”的思想中,重要的东西在于“过去”的“源头”;而在“科学”的思想中,重要的东西则总是“现时”、“现实”的。Logos“超越”“时间”,将“古”,“今”融于一个永远“现时”,“现实”的“普遍性”之中,Logos放之四海、放之古今皆准。Logos将“神圣的”东西,转化为“真理(实)”的东西。

中文译为“真理”、“真实”的,可以合理地理解为“永久的”“存在”,即“永久的”“现时性”。“过去”,虽曾“存在”过,现己“不存在”,“未来”则“尚未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都不是“现实”的,不是“真实”的。西文所谓“truth”,所谓“Wahrheit”乃是“真实”之所以为“真实”,“现实”之所以为“现实”,故永远为“真”,为“存在”。这种水远可以为“真”的“存在”,正是那“必然性”,“真理”为“必然性”的“真理”。

在古人看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1+1=2”……,是无时无刻不“真”的,现在如此,古代如此,未来亦如此。“杀人者死”、“毋过”、“自知”……亦皆是万古有效的“律令”,人人必得“服从”。必须“服从”Logos的“人”,从一方面看是很“凄惨”的,它受制于“必然性”环节之中,没有回旋的余地;然而,换一个角度看,它亦有自身的“优越性”。

在“神话”中,那个“命运”即使对于诸神祗来说,也还是“隐匿”的;而那“必然性”对于“人”却是可以“显现”的,是“人”的“知识”、“科学”所能“把握”的“神”以自身的“不死性”来“对付”那不肯“显现”的“命运”“要死的”“人”则可以用,“概念”、“语词”的体系来使“必然注”无处躲藏。赫拉克利特说,???自然椛??时间,常喜“隐匿”自己,但“Logos”却是“公众的”、“共同的”、“普遍的”我看如此,你看如此,他看亦如此,对今人如此,对古人如此,对后人亦复如此。

Logos是“变”中之“驻”,“时”中之“空”,执着于此种“必然性”,则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使自身处于那“不变”的“永恒”的“现时”(存在)之地。

Logos“喝令”“人”“服从”,而“掌握了”Logos的“人”则自身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人”从“奴位”转化为“主位”也从“客位”转化成“主位”。

人”曾是“神”的“奴隶”以自己的劳作供奉(养)着“神”“人”充其量是“神”的“客人”“客随主便”“人”“听从”“神”“人”原本是这个“世界”的“过往”“客人”来匆匆“人”早晚要“离开”这个“世界”然而“人”毕竟可以为“神”之“客人”即使是“奴隶”“工具”也是“有理智的”“会说话的”“人”和“神”都是“智慧型”的“族类”“人”虽然不能使自己的身体“永存”、“永生”,但却努力使自己的“理智”“智慧”“永存”“永生”“人”甚至说“精神”原本是“不朽的”“不死的”。

“精神”理智是人的特权神不需要单独的“*”因为神本身就是“不死的”???则是“死”中之“不死”可以“弥漫”于“天地”之间“贯穿”“古今”“时间”之流变中“精神”无所不在,息息相通,正是那“时间”之“绵延”所要求的“不可间断性”之依凭,亦即那“生命”之依凭,“肉体”“要死”、“必死”,但“精神”却自相承续,永不中断。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并不因欧几里德早已“作古”而中断,人人(后人)都可以为欧几里德之所为,其间并无“断裂”的“痕迹”。“精神”无分“你”、“我”,代代相续,息息相关,人类之“生命”由“精神”维系。“人族”的“内体”不能真正“存续”下来,但“人族”,的“精神”,却实实在在地“存续”了下来,“今人”读“古人”的“书”, 就像和“今人”交谈、讨论一样,“精神”之“延续”就像“生命”的“延续”一样。“精神”即“生命”,“生命”即“精神”。

“精神”——*使“人”得到了“解放”,使那在古代神话软弱无力的“灵魂”——变得坚强、神圣起来,苏格拉底就是靠着这个信念,面对着肉体的死亡,却以为可以在死后让自己的“灵魂”与古圣贤交往。

“灵魂”与“身体”对立,是对“身体”的“否定”。“精神”作为“否定”的力量,与“感觉”相分立、对应,“精神”是对“感觉”世界的“否定”。“否定”并不是在实际上“否定”“感觉”、“身体”的“物质性”之“存在”,即“精神”并不“否定”“物体”作为“物质性”之“存在者”,相反,“省察性”(speculative, contemplative theoretical)“精神”不可回避“观照”的态度,因此,从现实上说,“精神”要以“感觉”作“基础”,脱离身体之“灵魂”,只是人们的一种“设想”;但“精神”确实“否定”了“感性”、“身体”世界之可靠性,“精神”“否定”“时间”绵延之“虚幻性”、“精神”在“世界”上区分“真”、“假”。“精神”寻求“真理”。

“真理”不在“时间”之绵延中,而在“空间”的“结构”之中,“真理”以“理论”的方式“存在”。“真理”“超越”“时间”“终止”“时间”之“绵延”,从而进人“永恒。”“真理”使那在神话中“隐匿”着的“命运”“显现”出来——:在“真理”面前“神话”为“虚构”为“假象”。“神话”中的“神”只是“不死的”(immortal)而那“要死的”“人”却可以凭借自己的“精神”“理智”——,进入“永恒”(eternal) “精神”“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因为“精神”“不占”“空间”“精神”“不存在”凡“占据”“空间”的都在“时间”之中“精神”不“占据”“空间”故不在“时间”之中但“精神”本身却是最大的“空间”甚至至大事无外,故可藏纳“万物”“房屋”的“概念”可以藏纳一切之“房屋”“人”的“概念”亦可涵盖一切“人”。“精神”“虚”其“位”即“虚”其“方位”所以像“几何学”一样,只讲“空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从这方面来看“精神”只是“形式的”不是“实质的”是“思想性”的不是“物质性”的。

“真理”“思想地”“存在着”因而也是“形式地”“存在着”这是“要死的”“人”都可能达到掌握的“真理”对“人”来说可以把握的“必然性”乃是形式的目想的“必然性”而不是那“神话”中的“命定”将那神话中的“命定”转化为种可以“相信”可以“捉摸”的“观念”——最高的、唯的“神”的“观念”,乃是基督教的宗教信念。希腊人认为“要死的”“人”所能达到的有关“必然性”的“知识”都是“思想性”“形式性”的。

这种能够掌握“真理”的“精神”“理智”拯救了“要死的”“人”的可悲的地位,将其提高到“真理”之“掌握者”的层次,这是奥林帕斯山上诸神祗所没有的“能力”“神”依仗着自身的“不死”而任命还隐匿,其结果则使自身永远“终结”“人”则“利用”自身的“精神”、“理智”成为“真理的掌握者”而使自己“永恒”“神”在“时间”中“不死”,“人”则“超越”于“时间”之外,进入“永恒”。“神话”为“时间”之“延续”“真理”则使“时间”“终结”。

人”老老实实承认“肉体”之“死亡”——“分解”、“消散”、“毁灭”、但“精神”、“理智”却跨越“时间”、跨越“时代”,自身直接交往,自身相续相承。从这个角度来看,“精神”“理智”正是那个“不死”的“神。那生生不自的“生命”“真理”即是“生命”而不是“死亡”即使在那最抽象的理论公式中,也还跳动着活人的心。“真理”是“活”的。

“人”作为“真理”的“掌握者”,乃是“我思”“我”——“人”只有作为“思想者”、“知识者”才是“真理”的“掌握者”。“我”作为“思想得”、“知识者”正是那“存在的”“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存在者””然而“我”实际上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者”就像罗丹的“想者”塑像那样,“我”仍有一个强壮结实的“身体”,“思想者”的“思想”在“那里”因为“我”那托腮凝思的姿态,说明了“我”在“思想”,“思想”是“我”的种特殊的“存在方式”的“表现”、“显现”。我在思想但我不“是”“思想”,I am thinking, while I am not “thinking ”——I am not a thought,所以“我”“在”“思想”本身是个矛盾的统一体。“思”和“在”是不能相互“证明”的,“思”不能“证明”在这是从康德以来就很明确的问题;但“在”也不能“证明”“思”,从“在”推导不出“思”来,就像从“思”推导不出“在”来一样。只有“人”的“劳动”才能将“思”和“在”统一起来,因为在“人”的“劳动”中“思”和“在”本就是统一的,“劳动”是体力和脑力之支付。所以罗丹的“思想者”亦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思想者”为“劳动者”。

于是“人”就不是单纯的“思想者”,也不是“单纯的”“活动者”。在“人”的“活动”中“思”“规范”着“在”,“在”又“模范”着“思”。这就是说,“思想”“规范”着“生命”、“生命”也“规范”着“思想”、“人”作为“真理的掌握者”仍然受了“生命”、“存在”、“时间”的“制约”和“规范”。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真理”,却是一个“大全”,是一个“全过程”,也就是说“过程”、“时间”的“终结”,亦即“生命”的“终结”。所以“人”之所以需要“真理”,正因为“人”是“要死的”。“人”的“生命”、“时间”不可能有一个“大全”,而是“绵延”的,所以“人”不可能在“生命”中完全“掌握”“真理”,而在“生命”中“人”只能“追求真理”。

“人”之所以只能在“生命”中“追求真理”,不仅仅是因为“生命”之短暂和“真理”可之博大精深,还在于“人”不可能真正做到单纯地“我思”,或更精确地说,不可能做到单纯地“思”。“我”不“是”“思”的“存在者”,是“存在的”“思者”。“我”只能是“有限的”、“具体的”“思者”。

然而“真理”却是“无限的”、“绝对的”、“普遍的”,“涵盖一切”的。这样,有限的、要死的“存在者”对于“无限的”、“永恒的”“真理”,就只能是“追求”,而不可能在某十天(具体的一天)宣布“掌握”了“真理”。

Logos使“必然性”的,“真理”“显现”出来,使神话、宗教性的“命运”,从其“躲藏处”“现身”出来,然而“有限的”、“要死的”“人”却只能“看”(theoretically, Speculatively)个“大概”,“看”个“形式”,“真理”仍为一个“绝大”的“空间”,“等待”着“人”的“生命”一代代的“生命”去“填补”。

“哲学”原为“爱智”,对于能够“捕捉”、“掌握”、“真理”之“智慧”,心向往之。“追求”原本是“生命”的特点,“追求”“真理”乃是“人”的“生命”的特点。“人”不能像“神”那样“不死”,但“哲学”却在“人”的有限生命的条件下“绵延”着整个“人(类)族”的“生命”。“人”作为“个体”言,是“要死的”,作为“个别”的“殊族类”言,也是“要死的”,但“人”作这一个“普遍性”的“族类”言,则是“永恒的”。“哲学”“科学”就是那“人”可以“祈望”的唯一的“永恒性”。

现代,特别从海德格尔以来,强调“思想”之“存在性”即“历史性”,以此揭示“思”之具体性和现实性,而反对“抽象的”、“空洞的”“思想”,这当然是有意义的,此种观念的渊源,可以上溯至黑格尔,而根基还在康德强调“知识”,“科学”之“现象性”。海氏此种对西方哲学传统带有“摧毁性”的思想,如今在某些领域愈演愈烈,遂有法国“后结构主义”、“后现代派”起。此种思潮强调“思想”不能挽救“人”之“要死性”,“思想”自身并无“相续性”,而乃是随时代、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框框块块“编织物”;“思想”并不是“绵延”,乃为“断裂”,故“思想”不等于“生命”,“思想”必形诸于“文字”而流传后世,正说明“人”是“要死的”,“文字”作品就像“要死的”“人”的“遗嘱”,而对“遗嘱”的“解释权”和“执行权”乃在“后人”。

此种思潮对揭发西方哲学传统之弊病,破除将“要死的”“人”的“思想”当成“永存”之“神话”棗“神化”,固然大有益处,但此种植根于康德破除“科学”、“知识”之“全能”“僭妄”之思想,已不是希腊之传统,正如康德所言,“我限制知识,为信仰留下地盘”。破除“哲学”、“科学”之“神话”、“神化”,乃为“宗教”留下地盘,即“思想”、“科学”、“哲学”不能“替代”——“越俎代庖”地“占据”“宗教”之地盘,而此点虽为康德所强调,但为黑格尔所否定,在以“哲学”代“宗教”这一点上,黑格尔则为希腊正宗,而海氏“贬”“科学”和“哲学”而“扬”“思想”,则也与后来诸家不同,相比之下,主要也还是希腊传统,但已比黑格尔更多宗教气氛了。

希腊的传统,乃在于以“哲学”“代替”了“神话”的地位,故对“人”“祈望”“永生”的要求,作了一个“合理”的安排。为此,将“时间”“贯串”起来,使“时间”亦为一“因果”系列,以此“泯灭”“绵延”与“断裂”之矛盾,以“普遍”、“永恒”之“真理”“代替”“神话”诸神之“永生”、“不死”。“哲学”成为会死的“人”“追求”之最高目标。

亚里士多德说:“所谓‘哲学’,正是那真理的知识。”①

注释 :

①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93b。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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