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以“国家”的名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5 次 更新时间:2008-11-28 16: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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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读历史书,书上总是说唐帝国多少大方和自由,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总是很留恋那个自己很酷很阔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自信和骄傲,使唐人觉得中国就是整个“天下”,多少有些不把四夷放在心上,把自己的家门大敞开着,还说这是“海纳百川”。一千二三百年前,日本使臣和僧侣到中国来,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之外,临行时总是送一堆书,儒经也有,佛典也有,连那些不那么能登大雅之堂的《游仙窟》甚至《素女经》、《玉房秘诀》,也随便他们钞回去,并不觉得这就被偷窥了国家机密,也不觉得这就丢了上国斯文,倒总觉得这是“以夏变夷”。只有一回例外,就是在吐蕃日益强大,弄得唐帝国寝不安席的时候,于休烈上过一份奏折,叫《请不赐吐蕃书籍疏》,但是,好像也没有下文,该送的照样送,大包小包,看看日本人自己编的《将来书目》,就知道这种“文化馈赠”在唐代是多么大方。

  大方的背后是富强,自由的基础是自信,到了帝国外面突然出现敌国外患的时候,汉唐以来中国人那种睥睨万国的心理就开始悄然变化,特别是在“八尺卧榻变成三尺行军床”的宋代,尽管口头不说,心里却总是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个写诗写得很好的张耒就说过,“为今中国之患者,西北二虏也,……君臣不以挂于口而虑于心者,数十年矣”,数十年的阴影笼罩下,让过去的自信和大方,统统变成了谨慎和紧张,只是口头不肯多说,害怕一言成谶。

  这个时候,有人意识到书籍不能大方地送人了,知识不能随便的外传了。理由呢?据说是为了“国家”的安危和尊严。

  最早是至和二年(1055),有名的欧阳修在《论雕印文字札子》中,相当郑重地请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有关文字,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怕传到北方的辽国。据说,当时汴梁有人刻印了宋人的文字,“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里面有很多朝廷的内部消息,欧阳修说“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另外呢?据说有的文字不那么高雅,说是怕“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实际上是怕北方的辽人小看了大宋,丢了国家的体面。欧阳修的建议结果如何?我没有考察。表面看来,理由相当正当,事关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体面,不能不小心。几十年以后,元佑四年(1089),也算是他的学生吧,那个有名的苏辙出使了一趟北方,就在《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里说,我们大宋的民间印刷品,“北界无所不有”,其中“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图,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意思和欧阳修的差不多,大概是应他的呼吁,第二年也就是元佑五年(1090),礼部就下了禁令,“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于是,唐代的宏放和自由,在事关安危的背景下换成了小心翼翼,天朝的大方和豪气,在不太自信的心境中变成了惴惴不安。

  小心翼翼也罢,惴惴不安也罢,当国家毕竟还是同一秩序下的生活空间时,这种小心和不安都很有理。不过,道理一旦越界,事情马上就变味道,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安危和尊严出的主意,反过来却授政府以柄来钳制言论。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以“国家”的名义可以堂堂皇皇,也照样可以夹带私货,特别是怀有某种不良意图的执政者越俎代庖,把这种正当行为延伸到了文化领域的时候。就在这份元佑五年(1090)的礼部令中,借着对敌国的担心,执政者便暗度陈仓,顺手就控制了本国的知识和思想空间,禁令中说,不仅“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就连“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评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而且“候印讫,送秘书省”,这口气,这腔调,让人想起马克思所说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官。

  事情一旦开了头,就沿着惯性往下走,接下来,皇帝伪装成政府,政府替代了国家,以“国家”的名义钳制新闻出版的官方行为,似乎接连不断。北宋的大观二年(1108),由于各地书商生意红火,有个负责淮南西路教育的官员叫苏棫的,就建议把印刷权力收归国子监,不要让民间的书商自己印诸子百家的书,免得“晚进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文场剽窃之用,不复深究义理之归”。到了政和四年(1114),一个叫做黄潜善的人,也乘机大讲时文的坏话,把他们自己用来考试的时文和导致考生死背教条的毛病,都算在了出版商的身上,说因为读了书商的东西,他们的学问“读之则似是,究之则不根”。三年以后(1117),又有人就引用控制印刷的禁令,觉得读书人现在讲话写文“不根义理”,就是读了“编题”、“类要”之类的出版物,所以建议“禁绝书肆私购程文镂板市利”。

  想想最可悲的是,本来是士人的建议,最后钳制的是士人自己。以“国家”的名义,政府有了对思想控制的合法权力,于是,关于出版的钳制就越来越严厉。举两个南宋的例子,一个是对于自由思想的控制,庆元二年(1196),国子监建议,读书人要以《语》、《孟》为师,不能传习语录,应当禁止这些语录出版,免得这些“欺世盗名”的理学家思想坏了人心,所以要把《七先生奥论》之类的书统统销毁。一个是对政治新闻的管制,像南宋绍熙四年(1193),朝廷下令销毁各种小报,因为它“始自都下,传之四方”,把各种本来只让官方知道的消息,像章疏、封事、程文,甚至“官员陈乞未曾实行之事,先传于外”,搞得民间的小报比官方的朝报还受欢迎,因此朝廷只好下令销毁,把新闻大权统统收归自己,规定只有官方朝报才可以报道消息。

  其实,辽和金从两宋的印刷品中,未必能刺探到多少军情政事,只是在这种小心、不安、紧张和焦虑中,不仅仅文化气象上唐人的大方,生活世界中唐人的自由,渐渐换成了宋人的拘谨和专制,而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在宋代也被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合法地取消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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