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性别研究的几个“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8 次 更新时间:2008-11-28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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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进入专栏)  

全国妇女研究会给了这个讲座的任务,我也感觉是个“压力”,今天主要就把自己这些年想到的性别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大家交流一下,用了一个比较醒目的题目,叫做“陷阱”,其实就是说性别研究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到国外学习时才第一次接触到性别研究,实际上,那个时候性别研究在欧洲也刚刚兴起不久,或者说刚刚变成一种比较热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我刚去的时候也不明白,性别研究这个词(GENDER SDUDIES)究竟是什么意思,至少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课和阅读、讨论,大致弄明白了这个GENDER SDUDIES作为一种方法指的是什么。它不是说只要由女性学者来做的研究就一定是性别研究,更不是说只有由女性学者来做的研究才是性别研究,而是说我们看世界,要有一个GENDER的视角。GNEDER一词,我觉得应该翻译成“(男女)社会性别”。换句话说:社会性别问题,并不一定要由女性来研究,而女性研究的,也不一定就具有社会性别的视角。另一个概念feminist也是这样。当然许多做性别研究的人是feminists,我们在中国文里把它翻译成 “女性主义者”,甚至一开始还把它译作“女权主义者”,但我1980年代去欧洲学习的时候发现有些男性教授也自称是feminist,或者说是从 feminist的角度去研究社会性别,也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去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变迁。也许feminist这个词翻译成“(男女)性别平等主义者”更准确。

我们知道社会学传统的研究方法是阶级分析,它把工业社会以来的社会基本结构看作是一个阶级关系的结构,其中最经典的当然是马克思的分析。但实际上,即使是其他流派,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也好,别的什么流派也好,甚至不用阶级而用阶层分析也好,他们也是根据经济地位,或者根据收入,或者根据职业来看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的分析的,这里的分歧是用阶级还是用阶层的方法看问题。

在这个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之外,西方社会,部分的是欧洲,更重要的是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引进的一个方法就是“族群”。这是一个涉及到种族关系的概念,不同的族群之间,如美国白人、黑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欧洲当然也有,甚至更早,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二战以后,很多殖民地先后独立,但是那些殖民地的贵族和上层,在独立前后移民或者是搬迁至欧洲,所以欧洲很多社会也成为不是那么纯白人的社会。例如英国,原来在非洲、亚洲有很多殖民地,到了1980年代,还有很多社区住的大多是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这些前殖民地来的移民及其后裔。这就在原来的社会学经典的阶级、阶层的方法基础上,在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1945年战后和19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后,这个族群的分析方法也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就是说一个社会不只是阶级。从阶级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有穷人、富人(当然还有中间层),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有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等。而按照族群的方法来看问题的时候,当然白人内部也有贫富、阶层、阶级的分析,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族群。第一批殖民地独立以后,有能力(包括政治能力和经济能力)而且能够移民到欧洲去很多人都是是原来非洲和亚洲的富人,甚至是贵族和皇室的后代,但是他们进入这个社会以后,就发现他们在欧洲的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不是用财富或收入来衡量的经济地位)比欧洲的穷的白人还要低。这样,社会结构就变成两个维度了,一个角度就是从阶级的维度来看,社会财富、收入多少的差异,另一个就是从族群(或者说叫“种族”)来看,哪怕你很有钱,甚至也受过良好教育,但是因为你的肤色,你的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

这个不只是一个社会地位和文化上的认同问题,也包括法律上,比如说刚刚你移民的时候,即使允许你移民了,允许你居留了,甚至也有了一些社会的权利,例如上学和就医。欧洲社会福利是比较高的,战后它慢慢发展出一个福利体制,你甚至也能得到一些救济和保障。但是,至少很长时间内,你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在这个意义上,你和当地那些很穷的白人的政治—法律—社会地位就很不一样。

所以,阶级(以及阶层)是一个基本维度,而族群是第二个看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的维度,第三才是性别这个维度。这是第三个观察世界的维度,就是说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是白人还是黑人,仍然还有一个社会性别上的差异。这个性别差异即使回到白人社会内部也有,比如说回到政治参与、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那么即使在欧洲,很多国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妇女才获得选举和被选举权的,有些是在二战之前才有的。哪怕你是有钱的甚至是贵族的妇女,在很长时间内也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这就像切一个西瓜,你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切。第一刀切下去是按照阶级的方法,第二刀切下去是按照族群的方法,那第三刀呢,是按照性别的方法。如我前面说的,为什么一些男性学者也宣称自己是feminist,就是说他们看这个世界也有社会性别这个角度,也主张男女平等。如果从男女平等(或男女不平等)这个社会性别角度去看世界,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和我们原来理解的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历史上经典的著作,比如说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人权宣言》,到莎士比亚的剧本,乃至于古希腊、古罗马那些优秀的文学艺术哲学著作等等,其中在长时期内是男权的或者男性占支配地位的,就是说没有女性的地位,所以说它用词语,比如讲人、人权,它用的是man,直接意思是男人。当然也不是所有男人都有,像政治权利一开始的时候是贵族的,平民更别说奴隶都没有。在相当的范围内,包括整个的基本的叙述,从社会科学到文学艺术,它的叙述里没有这个性别的视角,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另一半,或者说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个不完整的世界。

性别或者被忽略,或者被轻视,或者被边缘化,不只是在第一个层面,如经验层面、事实层面,在科学本身最基本的,甚至像科学程度最高的物理学,仅次于数学的这种学科里面,它也是由男性的话语构筑成的科学。包括牛顿也好,当然也包括生物学,像达尔文,达尔文讲到进化,讲到动物和人的关系,但是没有一个性别的概念,物理学三大定律也好,由物理学衍生到后来的,第二层次是化学,第三层次是生物学,第四层次是心理学,然后到社会学,早期都没有性别的视角。

社会学一开始,最早的比如说孔德想建立社会学,原本的意思是“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我们认识社会就要像牛顿认识自然界那样,那么这样构筑起来的概念、理论、框架,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就没有性别这一个角度。这实际上是比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如女性究竟有多少选举权、多么高的地位,有多少百分比能够到社会的中层、上层。更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看世界的方法少了性别的维度,也就是切西瓜时,没有了那第三刀。

由于没有这一刀,世界失去了很多很丰富的东西。最硬的科学是排斥情感的,它是最理性的,也是最冷的,所谓硬指标也好,理性也好,排斥了情感以后,去认识世界,包括认识生物界、认识自然界,当你把情感的东西(甚至心理的东西)排斥在科学之外,说那个无非是情绪的,是文学艺术描述的,那你再去解释人的行为,你会发现那其实是很难的,或者很不完整的。而如果你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少了情感与心理这一部分之后,你要“科学地”解释由人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那都是很成问题的。其实古典的社会学要处理的,一个是社会关系,一个是社会制度,但是如果看不见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里面活生生的人(现在社会科学里叫“行动主体”[agent]或者“行动者”[actor]),不能解释人的行为(人的行为相当一部分是和他的情绪、情感、心理有关系),那么社会科学就变成了一个机械论的解释,变成了简单化的解释,或者是千篇一律(所谓“可重复性”)的解释。它至少是把性别部分给忽略了,认为那不是科学,不需要处理。

20世纪的30~60年代以来,原来的社会科学暴露出它的不完整性,它这个不完整不只是说在原有的脉络里头,比如说在阶级分析里面,还可以加上阶层分析,或者阶级分析还要/可以细化,以及阶级关系里头除了冲突还有合作、协调、妥协的一面,那是你怎么深化的问题。但是,1930~196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发现了另外两个维度:一个是族群的角度,一个是性别的角度。当我们把这两个角度引进来,再重新看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和18、19世纪那个经典的、古典的大师们所阐释的世界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不一样的。

一、过分强调的“陷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是第一个问题,或者说“陷阱”。为什么会是一个“陷阱”呢?因为当我们刚刚发现一个新的方法,一种新的视角,我们会有豁然开朗、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个时候很容易因此而特别强调它,乃至过分强调它。比如说有一些feminist的性别研究学者,包括男性的和女性的学者,这个时候就容易觉得阶级的分析完全是胡扯,因为阶级分析基本上是男性至上的,或者说是没有性别维度的。族群分析可能要好一点,因为它和那个性别的视角前后被引入,多多少少是对男权话语的一种挑战。族群的挑战来自亚非拉,也就是前殖民地国家,而性别的挑战则来自历史上的另一半 “弱者”。它们都是对原来占支配地位的男性话语的挑战,因此,族群话语多多少少还好一点。在很大程度上,用性别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时候,走得比较远一点就觉得阶级分析基本是胡扯。因为传统的阶级理论确实存在我说的“硬”,只看制度,只看所谓社会关系,不看人,不看人的活动,更不看情绪。特别是当我们把它庸俗化的时候,就容易成为一个所谓“科学”的机械论,有些对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是批评它是机械决定论,或者叫机械的经济决定论。

但为什么说过分强调性别主义的方法会是一个“陷阱”呢?一直到1980年代,性别研究特别是其中的男女平等视角的研究,还是一个新兴的话语和弱势的话语时,弱者为了张扬自己的正当性故意把话说得很猛,甚至很极端。我们那会儿比较年轻,接触这个话语就容易以为仅此一家,别无分店,或者说只有这个才是对的。比如说阶级的分析,关于阶级分析有那么多叙述,从马克思的叙述到韦伯的叙述、再到张三李四的叙述,都变得不重要了,只去看性别主义的分析。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陷阱”,现在又过了20年,其实应该看到阶级、族群、性别几个维度都是需要的,都是重要的。

二、社会运动背景下的性别平等

第二个“陷阱”要从西方性别主义的兴起说起。性别主义它有一个社会背景,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智力活动/知识生产的产物,不是由一些聪明天才凭空制造的,不是从所谓的学术脉络里自动产生的。它是社会运动特别是妇女运动的兴起导致的,这实际上是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个最大的运动其实是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万隆会议后叫做不结盟运动,或者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运动。这些社会运动使得全世界恨不得在1960年代有点风起云涌了,包括我说的那个族群视角,就是黑人的民权运动和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产物。这些运动慢慢影响到了大学的校园,影响到了学生和学者,影响到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方法。有一些如今很著名的学者在那时候还是学生,是学校里的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就是在亚非拉第一线参与到反帝反殖的运动里去的。等他们后来进到大学成为教授,他们就把当年的那些活动理论化,抽象出如族群、性别这样的理论和方法。

所以,二战结束以后,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根源是由于第三世界或者前殖民地国家走向反殖和独立,而由于反殖和独立,一些黑人来到白人的世界,一来就会发现有很大的种族反差。这个时候的种族主义和二战前包括二战期间希特勒的那个种族主义还不一样。第一,它涉及的面非常宽,整个亚非拉都卷进来了;第二,它不是炮制的或者杜撰的所谓“亚利安人”,而是几千年就存在的不同族群,是和他们从政治—经济—社会中寻求独立、翻身解放有关,是涉及面更大的一场社会运动。

与这个社会运动相伴随的,甚至还比它早,一战以后,欧洲的白人妇女就开始陆续获得了选举权,她们就进入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领域,以前当然也有个别的淑女成为女作家、女艺术家,那经常是贵族的,确实是很有钱和很有地位的人。但是一战以后,比如说在欧洲,主要是西欧,妇女开始获得了选举权,她们已经开始卷入到社会的变革当中。二战以后,一方面是民族解放运动,一方面是欧洲社会的女性越来越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有了政治权利。这就是女性平等或者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也是性别研究作为一种视角或维度被引入社会科学的社会根源。

但这个妇女运动呢,也有一个所谓“陷阱”,就是这里面其实有两场妇女运动,一个就是白人妇女怎么样争取到和白人男性一样的社会政治权利的运动,这个运动没有那么急风暴雨,它通过改良一步一步地扩大,逐渐由一个个国家走向整个欧洲和美国,它确实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甚至包括医疗健康条件的改善有关。女性参与政治的限制,除了男性的偏见和古希腊以来男权的话语影响之外,它确实也和当时的卫生健康条件、保健营养条件(孕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的下降)等等有关系。以前包括贵族在内的大多数女性都不工作,连职业也没有,参政就更别提了,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文化健康教育条件的改善,参政就有了可能。所以西方的妇女运动更多的是一个改良运动,它有点水到渠成的味道。1930年代到1950年代,女性就慢慢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有了自己应有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当然还有一个负面的原因,但是也在客观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就是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这使得原来的一个男人工作就能养活家庭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男人工作他养活不了整个家庭,就迫使很多女性,包括白人女性也去工作,有些带着孩子甚至背着孩子去上班,那么客观上你参加工作了,其实你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就有所改善。

所以我说1960年代的妇女运动是第一场妇女解放过程,西方社会内部的白人妇女一步一步获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还有另外一场妇女运动,是与第三世界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反殖运动相联系的,这其中有些是急风暴雨式的,有些是以革命的形式,比如说中国的革命,还有很多非洲、亚洲国家是通过反贫困的方式。开始时是大量妇女死亡,由于疾病的原因,由于暴力的原因,或者什么别的原因。到了19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兴起。(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马丁·路德·金,以他为代表或象征的美国黑人改变了一百多年来被奴役、被歧视、被忽略的地位,之前黑人没有地位到了上街坐公共汽车你都不能和白人在一个汽车,后来所谓改良就是开始车里分前后,黑人从后边上坐后边去。)亚非拉的这个妇女解放比较而言是更加急风暴雨般的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是第三世界开展的反帝反殖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它是第二场妇女解放运动,或者说是和白人的那个妇女解放不完全一样又前后相随、彼此影响的一个过程。它不只是说时间上和地域上,而是性质上,它和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一样,也是一个解放的过程。而且这个解放确实像我们中国走的道路是比较快和比较激烈的,我们有女红军,红色娘子军,她们真是到了战争的第一线。在印度,包括在非洲很多地方,它也是通过那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群众运动、反抗运动来逐渐改善妇女地位,虽然直到现在第三世界或者发展中国家妇女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完成,虽然现在社会运动变得好像不如当年那么风起云涌。

而1960年代其实还有一个运动,基本上没有形成一个新的视角,就是越战导致的反战运动。这个反战运动,更多的是和学生运动联系在一块,是从校园里和年轻的学生开始的,主要是在美国,当然在欧洲也很激烈。那时候美国还要义务征兵,读完大学不是去就业,而是去越南打仗,所以一开始还不是说应该不应该打越南,是不是正义,而是不想去打仗、不想去当炮灰,因为越南战争和后来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很不一样,越南战争的死伤很大。这个反战运动其实是白人大学生(和他们的白人家长)为了抵制服兵役开始的,但是这样一个学生运动后来很快就成为整个社会的反越战运动,甚而通过媒体把越战的很多真实情况揭露出来。对于揭露越南战争的残酷和不正义,媒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有人说那是第一次美国的媒体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记者在前线及时地把第一手的资料,用图片和文字的形式立刻反馈回来,反映在报纸上,反映在电视上,然后人们看到血淋淋的、一个村一个村地被轰炸,地毯式的轰炸,然后孩子们、妇女们一片一片地死亡,这使得整个战争失去了合法性。这个虽然没有像性别和种族那样变成一个看问题的视角,但是反战的学生运动,加上我说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妇女运动,都是当时主要的社会运动,也是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

用性别平等主义来研究社会性别,它不只是一种智力推演,如从牛顿到爱因斯坦,而是社会的运动或实践,它是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的反映,甚至有混乱的场景。当时美国也好,不只是纽约,包括芝加哥,包括中部的很多城市,也包括欧洲的大城市,都发生了类似“打砸抢”的现象,比如说,也是烧汽车,也是砸玻璃,也是游行,也是向市政府和议会扔从烂鸡蛋到西红柿甚至到砖头,很多的当地政府也是出动军队,出动警察,甚至开枪。而且这个兴起也不只是在发达国家,包括大量的第三世界,包括我说的那个民族解放运动,一开始他们要民族解放其实也是针对他们当地的政府,你们这个殖民地的政府究竟是个卖国的政府还是个独立的政府。要是没有那么一个轰轰烈烈的,而且是几场运动交集、交叉同时发生的话,它不会积淀下来成为一个学术方法。当然我说的那个学生运动、反战运动没有积淀成一种很独特的方法,但是至少对于形成包括性别平等主义在内的新视角是有作用的。这几场运动同时展开,而且是在各国各大洲展开。我们自己那个时候搞了“文革 ”,当然事后看也好,当时感觉也好,文革对我们自己来说是灾难、是浩劫,但是它对西方,对第三世界,是那个社会运动中的一部分,甚至也是鼓舞他们、振奋他们的东西。像我们第一代的推动中美关系的那些人有些破冰而来,有些冒险而来,有些冒着失去回美国的护照的危险,最早的一批在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以前就来了,也有些就是随着基辛格他们来的。他们很多就是1960年代参与反战的人,参与学生运动、妇女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人。

我觉得做学术研究,一旦形成一种理论和一种方法,就只看这个理论有多精巧、多完整,然后把它作为分析的模型,使它在统计学上怎么更精确,但是对它的来源和背景却容易忽略。其实阶级的这个维度能够进入社会科学,成为社会科学最主要的范式,也是和18~19世纪,就是资本主义初期、工业社会初期的原始积累、贫富悬殊分不开的。就像狄更斯描写的《雾都孤儿》或者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要是当时没有那样的贫富悬殊,就不会产生一个重要或者最重要的观察社会的理论和方法,直到现在它仍然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后来人再去研究性别平等主义时应该注意的。今天性别平等主义在美国的大学里,在欧洲的讲堂上可能变得很精巧、很优雅,包括很著名的斯皮瓦克,她是位印度裔的学者,现在美国教书,她也是个很有名的性别平等主义的文化研究者。她讲话很优雅、很得体,很有教养,很有风度,甚至永远都不会提高噪门的。但实际上她和一批印度裔学者的学术背景是和印度1950~1960年代,从尼赫鲁领导的不结盟运动,乃至早期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到给印度带来的民族解放有关系的。当然印度非暴力也有很强的动力,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这当然和英国也有关系。然后一直持续了多少年的印巴冲突,以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冲突,也包括印度和斯里兰卡、尼泊尔的矛盾和不断冲突。印度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查特吉,专门研究底层社会,现在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研究印度的“贱民”,或者我们说的下等人。印度有个很庞大的贱民阶层,翻译成英语叫underclass等,不是那个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他们不只是穷,而是“下贱”,就是没有社会地位。他们这类研究其实就和印度的独立、解放,195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有关。那个时候的“第三世界”(后来才被叫做“发展中国家”),最有影响的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周总理和尼赫鲁提出来的。而印度的甘地其实他就是有色人种,在英国牛津受过正规的教育,是印度的贵族,然后他到南非去工作,他买了一等舱,南非当时是英国人统治的殖民地。上火车就不让他上去,就因为你是有颜色的人,你没有资格坐一等舱。而他在1930年代的时候其实也是很英国化了、绅士化了,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说着标准的英语。后来他回到印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完全的贫民,就是一块很朴素的布披在身上,赤着脚,而且一辈子不结婚,他就是身体力行的要推动一种哲学信仰和运动,来促使印度改变被殖民和被奴役的状况。

今天性别平等主义或女性主义进入课堂以后,1980年代以后到今天,我们再去看西方女性主义的叙述,有些是很文静的、很优雅的、很温情的,但是其实1960年代的时候是非常激情的、非常批判性的,甚至是非常极端的,是和社会运动是连着的。这是第二个特别重要的特点。

三、中国实践的理论梳理

第三个,甚至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对我们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下,怎么来看女性主义这样一个看问题的方法。因为我们在1970年代末,“四人帮”一倒台,大家考进大学来学习。因为对外开放了,我们接触到很多新的理论,很多新的方法,而且确实有点如饥似渴,饥不择食,确实称得上一次思想解放。那个时候,缺乏选择、鉴别和分析地接受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囫囵吞枣,甚至是有点盲目,怀着一种部分是崇敬、部分是敬畏的心情,甚至还有几分迷信的态度来介绍和学习。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应该比较客观和冷静的来看待这些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因为我们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从秋瑾她们开始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走到今天,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自己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开始就和女性解放有关系。像辛亥革命,一开始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妇女的缠足问题。“五四”以后,不但是解开了足,而且很快,女性也可以穿裙子了,可以上学了,至少在大城市的知识女性,比较有地位的家庭的女孩子是这样,她们甚至也可以参与政治,这个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又是一个几千年的男权—父权—夫权的社会,其实女性是被压迫得最深的,因此从一开始起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反抗形式,它通过革命的形式,甚至女孩子参军的形式,用一种暴力革命的形式来解放自己。我们中国近代这段历史和中国这段妇女通过参加革命来获得解放的运动,本来应该作为世界阐释20世纪的整个女性主义或者性别平等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资源,但这样一个资源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基本叙述里,这是非常可惜的。斯皮瓦克她们其实是把印度的那些资源介绍到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叙述里,所以她不但自己变成了西方意味上的一位知名教授,而且她能够把把印度的经验带进来。但是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也有一百多年了,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给千百万妇女带来了这么大变化(在持续的变革过程中也经历了无数的曲折)的解放运动,基本上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叙述里,如果有也是少之又少,充其量是一些事实和个案,而没有成为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没有形成相应的范式和概念。我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国际社会科学会议和论坛,我觉得中国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很大程度上没有进入,而对于这样一种现状,我们是有很大责任的,但我们自己身在其中却不觉察。

不觉察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记得我教过的韩国和日本的留学生,她们临离开中国时恨不得是哭着回去,说我们一旦回到韩国和日本再也没有在中国这么从容、平等、欢天喜地、嘻嘻哈哈,和老师,和男性的同事同学自由和自然的交流。日本和韩国经济比我们发达得多,但是他们的男女平等比我们差得多,我觉得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中国的男女平等和女性的这个地位,不只是家庭里女同志做主,我觉得其实也是在社会意义上,比如说女性的就业程度、受教育程度,甚至是健康意义上,像1950年代以后,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通过全民的保健和防疫,把孕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降下来了。而这样一个成就其实我们自己长时间是感觉不到的。我以前也接触过妇联的老领导,我就觉得我们以前花了很多精力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是用最低的成本,那个时候基本上不是用钱,爱国卫生运动、扫盲运动,还有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不到30年的时间,人均预期寿命翻了差不多一倍,从1950年的30多岁到了1980年的60 多接近70岁。健康上也是,摆脱了东亚病夫的状况。婴幼儿死亡率大幅度的降低,各种疾病,从霍乱、天花、麻风,到结核、血吸虫、疟疾、性病,直到日常的感冒发烧闹肚子,都得到了控制,有的基本上被消灭了。这样使得整个中国人,用了很短的时间,30年一代人的时间吧,就变了一个样,但是我们自己身在其中没感觉,甚至成天抱怨怎么把人口搞上去了,殊不知那恰恰是防疫保健医疗的改善和全民体育健身运动,还有高就业、大范围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等等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然我们也有过特别困难的时期,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文化大革命时也食品短缺,凭票供应,发展中有很大的起伏。根据阿玛蒂亚森的叙述,印度虽然不会有大跃进这样的事情,但是整个印度的发展,拉开了看的话,每过5~10年印度的非正常死亡的总和就是我们一次大跃进的非正常死亡数,而我们50年下来 60年下来并没有那么多因为饥荒和灾害而造成的死亡,所以直到现在印度人均预期寿命仍比我们的要低得多。

我去印度(包括去印度的农村)时发现,印度的非正常死亡很多都是农村的女性。而这个死亡既包括由于保健、防疫、医疗不及时带来的,也包括家庭暴力带来的。所以直到今天,也弄不清印度一年被丈夫们杀死的新婚妻子们有多少人,有些年要高一些有些年要低一些,有些邦统计得实一些,有些邦根本不怎么统计或无法统计。因为按照印度传统,女性嫁到男方那儿有很多嫁妆,由于她是外村嫁来的,这样,比如有这样的父子俩,这个丈夫加上他爹就合谋把这个媳妇给杀了,他们家就得一笔巨额财产,然后他们又可以去讨第二个媳妇。有些人家通过杀两个新媳妇他们家就发了。再讨第三个过日子。因为你是外村嫁来的,你就无处去申冤。全村人都说她是病死的、跳河死的,不会说是被谋杀的。农村妇女绝大多数事实上是不会、不可能用法律的手段。1947年印度就独立了,建立的是议会民主制,但是直到现在,它的文字是不统一的,印度国家的文字有30多种,事实上的语言有300多种,这30多种不同的方言不通,因此在议会、法院里,你经常只能说英语。整个印度的人口很多,真正能说英语的5%不到。对印度农村妇女来说,法院不只是有理没钱别进来,而是根本就不可能,用地方方言你如何去告。

我就觉得我们这个1950年代以后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我们走的道路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这个资源没有进到社会科学,没有经过整理、吸纳,把它变成理论,非常可惜,所以这是第三个“陷阱”。

李小江最近写了好多这方面的文章,我觉得写得很好,她反省自己怎么从介绍西方的女性主义到又回过头来看中国自己的历史和实践。我们其实很容易身在其中而感觉不到我们的资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自己与世界银行合作过很多年,他们从1984年进入中国,从那时起一直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在健康(防疫、保健、医疗)、教育(包括全民扫盲,农村妇女扫盲)和基础设施(灌溉、农田水利等)这三个领域中,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做得最好的,而且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享受着这个遗产。后来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就归功于政策对头、路线对头等等,都对,但其实还因为有着健康体魄的一代劳动者。如果没有这么一代,如果还是东亚病夫,如果没有那些基础设施,没有那些最基本的教育,是不可能发展这么快的。当然现在农村孩子失学很严重,农村的女童失学更严重,但另一方面在珠三角,到城里打工的那些农村小女孩的正规教育确实是初中都没念完,但是她们心灵手巧,很快就能够生产出包括索尼电脑、高级照相机在内的产品,而且她们也没有经过什么长时间的培训,一个星期就上岗了,远销世界的产品现在早就不是旅游鞋、玩具和袜子了,高端的或者是准高端的科技产品也有,就是说那里有一支很强的劳动者队伍,这支队伍是这一过程当中培养出来的,包括一整套的制度,和它们的实际运作。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讲到性别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方法、一种看世界的角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自己的实践,我们不应该把它忘记了,至少还有待于我们社会科学来努力,努力把这些实践也总结成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哪怕是一些概念、新的看世界的角度。比如说我们看发展可能就不只是 GDP,不只是收入。像联合国开发署多年来做的那样,已经不只看GDP和收入,而是把人均预期寿命、识字或者教育纳进来了,这样就有一个人文发展指数,这样看世界至少要全面得多。

把中国的很多实践纳入性别主义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现在主流的叙述其实是西方的白色男人主宰的,而性别主义基本是西方的白色女性争地位、争权益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不只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我觉得广大的亚非拉女性和她们的实践还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叙述里面。人民文学出版社做过一套叫另类发展的丛书,其中有一本叫《沉默的另一半》,是叙述南亚的妇女怎么被压迫、被剥削,怎么求解放的。拉美也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例如同一套从书中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但是这些经验基本上还是没有进入到主流的叙述里面,这确实有待我们努力。虽然已有很多人在努力,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人孜孜不倦,试图把中国几千年的汉学应用到社会科学中,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位社会学者,他带博士就不用西方的任何概念,而用三国、水浒、史记、汉书里的那些概念来写。当然也有些搞文学、历史哲学的人试图振兴国学,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那也是一种努力。整个第三世界的实践是曲折的,1960年代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我在1970年代读到的第一本关于第三世界的书叫《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和希望》。它是讲亚非拉的看不见的生命力、创造性,在苦难里面自身所孕育的可能性,而不是等着被解放、被启蒙、被教化,我觉得这可能是特别重要的。要说性别,feminism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男女平等的视角或者是性别平等的视角,这就使得女性变成具有自主性的一种人,至少和男性是平等的。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科学也好,社会发展也好,基本上还是等着被指导、被教化、被启蒙。西方来的小年轻人一来就可以指导我们,他们未必一定比我们懂更多,就因为来自西方世界,有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所以说话显得更有底气,也似乎就更“正确 ”。

我自己这些年在教科文参与研究课题也好,做它的重科学项目的评审也好,我觉得发展中国家也试图参与到国际事务的讨论、争论中,而且在这个争论中也能有自己的一点声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平台,当然它本身是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为了防止战争和促进和平,作为联合国系统惟一以教育、科学、文化为名目的组织。它的欧洲色彩重,当然从一开始起“第三世界”进入的也很不少。里面是多元的,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它的宪章里就宣扬文化多样性。直到2007 年底,《文化多样性公约》诞生,我们国家也起了很大作用,全世界除了美国和以色列反对,基本上全票通过这样一个公约,现在它正在起草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报告。这至少是一个尝试,虽然直到现在还不是很成功。我们院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一直出版汉语版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那个杂志就是教科文的杂志,那个杂志登的文章很多是非西方中心论的,是世界各国的非西方人种、有色人种,还有女性学者写的,但那样一种叙述直到现在还是非常边缘的。我们中国现在讲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怎么样进入世界,别人怎么看我们,确实都很重要。它不是个面子问题,我们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就像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他还不知道怎么行为,虽然人已经长得很高,但还不会象大人那样来行为。我们有时候说话办事不知道怎么说,说的方式可能别人不能接受。我不是说我们应该适应别人,照着别人去说,但是你要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这一方面,虽然印度的社会发展好像比我们落后得多,贫富悬殊比我们严重,人均预期寿命、识字率比我们差,基础设施比我差,但是因为印度确实培养了一个人数很少的,比如说300万的精英,那批人他基本上知道怎么去说,从甘地到斯皮瓦克、阿玛蒂亚森这些人,还有一些在印度本土,从来不出国的,但是他们知道怎么说,怎么表达自己,既用别人能明白的方式说,又能保持自己的自主性。这是很难得的。返观我们自己,有时候就有点自说自话,自己照着自己的说法,然后把它硬硬的,一字对一字的翻译成外语就去说给外国人,人家一听就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不但和你的形象有关,还和你实际上确实做了什么和怎样做有关。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的价值,说得极端一点,1980年以后,知识分子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倒掉了。本来是有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放弃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这些都没得说。但是我们过去做的事,也不只是阶级斗争,也包括提高识字率,增强全民免疫、保健,降低婴幼儿孕产妇的死亡率,降低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增强了人民的体质,改变了“东亚病夫”的形象,这些其实原来都是花小钱办大事,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似乎什么都是钱,没钱就干不成事,钱少了也不行。许多时候投下去的钱也不知道都做了什么,总不能就只剩这么一个手段了。而我们以前动员群众,从爱国卫生运动到全民健身运动,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到扫盲和普及义务教育,其实是最典型的花小钱办大事,是不应被轻易抛掉的。

社会实践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当然也有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可能需要多少代学者,甚至是耐着寂寞的长期研究,现在是有点太急、太快,都是以带资金的项目为驱动。项目有它好的一面,就是任务明确、目标明确,然后就操作。但是缺点就是它有点像卓别林那个《摩登时代》,很机械,变成好像生产袜子、皮鞋、纽扣,人仅仅是工具而已,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程序执行。科学要酝酿好多年、好多代,经过多少次试验和失败,社会科学虽然不像实验室里的试验,但你必须允许它失败,允许它多少年不出“成果”,它需要不断的实验,不断的探索。而我们现在,就好像一定要马上成功,结果大多是短平快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实践是如此的丰富,不只是性别问题,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的理论却是如此的苍白!没形成几个概念,我们的社会学就只有费老提的那个“差序格局”的概念,没有自己的概念,连社会、国家概念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日本人那儿借用汉字,从西方的语言里翻译成日文,然后我们又从日文拿过来,于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到了中文里它就跟我们的理解很不一样。我们以前也有这么一个概念,但这个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与西方语言里的一是不一样,再还原到西方的语言,有时得有好几个不同的词,有时意思可能完全不一样。这是当前社会科学的大问题,第一就是急功近利、短平快和项目化,成了生产皮鞋、袜子和纽扣一样的过程;第二就是因为比较商业化,由于金钱的驱动,但没有形成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最后就是照猫画虎。我们现在出版的著作很多,课题也很多,好的作品很少。过去没有课题,老先生们的那些著作都是很有份量的,它们确实不是钱能堆出来的。我觉得全世界社会科学都有这个问题,甚至是我们也是跟着学的,比如说我们跟中国香港台湾学,香港台湾跟新加坡学,新加坡跟日本学,日本跟美国学。

现在,中国也好、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好,大量的实践概括不成理论,我们当然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但我说的是学科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我觉得有时候不得不求其次,现在不是只有短期课题缺少长期课题吗?那我们把长期课题短期化,一次课题可能还是二年三年,但是其实这三年跟下三年再下三年,就可以是个九年的课题,只不过把它分解为三个三年而已。可能就得这样,否则就是今天忙这个,明天忙那个,看上去很多,其实留不下来。而如果连续9年10年乃至更长时间一直关注一个或一类问题,几十年下来就可能形成点东西。

四、与时俱进的“陷阱”

第四个“陷阱”和第三个有点关系,就是性别主义的视角和研究不得不向前看,现在全世界性别主义的研究我觉得都有点走不下去了,该说的都说了,该“骂”的都“骂”了,一开始很激进,以批评的姿态出现。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性别主义的研究,由北美回到台湾的那些学者主要就是“骂”(批评),但是“骂”完了之后,下一步怎么走?其实整个社会科学现在有点失语了,对下一步的社会怎么走比较茫然。一些聪明的社会学家知道这种情况,不聪明的还不知道。加尔布雷斯是经济学家,他说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知道自己不知道,还有一种人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他说他自己很幸运地知道自己不知道,其实就跟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老子说的那个“知者不言”一样,苏格拉底称自己只知自己的无知。先哲说的都是一个意思。而现在整个社会科学有点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当然不是咱们不努力、不用功,甚至也不是没有钱的问题,可能是社会变化太快。连美国这么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大国,在反恐上走得如此不顺,其实就是源于它的制度设计、体制适应不了新的形势。它这套制度设计安排是在16世纪以后,尤其18世纪以后。二战以后,遍及全世界的模式就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组织经济、政治、社会、军事、教育、文化、科技乃至于健康和营养,但是恐怖主义挑战者它不是哪一个国家呀,其实它不是阿富汗不是伊拉克不是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群“流氓国家”),它是散兵游勇,散布在世界各地,其中相当多的就在欧美。有人说欧洲多一点,有人说美国多一点,不管怎么说可能是欧美的有色人种,可能其中有伊斯兰背景的人多一些,可能有很多是穆斯林的信徒。但是至少恐怖主义不是以国家形式来挑战的,不像德法战争,或者德意日挑战英法美,乃至于我们自己有过的,比如说冷战时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它都是国家对国家的冲突,而所谓的“反恐战”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美国却用了传统的国家对国家的办法,当然不可能成功。

现在的全球化形成一些非国家的力量和现象,这是原有的社会科学也不知道怎么对付的。其实社会科学也是国家建设的一个产物和国家合法性的阐释者,现代社会科学和国家建设是同一个过程,它即是现代国家的产物,又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教育组织、科研组织、学科学会……,另一方面,这些社会科学也负责解释并合理化国民经济、国家防务、国家文化、国家建设。而非国家的东西,恐怖主义是其中一个极端,还有就是疾病,比如爱滋病、禽流感、非典,以及现在谈得越来越多的气候变化等,它们不以国家为边界的。还有比如金融风暴,资本的频繁快速的全世界流动,它也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相当一部分资本不在国家手上。 1980年代中期,我开始研究所谓的“全球化”,我一看当时的前十个跨国公司所拥有的资产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一百个国家资产的总和。那还是1980年代,最近这20年就更快了,就是有相当多的经济不在亚当斯密讲的那个国富论范围内,国富论叫做国民经济研究,“国民财富”其实是national economy的翻译,就是国家经济的研究,但这个全球化是跨国公司主导的。而整个社会科学现在从所谓最硬的、最成熟的和最科学的经济学到其他很多学科,它还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当然还很重要,直到现在国家仍然是最大的一个组织和制度,最有力量的利益代表,但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东西是原有的概念、范式解释不了的,我觉得性别主义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卡在了解释西方白人妇女怎么争取权益,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地位,这是一种由社会运动进入到学术的过程,它的一个“陷阱”是因为没有把其他地区、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实践纳进去。为什么现在不能往前走了,不能往前看呢?现在,西方的妇女在教育、就业和社会地位方面,在西方发达的社会好像跟男性越来越平等了,在法理上越来越平等了,但事实上还有很多问题,或者说身在西方的人她会觉得有无数的、无形的排斥、压迫和偏见,为什么不能往下走也是这个问题。西方人如把眼光打开一点,看到非西方的世界,其实那马上就是一个新天地,然后马上就有很多可以想,可以使学术往前推进。

我觉得,这个障碍是很难被西方人自己克服的,这相当于为什么性别主义研究很容易就变成了女性的研究,就是说男性很难跨出那个男权、父权的框子,按照男女平等的眼光来看世界,因为他一直享受着这个不平等的好处。其实这是一样的道理。让西方人获取非西方人的视野是很难的。还有一个难就是我们这些非西方的人受到了西方的教育,一代又一代的,从严复开始,乃至我们所谓最闭关的时候,最讲阶级斗争、最革命的时候,也是在学古罗马、古希腊,学卢梭、孟德斯鸠、亚里斯多德、莎士比亚、狄更斯等等,那部分就是说你看世界也是用西方的,非西方人也学着用西方世界的眼光来看自己,也是越看越不顺眼,也不会实实在在去看咱们有过的还继续有的那些丰富的实践,也不会从中来总结、提炼我们的理论。

现在世界确实变得太快,由于科技、信息、各种各样的流动,当然流动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打开,我觉得如果彻底打开,全世界的人应该是平等的,回到最原生的那个概念。我们对资源的关系、对淡水的关系、对森林的关系等等的关系也应该是平等的,但事实上现在还是以国家为单位划分,什么都能自由流动,人是不能自由流动的。最近米兰的中国人惹得当地现在还在闹,多数中国人在那儿其实是合法经商,但是中国人喜欢扎堆,一个商店接一个商店,商店很密集,好像占领了一条街。中国人确实有时候热热闹闹的,爱热闹,白天货车一来就咣咣开始卸货,大白天又进货又卖货的,按照当地那个风俗,先是不准白天进货,后来又不准手推车进来,就是不准你扎堆,但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说不准扎堆,但是当地就和我们在米兰的这些小商小贩冲突了,甚至发生法律上的纠纷,现在由一个地方性事件变成一个全国性事件,连一向对中国比较友好的意利总理普罗迪现在也出来发表对我们不友好的评论。

现有的制度设计怎么才能和流动的时代相符?尤其下一步,如果信息商品越来越跨国地流动,那么怎么整合?美国现在也是,最大的政治之一其实是移民问题,它既是国内政策,也是国际关系。包括在总统选举上,可能比伊拉克问题还要严重,因为伊拉克毕竟是局部战争,对美国人是小菜一碟,能够真正上前线的人也是少数,死亡也还不多,不像越南战争,但是移民政策和美国人息息相关,决定谁当选、谁不当选等等,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更不要说加拿大了,北欧也是这样,它们的调子特别高,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法治,还有生态,其实它们那儿是特别奢侈,一个人可以占有很多的耕地、淡水、森林等,但是别的国家的人要大批的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社会科学基本上就是按照原来的设计,它没有把全球化的人口流动作为主要的议题,它还是在那个传统的议题上,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家庭、环境,而流动好像只是年轻时候你有这个问题,一旦就业、工作、结婚成家,你就定在那儿了。那么性别问题其实也是这个问题,以前该骂的,该争取的,至少在狭义的西方概念上,好像都有了,现在,下一步往哪走?没有解决。

除了实际的社会层面的往哪走之外,还有一个价值的层面,比如说我们讲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现在加上一个生态之外,对于广大女性来说还有什么?其实也是对所有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我们还能提什么?其实和谐不失为一个很可能的、新的社会科学的范式,或者是一个理想目标和理念,它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因为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加上生态,有些讲的是政治权利,有些讲的是什么言论自由等等,有些讲的是社会权利,比如就业,贫困问题。但是和谐它讲的是一个境界,就是方方面面都解决了之后,比如吃饭问题解决了,穿衣解决了,住的问题解决了,就业解决了,甚至假设养老金解决了,都有了之后,比如说现在的白人,现在的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中上层的,什么都有了,之后是失望。其实如果把和谐变成人下一个追求的目标,就是说我应该生活在一种身心健康的状态之中,而不是简单地孤独等死,虽然服务很好,但生活里基本上没什么。我自己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住着豪宅,但连自己的孩子也不回来。咱们去他们家里,他就把最好的朋友请来了,结果所谓最好的朋友就是上次见面是一年半以前,最好的朋友也就是一年半见一次,还是因为咱去了,要咱不去他们见面的时间拉得更长。实际上现在西方有的人,包括日本人,提出什么幸福指数、生活质量,如果在这个和谐理念下面有一套理论、概念甚至是方法和计量,把幸福指数、把生活质量、把身心健康、把人际关系中的互助亲情都引进来的话,那这个所谓向前看就有目标了。当然生态是一个很重要的打开我们思路的社会科学,它不是一个技术和自然科学的概念,现在有个生态性别主义吧,还是叫性别的生态主义,甚至也有生态的宗教学、生态的政治学,那也就是说一下打开很大的局面。其实这就回到咱们的传统资源里,里面也有很多好东西。

虽然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但过去的东西要认真对待,好好消化。而生态肯定是一个打开往前看的路子的钥匙。但生态也有争论,一种就是说不应该是以人至上,就是18世纪那个人道主义,它是人定胜天、人是主人,所以我们要征服自然、战胜自然,按照生态呢,它是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和大自然的其他部分共处、共赢,是在同一个系统里头,有一个系统坏了的话,哪怕苍蝇灭绝了,那整个生态就被断掉了。还有很多争论是说究竟是不是说人比狗更不重要,还是更重要,还是人和狗都一样重要。我觉得可能会无限争论下去,但是这个概念比较好,因为它把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法治等概念往前推。人权这个概念没有生态也能往前推,推到我们全人类来共享这一个地球。那不是以国家为边界,而你生为中国人、非洲人、印度人就活该。其实印度早就有议会民主,但是它也受它天然的地理、自然、历史、宗教等等的限制,比如说女性现在没有中国女性那么高的地位,如果她们也能往外走,那会很不一样。西方的历史,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不断地把矛盾从内向外转移,向外殖民、移民、流民,乃至于侵略、扩张。那是一个角度,就是把人权真正地往前推,推到极致。现在将进行第二轮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第二轮是在他们那边,我们这边是领导人带着部长们去,其实这个对话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两难,对我们来说,一方面我们确实面临着汇率、进出口不平衡,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民币调整的越猛,我们的出口越减,其实很大程度上直接损害的是广大农民和穷人,如果损害了农民和穷人的利益,我们就会在另一个意义上被指责,说你们中国劳工权利、人权等等有问题,你当然也可以说这不是那么学术而是比较政治化的两难。按照市场经济,我们当然不应套在一种汇率上,比如美元上,而且汇率当然是随着市场而波动,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去测量究竟我们的汇率是多少。另一方面来说,现在中国面临着这么大的就业压力,你调一点点可能就会很多人就业困难。进出口也是,稍微调整,别说调整,就是没有大调整的情况下好多东西都受影响,为什么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除了都知道的原因外,是因为那些加工的东西不能及时到岸,到了岸不能及时交付,可能已经到岸了,他不接收说你违犯了环保,违犯了人权,违犯了劳工最低工资,一船一船的旅游鞋到了西海岸不上岸,不上岸还罚你的款,许多加工企业都是这样的,它得交货才能拿到最后一笔钱,拿到这笔钱它就能支付给农民工了。所以它其实是国际环境中的一个链条,但是你看不到这个链条的时候好像就变成只是一个包工头黑心的问题了。

我觉得在这个领域里面,如果把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法治说到底,其实是能冲破一些陷阱和束缚的,当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做到。就是中国不可能拿出八亿人,其中有三亿到了加拿大,有二亿到了澳大利亚,有一亿到的俄罗斯,有一亿到了美国,还有两亿世界各处流浪,这不可能,但是人们要慢慢寻找一个共同分享这个世界的机制,而不是说简单地指责你的农民工那么惨。第二个可能打开的就是生态的概念,撇开狭义的社会科学,而把生态引进来,我们甚至可以有生态的经济学,有人试图算绿色GDP和绿色预算,把绿色的生态一旦算进去,那投入产出、效益成本,整个经济学最基本的认识可能都会不一样,如果有生态的政治学,生态的社会学等等也会很不一样。比如说法学,我国法治建设要加快,要完善等,但是至少有一个,如果是生态法学,而不是现在这个法学,那会很不一样。比如说美国的法院,每一年打官司所用掉的纸张,以及从木材造纸中制造的污染,光是这一个成本算进去,至少我们的县法院、市法院、省法院根本就用不起。我们现在光是为了保证小学生或者中小学生上课用的纸张,就是作业本,整个淮河流域,造纸厂造成的污染都很严重。那些厂主要的纸张就是给安徽、河南农村的中小学学校孩子们做比较低价的作业本。

这又是一个挑战。当时我参加过一个治理工程,基本上没有成功。有一次领导人去检察工作,当地人说对不起不能给中央领导同志喝水,因为那个水已经污染了,淮河流域已经臭的不行了。1980年代,我们发现当地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有大量的原材料(麦秆),然后又有需求,就是中小学需要低价的作业本。如果不是乡镇企业造的纸,是国家轻工部的厂造的那些纸,会特别贵,农村孩子买不起。你看三样东西都有了,劳动力有了、原材料有了、需求有了,就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搞小造纸厂,最后形成那么大的一个污染而强行关闭。如果把生态带进来呢,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社会科学有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个意义上说,性别的视角又远远不是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比如说我们的性别的政治学、性别的法学,乃至性别的经济学,越硬的科学,经济学第一,法学第二,社会学第三,然后人类学,心理学,越硬的越没有性别视角,文学评论里面现在是比较有性别视角的。但是社会学里也有两派,比如社会学里玩模型的、玩数据的,基本上就没有这个,就是说它越硬就越没有。全球化的挑战使得原来国家的制度、体制面临着一些非国家的力量,从负面的疾病、恐怖主义、全球变暖到无所谓负面正面的金融、资本、商品信息到人的流动。我们能够使自己向前看,其实是整个社会科学可能要有一个生态的视角。搞性别研究的,该骂的都骂了,有的极端的性别主义者把莎士比亚都骂到了,达芬奇也都骂到了,到我们这儿孔夫子,当然打倒孔家店很重要就是针对他的男女授受不亲什么的,还有夫为妻纲这一类的。当然你还可以继续骂,你说布什是个极端保守的,他是反对离婚、反对堕胎,当然也反对移民了,至少这个意义上说,对人的解放包括妇女的解放那是有问题的,但反过来说呢,就是缺乏建设性,而一个建设性的前提就必须向前看,向前看的话,其实性别主义视角还大有文章可做,所谓理论创新,大有文章。

现在的越硬的就越没有性别视角,可能中科院比社科院还要少一些,比如工程院造桥的那个设计,它没怎么考虑女性过桥。最近有一个人说我们能不能把整个世界的设计都站在女性的角度,我穿衣、过桥、出门,我上街、购物等。当然还有一种性别主义理论者说我们能不能以孩子的眼光来设计。如果这个城市以女性的眼光去设计会比现在人性化得多,要舒服得多。其实现在很冷,像那个金融街,我们还很得意,好像是非常后现代的,但其实它是很硬的,像个工厂,甚至黑咕隆冬。有一个后现代的建筑是澳大利亚还是加拿大的大使馆,看上去就像个监狱一样。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文章的。回到和谐,我就觉得搞得好它真的不止是一个我们国家在政治上倡导的概念,国家要走和谐社会道路,世界要和平。因为它下面还衍生出好多,身心健康、幸福指数、亲情互助等,即使和谐概念本身也至少有三个层面,我们现在可能讲第三个层面讲得比较多。如果是居委会、社区老太太讲第三个层面当然是搞好人际关系,但是有时候社科院也是就在第三个层面讲,最近被召集去开会,就说要和谐建院、和谐建所,所谓和谐建院、和谐建所就是要搞好关系,这搞好关系又变成了不分青红皂白,都得和和气气。你要当个所长就比较难了,你有时候比如说评审,这个就是不好就不通过呀,不通过可能年轻同志就回去哭鼻子了,他去告状,就有人说你怎么不和谐建所,这边还有人哭起来了。但是不能把和谐社会仅仅系在第三个层面,甚至把它讲的就是无原则的嘻嘻哈哈。它应该在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对世界、人类和我们未来的一种理想,或者是一个伟大的理念。在古希腊和我们古代哲学讲,比如说古希腊讲自由,我们讲天下为公,就是那个层面的理念,这个世界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第二个层面应该是在这个理念之下,我们为了那个理想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确保我们受教育,确保女孩子、农村的女孩子、少数民族的女孩子受教育,或者是老有所养,病有所治,我们应该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养老的、教育的、医疗的、就业的等等。那第三层面当然是人际关系,而且人际关系里也不一定是旧的孔夫子那个君臣父子,那当然是男权、父权、夫权的,但是至少有伦理意义上的是非,就是孝、悌、仁、德、仪、礼、廉、耻,它不是无原则的,不是因为有矛盾你就只能和稀泥了,你就大化小、小化了了,你就别去纠缠,但如果对任何事情都是有章法、有是非,这样从孩子做起,从每个人做起,不管你地位高低,你都知道什么是对的。这样不但是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乃至国与国的关系,而且把它变成社会科学里的一种范式,一种基本的概念,就像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政治学讲的国家制度、社会学讲的社会关系一样,能使我们的社会科学面目一新。我自己现在参加的世界社会科学报告的讨论,这个以前没有做过,也许这个要做十年,也许最后根本就难产,现在列了一个人类面向21世纪、面向未来面临的挑战,有一个世纪的贫困问题,第二个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第三有一个治理,现在也叫善治,就是法治、民主,第四可能是多元文化、文明共处、文明对话。现在我们觉得文明对话这个词不大好,应该说是文化多样性。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化怎么分享平等的地位,而不是说强势、弱势,边缘、主流那种关系。最后就发现横穿这四个都有一个性别的视角的问题,就是说,它不是跟这四个并列的一个问题。正像国内有时候性别问题好像就变成了妇女工作,和就业问题、青少年问题、养老问题、住房问题并列,其实它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所有那些问题里都得有一个性别主义的视角。

如果人类21世纪都面临那四个问题的话,那四个都得有那个横的一下子,就是用性别主义的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来看贫困,来看治理,来看文化的多样性。这和把它列为众多的问题之一完全是不一样。这也是我们可能要或者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

五、遭遇现实政治时的“陷阱”

第五个其实是不得不说,虽然我们还很难明确要怎么做。任何一个社会科学,任何一种看问题的方法,任何一种概念,它不是纯而又纯的科学和学术,它其实是非常政治化的。妇女运动、社会运动、民族解放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它是后来演变、积淀,提升为好像是很学术的概念,范式、方法甚至模式、数据,但事实上它不是那种纯而又纯的一个东西,它永远是在现实中,包括现实的实践、现实的利益冲突、现实的政治较量,在这里面产生,这个意思讲得再透点就是说,就像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包括生态,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完善,要做,我们的环境也很差,我们的法治也不健全,等等,连教育、医疗这些指标,甚至有些还在下降。我刚刚还查了一下,好象我们现在的文盲比以前多了。毫无疑问,这些领域有无数的地方令人不满意,令人着急,不管是学者还是普通人,不管是当事者,还是领导人,都着急的那些事,还要改善。我觉得李小江最近写了好多是不错的,其实这里面有看不见的政治存在。因为我也参加好多学术的、半学术、半政策的那些研讨会、对话,觉得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汇率和劳工权益,其实我们有点两难,道理是一样的。就事论事,确实汇率还有待调整,就劳工标准谈,我们当然还很低,甚至还有拖欠工资的,但是鱼和熊掌,我倒不是说因为鱼和熊掌的关系我们就只好舍弃,而是说你就得摆平,你就得稳步地走,但是在性别主义这个问题上,它确实是有很强的政治性,因为它涉及到男女的地位怎么能够更平等,或者说更合理些。

在政治性上,我觉得1950年代我们可能解决得非常好,但是也有很多问题,包括学生写论文的时候,我曾经与之有过争论。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比较宝贵的遗产,即使这个遗产也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有些板子打在这场革命上,为了这场革命女性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甚至包括当初有人写文章也说女性似乎是被利用了,成了革命的工具,后来非性化的社会就形成了,这个平等是拉平,叫什么拔苗助长。但是我觉得,当然这可能是事后诸葛亮了,过30年,从1979年到现在,30年过去了,再来看,其实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有相当多的性别问题上的不尽人意之处,与其打在急风暴雨的革命上,还不如打在几千年的父权、夫权、男权上,几千年的男女不平等,想通过30年的革命就把它彻底改变,怎么可能呢?你不能因为30 年没有彻底改变,就说你的革命是虚伪的,被愚弄、被欺骗了。通过这个就宣布整个都搞错了,然后又回到把女性商品化、包装化、被玩弄的状态,好像也有一种“ 地位”,但这个地位其实是非常屈辱的。当她被商品化、被欣赏,我觉得是非常屈辱的,是对女性的侮辱。不但是把洗澡水倒掉了,甚至是一种背叛。你可以说铁娘子、铁姑娘,女子钻井队搞得不男不女,但是那是一种对几千年压迫的一种反抗,通过那种反抗,包括所谓女性男性化也好,中性化也好,其实她是把自己的地位提升了。

现在我们有些学生不敢讲这些。我记得有一次台湾“中研院”的学者来社科院进行学术交流,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这一代,或是再老一点,参加了1960年代那些学生运动的,还有参加过保钓运动的,也有当时台湾“中研院”的那些feminists。我们院在长安街上,他们从长安街的北京饭店那边走过来,就这么短短的距离,到院一落座就感叹,因为他们在长安街上看到那个大1路大4路公共汽车。那会儿车比现在长,也很破旧,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用胶一样的连着,然后轰轰烈烈、浩浩荡荡,开车的竟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声音也很粗,吆喝乘客“赶快上来”!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她声音太粗,没教养,女的不像女的,但是另一方面,女性经过这场革命,使她们有地位了,她们再也没有以前那个笑不露齿什么的,她们有了自信。台湾学者的这个感受和我刚才说的韩国、日本的同学的那个心理感觉其实是很近似的。当时他们一坐下就说这个,其中有的教授很激动,我们自己身在其中感知不到有这么大的变化。 

2006年中国文化论坛搞了一个关于大学通识教育的研讨会,请了杨振宁来讲,我觉得他有一些话讲得很有道理,也是说身在其中感觉不到的问题。他说自己1948~1949年离开北京,去了美国,1972年才又回来。他说他1949年离开北京的时候满大街都是垃圾、流浪汉、妓女和乞丐,老百姓一出口就是脏话,但他1972年回到北京时这些都没了。他说,这是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新中国把一个文明给改变了。所谓非常政治化就是说,它确实不是那种简单的学术问题和概念问题,它里面包含着我们对最基本的事态也好、发展也好、变化也好的一个判断,有一个价值,价值之间可能有冲突,有一些冲突包括WTO谈判,中国的人权对话。上次我们开世妇会,那个形势当然不一样,现在要开奥运会,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希望也好、预期也好。其实在性别平等这个领域里面,就像在人权领域里面一样,一方面你要完善自己,就是男女平等方面也有无数的工作要做,从学术到实际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个政治在里头,否则又是一个“陷阱”,否则别说是白人,就是斯皮瓦克那种人来批评中国,也太容易了。站在北京去批评贵州,站在贵阳市去批评六盘水,站在六盘水去批评那个村,村长怎么乱整,这个太容易了。

但是我刚才说杨振宁,以及我们台湾那些同事看长安街上的情景,这种东西,倒不是说因此咱们就得意得不得了,我觉得中国有一个好的,就是它确实是学习型、开放型的国度,现在当然还在倡导创新,别说创新,先说学习吧,但学习的前提是你比较开放,总是以人之长来补已之短,就像我们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来改进,来学习别人的长处。这本来是很好的。但另一方面呢,所谓政治它倒不是说那个狭义的,围绕权力的那个政治,而是说它这里面确实有一个由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由于价值层面的不同,会产生的冲突。因为有轻重缓急,就像我说的劳工权益,以及妇女的问题,为了革命,女性上前线。确实有一个如何平衡不同的价值之间的轻重缓急的问题,这个意义上的政治就包括,比如说农村妇女,包括农民工,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孩子上学,和所谓的发展、GDP之间的关系。我们国家正在做的一个最大的调整就是不再片面的追求GDP增长,不再只是看着沿海和大城市,而是越来越去注意人文的、生态的,也注意边远、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注意弱势的,但这里面确实有一个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关注点的不一致,比如说现在中央强调比较多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强调新农村建设,但有些基层、地方就说我们这还得首先发展生产力,砍砍树,几个小煤窑发生爆炸,煤窑里还有矿难、矿工、童工,或者有些男女同工不同酬,或者是没有达到最低标准,他们觉得这个是小事一桩,这里面确实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我自己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阶段论,不同意说中国现在还早,只好先忍受,只好先砍树,先剥削,或者先让女性继续做牺牲,我觉得这是一种倒退,不是中国男女平等太早了,所以我们现在又得让女性再回到家里,或者回到被欣赏有时候是被奴役的地位,我觉得这个是很糟糕的。但是另一方面,咱们不能只有一个道德高姿态,这个道德高姿态是最容易的,但是由于道德高姿态,你看不到实际工作中的难,比如我们带的学生就有城里招进来的,他往往很难,包括做调研时很难去尊重农村的、基层的,从不识字的老太太到正在干活的农民工甚至到基层的干部,他很难去尊重他们,他都不知道他们的需求、他们的难处。有些最不计较工资低、最不怕那个血汗工资,最敢于下矿井的,最不在乎明天爆不爆炸的可能就是农民工自己。难就难在这,他不是说那个乡长、县长他是有坏心的,当然这种情况也是有了,或者不注意法制,不注意生态,但是有时候情况就是:我家里还有老爹躺在床上,我爷爷去年那个钱没还就去世了,就是那个治丧的钱,然后我妹妹还要上学,我13岁当然就弃学下了煤窑了,然后一天能挣5块钱。他有一个他的轻重缓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要特别注意的。

下煤窑的这个小男孩,他受到的待遇是最不公平的,他又是最愿意下去的。比如祥林嫂,她是受男权、父权、夫权压迫最深的,但她又自觉遵从这些。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很大难题,被压迫者本人没有感到压迫,反而他可能最认同这个。其实男女不平等,难处理的也是这个,而不是能不能就业,有没有受教育权力,能不能参政,多少人当了什么委员,这些还是外在的,真正的是政治文化心理学这个层面。身为受害者,自己无意识或者说还认同让他受害的东西,心甘情愿,认为就应该这样。比如说我受够了压迫,当了小媳妇,当了一辈子,最后我当了婆婆的时候我就欺负那个新媳妇,就形成一个怪圈。其实这个不只对女性,我觉得对被压迫者都这样,就像鲁迅讲的,站惯了的人不知道自己应该坐下。现在全世界的不平等、不公正有一个最不公正或者说最糟糕的结果就是弱者之间形成了恶性的竞争。发展中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打,劳动者与劳动者争权,很穷的人比如说农民工跟下岗的人干。连WTO其实也是,现在竞争最厉害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包括我们加入WTO以后,起诉我们最多的还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那性别这个角度,我觉得甚至有时候你可以找到那种个案,就像祥林嫂、九斤老太,还有时候是无意识,当我们被商品化、被包装、被欣赏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很骄傲、很得意,很认同这种状态。而为了砸碎这种枷锁,可能会过犹不及、矫枉过正。比如说,很多女战士,像红色娘子军,或者西路军的女战士,就干脆上前线,但是西方女性主义者,她们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的,她们怎么都去打仗!

但是这里面确实有一些成果,我能够知道的,虽然不是亲身接触,就是类似西路军这样。有些出生于大家的,因为看不惯满清以后中国任人宰割的局面,从大家闺秀,甚至既有钱又有教养的那种家庭出来,就到了农村变成了女红军,然后爬雪山,过草地。其实我们妇联最早的那批干部也是这样。1950年代初,就是 1949年上海解放的时候,为了让妓女们获得解放重新成为劳动者,用在上海妓女身上的抗菌药物超过了当时全国高级干部用药的总和,这样一些个案我觉得应该来好好总结。像谢晋的电影,除了艺术上比较感人,195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他的每部电影几乎都是以女性、以被压迫的女性、做为弱者的女性为主要题材的,《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到《芙蓉镇》,几乎全部是。这里面当然有他作为艺术家对那个年代的理解,但是这个理念其实在现实中也可以找到。现在宣传也不少,那种成功的女性,什么女企业家等,但我觉得那里面相当多是没有性别主义视角的,她是个成功的企业家,就是她挣了大钱,她是个成功的女科学家,就是她在科学上有发现,但是我们讲她的故事恰好没有谢晋电影的那个视角,或者没有鲁迅讲祥林嫂或者九斤老太那样的视角,我们只是说她作为一个企业家是成功的,当然她身体是女性,但是究竟在一个性别意义上怎么样使得整个企业经营有所不同,我觉得这个视角其实是缺失的。还有一个更大的讽刺,现在性别主义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理论、文化、媒体、学界,青年一代的女性学者学生比较多,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女性的地位有如何呢?农村女童失学现在非常多,山区比其他地区更厉害。女性被商品化,甚至原来都禁绝了的妓女现象,以及妇女被放到一个被欣赏的位置,好像反而更厉害了。

回到那个绿色GDP,如果是个新视角的话,如果有性别GDP,也会是一个新的视角。一方面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楼层变高,包括教育部有时候讲我们现在新建多少大学,新招多少研究生,每一年毕业博士多少;而另一方面,如果加进男女平等的视角,我们会看到,越往高端走,其实女性的比例越是下降。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孟加拉倡导给农村妇女的小额信贷,而且他们去年还得了和平奖,但你到孟加拉实地去看,说实在的,农村妇女仍然是非常悲惨,孟加拉比印度,差别非常大,老实说是惨不忍睹,而且有个语境跟我们不一样,就是她们那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解放妇女,让女性参加劳动,就是通过小额信贷使你卷入到农业生产,但那个社会以前不存在女性参加劳动的权力。我们这儿不一样,我自己在贵州、云南遇到过这种事,主要是NGO,包括海外的NGO,来扶贫,来救灾,后来就帮助当地也引进小额信贷帮助妇女,他不知道我们南方的妇女本来一直就是参加劳动生产的,南方还在上学的女孩子,就从少女时代开始帮着母亲,带妹妹、劈柴、喂猎、做饭,很年轻就开始下地,她本来就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然后又给她们搞小额信贷,又让她们去受累,早上4点起床,一个星期就还利息。其实我们南方农村山区的劳动妇女劳动强度非常大,女性从小就参加劳动生产,其实有点过劳。你还用同样的办法去搞小额贷款就不合适。

刚解放时,四川妇联也是老红军多,那些老红军很多是大家闺秀,以前是城里的,解放以后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一件事比较有意思,就是四川明朝以后有个张献忠,入川就杀人,很多人就逃荒、逃难。其实从明朝时我们就开始把山村农村的姑娘往河北、山东、山西乃至于内蒙嫁,一代一代的姑娘就往那边嫁,其实远嫁以前,当地婚姻很难说得上自主,解放以前也是包办,解放以后我们就觉得那是拐卖,又是包办又是拐卖,要打击,结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打了她又偷偷的嫁过去了,弄回来,她又去了。我们从1949年以后,1980年代以后,好像妇联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把农村山区的妇女从山西、山东、河南整回来,整回来后她们又跑了。四川姑娘生得漂亮,山里面又山清水秀,河南、山西又穷又荒的,干嘛一个劲要往那边跑,就总觉得有坏人在那欺骗、拐卖、赚大钱,当然那种情况肯定是有,但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四川、贵州、云南的女性劳动生产强度太大,劈柴、做饭、带孩子,自留地里的事、生产队的事,可是一嫁到北方就歇着了,一个冬天都猫在炕上,养的白白胖胖的,一传十,十传百的,别看那么远,就一直形成这个传统,只要嫁过去,就至少一个冬都歇着了。当然那也是一种重男轻女,不让女的下地,轮不到女的干活。我觉得印巴新大陆就是轮不到女的干活,才给她们小额信贷,给她们生产机会,让她们变成生产者,就不再是男人的附庸。但简单地套用到贵州,搞的女性累死累活,那真搞得荒唐。更有甚者,我们南方的农村女性本来就在喂猪了,拿了小额信贷再喂三只猪,其实多喂一只猪的劳动量就增大很多。然后喂完了这个小猪,说是就可以卖钱,结果呢,赶到集上去卖的是男的,卖完了,男的就把钱揣兜了。

另外就是我说的,包括今天的白人女性在内,相当多的还是处在一个被欣赏的位置上。是不是人类有一天能够不这样我也不知道,你看现在那个香水、化妆品产业是真正暴利,而且欺骗我们那些无知女少年。因为都是独生子女,就这么一个姑娘,她非要买,爹妈也得给她买,贵得简直就吓死人。像我们南方成都那些小姑娘本来就长得很好,又化上装,然后还皮肤过敏,皮肤就坏掉了。这个其实早就有人指出,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动力,就是刺激消费,勾起你的欲望,甚至制造欲望,它们本来不是你需要的,是被制造出来的。18世纪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不是韦伯说的那个新教伦理,不是什么节俭、勤奋,把节约来的钱去投资,而是英法的贵妇人对化妆品和奢侈品的无休止的追求,不然有生产流通交换但是没有消费这一块它是发展不起来的。英法的贵妇人对从香水到耳环这些东西的无休止的追求,使得这个市场才转动起来。按照韦伯同时代的桑巴特的研究,英法贵妇人就成了发动早期资本主义的因素,1950年代商务印书馆印了他两大卷的《奢侈与资本主义》。至少从统计学,从所谓指标来看,他的研究比韦伯的其实还要有数据支持,韦伯的是书信日记,是理想型的,他身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普鲁士,那时还没有构成英法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所以他痛感普鲁士的四分五裂,没有竞争力,没有形成一个德意志民族,再考察英法怎么起来的,就发现勤俭节约等。

化妆品消费当然是拉动经济的一个领域,就像汽车、就像奢侈品,但恐怕既不是生态的也不是可持续的,也是不健康的。最大的问题是文化和意识上,比如说我们女性本身就被男人来包装、欣赏,但其实我们意识不到,激进一点说这个时候还不如女性男性化。我1980年代刚去英国的时候女同学就剃个光头,抽着烟,穿着男性化的衣服。去年去德国参加全德社会学研讨会,也有几千人,把德语世界甚至非德语的也请来,其中有一位是美国来的女性社会学家,结果过了三天,我跟她一块吃饭,她说来了以后无比尴尬,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只有她一个人穿裙子,那几千人里面假设有40%是女性,居然全部穿的是裤子,这个跟我1980年代中期到英国是不一样的,那时除了我说的具有反叛精神的,男的搞成朋克,女的剃个光头,正规的都是必须穿裙子的。时代慢慢再变,但是我觉得亚洲学西方有时候是学过了,香港也是,那个地方又热又闷,又出汗,但好像他们永远都是那么正儿八经的,欧洲有的人到香港工作两年就跑了,包括那个科技大,钱给的很多,但他们受不了,说成天像在演戏一样的,人们浓装淡抹像是戏装,受不了,偶尔几次还行,你成天那个样子怎么成。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长安街就有,建内还行,建内还有社科院,比较朴素一点。总之有点整过了,整过了以后,我们不自觉、不意识。但现在确实是有一个重新来审视我们整个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的理念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调整不只是硬性的什么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贫富差距,还有很多就是意识和理念层面可能要调整,当然不是要仿古和复古,事实上现在是把中国几千年的男权、父权、夫权和西方的男女不平等,女的包装成珠光宝气的,这两个现在好像混合起来了,这在经济学或者生态经济学意义上也是不划算的。

六、研究话语与社会现实背离的“陷阱”

最后我想说,真正难做的是建立话语权。其实不叫话语权,是在话语层面怎样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概念、分析方法,其实说到最后,你得有一套对这些问题的说法,而说法的背后是你对这个东西有一个认同,比如说1+1=2,你认为它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个认同就使你在心理上、价值上和态度上,包括我们说的那个政治上逗认同它。讲到话语权,其实外语上没有这么个对应的翻译,但有个相关的词,“文化霸权”,这个翻译其实是不对的,它真正意思是人民群众自觉地认同与遵从一种价值体系和由这种价值体系产生的现成制度,有点象我们过去的“王道”。我觉得历史上的三纲五常就是这样,可以说它很高明。某种意义上,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是现在的文化霸权。我们过去的君臣父子也是这样,它变成了一个连弱者,连九斤老太也好,祥林嫂也好,本来是被压迫的,也认为这样是对的。对社会科学来说,这是最难处理的。

我们过去比较多的是引进、介绍、模仿,参照一个模式去做调研,然后找几个数据证明一下,那个易如反掌,包括写文章要不要注释,还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怎样的格式,这最容易,最难的既在社会层面,也在研究层面,就是我们对一种叙述背后的话语,以及话语反映的价值和价值体系缺乏一个必要的警觉和批判,然后就自觉不自觉地遵从它。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任何一个时代,作为治理也好,治国也好,所必须的。孔夫子那个东西一管就管了那么多年,今天看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它确实就做到了,特别是经过董仲舒以后,它就变成了不但是士大夫用这个来治国平天下,而且劳苦大众也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处理人际关系,包括家庭妇女也用它来衡量儿媳妇是不是孝顺、贤惠。

西方古希腊以来一直到启蒙,包括中间经过文艺复兴,整个最基本的叙述,女性主义认为是不合理的,是男权的,要去挑战,而我们在这个最基本的挑战上其实做得不够。我们很大程度上一个是后发的,发展中的,要迎头赶上的状况,我们还没有性别主义对最基本的叙述的挑战。那个挑战认为,连牛顿的科学、达芬奇绘画,公认的东西里面是没有性别的或者男女平等的视角,或者是缺了世界整整一半人,她们怎么生活,行为和行为背后的心理、情感。这倒不是说要用情感的方式来处理情感,而是说应该用科学的、理性的方式把情感作为研究对象,人为什么会冲动,为什么会失去理性,这是应该研究的,而不能因为是不科学的就不管它。其实人不只是经济学假设的那个理性人,也不只是经济人,他也是社会人,也是文化人,也是心理人,也是情感人,当然也还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动物,这样他日常生活不只是算经济帐,就像算投入产出、成本效益,多数女性可能不这么算,算投入产出的话,化妆品那些东西是不划算的,农村妇女那么安排她的生老病死,让孩子早早下地也是不划算的。

我去过江南,它孕育了几个世纪的发达社会,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是按照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效益成本,江南那个生产方式是不划算的,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江南。江南是个人多地少的地方,但江南的文化还是农耕文明,至少直到费孝通研究的时候,直到1930年代,它还是农耕文明支撑的,所以使得刺绣、雕刻这些东西得以发展。农耕文明以农业生产为基本支撑,江南的农业生产是最典型的边际效益递减,人越来越多,地越来越少,单位面积投入越来越多,边际效益越来越低。比如说一家三个男孩,投入一个男孩,一小块地年产500斤,投入两个孩子可能是700年,三个男孩子800斤,那以个人投入产出算这是不划算的,起码也应该是一个人500斤,两个人1000斤,三个人1500斤才能持平,略微划算就是一个500,两个1100,三个1700,边际效益递增。但是父母也好,尤其是家庭主妇,她不会这么想,她让女儿去打猪草,去搞副业,所谓封闭也好,内循环内卷化也好,她女儿好歹走不出去。但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孕育出一个江南文明。为什么?它就在于,比如说做母亲的,她算经济效益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全家为单位,我全家7口人,三个儿子干一年就有1000斤粮食,那就是划算的。做母亲的,是按照三从四德,想着全家祥和,孝敬也好、贤惠也好,她想让一家融融洽洽,欢欢喜喜,有柴米油盐能够运作,她是这么来安排最基本的家庭经济制度。那换一种方式说,中国意义的经济生产是带有人情的,是个很强的人情化的东西,不只在经济生活中,包括日常交往中,它的人情的一面是它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因此这个意义上,所谓最硬的那个经济学,至少从亚当·斯密以来,甚至古希腊以来,只按投入产出效益成本来测量经济是片面的。

我觉得女性主义也好,性别主义也好,性别平等也好,实际上构成了对西方整个文明、从古希腊到启蒙的一种挑战。我们这个世界不只是那个线性的、进步的、阶段的、以男性支配的和男性叙述为主的,不只是那么一个越来越科学化和理性化的世界。其实这个和我们寻求科学发展,讲和谐发展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交叉关系的。而西方的女性主义叙述和今天的生态叙述其实是构成了两个最重要的对社会科学的挑战。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世界社会科学报告的一个最大的难处,找的这些人是杰出的人,所谓杰出的人往往就是20世纪训练出来的,20世纪基本上是那套老的话语,讲的还是那套老的概念,那么就有一个怎么样面对未来的问题。现在中国讲可持续发展和和谐世界,我觉得一点都不晚,至少有一点引领式的、讨论的可能性,不但对我们有意义,对社会科学有意义,它甚至可以改变一下我们的话语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关于战争的基本的叙述,就是通过联合国的这个机制来反战或防止,但因为恐怖主义又形成一个反弹。比如说美国式的先发制人、单边主义,乃至还有一个以恶对恶。就是用轰炸的办法打伊拉克、阿富汗,还有所谓“流氓国家”。实际上和谐世界这样一个叙述,它可以是既对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超越,也是对现在这样一个用传统的办法来处理矛盾和冲突的一个超越,而这个超越它既把生态的概念引进来,也把更多的性别平等的东西引进来。有一个假设,就是假设世界上的总统和总理都是女的,也可能就没有战争了,这当然是极端的假设。至少是不是会少一点战争呢?(连美国的大选,对希拉里·克林顿,有些人说没想好要不要支持她做总统后选人。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美国要是和别人打仗的话,一个女的怎么能领导我们打仗呢,她怎么能当三军总司令呢,她怎么能下得了那个决心呢。)不管怎么说,如果从我们的理念到制度设计到第三个层面,把和谐的生态和性别平等,其实不只是性别平等,我觉得包括阶级平等、民族之间或者种族之间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真正的引进来,那世界为水而战、为石油而战、为贸易而战的可能性会降到很低、很低。

讲了这么多,不周之处一定不少,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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