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伟:全球化、后现代与哲学的文化多元性

——简论中国哲学面临的困境与机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0 次 更新时间:2008-11-25 15: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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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全球化具有两面性:作为现代性之结果的全球化进程向作为本土文化之结晶的中国哲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但全球化的后现代特征却为中国哲学的回归和重建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在此背景之下,原来按照西方哲学框架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史学科,面临着转换研究范式和叙述方式的艰巨任务。本文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不是从属性的,而是相互独立的两种哲学形态,它们具有不同的范式,而且相互之间不可通约。所以,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不应该以西方哲学为典范和标准,而应该以之为参照系和对话伙伴,通过现时代的“视域”与古典哲学的“视域”的相互“交融”,对于现实的哲学问题给出中国哲学的解答。

  

  [关键词]全球化;后现代主义;西方哲学;中国哲学

  

  我们正处在世界性的全球化进程之中。全球化不是一个内容单纯的概念,而具有异常复杂的丰富内容,它既是现代性的结果,同时亦具有某些后现代的特征。本文的主题限制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分析在全球化之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哲学所面临的问题和机遇,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指的是“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本文中所涉及的概念大多语义含混,例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全球化、文化等等,澄清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不是一篇论文能够胜任的。所以我不准备深究这些概念的准确定义,主要关注的是由这些概念所反映的复杂现象。

  按照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的哲学”和“哲学在中国”的区别,[1]迄今为止的中国哲学史基本上属于“哲学在中国”,即将中国哲学分解为按照西方哲学可以容纳和接受的质料,填充在程式化的体系形式之中(例如本体论、认识论、社会历史观、辩证法、伦理学等等),这便使中国哲学的神韵和精邃淹没在西式的抽象概念之中。虽然学术界关于使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体系疏理中国哲学的得失存在着不同意见,有些学者并不认为中国哲学面临着范式转换和重建的问题,但即使是他们也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使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叙述中国哲学的内容所面临的问题。

  显然,如果把中国哲学看作是“哲学在中国”,把西方哲学看作是哲学的典范,那么中国哲学如何“上升”到西方哲学的理论思维水平,才是中国哲学应该面对的主要问题。反过来说,除非我们认同西方哲学具有哲学的普遍性,而中国哲学充其量不过是它的特殊表现形式,否则我们早晚都会面临如何转换研究范式,重新疏理文献典籍的难题。当然,关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比并不是对称的:西方哲学并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哲学,而是由许多民族以及不同的文化碰撞交汇的产物,其影响也因而具有世界意义。不过,一般说来,西方哲学具有一个特殊的哲学形态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而中国哲学则属于另一类典型。

  我们的讨论分三个方面进行:一是讨论在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困境,二是讨论全球化的某些后现代特征为中国哲学的复兴或重建“创造”了哪些条件,三是通过对哲学的文化多元性的分析,重新审视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

  

  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形成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带有深刻的现代化的烙印。在今天,其背景就是世界性的全球化进程。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历史上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记载的中国哲学”区别开:历史上的中国哲学以先秦为突破,蔚为大观,历史悠久,而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却是在20世纪初才形成的。20世纪初,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按照西方哲学的模式疏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中国哲学叫做中国哲学亦是从此才开始的。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自形成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初按照西方哲学模式疏理文献典籍的形成阶段、解放后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改造的阶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引进西方哲学各种方法解释中国哲学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正处在中国或被动或主动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的历史时期。在这三个时期,许多学者对于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换一个角度看,经过这三个阶段的梳理和解读,中国哲学的确也面目全非,至少我们不能说它是“中国哲学”,而只能说是“哲学在中国”了,因为它主要不是按照中国的方式而是按照西方的方式叙述中国哲学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有了“中国哲学史”,却没有了“中国哲学”,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哲学史”,而失去了“中国哲学”。

  当我们这个世界全面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的时候,问题显得越发突出了。

  毫无疑问,“全球化”是近年来国内外最热门的焦点话题。全球化首先是经济上的全球化,但不只是经济的全球化。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反对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全球化现象,在他看来,“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2]形成全球化的因素众多,例如科技、电信、传媒、国际互联网等,而全球化的影响的确触及到了政治、科技和文化等众多的领域。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3]

  全球化对于我们这个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一般地可以分为赞同和反对两种观点。赞同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将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使我们的世界整体性地走向繁荣昌盛,世界和平翘首可望。而反对的观点则认为全球化必然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使不同的文化在趋同中失去自我,因而是资本主义殖民的进一步世界化。即使对全球化持肯定态度的吉登斯也意识到,“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对许多生活在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人来说,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或者美国化,因为美国现在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秩序中占据主导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位置。在全球化的最显而易见的文化体现中,许多都是美国的,如,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美国有线新闻等”,因而“今天的全球化只是一定程度的西化”。[4]就此而论,以西化或者美国化为表现形式的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民族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从而造成了全球化的世界主义与本土化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

  无论我们主动地适应还是被动地承受,全球化把现代化辐射到了每一个国家乃至每一个人。具体到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主要是愈演愈烈的西方哲学化。

  几年前,最流行的话语是“跨世纪”和“与国际接轨”。然而迄今为止,“与国际接轨”从来不是西方被中国化,而始终是中国被西方化。现在,我们在许多方面与世界是同步的:从流行时尚、娱乐信息到新闻,瞬间便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传递给了我们,因而在获得信息方面没有人再具有垄断的权威。这看起来似乎越来越公平,但是如果考虑到媒体的集中与垄断等因素,全球化很可能会造成强势文化越来越强,而弱势文化越来越弱,直到被强者所吞噬的结果。

  中国哲学作为古典中国哲学的现代传承,以先秦以来的文献典籍为文本基础,应该通过理论创新,适应乃至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而,它应该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或者说是传统文化与现时代“视界交融”的结果。我们生活在现时代,而且我们“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发达国家在各个方面形成了同步的关系。然而我们与自己的传统之间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距离。中国哲学有赖于代代相传的教育得以传承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方式基本上是全盘西化的。自从20世纪初以来,我们全面贯彻了西方式的教育,从学制、学历、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和方法到学科建制……都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即使是为我们所特有的汉语,其语法也是拉丁化的。结果是,我们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方面没有了障碍,但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却难以消化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现代化了,越是现代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的距离就越远。当一个中国人能够说一口流离的英语,却读不懂儒、释、道的经典的时候,我们根据什么说他是中国人呢?而现在这已经成为了比较普遍的现象。

  中国哲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遭遇,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全球化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发展方向究竟是文化趋同还是文化多样性?迄今为止,我们感受到的主要的全球化的趋同趋向,这也是文化民族主义之所以愈演愈烈的原因。不过,全球化其实不仅有“化全球”的一体化趋势,而且具有文化多样性的要求。就此而论,全球化不仅使中国哲学陷入了困境,也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全球化的文化多样性要求,体现了某种后现代的特征。

  

  二

  

  全球化不仅与现代性之间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亦具有不同于现代性的重要方面。“全球化不仅仅是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的一个新阶段,而且还意味着直接向现代主义提出挑战,它让人们去寻找一个新型的社会”。[5]相对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吉登斯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后果的观点显得有些保守,不过即便如此,吉登斯也意识到了全球化不同于现代性的性质:“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在现代性背后,我以为,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的秩序之轮廓,这就是‘后现代’(post-modern),但它与目前许多人所说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大相径庭”。[6]在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地方性的民族文化首先感受到的是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强大压力,因而形成了一种反现代化反全球化的倾向。其实,在全球化之中亦蕴含着文化多样性的因素,在此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后现代特征”。

  一般说来,“现代”(modern)从文艺复兴发端,由启蒙主义构造它的基本观念,一直延续至今(有些学者认为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过程指的是商品化、城市化、官僚机构化和理性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发明、革新和活力的过程。“现代性”体现的是理性、科学和启蒙的精神,它相信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人性和道德的不断改良和完善,人类将从压迫走向解放。然而,现代化带来的不仅仅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殖民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环境问题、冷战、核威胁……同样是现代化的产物。西方哲学从20世纪初以来对形而上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标志着对西方文明基础的反思的开始,50年代以来则把矛头集中指向了启蒙的科学理性主义。20世纪80年代盛行一时的后现代主义作为形而上学批判的极致,通过颠覆西方文明的基础观念的方式,采取了与现代主义彻底决裂的立场。他们以多元论对抗中心主义,以差异对抗理性的总体性,从纵向思维转向横向思维,以透视主义取代基础主义的认识论,以不确定性和小型叙事取代元话语和宏大叙事……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社会影响。[7]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主要或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为了颠覆西方中心主义,打破西方一统天下的格局,其二为了是解构中国的传统观念、旧有的体制和教条主义等,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环境。实际上,后现代的许多观念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与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成熟有理由使一些人相信,全球化发展的前景将是民族国家的消失,起主导作用的将是贸易、企业、媒体等世界性的跨国集团。显然,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威胁,对于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关于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会在后面专门论述,简言之,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同质化,而是文化多样化,因而全球化具有某种类似后现代化主义“去中心化”的特征:当全球化波及整个世界的时候,随着各国现代化程度的相对均衡,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心地位将不复存在。世界将不再有“中心”。

  迄今为止,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关注,相对于文化趋同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全球化是而且应该是文化的多样化,因而全球化具有多样化和异质性的后现代特征。

  从理论上说,正如生物多样性是生物进化的基本条件一样,人类文化的发展亦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就此而论,全球化的进程不是文化的同质化而是文化的多样化,这已经成了世界性的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第二份《世界文化报告》的主题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问题。关于人类起源的新发现表明,“我们人类都属于一个物种,不同文化的发展道路为人类历史中文化的多样性留下了印记”。“所有人类都有能力创造文化,就是说,他们都有创造的潜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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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现代哲学》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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