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22 次 更新时间:2008-10-24 05: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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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此文献给朗奴·高斯。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并以此祝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三十周年。

  

  

  

  第一节:中国的问题

  

  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一九八○。一九七九的秋天,我到离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迹象。北京当局与将来的史学家无疑会选一九七八为改革的起点。这里日期明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定。有了这个日子,朗奴·高斯策划的这个中国研讨会议就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肯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今天刚好是三十周年了。

  

  当年的三中全会决定了两件事。一、中国开放推动经济发展;二、邓小平再获授予权力。那时,相信这两项公布的人不多吧。关于经济,类似的豪言壮语曾经表达过。至于邓的复出,这是第三次了。虽然这一次说明他获授予的是最高的权力,但资历比他高而又反对市场经济的同志,大有人在,而一九七八年的中国,资历辈份重要。有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邓可能再下台。

  

  一九七九的夏天,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的主编要求我写关于中国的前景。他说戴卓尔夫人的办公室对一个学术性的分析有兴趣。那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跟着是愈来愈有兴趣地跟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一九八一年,我察觉到中国的局限在急速转变,于是为该学社写了一篇足以印成小册子的文章。一九八二发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注一)作出了肯定的推断:是的,中国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延迟了一年才出版,因为不同意的批评者无数。在西雅图最亲密的同事巴赛尔,不同意我的推断,但他认为关于理论那一节真好,不发表很可惜。

  

  于今回顾,我当年的准确推断使朋友与同事惊奇,而我自己惊奇的,是跟着的改革发展速度。差不多三十年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超越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而发生于一个那么庞大,人口那么多而又是那么复杂的中国,近于不可置信。还有的是,在这奇迹的发展中,中国要面对贪污,面对一个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论与宗教自由,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六万次动乱。除了动乱的统计数字——不知定义为何,不同地区的朋友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他们会认为是动乱的——其它上述的负面事项皆属实。

  

  大约二○○三年,几位熟知中国的朋友向我投诉国家的多种不是。我回应:「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用一个比喻对这些朋友解释困扰了我好几年的问题。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呎高,是世界纪绿。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这篇文章要找这问题的答案。长而复杂,因为我有一段历史要叙述,有一个理论要解释。这样,我要专注于中国做对了什么。这里我只能再说,要批评中国我可以写很多本书。

  

  自一九八○起,中国真是个经济奇迹。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高举香港的经济奇迹,因为人口上升了十倍而人均收入还有可观的增长。然而,香港以北的深圳,人均收入的增长比香港还要快,而同样的时间人口上升了四十五倍。举另一个例,我和太太造访绍兴后五年,再回去面目全非。报道说,一些劳工离乡三年,回乡找不到自己的家。有些深在内陆的城市,像三藩市那样,高楼大厦在夜间灯光闪闪。目前,世界上过半的新升降机是在中国装置的。

  

  今天在中国,高速公路每年建造四千多公里,足以横跨整个美国。九十年代中、后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筑起重机集中于上海。那时楼价急跌,但午夜还可见到镕焊工人在高高的钢架上操作,彷佛天上的星星。上海在五年间建成的商业楼宇面积,比发展得快的香港的五十年还要多。二○○二年,上海的策划者突然大幅减低楼宇建筑的容积率,因为发觉高楼大厦的重量使该市下沉。从南京到上海的四线公路,启用时因为车辆稀少而被批评浪费,但五年后交通堵塞,进帐可观,要扩宽为八线了。因为车辆按大小收费,载货超重严重,世界级的公路很快就被压坏了。整个国家的所有港口都要排队落货。二○○五年,地球最长与次长的跨海大桥同时建造,而且是在同一地区。

  

  温州一家造鞋厂雇用十二万员工。该市差不多产出地球上的所有打火机及圣诞灯饰。义乌,十五年前以地摊小贩多而知名,今天每日输出过千个货柜,来自韩国及非洲的购买商人云集该市,使写字楼的租金升穿楼顶。有谁听过几千间店子只卖短袜,不卖其它?这是义乌,那里的批发商场大得我一看就坐下来,因为老人家不容易走那么远。乐从镇有一条马路,两旁满布家具商店,长达十公里。苏州的广大工业园,园艺美观,满是世界级的名牌工厂与世界级的厂房设计,五年间在农地上冒出来。杭州每年游客四千万。该市有一间零销店,出售一个名牌的皮包,每天平均进帐八万美元。

  

  我可以不断地继续叙述类似的现象。没有什么意思吧。需要补加的,是浦东的一个故事,即是上海黄浦江之东。一九九三年我带弗里德曼夫妇到那里,见到的只是一行一层高的店子,据说是建造给邓小平看的。米尔顿当然反对这样做,指出政府的发展策划一般失败收场。然而,八年后,我带一位美国建筑设计师到浦东商业区,他目瞪口呆,说那里密集的摩天商厦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上了一课:一个像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而又发展得那么快的国家,会有很大的空间容许以尝试的方法学习(注二)。

  

  今天,浦东的商业楼宇还在建造不停,空置着的很多。楼价却在上升。这些看来是互相矛盾的现象只有一个解释:人们在等待。他们下注投资而等待,期望着一旦中国解除外汇管制与金融管制,上海浦东会立刻成为一个有领导地位的金融中心。

  

  统计的数字加不起来。一个从事统计的官方朋友,直言无法前后一贯地把数字组合。二○○五年,北京相当大幅地把过往统计的增长率提高,但这调整可没有算进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是戏剧性地改进了。不止此也,大部分的省份统计的增长率,高于北京对整国的统计,有些高很多。二○○六年,广州报道该市的人均收入暴升,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用产出总值除以户籍人口,忘记了数百万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的产出贡献。没有疑问,二○○○年起农民的生活直线上升,但官方的统计却说他们的增长率低于城市的。他们一定是用了户籍人口算,因为没有谁知道多少农民「流动」去了。我认为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动人口在国内流动。不知道这个陷阱,外间的机构几番报道,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正在危险地上升。这些报道脱离目标要以英里算。

  

  

  第二节:思想的冲击

  

  罗拔·蒙代尔,北京的荣誉市民,是高斯的仰慕者。听到老人家亲自策划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议,他建议要有一篇颂赞高斯的学术贡献的文章,而我是写这篇文章的适当人选。但高斯已经邀请我写这篇关于中国经改的开场主题,不是写高斯本人。我想,这里起笔说一下高斯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适当的。这样做,我无可避免地要牵涉到自己,因为把高斯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同胞的只我一人。

  

  一九七九我发表第一篇中语文章,题为《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注三)。这个古怪的题目是回应早一年我读到的、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孙冶方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第一条》(注四)。文革期间,孙先生说了这句话,被困坐牢七年。我当然同情他,但不同意他高举的马克思的价值与价格概念。我的长文只申述一点:资源稀缺,竞争无可避免;决定胜负要有准则,在无数可以采用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注五)。我列举了多个不同的准则,包括排队轮购、论级分配等,指出必会有租值消散的浪费。只有市场价格这个准则没有,而市价的使用是基于有私产的存在(注六)。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该文在北京广泛流传,不少朋友说影响了后来中国差不多什么都收费的习惯。有系统地以中文解释高斯的界定资产权利与交易费用的理念,始于一九八二,见于《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中译(注七)。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开始热心地以中文下笔。《从高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发表(注八)。该文详细地讨论了畜牧与种麦的例子。到今天,我发表了大约一千五百篇中语文章,一半是关于经济的。经济改革与政策分析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吧。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战期间在广西差不多饿死了,今天作为还活着的老人,我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外人是否同意无所谓,只要他们读我写出来的。我相信任何人读任何人的文章,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高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我对高斯的论著了然于胸,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注九)。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他们对外人例必这样说。我可以用中文动笔,没多久就写出读者认为通俗、风格鲜明的文字。这一切之上是高斯的原创思想,当时容易推销。如果当时的中国像今天那样,我是不会那么幸运的。

  

  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著。

  

  在这重要关键上,高斯的资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赵先生急于向米尔顿解释资产权利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高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今天,在百度,那普及的中文搜索引擎,「高斯定律」的几个译法出现过不止十万次。

  

  同样重要的,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我用上好些例子申述。当时的香港,土地是政府或皇家所有,一幅官地的私人业主只持有一纸长期的租用合约。当我在洛杉矶加大作学生时,借钱购买了一部细小的快意牌汽车。我是注册车主,银行是法定车主,但这两权的分离对我使用该车是没有影响的。高斯对权利界定的分析,在那一九六○的鸿文中用上的多个精彩的实例,我看不到所有权是否私有对资源的使用有何重要(注十)。这话题的出现,是因为当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九八三开始盛行的承包责任合约。我看到在逻辑上推到尽,这合约是准许私人使用资产但没有私人所有权。承包合约是这篇文章的重心所在,我稍后才详论。

  

  让我跳到二○○六年八月于北京。周其仁给我看两本我自己的书:《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与《再论中国》(一九八六)(注十一)。二者皆在香港出版,但被影印复制,扉页盖上一个「内部阅读」的印章。这些书是北京同志的内部或「秘密」读物。我从来没有那样高兴见到自己的书给人盗版(据说每书复印二千册)。在这两本结集中,高斯的影响是清楚而又广泛的。

  

  

  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注十二)

  

  艾智仁提出:任何社会,只要有稀缺,必有竞争,而决定胜者与负者的规则可以阐释为产权制度。作为他的入室弟子,加上后来受到中国经改的启发,我尝试从一个修改了的角度看世界。我的看法,是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这些约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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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张五常搜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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