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荣:“自由主义良知的回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7 次 更新时间:2008-10-19 16: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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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荣  

    

  克鲁格曼无疑是这个时代最富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得知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接受采访时说,"我知道有人终其一生就为了等到这个电话,而这并不利于身心健康,所以我早已置之度外,不再想它"。

  

  狐狸型的经济学家

  

  我得闻克鲁格曼的大名是在1997年,当时尚在念大学,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机理不甚明了,却获悉有一牛人准确地预测了这场危机的发生。可想而知,那种油然而生的钦佩之心是多么强烈。一时间,《流行的国际主义》和《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都是我们争相阅读并激烈讨论的对象。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克鲁格曼似乎就无处不在。

  古希腊诗人阿基罗库斯曾写道:"狐狸知道很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赛亚·伯林后来将此句借用以区分各种研究者。按此标准,克鲁格曼应是一位狐狸型的经济学家。他的研究视野非常宽广,从国际贸易到经济地理,从战略性贸易理论到国际金融危机。此次获奖,是基于他早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整合了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这两个之前关联甚少的领域。事实上,他近年来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也毫不逊色。

  在国际贸易理论上,他做出的最大贡献是阐释了规模经济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中的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静态分析。源自李嘉图所讲的"羊毛和葡萄酒"故事,传统贸易理论一直假定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给定的、静态的,而不是建构的、动态的。克鲁格曼发现这很难解释现实世界的贸易情形,因为世界贸易是由少数几个经济结构较为相似的国家所主导,而且同一个国家会同时进出口相同的产品。在他的模型中,公司因为规模经济而变得更富有效率,而消费者喜欢多样性,会选择不同国家所生产的相似的产品,比如美国人会购买日本的丰田车,而日本人也会购买福特汽车。进而,他通过分析交通成本效应来解释个人和公司的区位选择。

  克鲁格曼当然不主张贸易保护主义,但也不是在传统意义上论证自由贸易。他一方面反驳国家竞争力的论述,另一方面又主张战略性贸易政策。事实上,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确是有很大缺陷的,不仅没能驳倒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反而维护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普遍价值。克鲁格曼基于斯蒂格利茨和迪克西特提出的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模型,论证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不足。这使人想起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任巴西战略事务部部长罗伯特·昂格尔在新作《重新设想自由贸易》一书中的论证精神。

  国际贸易研究为他奠定了学术大师的地位,国际金融研究则使他拥有了"危机预言者"的称号。事实上,无论是对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对现在的次贷危机,他都不是为了预言而发出不同声音,恰恰是在深入细致的研究中发现了危机的苗头。他有关"永恒的三角形"、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以及最近的国际金融乘数等方面的研究,都是颇具原创性的。

  虽然跨越许多领域,优美的文笔和简洁的模型始终是克鲁格曼鲜明的研究特点。在理论模型的建构方面,他非常具有天赋,能用异常简洁的模型表述深奥的理论问题。但封闭而且高傲的学术共同体一度难以接受这种通俗的理论阐释,以致克鲁格曼早期的论文不得不借助师友的推荐才能刊登。优美的笔触为他赢得了众多的读者,成为少数常年为通俗刊物撰写专栏的经济学家之一。

  

  "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克鲁格曼不仅拥有令人敬佩的专业学术研究成果,而且展现了令人尊敬的对公共问题的热情关注,以至于经济学界都出现了所谓"克鲁格曼职业生涯规律"的冷笑话:当他集中注意力于学术研究几年后,就会厌倦并要服务于政策实践领域;而当他从事政策制定一段时间以后,又会开始重新渴望做学术研究。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来往反复本不该是例外,但由于所谓"学术分工"使一些理论研究者似乎越来越远离公众。幸好,每个时代总会有一些愿意关注公共问题的经济学家,比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凯恩斯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加尔布雷思,而现在则是克鲁格曼,也许还得加上斯蒂格利茨。

  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他就各种公共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评论。比如美国的医疗体系改革。他认为医疗改革是逆转新保守主义、实施新"新政"的核心,因为"医疗改革在道德上人人认同、经济上有利无害,又是选民的关注重点,故而应优先推进"。但既然是如此有利无害的事务,为何迟迟不能达成呢?除了南方在1940年代的倒戈,除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策略失误,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普通民众长期留有的担忧。既担心建立全民医保体系所增加税负,也担心政府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既担心统一的医保体系会减少自主选择权,也担心免费的公共福利会弱化人们的创新激励。对于这些担忧,克鲁格曼既没有回避,也没有犹豫,他认为"医疗经济学的一切理论都表明,唯一行之有效的改革,无论如何应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改革:它应涉及政府的行动,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经济保障"。但对于具体的政策方案,他认为完全可以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与其不等到理想结局不罢休,远不如姑且推进一项政治上可行、又能实现单一支付者体系一些优点的改革方案",因为"有时求全责备反而于事不利"。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可能是他来往于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领域的独有心得。他认为将统一费率、低收入家庭补助、强制保险和公私竞争相互结合的新体系,虽然不是最理想的方案,却能减少政治上的障碍。

  他在专栏中所发表的文章,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炮轰以小布什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体现在新作《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文译本译作《美国怎么了》,编者注)中。在书中,他将美国政治经济的变革归纳为"两个巨弧",即"一个是经济之弧,从严重的不平等到相对的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另一个是政治巨弧,从高度的两极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之所以出现经济不平等和政治对立,是因为自1970年代以来,基于宗教和种族认同的保守主义者接管了共和党,从而与致力于维护社会平等制度的民主党之间产生了鸿沟,政党政治出现了两极对立。处于执政地位的保守主义者通过削弱工会力量、大幅提高企业高层管理精英的薪酬、急剧削减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率等措施,使社会中的收入不平等呈现出不断恶化的局面。这种观点以及论证思路对于一个曾获得过克拉克奖的经济学家而言是很不平常的,因为这意味着将政治因素作为经济解释的核心机制,所以连他自己都说"这听起来像是离经叛道的经济学说法"。

  克鲁格曼将美国20世纪前后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长镀金年代"(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大压缩"时期(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和"大分化"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第一个时期,高度的贫富不均贯穿始终。凭借着对平民政治权利的严格限制、拥有巨额竞选资金以及无处不在的选举造假等手段,保守力量一直强行压制着政治经济中的平民主义,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一直持续。随着罗斯福新政时期对富人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率、支持工会势力大举扩张、实施一段时间的工资管制以及大幅度缩减薪资差异等措施,美国进入了一个"中产阶级春天"的时期。不仅不平等状况得到了有效遏止,而且造就了美国战后经济的繁荣,更为重要的是奠定了美国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在1960年代那个纷扰的年代,美国政治经济的一些变化为保守主义的重新登台埋下了伏笔,比如文化问题、种族问题。通过迎合白人的逆反心理和对共产主义的焦虑,保守主义找到并建立了一个群众基础,再借助反工会主义建立起商业基础,经过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和与《公共利益》杂志紧密相连的社会学家等为代表的"党派知识分子"的鼓吹,新保守主义逐渐掌握了美国政治经济的主导权。

  对于新保守主义主政期间的政治经济乱象,克鲁格曼呼吁开展一场新的致力于平等的自由主义"新政"。但是,他的"自由主义"与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有所不同(与国内平常所言的"新自由主义"更是差别甚大,以至有所对立)。正如他所言,"21世纪初的美国似乎有一些悖论,其中之一是,我们中自称是自由派的人,在很重要的意义上是保守的,而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则多半十分激进"。他心目中的自由主义者是要维护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社会平等化的制度,要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而保守主义则希望把各种社会平等化的制度或者私有化,或者颠覆,从而以宗教和种族为基础形成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

  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克鲁格曼的自由主义是罗尔斯意义上的,而不是哈耶克意义上的。因为对于类似哈耶克的观点,比如"生活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消除世上的不公不是政府的事情",克鲁格曼说"显然我不赞同这一说法"。他主张政府和公众都要采取积极的行动,在正视市场收入不均的前提下,通过更多的政策扩张(他提出的"后市场政策")缓解美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恢复税收体系的累进性,不仅要瓦解布什"到2010年减税措施永久化"的计划,还要提高一些高薪阶层的所得税率,通过类似"新政"时期的"大压缩"举措提高社会底层的收入,再次把美国建设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

  

  主张国有化的自由主义者

  

  从他就目前的金融危机所发表的评论以及所提出的建议,也可以看出他反对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设想如果哈耶克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他一定会主张让市场自由发展,放任银行和企业自生自灭,并且会痛心疾首地批评世界各国的救市举措,认为这是"通往奴役之路"。可是克鲁格曼不这样看,他不仅主张政府应该救市,而且应该实行部分国有化。

  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的演变,他归纳了四步。第一,房产市场泡沫破裂导致拖欠贷款和丧失回购权的案例激增,继而使抵押支持债券的价格暴跌。第二,金融交易亏损使众多金融机构所持资本相对于它们的债务而言太少。在泡沫时期,这些金融机构都欠下了巨额债务,使得资本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第三,资本短缺使金融机构不能或不愿提供经济运行所必需的信贷。第四,金融机构一直试图以出售包括抵押支持债券在内的资产方式减少债务,但这会挤压出售资产的价格,导致资产快速贬值,令财务状况变得更加糟糕。于是,出现了"去杠杆化"的恶性循环。

  基于这种分析,他认为应对这场危机的最有效方法是从第二步入手,即向金融机构注入更多的资本。否则,像保尔森最初提出的计划,从第四步着手救市,虽然也有可能破解"去杠杆化"的恶性循环,但效果是不确定的。因为即便财政部出资购买这些"有毒"的资产,其价格下跌的压力依然很大。而且即使遏止了恶性循环,整个金融体系依然会面临资本短缺的状况。

  在他看来,向金融机构注资,实行部分国有化,既能阻止危机的恶化,也能保证纳税人的公共利益。"如果联邦政府只是提供资金给金融公司,它就应该得到资金提供者所应得的股权;这样一来,救援计划成功之后得到的收益,才不会流入滋生麻烦的那些人口袋里"。

  对于一位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美国经济学家而言,旗帜鲜明地主张国有化,表面上看来有点"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意味。国内某些人士可能是没有真正读过克鲁格曼的文章,也没有弄明白自由主义的丰富内涵,因而发出类似"克鲁格曼反对政府救市"的误导性评论。

  那么,为什么说主张国有化的克鲁格曼属于罗尔斯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呢?因为以国家参股的形式救市不仅比用纳税人的钱来买坏账拯救华尔街更为有效,而且对公众也更加公平。这一点在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日前就金融危机做出的评论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主流经济学中,股东利益至上不仅是科学探讨的问题,甚至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如果财政出资只是收购坏账,那就相当于为制造了危机的人提供奖励。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金融机构赚了钱归自己,赔了钱却要由纳税人埋单。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理论不仅忽视和侵害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且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罗尔斯曾写道,"公平是制度的首要价值"。无论是设计企业制度,还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公平和正义都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考虑要素。

  对于克鲁格曼等人发出的国有化呼吁,美国决策当局是很为难的。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仅仅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是不够的,因而在保尔森最初的计划中几乎没有提出像样的解释理由。但是另一方面,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使其无法直面国有化的现实。新保守主义不仅不在意社会的公平,反而要通过对宗教和种族的关注人为地制造社会不公。事实上,新保守主义的"新意"之一就是它与美国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建立了政治联盟。比如,小布什在2000年之所以能战胜他的共和党初选对手、现在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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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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