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已经有了一种临近世纪末的感觉。元旦那天，在日记中从欧洲1848年革命到中国1898年戊戌变法，一直说到18、28、38、48、58、68、78，似乎每个年头都意义非凡。但这一年，在我个人的记忆中，最应该说一说的还是大型纪实性政论片《共和国第三代人》的拍摄。

那是5月里的一天，在海南大学的家里，忽然来了几个人，提着摄影器材，说是受共青团中央的委托，西安电视台让他们几个人筹拍一部《共和国第三代人》的大型政论电视纪录片，作为向建国50周年的献礼节目。

于是开始了对话、讨论，最后基本达成一致：经历的苦难或多磨不一定就是财富，在理想、热情、献身精神后面还有怀疑、困惑和挣脱中的执著，所以更多需要的是思索；于是，他们就拍摄了我上课时的情景：当我问课堂上近两百位大学生：“今天，5月16日，是个什么日子”时，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

这就是我们这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鸿沟，它并不仅限于对这个特殊日子的记忆，这里凝聚着整整一代人在一个被共同的符号所模写的世界里的共同的情感与渴望，共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

我们被称为“共和国第三代人”，也被认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也就是说，当共和国成立时，在我们上面还有两代人：开国元勋与50年代的大学生。在我的理解中，所谓“一代人”不一定仅限于年龄上的界限，它指的是共同经历的某件“大事”，正是这一“大事”决定或改变了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对我们来说，这里所谓的“大事”，当然就指的是“文革”。后来，我就收到了这部六集电视片的DVD。赵忠祥解说，从儿童时代一直说到改革开放。

生活丰富多彩

这一年在海南的生活丰富多彩，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这代人多有来往并有着共同语言的，竟多是共和国的第一代人。

4月2日，萌萌的父亲曾卓和牛汉来到海南，大家相谈甚欢，其中的一个话题就是林贤治发表在《黄河》第一期上的关于“胡风集团”的长篇文章，涉及什么是“五四精神”、“鲁迅精神”，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人格、品行是如何出于政治需要而被“手段化”、“工具化”的，也涉及如何理解个人的忏悔等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那代人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又一而再地重现于我们这代人身上。

在我的日记本上，抄录有绿原的小诗《人淡如菊》和曾卓的小诗《我遥望》，今天重读，更是感慨万分。

这一年的夏天，海南特别热，电力不足，加上还没有空调，真是酷暑难当；我是白天读舍勒，晚上看世界杯。这年十月，我们三人再飞成都，与兴明、荣昌再次聚首，并最后与方正兄、友渔、李杨，加上我们三个，一起去了黄龙和九寨沟，当时那张照片一直压在我书桌的玻璃板下。那真是一段美好而又难忘的经历：“有泪尽洒山野王，无语话别菜根香”。

这一年，克林顿刚在西安南门参加完一个盛大的“入城式典礼”，回去不久就有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拉链门事件”；而俄罗斯的叶利钦也深陷与国家杜马及车臣战争的紧张关系中无法自拔。但这一切，真的与我们有关吗？哪怕到了年底，美英联军开始轰炸伊拉克，我们也依旧置身事外。

这一年元月，宣良一家首度来琼，带来了刚刚几个月大的stella，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海口的冬天竟如此之热，小stella昼夜啼哭不止，只好匆匆离去。

从目瞪口呆到习以为常

在这一年2月6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有耿彪的“回忆录”，里面说“文革”期间我国共给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援助了90多亿元人民币，阿平均每人4000多元，每亩土地还至少援助了400斤化肥；此外，阿还要让他们的每个农业社都能看上我们生产的电视机，而当时的北京、上海尚且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在2000年3月30日的《报刊文摘》上，曾任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的马利列讲了一个故事：1962年，中国几艘刚从加拿大购买的满载小麦的轮船改变方向，支援阿尔巴尼亚。读到这里，我曾泪流满面，因为我依旧记得那一年的惨景。

这一年，海南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开学，我主讲“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化”，自那以后一连三届，让我有机会结识了许多校外的各方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的友情一直维系到今天。

还是这一年的8月，陈希同被判刑16年；10年后的今天，与陈希同地位相当、罪名一样，姓氏笔画也完全一样的陈良宇被判刑18年。

10月31日晚电影台播放的《欲望号街车》，就这样横冲直撞地让几乎所有人完成了从目瞪口呆到习以为常的转变。

这一年12月初，在海南文昌铜鼓岭的云龙度假村，终于开了一个“现象学与语言”的年会，能来的人都来了，祥龙、东明、重庆、伯凡、志林、舒炜等都是第一次见面，我也借机邀请了我个人的朋友劲松、宪文前来海南，大家终于在海边有了一个团聚、叙旧的机会。

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真能想象一种语言吗？

来源：新京报评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