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超:中国确立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战略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05 次 更新时间:2008-10-14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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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超  

[内容提要]美朝关系的发展趋势直接关系到东北亚安全格局的形成。就目前东北亚各国关系的发展态势来看,朝核问题有望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在东北亚构建新安全环境的形势下,东亚各国间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差异,彼此间的不和谐因素不易消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虽然东北亚合作的“政冷经热”现象可能还会持续,但这并不意味着东北亚一体化的进程就会停滞不前。中国应继续贯彻和执行与邻为善的周边外交方针,促进东北亚一体化的形成。

[关键词]美朝关系;东北亚安全环境;战略选择

在复杂多变的东北亚局势中,美朝关系是关键的一环。以六方会谈为舞台、以朝核问题为焦点,美朝之间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外交较量。一时间,美朝关系成为牵动着世界政治格局变幻、军事力量消长的关键点。朝鲜这个军事装备并不先进的国家之所以能够与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对抗,这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也就是说,朝鲜所处的东北亚地理位置与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大国的安全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关注美朝关系的变化趋势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确定、实现东北亚一体化构想、建立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制定中国东北工业基地中长期建设规划、维护中国东北边疆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一 美朝关系的走向是形成东北亚新安全格局的关键

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最主要特点是,围绕解决朝鲜核问题(以下称“朝核问题”)为内容的美朝关系的发展决定着东北亚安全格局的形成。也就是说,朝核问题的解决、美朝关系的改善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促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一体化的实现。中国在六方会谈机制下协助和斡旋美朝、日朝、韩朝改善关系的过程就是构建未来东北亚安全体系的过程。

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机制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旧机制,是东西方两极对抗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原有的双边军事同盟已失去其继续存在的现实依据。然而,这些军事同盟关系实际在不同程度上被保留了下来,有些还得到了强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美日军事同盟。美国所关心的不是东亚地区的共同安全,而是自己的单边利益。亚太地区对于美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政府对于该地区任何企图削弱美国利益的苗头都极为敏感。美国对外签订了7个军事合作条约,其中有5个是在亚太地区,也就是同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有军事合作。其中,美国同日本的军事合作最为重要,而韩国是美国继英国、日本之后的第三大军事合作伙伴。可以看到,一方面,美国竭尽全力甚至不惜以武力来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这是其一贯的目标;另一方面,被美国视为所谓“邪恶轴心”之一的朝鲜为了维持其政权和现存体制,也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谋求发展核武器来对付美国的威胁。但是,朝鲜的“拥核”不仅会打破东亚地区已有的战略力量平衡,还会引发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核军备竞赛。因此,美朝对立的根本点不是所谓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是利益的冲突,美朝关系中确实存在着爆发战争的某种可能性。

从2001年起,布什政府在将近8年的执政时间里,对朝鲜的政策经历了从“强硬高压”转为“积极接触”这样一个过程。美国立场出现这样的转变其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从美国的整体亚太战略来考虑,美国把朝鲜半岛的危险系数降至最低也在情理之中。美国的动机有近期(用外交弥补军事上的不足)和远期(减少在东亚地区的驻军数量)目标,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对话机制其目的是寻求东北亚局势的相对稳定。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个目的与中国及东北亚各国的近期目标是一致的。

朝核问题既关系到朝鲜半岛的安全、东北亚的安全,也关系到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不仅能够消除该地区巨大的安全隐患,也可以为解决伊朗核问题树立“榜样”。故此,不仅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朝核问题,中、日、韩、俄等相关国家更是不遗余力地积极参与解决朝核问题。换言之,解决朝核问题成了创建东北亚和平稳定局面、推动构建东北亚一体化的前提条件。

二 美国对朝政策变化的真实原因

美国对朝鲜政策的性质强硬也好,缓和也罢,其本质是维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及其利益。美国对朝政策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美国国内政治氛围的变化影响美国对朝鲜的外交政策。美国在伊拉克政策的失败导致共和党在2006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惨遭败北。新保守派单边主义外交路线的失败增强了现实派的力量。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国务卿赖斯和东亚及美洲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开始掌握主导权。在中期选举中获胜的民主党人认为,布什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已失败,布什政府必须调整对朝政策,对朝鲜采取一种新的、有效的政策,其中包括在外交上向朝鲜做出积极姿态,与朝鲜直接对话。第二,美国在坚持朝鲜弃核立场的同时也认识到,随着朝鲜核试验的进行,美国对朝鲜政策的选择范围已大为缩小,再对朝鲜强硬下去,会带来更多它不想看到的结果,特别是战争的后果。在难以从伊拉克、阿富汗脱身,又威胁要对伊朗发动新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美国至少在目前不具备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可能,也没有能力挑起第三场危机。第三,美国认为,新一轮朝核危机可能诱使中国向美国的强硬路线靠拢,为达到离间中朝关系的目的,美国利用软化对朝强硬路线的手段让中国蒙受重大的地缘政治损失。同时,美国也可迫使韩国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破坏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和解进程。因此,针对朝鲜核试验,美国竟然并没有表示强烈的愤怒,这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在朝鲜核试后,美国驻韩国大使亚历山大·弗什博一再敦促韩国和中国对各自与朝鲜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估,但令美国失望的是,中韩两国对朝鲜的政策始终没有出现布什政府所期待的转变。

美国反对朝鲜进行核试验的态度虽然很坚决,但直至朝鲜核试验进行前夕,美国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制止措施。总之,美国采取的行动只是为了阻止朝鲜核问题失控而采取的一种管理措施。即使是协商战略发生变化,由以前的以“大棒”为主,变成以“胡萝卜”为主,美国不再使用“邪恶轴心”的字眼,但是美国政府对朝鲜政府的不信任心理依然如故。可以看出的是,美国现在的政策目标更加清晰了,即由以前希望朝鲜“政权更迭”变为希望朝鲜无核化和朝鲜改变其在国际、国内的行为。从美国此次态度的戏剧性变化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美国显然是力不从心,在能力和意图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因此才有政策和行为的前后不一致。

三 朝鲜对美战略的不断调整

实际上,朝鲜也认识到,如果核问题谈判久拖不决,这对朝鲜也将是不利的事情。朝鲜的核试验虽然距离制造用于实战的核武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朝鲜认为自己“有核国家”的身份已经确定了,同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也自然而然地提高了。以掌握了核武器为谈判筹码,以随时愿意放弃核武器为诱饵,迫使美国调整对朝鲜的强硬政策,这应该是朝鲜在核问题上重要的外交政策。

朝鲜力图在核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周旋时始终把握主动权。事实上,朝鲜也确实在大部分问题上把握了主动。朝鲜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朝美智力较量——核、导弹、人造卫星》一书实际上代表了朝鲜政府的基本立场。该书历数了从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人造卫星”(美、日称为弹道洲际导弹)以来对美、日产生的威慑作用,1993年6~7月的第一轮美朝会谈以及1994年10~11月在签订美朝框架协议时朝鲜迫使美国做出的种种“让步”等细节。这也就是说,朝鲜坚信只有在实力(战略导弹、核武器)背景下才能实现朝美和解。在对美策略上,朝鲜也表现某些灵活性。例如,过去朝鲜提出的朝美和解的前提是“美军全部撤出韩国”这样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后来朝鲜做出调整,提出的意见是:(1)驻韩国美军不应成为敌视朝鲜的武装力量(原文是“无力化”,即武装力量的非敌对化);(2)使驻韩国的美军和朝鲜人民军变成具有维持朝鲜半岛安保的和平军性质的存在(中立化);(3)分批撤走美军(暂定性)。[1]不可否认,朝鲜的政体使朝鲜外交的“灵活性”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

由于美国、韩国和中国的坚决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实际上很难维持。获得核武器需要国力的支持。核武器的完善需要进行多次的试验,朝鲜能否承受得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压力还是未知数。朝鲜的最大目标是确保国家的安全,而对于这个目标来说,经济或许才是根本。

朝鲜也一直认为,确保国家安全的最有效手段就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朝鲜政府也明确指出,朝鲜不想把美国当成死敌,希望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第二次朝核危机以来,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和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与此同时,由于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的态度也有可能随时发生逆转。因此,笔者认为,朝鲜应抓住机会争取实现对美国的外交目标。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必然会促使朝日关系正常化,美国对朝鲜实施的长达50多年的政治与经济遏制政策也将有可能结束。朝鲜原则上同意弃核并不影响它与美国在博弈过程中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当然,如果朝鲜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权衡利弊,朝鲜也有理由不履行承诺。

当前,在朝鲜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先军政治”(军事第一的政策)。“先军政治”的宗旨其实就是利用军队来维持全社会的军事化秩序。在第二次朝核危机期间,“先军政治”成了朝鲜反美主义的象征,在与美国的争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朝鲜核问题得到解决,其“先军政治”的意义可能会有所下降。“强盛大国”的提法有可能成为比“先军政治”更有效的理念。如果朝鲜核问题得到解决,朝鲜国内的“先军政治”思想回到建设“强盛大国”思想的可能性极高,从而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在美朝关系有所改善的情况下,2008年朝鲜《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和《青年先锋》三家大报社提出了“人民生活第一主义”,[2]就是要通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鉴于这些原因,朝鲜有可能认为放弃核武器将对朝鲜维护国家安全更加有利,因为与美日建立正常关系和建立朝鲜半岛的和平机制会有效地促进朝鲜恢复经济。但正像朝鲜一直所强调的那样,朝鲜弃核的关键在于美国必须结束对朝鲜的“敌视政策”。也就是说,朝鲜最终能否放弃核武,实际上还是取决于美国。

朝鲜希望其弃核进程是逐步的,朝鲜的全面弃核与否必须与美国是否全面放弃与朝鲜的敌对政策相挂钩,即“行动对行动”原则。尽管目前出现美朝关系缓和的势头,但美国立场的转变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其根本原因是:其一,朝鲜已经取得了“核武”,在美国乃至世界都引起了震动;其二,布什政府面临执政后期的外交成就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在伊拉克、伊朗、阿富汗、朝鲜的形势仍然一团糟,那么布什的外交成绩将是灰溜溜的记录,但如果能压制朝鲜做出某些让步,使美朝关系有所改善,这将是布什外交成绩的一个亮点。布什政府的内外困境迫使其松动了对朝鲜的态度,但这并非是主动的战略调整。美国当下对朝鲜有所让步,付出的都不是实质性代价,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朝鲜还必须留一手来防范美国。朝鲜目前仅仅答应关闭宁边的核设施,而不愿谈它已经获得了多少核材料。

自2006年因试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而带来的一系列“外交危机”以后,朝鲜外务省承受了空前的压力,但通过北京六方会谈的努力,朝鲜基本摆脱了外交困境。但是在短期内,朝美、朝日、朝韩关系还不会有实质性改善。

2007年4月,朝鲜主动提高军事透明度,首次对外发布朝鲜防务报告;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国务院抛出橄榄枝,将朝鲜称为“不配合美国进行反恐努力的国家”,而不再是“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也就是说,在美国眼里,朝鲜的“邪恶”指数明显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重新恢复了对朝鲜半岛的关切。俄罗斯官员表示,如果朝鲜能够遵守六方会谈达成的各项协议,俄罗斯会启动免除朝鲜拖欠的88亿美元债务的程序。不过,俄罗斯在2007年5月末突然又提出要执行联合国的1718号决议,实施对朝鲜的武器、奢侈消费品的禁运。俄罗斯的这一举动的真实目的一方面表明俄罗斯在力争恢复大国的影响地位,希望在朝鲜核问题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另一方面也表明,由于俄罗斯在欧洲问题方面正同美国发生激烈对抗,作为平衡,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表现出了同美国合作的态势。这一动向对美朝双方都将产生微妙影响。事实上,朝鲜抓住了布什政府急于在2008年底卸任前在对朝外交方面有所突破的愿望,对美政策进行了不断调整,既大摇橄榄枝,又以武力示威(如向东海试射导弹),以争取美国更多让步。

朝核问题的实质是朝鲜试图通过“拥核”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与外交承认,如果实现了这个目标,朝鲜可能会像1994 年10 月签订《朝美框架协议》那样,以协议形式放弃核武器的研制。

四 六方会谈机制对改善美朝关系的促进作用

2007年9月27日至10月3日,朝核问题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在北京举行,达成了《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此前,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美助理国务卿希尔表示,美国已经把2008年定为全面执行旨在结束朝鲜核武器计划的协议的目标年,其中包括签署最终的朝鲜半岛和平协议。

美国在对朝鲜的接触中表现了少有的积极与迫切的姿态,很可能是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由于新一轮美国总统大选将在2008年11月举行,布什希望在卸任前与朝鲜适当改善关系,从而获得美国民众对共和党选举的支持。其二,布什总统在2008年年初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即使伊拉克政策受到多数人民反对,他仍然坚持增兵,要把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但现实是,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不能自拔、伊朗局势紧张恶化、布什外交政策到处碰壁、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失去多数地位、庞大军费使预算赤字累累等,上述种种因素使布什政府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事实上,布什上台后对朝鲜奉行的高压政策完全失效,拒绝与朝鲜谈判以及先发制人的政策都适得其反。美国如果要想在美朝关系上取得突破,除了和平谈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途径可循,但调整对朝政策如获成功,则可以转移民众视线,缓解美国民众要求立即从伊拉克撤军对政府的巨大压力。其三,布什政府上台执政的近8年以来,他先是推翻了克林顿政府较为缓和的对朝政策,批评了韩国卢武铉政府推行的对朝鲜的包容政策,而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对朝鲜的施压措施,其结果引来了朝鲜的巨大反弹(如朝鲜进行的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导致了东北亚局势的不断恶化。美国布什政府的对朝政策不仅引起了韩国的不满,也受到六方会谈相关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普遍批评。东北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与美国全球战略的设想相违背,美国适时调整对朝政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朝鲜认识到,继续采取对抗美国政策将不符合朝鲜的利益要求,所以朝鲜的对美政策也表现了一定的灵活姿态。那么朝美是否已经进入了实现建交的实质阶段?理想与现实究竟还有多远的距离?这是国际舆论共同关心的话题。以签署和平协议代替停战协议乃至建立外交关系的“化敌”行为显得相对容易一些,但全面合作并实现“为友”目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也就是说,朝美间即使建交也仅仅是各取所需地做了表面文章。

现在有些国际舆论认为,美朝的私下接触弱化了六方会谈机制的重要地位,中、俄、韩、日等其他四国都被边缘化了,特别是中国肯定会对美朝建交表现出疑虑和不满。这种猜测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一贯提倡美朝接触并为双方接触创造便利条件,积极创造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机制。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对中国实现稳定的周边环境有利,可以为中国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创造良好条件。

第二,美国和韩国的某些舆论认为,美朝之间如果要实现建交,朝鲜为了得到美、日、韩的经济援助,在国际关系上可能会“倒”向美国一边,从而对中国的边境安全构成“威胁”。这样类似天方夜谭的想象过于一厢情愿,因为美朝间要实现关系正常化,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与努力,同时也离不开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等国的支持。由于政治和经济关系、历史传统等因素形成的东北亚现有的国际格局不会轻易改变。

第三,美朝建交以及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实现全面的交流与合作的过程是渐进式的过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另外,朝鲜目前在对美谈判中会留有一定余地,它会考虑能否在布什之后的美国政府中争取到美国更多的让步等问题。总之,美朝之间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外交关系从而构建和平、稳定、繁荣的东北亚地区环境,既需要美朝双方拿出诚意和耐心,也需要在六方会谈的机制下,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

五 确立东北亚安全环境,力争我国东北边疆稳定

“树欲静而风不止”,世人企盼的东亚和平、安全、稳定新环境的道路仍是一波三折,美朝关系能否真正改善,东亚能否出现和平稳定新局面?笔者认为,美朝关系前进或倒退的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美朝关系的倒退必然导致美、日、韩以及多数西方国家(甚至俄罗斯也可能参加)对朝鲜经济制裁并出现东亚局势的紧张,这必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国际压力和经济负担;反之,朝美关系的缓和会对东亚的和平稳定进程带来积极影响。可以这样理解,美朝关系的良性发展有利于促成东北亚和平局势,反之则破坏东北亚和平局势。

有学者担心美朝关系的接近会使朝鲜倒向西方,从而对中国东北边疆的安全带来“隐患”,从目前情势分析,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其原因在于:其一,朝鲜方面认为,对朝鲜政治安全构成威胁的一直是美国;其二,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朝鲜在大国间选择平衡路线的外交理念;其三,美国采取对朝鲜的接触政策是其目前国内和国外形势的需要,而不是长期的战略选择。

毋庸讳言,在未来的东北亚地区格局中,大国仍然起主导作用,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全球性大国占有重要位置,中、日、韩等地区性大国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作为地区内的国际行为主体,日、韩两国由于还不能成为真正协调一致的国家集团,它们在国际事务、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摆脱被动和从属的状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东北亚各国力量的分散与相互制衡仍会继续保持,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也会更明显。近年来,有学者分析指出,冷战结束之际,美国实际上是反对建立东亚安全新秩序的。日本则希望通过开展多边安全对话来扩大其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并能对构筑东亚安全新秩序施加重要影响,发挥“正常国家”和政治大国作用。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外交安全目标有两个:一是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二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构筑安全新秩序。因此我们会发现,当日本重视多边安全高于日美同盟时,美国就会谋求相应手段约束日本。今后,随着东亚安全对话的发展,日美同盟的作用可能会逐渐下降。笔者认为,在未来的东亚安全对话中,日本将会更多地带动美国与东亚对话,减少对美国单边主义行为的委曲求全。

由于东亚各国在历史与现实等问题上不易消除彼此间的不和谐因素,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东北亚合作的“政冷经热”现象可能还会持续,但这并不意味着东北亚一体化的进程就会停滞不前。在世界各地建立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域一体化已成为潮流的今天,东亚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全面合作已经成为该区域内各国的共识。以中日关系为例,过去几年,由于日本方面在历史问题上屡屡做出损害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举动和表态,使中日两国首脑互访陷入中断,同时也给中日经济合作蒙上了阴影。不仅如此,由于目睹中国经济的不断快速增长,日本国内少数人士在过去几年中再度抛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双边经济合作的更大发展。然而,中国巨大的市场、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优势,持续吸引着大量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政治关系几乎跌入了谷底,但截至2006年底,中国引进日资项目30000个,实际投资金额579.8亿美元,其中近50%是本世纪以来的投资。近年来,每年日本对中国实际投资额占中国引进外资额的10%左右,日本是对中国投资较多的国家之一。[3]随着两国政府首脑“破冰之旅”、“融冰之旅”的互访,两国间的经贸关系也随之迅速升温。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又进行了“暖春之旅”,与日方签订了关于中日关系的第四份文件,在一些重大分歧点上取得了谅解与共识。在经济相互依存的中日两国间,“经热”是本质,“政冷”是现象,政治关系再“冷”也“冷”不到哪去,而且当政治关系一旦转暖,经济关系就会迅速回升。中韩关系也同样如此。韩国的李明博政府上台之初,在强调加强韩美同盟、韩日同盟的同时也竭力与中国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惠关系,表现了其积极参与构建东北亚一体化的姿态。

2003年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签署《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之后,东北亚合作的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11月29日第八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 +3”)上指出:“三国应加大投入,巩固基础,扩展领域,充实内容,务实推进,推动三方合作迈上新台阶。为此三方有必要达成几点基本共识:(1)树立地区责任观念。三国之间的合作不仅要促进东北亚的稳定与发展,还要与东盟的发展相互配合,逐步实现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2)坚持合作共赢之路。要着眼于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互谅互让、更新观点、开拓创新、最大限度地增进共识,推进合作,实现共同发展;(3)发挥优势,循序渐进。要确定三方合作的重点领域和优先顺序,从条件较好、相对容易的领域做起,逐步拓展到其他领域”。[4]

推进东北亚地区一体化,必须建立机制性的合作关系,建立自由贸易区(FTA)或全面经济合作协议(EPA),创设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为核心和先导的东北亚合作模式,以次区域合作先行的模式来带动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专家为此提议:(1)建立三国稳定的政治互信关系;(2)建立固定的磋商机制;(3)建立完成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时间表。[5]“东亚是亚洲发展最快的地区,其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大致占亚洲的90%左右”。[6]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少有的多种矛盾集中、大国利益交汇的热点地区。在该区域内,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等国在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加之与历史问题、民族矛盾、领土纠纷等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虽然各国有加强合作的愿望,但克服上述矛盾并非易事。六方会谈机制以和平对话,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冲突与矛盾,为东北亚各国和平共处提供了典范,打下了基础。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发挥组织、参与、斡旋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

未来的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或东北亚共同体的形成可能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或者东盟的合作方式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肯定会出现一个更新的合作模式。如果美朝关系有所改善,或者虽未改善但不向恶性方向发展而维持东北亚的现状,那么,中国积极参与构筑东北亚新安全格局的进程就会顺利开展。由于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有着巨大影响力,笔者认为,我们应在复杂多变的东北亚局势中把握时机,抓住机遇,让东亚局势朝着对我有利、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中国审时度势地积极推进东亚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进程是完全有可能的。

笔者认为,确立东亚安全环境,力争中国东北边疆的稳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继续确立中国在解决朝核危机,特别是在当前六方会谈中的主导地位。如前所述,美朝在秘密或公开的接触中,双方都不愿意,也不大可能疏离中国;同样,日本、韩国都有与中国合作来维护东亚区域稳定环境的愿望;中俄两国在东亚问题上形成了全面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些都是促成中国在解决朝核危机问题上起主导作用的有利条件。以六方会谈为舞台,以解决朝核危机为契机,促成东北亚各国在经济贸易、国际关系、区域安全的协调等方面的合作机制,最终达到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目的。

第二,在当前外交战略的选择中,中国应该立足亚洲、沟通美欧、拉近周边,从而维护东亚稳定。近期的较佳选择是维持东亚格局的现状,可行的措施分别如下:

其一,与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由于北约东扩的势头刺激了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的对抗,这就使得冷战后略有平静的欧洲可能重新成为大国较量的主要场所。俄罗斯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依托,稳定作为其后方的东北亚、开发远东经济的战略选择与我国振兴东北的目标有利益的重合之处,中俄两国有较大的合作空间。

其二,加强中韩关系。自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在很多重大国际事务中都保持着协调一致,在经济贸易合作领域发展迅速。即使在产生贸易摩擦及历史认识上出现重大分歧时,两国政府都能积极协商,及时化解矛盾,这并非偶然,而是基于携手东亚、合作共荣这一共同的认识。李明博新政府执政后,强化了与美、日的同盟关系,但各国国际观察家普遍认为,韩国外交方针并没有实质性转变。

其三,密切中日关系。日本在依附美欧、争夺东亚主导权的外交战略受挫后(如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受阻),开始了面向现实的选择,这就是携手中国和韩国,立足东亚,共领亚洲繁荣。2006年8月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10+ 3”峰会)第九次峰会期间,日本提出了“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协定(CEPEA)”构想,体现了其回归亚洲的战略意图。中日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将成为许多日本政治家的共识。中国可因循日本这一变化趋势,增进中日合作关系,并在日朝改善关系的进程中予以斡旋。

其四,维持中朝关系现状。美朝接近后,美国希望朝鲜会在经济援助的诱惑和政治挤压的双重作用下,走“利比亚道路”,从而迅速“倒向美国”。这种一厢情愿的目标连美国的很多研究人员都不大相信会有这种“奇迹”出现。在消除了朝鲜的核威胁后,继续维持东亚现存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均衡,保持稳定的局面,这是中、美以及东亚各国都可以接受的现实。对朝鲜实行平等合作、适度支援、互利共赢的外交政策,在可预见的一个时期里,这对中国确保周边安全环境是有利的。

第三,东北亚稳定有利于中国实施东北工业基地振兴规划中的国际合作。一方面,中国东北三省的工业基地振兴规划是促进实现东北亚一体化多边合作机制的重要一环,和平环境有利于东北地区的国际合作与经济建设;另一方面,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又会促进区域间的和平与合作。以东北地区为中心的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国际合作趋势正在形成。据笔者了解,俄罗斯已经准备将其远东经济发展规划与中国东北振兴规划挂钩,表现了积极合作的态势。由于中国东北工业基地与日本工业的渊源关系、加之日本重化工业向海外转移的必然趋势、日本政界兴起了“回归亚洲”的呼声。日本在参与中国东北振兴规划,进而促进东亚一体化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是完全可能的。此外,韩国已经将中国列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国并且在很多重大国际事务中与中国保持一致,随着中国辽宁省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韩国重化工业、电子工业可能会大举进入中国东北投资设厂。

贯穿朝鲜半岛的京义线铁路(首尔- 新义州)未来如果能开通,将与中国即将建设的东部铁路(亦称“东边道铁路”,即沿着中国东北边境走向,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连通的铁路)相连,那么,东北地区将成为欧亚物流的枢纽,资源丰富的朝鲜也将会把自己的发展同中国东北经济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共同发展。

总结以上论述,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正逐步走向成熟化。在六方会谈机制下,随着朝核问题的解决和美朝关系的缓和,建立东北亚多边贸易自由区,进而实现一体化、构建东北亚新安全格局的时机也会渐趋成熟。鉴于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政冷经热”的表象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各国合作的愿望逐渐出现一致,中国应该继续坚持以经济、文化合作促进国际关系的和谐。笔者也相信,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肯定会给该地区各国间带来国际政治的和谐关系以及各国国内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注释:

[1]全哲男:《朝美智力较量:核·导弹·人造卫星》,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2000版,第247页。

[2]朝鲜《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青年先锋》三报联合社论:《要使迎接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今年成为彪炳祖国青史的历史转变之年》,载[朝鲜]《劳动新闻》,2008年1月1日,第一版。

[3]《东北亚合作升温经济一体化或成可能》,载《上海证券报》,2007 年4 月14 日,http://www.cnwnews.com/Html/info_qygz/2007-4/14/2036571660_2.html。

[4]袁炳忠、李诗佳:《温家宝出席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新华社万象2004年11月29日电,http://news.sina.com.cn/w/2004-11-30/09064387670s.shtml。

[5]刘重力、盛玮:《中日韩FTA战略比较研究》,载《东北亚论坛》,2008年第1期,第54页。

[6]张蕴岭主编:《世界市场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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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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