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力刚:千风万雨都过尽,依旧东南第一山[1]——纪念敬爱的导师秦元勋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51 次 更新时间:2008-10-12 14: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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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力刚  

  

  惊悉秦元勋教授(大家都尊称其为秦公)在中秋节前仙逝。过去的这些天,与秦公相处的那些日子不断地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映过,历历在目。导师的音容,仿佛就在眼前;导师的教诲,似乎就在昨天。我不断地翻着秦公这二十年寄给我的信及他的文章。字里行间,恩师的敏锐思维,异世才华,跃然纸上;长短句中,先生的坎坷人生,悲情世界,尽在其中。

  

  一

  

  1982年春,我开始为自己的大学毕业论文作准备。恩师王志成教授要我读一篇秦公有关周期系数Riccati方程的周期解的文章,并看看是否能在此方面做些工作。这个问题是陈省身教授在中国科学院讲演关于空间曲线的封闭性问题时提出的:周期系数Riccati方程 dy/dx=A(x)y2+B(x)y+C(x) 在什么条件下有周期解?这个问题当场就吸引了秦公的注意力,他敏锐地意识到Riccati方程的代数特性,在报告完后,告诉陈省身教授当B2(x)-4A(x)C(x)≥0 时,应该存在着周期解。陈教授吃惊地看着秦公问这是不是一个已知的结果。秦公回答说他不知道,但结果应该是对的。后来秦公将这个结果发表在《科学通报》[2]上并将其写入他的专著《运动稳定性理论与应用》一书[3]。

  顺着秦公的思路,在王志成教授的指导下,我得到了一个新的条件,并举出了在秦公的条件下无法判断而用我的方法可以判定周期解存在的例子。王志成教授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在82年夏天的全国微分方程会议上,特地向秦公通报了我的结果。秦公十分高兴,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上,专门讲到了我和其他几位年青人的工作,还将我们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对青年的关注和提携,不尽言中;对青年的希望和爱护,全在意下。

  

  二

  

  1982年秋,我来到北京清华大学,成为秦元勋教授和蒲富全教授的研究生。当时清华大学为了加强其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数学教育和研究,聘请了秦元勋,陈希孺,万哲先,曾肯成等著名学者为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秦公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为华老,华罗庚先生),并亲自主持每周一次的常微分方程讨论班。我第一次见到秦公就是在讨论班上。近六十的秦公满头黑发,戴着一幅深度近视的眼镜,微笑地走进来,对大家点一下头,在第一排坐下来,讨论班就开始了。讨论班在以后我参加的这几年里都是这样开始的。

  这次讨论班完了后,秦公特地在他的办公室和我们新研究生见面。当我告诉秦公我的名字时,秦公特地走上前来和我握手,说你Riccati方程的工作做得很好。接下来,他对我们所有的人讲了一句我终身都不会忘记的话:“我不要求你们入党,但要求你们爱国!”

  这句话的含义直到至今我还在思索着。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日子里,当时在

  贵州山沟里随苏步青教授学习的秦公,以其横溢的才华,优异的成绩,憨厚的性格,健壮的体质,赢得了他的同学们和师长们的喜爱和赞赏。时浙江大学校长,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就在其日记[4]中不止一次写下对这位青年才俊的印象。大学毕业,年青的他乘长风,携重望,来到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在竺可桢校长的推荐下,进入哈佛大学,入著名的数学大师Saunders Maclane 门下攻读博士,并给当时的一代新秀,日后著作等身的Garrett Birkhoff 教授(其父George David Birkhoff为第一位成为数学大师的美国人, 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作助教。凭着那“天生我才必有用[5]”的豪气,“一剑曾当百万师[6]”的才华,和“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7]”的追求,以及如鲁迅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拿来读书的努力,秦公于1947年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时方二十四岁,是当时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人戏称其为“娃娃博士”。Maclane 和 Birkhoff 教授赏其才华,给了他优厚的继续研究的位置,但秦公却谢绝了业师的这份厚意而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故国。

  这也许就是秦公所说的“爱国”的真实的含义?八十年代,当我自己在海外读博士时,系楼走廊的墙壁上挂满了大师们的肖像,有牛顿,贝努利,欧拉,高斯,伽罗华,希尔伯特,明可夫斯基,。。。,还有当代的George David Birkhoff 和Saunders Maclane 。Birkhoff 和Maclane两君像中间稍下的地方正好是离我办公室不远的喝水的龙头。我每次去喝水时,都要面对“师爷”以及“师爷”的父亲。睹像生情,我常常不由得感叹万分。这感叹有为自己的,但更多的是为秦公。

  孔夫子子弟三千,贤人不过七十。我自己天赋有限,努力更是不够,愧对前辈先师,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另一方面,于秦公,如果当年他不回中国,而继续和他的导师工作;如果他不经过反右(其直接结果是把秦公最初的两位研究生,蒲富全教授打成右派;董金柱教授成为不受重用的另类人物。而其时二人在秦公的指导下,做出了至今还一再被人常常引用的关于希尔伯特第十六问题的重要结果和方法),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风暴,能够有一间平静的书房可放下一张不受风吹雨打的书桌,像其哈佛的同学那样;秦公的肖像是否也能挂在这里的墙上,供后来的学生景仰呢?

  历史不能假设更不能重写。以他的才华,如果当年他继续随他的导师工作的话,不敢说他以后肯定能够作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进而可以和他的师长们以及历史上的大师并肩;但至少可以做到在历史的画面上锦上添花,而且自己也可以有一份安定和舒适的生活。但他恰恰选择回来,回到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那片历史和现实不由得让人不“长叹息兮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8]”的土地。这一在当时看似个人的,平凡的一举,在今日看来却有雪中送炭的深情和意义。

  不说他出版的至今还让人捧读的十几本专著;不数他发表的今日仍被人引用的文章;不计他解决的一个又一个问题;不谈他作出的一件又一件的贡献;仅看看秦公为中国培养了多少人材,开辟了多少领域,就有这“雪中送炭”的意思还不够的感叹!

  从蒲富全,董金柱,刘永清,蔡燧林,王联,王慕秋,到后来的管克英,张锁春;从常微分方程稳定性,定性理论,到原子弹,氢弹爆炸理论;从计算物理到人工智能;秦公真正做了既开风气也为师的工作。他不是一位孤立的思考者(西谚所云lonely wolf者),他创立了和建立了一个学派。所有的这些结果,都留在中国。在九十年代,他在研究时间,空间,和质量时,得到一个在洛伦兹变换下新的不变量,他知道这个工作的意义,尽管他当时已在海外居住多年,却仍将这结果发表在中国的《科学通报》上。[9]

  仿佛历史常要和人开些玩笑,使得后人不会抱怨没有素材而写不出悲剧一样,以秦公对国家的贡献,在学界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增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时,秦公应是当之无愧的。而事实上他也几乎成为新的学部委员,只差中央批准了。当时科学救国风刮得正浓,而时代也强烈地呼唤青年的代表。在这种背景下,高层人士发话,是不是这次让某年青同志上,其他人可以以后再考虑?政治的需要当然决定了一切,秦公只好再等待。多年以后再增选时(记忆中应是1991年以后的事),秦公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 Gainesville, Florida)任访问教授,有新的规定人不在国内不予考虑,于是秦公再次无缘。真的是“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10]!”

  呜呼!时司马迁为一代名将李广的绝世才华和坎坷人生深为感动,笔端饱含感情写下了名篇《飞将军李广传》[11]。知道秦公工作的同仁,师长,学生,和朋友,都莫不为其而深感不平和惋惜,“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12]”。屈原在其呕心沥血的《离骚》中感叹道“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13]”,老舍先生在其名作《茶馆》中愤怒地喊出“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14]”

  

  三

  

  自从跟随秦公读研究生来,自己和秦公的交往日渐增多,对其的了解和尊敬也与日俱深。讨论班大部份时候是秦公请外面的人来做报告,偶尔我们自己也讲自己的工作。有些报告,让人莫名其妙;有些让人惊讶不已;有些让人赞叹不绝;也有些让人不甚其烦。每次报告完后,秦公总是从报告的问题,背景,方法,和结果给大家作一番总结。这不多于半个小时的总结,每每让人有雨后清新般的感觉,不知有多少次,讨论班完后,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近两个小时的讨论班,于我们获益最多的是秦公的总结。

  由于秦公的兴趣很广,讨论班上报告的范围也很广。这也给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对于学生和后辈的工作,秦公总是给予极大的鼓励。我刚参加讨论班不久,秦公就让我作了有关Riccati方程的报告。还记得有一次秦公请董金柱教授来讲他在天体力学中的工作,报告完后,董先生(只比秦公小几岁)一个劲地说,秦公实在太客气了,太客气。秦公还特地提到董先生的一个著名结果:月亮过去不是太阳的行星,将来也不可能被太阳俘获。

  秦公特别鼓励大家提问题。有一次,著名的微分方程大师吉泽太郎(Taro Yoshizawa)教授给大家作报告,报告途中我觉得吉泽先生的一个结果在没有一定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成立的,完全没有意识到另一个条件是和这个条件等同的。于是自己鲁莽地举起手来打断了大师的演讲。大师明白了我的问题后,马上指出等同的条件。当时我十分后悔,自己没有看清楚就问问题,冲撞了大师。可秦公根本就没有任何不满,反而觉得我有勇气面对大师是非常好的。

  在我经过的近四年的讨论班中,秦公几乎从没有讲过自己的工作,更没有讲过他为国家作出过的巨大贡献以及他的坎坷人生。许多有关秦公的身世和工作,我是从他的同事,过去的学生那里,以及后来在海外和秦公多次的通信和通话中知道的。这种从“闲坐说玄宗[15]”得到的,更多的是故事后面那种难以言述的高贵的人格和精神。

  在秦公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张给其和他的同事(记得上面有周光召,彭恒武等人)的奖状, “自然科学一等奖/原子弹,氢弹爆炸理论”。这显然是秦公引以为自豪的一项成就而且其他获奖者也都是其挚友。但他从没有提过他在这方面的工作,而且除了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大家都不知道他在这领域工作过,更不用说知道他的巨大贡献。我自己当时就不知。记得在京四年,秦公只对我提起过两次。一次是讨论班完后我希望能和秦公作进一步的探讨,秦公说今天实在不巧,因为晚上还要去赴一个宴会,而且还得作一首诗。写诗一事触动了我的好奇心,问什么事情要如此风雅?他笑了起来说,大家都是附庸风雅,实在全登不了大雅之堂。只是今天是原子弹爆炸二十周年纪念日(1984年10月16日),张爱萍将军请大家一起庆祝一下,将军本色是诗人,也请大家都写几句,于是才有今天的风雅之举。从秦公那里出来,骑车在中关村大街上,秋风微微地吹动我的头发,我却感到非常激动。是啊,就在二十年前的今天,我的导师和他的同事在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的支持下,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这一声巨响,不由得让整个世界从此对东方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国家刮目相看!

  大家都知道著名的数学大师John von Neumann[16] 和 Stanislaw Ulam[17] 在原子弹和氢弹研制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秦公在中国两弹的事业中,扮演的正是这一类的角色。其同事常把秦公和von Neumann 相比。

  还有一次是在有人报告有关计算物理的工作后,秦公提到他做的关于原子弹威力计算的一件事。如果原子弹释放的能量不够大,恐怕美苏测不到(特别是美国);但如果过大,则有许多技术的限制,会给整个工程带来很多困难。秦公说他负责此项目,完了还要签字,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签字。爆炸之日,一声巨响之后,秦公和他的同事们都欢呼起来,―― 只是秦公还不能尽兴,他还要等那个飞行员回来;他还要等待美苏关于中国进行了核试验的报导。

  

  四

  

  1982年,我到清华后,先去看望了蒲先生。当我问及以后可能开展的课题时,蒲先生说因为你做过一点工作,秦公会对你有些安排。秦公给我的研究课题是有限变系数运动系统的稳定性问题。这个问题有着非常现实的工程背景,秦公最先是从当时在北航工作的苏联专家中知道的。他们有一套工程的东西,而且大部分时候仿佛也很管用,秦公于是把这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希望能够给出一个完美的理论结果,支持这一套方法。

  由于国家的需要,秦公并没有能够马上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而去参加了原子弹的研发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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