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清末新政和儒家体制的崩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73 次 更新时间:2008-10-07 10: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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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从清末新政的改革措施入手,具体考察这些变化对于儒家体制的冲击,这种冲击是逐步由外围而核心的。如教育制度的变化使得儒家经由科举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化的传播途径的丧失。而法律政治制度的变革则使儒家失去了作为合法性依据的地位,这样,在新政的措施面前,无论是儒家自身存在的制度性保障还是国家的儒家化体制均遭受根本性的打击。这样旨在稳定统治秩序的晚清改革走向了其动机的反面。

  

  在甲午战争之后严酷的民族危机面前,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必须在坚持自己的文化价值理想还是保存这个国家之间做出选择。张之洞在那篇至今仍被广泛讨论的《劝学篇》中,就明确提出了保种和保教保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报国。”但在张之洞那里,国家、清王朝和儒家的文化价值之间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他说:“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1]在儒家成为政权合法性依据还未受到怀疑的张之洞那里,报国和报教之间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庚子事变后,在丧权辱国的耻辱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维模式的影响之下,民族的生存即保种问题已成为中国人关注的首要问题。对于清政府的失望导致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在《清议报》等报刊的宣传之下,近代国家的概念开始被一些人所接受和推广,认识到国民并非皇帝的奴仆,而是国家之主人。国土也非皇帝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产”。而梁启超则进一步提出,国家和朝廷不能混为一谈。[2]这样一来,便在理论上将忠君和忠于国家有效地区分开来。而这种思路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激进主义者所持的民族主义立场,即以朝廷的非汉族身份来作为颠覆其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在邹容的《革命军》之后,排满在青年学生中迅速传播开来。以康有为的话来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3]对于建立在汉族中心基础上民族主义本身的合理性引发了康有为和章太炎之间的激烈争论。[4]这种民族主义的观念进一步成为革命的重要理由,种族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最大的凝聚点。“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国民革命更进一步有了统一的中心组织,并于是年11月26日,发刊《民报》,作为同盟会的喉舌。中山先生在发刊词中正式揭载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5]这是三民主义见诸文字的开始。而且前此又有香港《中国日报》及上海《苏报》作革命排满的宣传,使革命的意识深入人心,海内外对革命党的看法,翻然改观。革命的风潮,真是一日千里。至此外国政府也对对中国革命‘刮目相看’”[6]

  在保种观念的影响下,保教也要以保种为前提。“教”(儒家)所体现的文化价值是否应该坚持,其衡量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符合保种的最终目的,否则一切都是可以而且是应该改变的。我们可以从当时的舆论界最富魅力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梁启超对于“革”字的解释来理清当时的思想逻辑。“新民子曰,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者存,不适于外境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淘汰复有两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天然淘汰者,以始终不适之故,为外风潮所旋击,自澌自斃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适焉者,从而易之,使底于适,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义也。外境界无时而不变,故人事淘汰无时而可停。其能早窥破于此风潮者,今日淘汰一部分焉,明日淘汰一部分焉,其进步能随时与外境界相应,如是则不必改变,但改革可矣。而不然者,蛰处于一小天地之中不与大局相关系,时势既奔轶绝尘,而我犹瞠乎其后,于是而甘自澌灭则亦已耳。若不甘者,则诚不可不急起直追,务使一化今日之地位,而求可以与他人之适于天演者并立。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瘤,非从根底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为今日救中国之独一无二之法门,不欲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7]

  尽管梁启超本人一直主张用“变革”而非“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但无论如何,“变”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口号。中国的传统的制度体系在这种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中,在抗拒和抵制中,发生着种种的解体,最终是与中国传统的脱节。艾森斯塔德说:“现代化需要社会所有的主要领域产生持续变迁这一事实,意味着它必然因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各种群体间的分裂和冲突,以及抗拒、抵制变迁的运动,而包含诸种解体和脱节的过程。”[8]

  

  1,新政:儒家根本制度的退场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京城出逃,开始了所谓的“西狩”。路上的仓皇和艰辛冲决了清王朝统治者最后的心理屏障。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他们所要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是能不能或如何能将他们的统治维持下去。而朝廷重臣和社会舆论也纷纷强烈呼吁“变法”。所以在1900年7月和8月连续发布诏书,提出要进行全面改革,希望社会各界踊跃提出建议。其中1901年1月29日发布的变法谕旨正式拉开了“新政”的序幕。

  这道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的谕旨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伊古以来,代有兴革……播迁以来,皇太后宵肝焦劳,朕尤痛自剖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成此大衅。现今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理,以期渐图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前事之长,乃可作后事之师。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查中国之弊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国家者在一例字。至近之人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原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行、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私身家之积习;舍其本原而不学,学其皮毛而不精,天下安能富强?……总之,法令必更,锢习必破,欲议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祥悉奏议以闻。”[9]为了推行新政,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4月)清廷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督办政务处”来统筹安排有关新政的各项事宜。政务处由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王文韶、昆冈、鹿传霖等人组成。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以地方总督的身份参与。在此后的五年中,政务处负责制定了新政的各项具体措施,掌管各动官员呈交的有关新政的奏章,并具体办理官制、科举等各种事务。

  在改革诏书发布之后,清政府收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建议,[10]其中以张之洞最为活跃,在慈禧和光绪回到北京之前,他致电西安行营军机处,指出要救中国,只有变法一条路,而变法则只有“变西法”一条路。他说:“大抵今日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益必变西法,然后可令中国无仇视洋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且必政事改用西法,教案乃能消弭,商约乃不受亏,使命条约乃能平恕,内地洋人乃不敢逞强生事;必改用西法,中国吏治、财政积弊乃能扫除,学校乃有人才,练兵乃有实际,孔孟之道乃能久存,三皇五帝神明之胄乃能久延,且康党、国会之逆党乱民始能绝其煽惑之说,化其思乱之心……若不趁早大变西法,恐回銮后,事变离奇,或有不及料者。”[11]从后来的发展看,张之洞领衔的几位大臣连续递上的三份奏议,即通常所说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最受到朝廷的重视,因为这些奏议中的许多建议如改革教育、整顿吏治、振兴实业等都被接受了,并付诸实施。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提出经过了仔细的准备,一方面,1901年3月张之洞给各督抚发出了函电,提出了自己对变法的主张,算是征求他们的意见。另一方面,张謇、汤寿潜、沈增植、郑孝胥等绅商中的重要人物直接参与了奏议的起草,因此说他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晚清社会中最具实力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其最重要的特点是既主张全面改革,又希望循序渐进。

  在熟悉近代文献的人看来,无论是谕旨还是张之洞奏折中的内容,这里并无多少新鲜之处。因为许多内容与戊戌变法中提出的许多主张并无明显的进展。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繁地引述这道“新政动员令”,原因在于这里提出了关键性的原则与儒家制度化的解体原因至为密切。第一,这是几千年来首次以皇帝的谕旨的形式提出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这里蕴涵着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开始由以文化认同作为依据、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转变为以地域和种族为基准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其二是承认中国有许多需要向国外学习的地方。第二,认识到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向西方学习,只是“皮毛”,而西方富强的根本在制度,所以必须要学习“西政”。因此“法令必更,锢习必破”。第三,因为清末新政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如何修复和维护日益失去合法性依据的君主专制政体。这就决定了这只能是一次有限的变革,尽管新政开始涉及到了体制层面的变革,但是对于制度的核心,即与儒家观念密切相关的以君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并无改变的愿望,“盖不易者三纲五常,而可变者令甲令乙”。[12]

  不过在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面前,新政的任何措施事实上都走向了其目的的反面。“大变革的浪潮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作为异族势力的满清王朝企图竭尽全力左右这种变革,然而,反清的思潮、军队的涣散已在所难免。事实上,最后灭亡清朝的恰恰就是这些军队。政府在国外培训的留学生,国内训练的新军队,它所鼓励的从事国内经营的商人,各省组织的咨议局,所有这种种势力都或早或晚地掉转了矛头,直指清王朝。”[13]比方说我们看到皇帝的谕旨中依然认定儒家的原则是万世不易的,却又强调了具体的行为原则上却需要做出根本性的变化,明确提出“祸国家者在一例字”,正是要破这一“例”,所以在实际运作中必然是挖空了儒家赖以存在的土壤,这使得儒学在“政制理念”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将西方模式和传统体制绝对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儒家未及做出合理的调整,便已无容身之所了。

  本文当然无意对清末新政本身做过多的分析,而是试图结合具体的制度变革过程,来分析制度化的儒家是如何随着社会运行理念的变化和传统政体的解体而逐步崩塌的,以此来阐明已经制度化的儒家与传统制度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互存关系。

  

  1(1)废除科举——儒家核心制度的解体

  

  清末新政的开场戏就是以改革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改革。1901年7月26日,在张之洞和刘坤一变法三折的第一折便是:“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其中提出了四条具体措施。即(1)“设文武学堂”,具体内容是建立由小学、中学、大学构成的现代教育体系,毕业后授予相应的功名;(2)“酌改文科”,其内容是改革考试的内容,主要内容是实用性的科目,大大减少了四书五经的比重。同时也是更为关键的是逐年减少科举取士名额,扩大学生出身名额,将科举和学堂合流,以十年为期废除科举制。[14]目标是“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矣。” [15](3)“停罢武科”,改变军事人才的培养模式。(4)“奖励游学”。

  这些措施在同年就看到了效果,清廷于1901年8月28日发布诏书,提出1902年开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片”。并特别指出,凡四书五经义一律不准用八股文。1901年清廷又下诏,一是永远停开武举,二是重开经济特科,第三是要求“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6]

  尽管动机不同,起码在江浙一带,办学堂已经成了名流绅士们最热心的事,“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藪也;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17]在这股兴学之风的影响下,各种学堂纷纷建立起来。但是由于科举不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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