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惠:孙中山先生怎样对待“黄祸”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3 次 更新时间:2008-09-22 15: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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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福惠  

  

  

  孙中山先生因为曾遇到“黄祸”论的挑战和困扰,对这样一种西方舆论显然有所考虑。无论是从他对于此类问题的正面回答中,还是从他在外交、内政方针的制订上,都可以看出他对“黄祸”论的斗争策略和严正立场。晚年他对国际局势的科学分析、对中国在维护人类正义与世界和平方面作用的期许,更是对“黄祸”论的有力批驳。

  一

  “黄祸”论起源于欧洲,其发端可以追溯到当地人对亚洲鞑靼人进攻欧洲的恐惧记忆。而从“启蒙时期”开始,厌恶东方(主要是中国)“专制”、“野蛮”、“封闭”的文明优越感,逐渐在西欧形成。18世纪末,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学说的提出,客观上起到了为“黄祸”论火上加油的作用。19世纪初,英国驻马来西亚总督拉斐尔斯危言耸听地叫嚷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在“建立第二个中国”,则意味着西方在东南亚的排华实际是“黄祸”论的延伸。

  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排斥华工的舆论和行动,号称社会主义者、主张“单一税”的亨利•乔治亦从土地占有的问题出发,赞同赶走中国移民。70年代,德国人拉采尔在谈到美国西海岸和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时,使用了“黄色恐怖”的说法。而80年代之初,中国徒有其表的洋务运动居然引起了某些欧洲人的忧虑,德国人施迈茨纳提醒他的同类说:“中国正在异常热心地学会和开办欧洲人的工业、技术和交通事业。至于这个东亚大国的数不尽的人重又开始流动,使欧洲第二次为蒙古人所淹没这种危险,那就更用不着说了。”[1](p42)

  甲午战争翌年,即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率先宣传“黄祸”,并自称是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德国外交大臣比贝斯坦则对俄国外交官表示:“日本人和中国人同属黄种人……如果他们(指日本人——笔者)能对中国人建立一种保护关系,那就有可能产生一种利害的融合,这种利益对全体黄种人来说都是共同的,而与欧洲列强的利益则背道而驰。”[1](p45)自此“黄祸”之说亦把日本包括在内。

  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中和之后,几乎所有的西方报刊都把“黄祸”当作热门炒作的话题。在中国生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英国人赫德,撰文称“未来人们需要对付黄种人问题——也许是‘黄祸’问题,这是一种确凿不移的事,正如同明天太阳必定要升起一样”。当然赫德指出了西方对义和团事件应负的责任,主张列强应“克制自己,尊重对方,跟中国进行和解”,甚至提出“必须切除”“国际帝国主义的癌肿”。他说:“这一四亿人口的大国的精神决不是黩武好战的”,但如果白种人坚持采取不明智的作法,“将来的义和团将拥有一切可以用钱买到的武器,到那时人们就不能对‘黄祸’再置之不理了……五十年以后将有几百万个义和团团员在中国政府一声号令下立刻全副武装地排成密集队形,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1](p66-67)因此他主张“平等”地和中国打交道,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使中国人不再仇恨西方人。

  1904年发生了日俄战争,战争之前英、法、德、美诸国虽然倾向于偏袒日本,但俄国战败之快之惨,却难免使得西方国家惊愕不已。战败的俄国自然大叫“黄祸”,英、美的报刊书籍也再次对“黄祸”口诛笔伐。从20世纪初年起,日本移民在各地尤其是在美国受到排斥,美日矛盾加剧,美国报刊对日本的攻击一直持续到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此期间,曾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海军上将阿•玛汉、在美国思想界政治界具有较大影响的亨利•亚当斯和布鲁克斯•亚当斯兄弟、人类学家马迪逊•格兰特、外交官休•腊斯克、军火工业商人哈德逊•马克西姆、作家杰克•伦敦、布瑞特•哈尔特、玛尔斯登•曼森等等众多人物,都宣传过“黄祸”论。如杰克•伦敦在1904年表示相信,未来一定会发生种族战争,如果日本控制了中国且两者结合,就会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产生严重威胁。

  大体上从1904年日俄战争起,俄、美舆论界的“黄祸”论开始突出对日本的警惧,但整个西方世界的“黄祸”论仍然包括中国。而且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挑拨,东南亚地区也时有排华舆论和浪潮。如1910~1925年在位的暹逻国王罗摩六世,也曾用笔名在报纸上撰文攻击中国,这些文章后来集结为一本名为《东方的犹太人》的小册子。

  总之,西方的“黄祸”论虽来源甚久,但高潮是在1895~1914这20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喧嚷有所减少,以后又被“赤祸”论取代,但类似或变相的种族主义观点,在西方的思想界、舆论界中始终没有完全消除。而“冷战”结束之后,此类思想死灰复燃,1993年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问世就是一个标志,而且他在巴尔干——近东划下的东西文明断裂带,几乎可以说是对阿•玛汉的亚洲大陆北纬30~40度(即从土耳其亚洲部分经过伊朗、阿富汗、西藏、长江流域一直到朝鲜)所谓“潜伏危机地带”的模仿。

  那么,这段时间的“黄祸”论具体所指,尤其是涉及中国的有些什么内容呢?其一,中国人口众多,四出移民会占据各处的土地,“苦力”和“廉价劳力”会抢去白种工人的“饭碗”。其二,当时日本工业生产的成就已使欧美感到恐慌,如果中国也实现“工业化”,将使欧美的工业产品失去市场。其三,如果“黄种民族在政治上完全解放,他们在现代化武器的配备之下站了起来,他们由于人数数量上的优势,能够把欧洲人和美国人赶出东亚,夺得亚洲甚至世界的霸权”[1](p18)。其四,中国人“排外”、“不开放”,西方人难以和中国人共处,西方的商品、资金也难进入中国市场。还有人称中国人“不文明”,包括前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是以此为由支持排华。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衰弱”、“落后”不仅造成了内部混乱,更因此而引发了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例如日俄战争),“危害世界和平”。总之,中国强大了会造成威胁,弱小了也会带来“危害”,由此自然得出了只有对中国加以“分割”或“共管”的结论。

  说孙中山曾遇到“黄祸”论的挑战和困扰,并不是想象之词。孙中山读过亨利•乔治的书,而亨利•乔治的书中就有排斥华人移民的观点。1924年冬孙中山在《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中,称“美国便有一位学者,曾做一本书,专讨论有色人种的兴起。这本书的内容是说日本打败俄国,就是黄人打败白人,将来这种潮流扩张之后,有色人种都可以联络起来和白人为难,这便是白人的祸害,白人应该是思患预防。他后来更做了一本书,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业的运动,都是反叛文化的运动。”[2](p404-405)孙中山这里所说的美国学者,应该是前述亚当斯兄弟、格兰特、腊斯克等人中的某一个。

  而且凡是研究孙中山或辛亥革命的人都知道,从辛亥革命发生前数年直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与他的军事顾问即美国人荷马•李过从甚密。不过人们不大知道荷马•李也是一个“黄祸”论者。当然他与前已提到的另一个“黄祸”论者、美国海军上将阿•玛汉不同,阿•玛汉主张美国与日本结盟,彻底征服中国;而荷马•李主张美国和日本进行“生存斗争”,为此他要帮助孙中山推翻清王朝,改造中国并使中美结盟。荷马•李的《无知的勇气》、《撒克逊的日子》和《不列颠帝国的命运时刻》等书,同样充满了征服欲和“黄祸”论的观点,孙中山对此显然不会一无所知。

  此外,从《孙中山全集》可以发现,从1901年到1924年,总计有10位以上的西方和日本记者曾就“黄祸”论或类似的相关问题向孙中山发问。尤其是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G.Lynch)曾当面向孙中山表示:“实现他的抱负将会酿成真正的‘黄祸’”[3](p211)。而孙中山对这些动机各异的提问都作了解答。

  毫无疑问,孙中山从一开始就对“黄祸”论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但由于他对西方列强的“希望”有一个由大变小、由多变少,最后完全失望的过程,反过来说也就是存在一个对帝国主义的本性认识逐渐深刻、反帝态度渐趋激烈的过程,因此他对“黄祸”论的回应在20余年间自然有所变化。这一变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二

  第一阶段是1912年4月以前。这个时期孙中山一直在从事推翻清王朝及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的斗争,无论是由于对列强的本性认识不足所产生的幻想,还是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使得他对“黄祸”论基本只能作被动的解释,反复说明不应该把中国和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看作祸害。尽管被动当中也有若干主动,但却始终没有点破不是中国给西方造成了威胁,而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灾祸这个历史的本质问题。综观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文章和言论,他对“黄祸”论的回应有如下几点。

  第一,指出喧嚷“黄祸”是为瓜分中国制造舆论。他曾说,“西洋之倡分割者曰:支那人口繁盛……今其国衰弱至此,而其人民于生存竞争之场,犹非白种之所能及;若行新法、革旧蔽,发奋为雄,势必至凌白种而臣欧洲,则铁木真、汉拿比之祸,必复见于异日也。维持文明之福,防塞黄毒之祸,宜分割支那隶之为列强殖民地。”[3](p218-219)他在同时间的另一篇文章中亦说,西方人认为,“支那地大物博,大有可为之资格,若一旦醒其渴睡,则世界必为之震惊;倘输进新文明于国内,将且酿法兰坎斯坦事故;现时最巧之政策,皆以共亡支那为目的,如倡‘黄祸’论者是也”。

  针对上述论点,孙中山辩解说:“支那人为最平和勤勉,最守法律之民族,非强悍好侵略之民族也。其从事于战争,亦止自卫。使外人果能始终去其机械之心,则吾敢谓世界民族未有能及支那人之平和者也。”[3](p246-247)当然他也严正地向列强提出警告:中国人民决不会让瓜分论得逞,“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若要合列国分割此风俗齐一,性质相同之种族,是无异毁坏人之家室,离散人之母子,不独有伤天和,实大拂乎支那之人性;吾知支那人虽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分割之日,非将支那人屠戮过半,则恐列强无安枕之时矣”[3](p223)。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惜牺牲生命以反抗列强瓜分的无畏精神。

  第二,对日俄战争作探本之论,并指出维护东亚和平的根本途径。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朝鲜和满洲,在中国东北及日本海发生战争,西方竟有舆论声称,“这个根源乃在满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它正是由于自身的衰弱,而有扰乱世界现存政治均衡局面之势”。孙中山一方面指出这种说法“肤浅”、“表面”,“好象是说笑话”,一方面也承认,“如果不是由于满清政府完全无力保持其在满洲的势力与主权,那么这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部分赞同西方舆论的观点。

  但孙中山接下来着重强调,“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这次战争只不过是在中国问题上利害有关各国间势将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的开端而已”。因此战争无论谁胜谁负,都无法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他指出,维护和平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在中国“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以“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3](p248-249.254)。孙中山把日俄战争的起因归咎于列强在亚洲争夺霸权,并由此得出必须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政府的结论,体现了他的革命立场。但这篇文章的突出缺陷是对日本、俄国乃至所有列强都没有加以谴责。因为道理很明显,维护亚洲和平既要靠中国等丧失了主权和独立的国家振兴、强大起来,使列强不再有争夺的目标;同时还要赶走列强,让亚洲各民族完全自主。这本来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孙中山只强调了前者而回避了后者。

  第三,用历史证明中国的传统并非“封闭”,指出“排外”只是清政府的主张,表示革命成功之后中国会对各国“开放”。孙中山说,“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而“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厌恶歧视”。他列举了汉代传人佛教,隋唐时传入景教,历代均有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代徐光启等人皈依天主教、利马窦等来华传教士得到当时中国朝野的尊崇等等事例,证明中国人并非“不乐交通”。而清代之所以形成“排外精神”,清政府采取“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3](p250-25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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