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三月份，微软公司创立者比尔·盖茨在众议院科学技术听证会上作证，谈到美国中小学、大学在培养学生进行高级的科学研究方面可怜的失败。

啊，那并不完全是他作证的内容。他这次的国会山之行是要让国会留下印象他需要更多H-1B签证，那些给予受到高度训练从事专业工作的专家签证。盖茨说微软在美国人中或者已拥有居留权签证的人中找不到足够多高质量计算机科学家。但是他补充说，手头就有解决方案：美国的一流研究生院拥有众多优秀的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但是其中相当大部分是拥有学生签证的外国人，毕业后肯定是要回国。我们国家给这些人H-1B签证让他们留下来，让他们为美国公司服务不是更好的主意吗？

盖茨的观点有很强的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拥有或者追求诸如计算机科学等高级学位的美国人的缺乏戳破了传统的市场解释。该领域的工作者年薪水平均在十万美元左右。与此同时，我们却有大量智商很高的咖啡大师（酒吧招待）和在从事三十年前高中生都不愿意做的工作的大学毕业生。

所以尽管盖茨没有用很多话表明观点，但是他呼吁更多H-1B 签证的做法确实证明了美国教育没有能吸引学生对科学的兴趣，鼓励年轻人投身于科学研究中。他注意到美国名牌计算机院系的60%的学生都是国外出生的。

很难说盖茨是第一个提出这类警告的人。早在二〇〇三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发表了报告说科学界美国公民和常驻人口中研究生比例的大幅度下降。背后的原因呢？“联邦政府对于科学研究经费支持的下降给对科学感兴趣的学生发出了消极信号。”这种解释是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所谓的下降并没有减弱世界各地学生到美国读研究生的热情。

美国理科学生人数陡然下降已经出现好多年了。在一九九八年众议院公布了美国科学政策报告“打开我们的未来”，模糊地描述了“潜在学生的理工科学位的所谓用途和那些接受培训者的现在和未来需要之间的严重的不协调”。

让我提出一个不同的解释。学生对于文化要求的反应比对于市场力量的反应更强烈。在美国，学生们不了解商业市场对于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市场还在很远的地方等着呢，远得根本看不见。但是他们却受到老师、教科书和娱乐界推动的世界观的影响。从这些来源，学生获得态度、动机、以及对于人生的认识。学校一直让学生死记硬背，但也让他们学习诀窍。但我们有的新诀窍往往不利于理科。相反，促使发现理科困难的学生询问“干吗自讨苦吃呢？”

毫无疑问，理科的成功需要花很多辛苦的工作，而且要坚持很多年。通常学生们需要在小学就对科学感兴趣，并保持这个兴趣，在数学上培养才能，掌握进一步提高所需要的复杂理论。那些最终进入研究生院学习的成功者不仅需要超人的智力水平而且还要有强烈的兴趣，坚持漫长的积累性强的研究。一个世纪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写到“科学是使命”，确实，学生需要感受到科学在召唤他们去克服获得更高学位的道路上的障碍。

至少在感情上，当代美国教育位于障碍一边。刚开始它把孩子们当作心理上脆弱的，不能学习的人，更糟糕的是，如果不经常表扬的话，是无法养成“健全人格”的人。树立自尊心的运动或许有优点，但是训练学生做好艰难的智慧攀登的准备不在其中。这个运动造成的最常见后果是刚进入大学的新生过多的没有明确原因的“自我感觉良好”，他们普遍过分夸大他们那点可怜的成就。

我们给学生灌输的智慧厌倦、他们不劳而获的过分膨胀的自信心破坏了科学学徒期间所需要的自我约束和智慧谦虚。谦虚？是的，尽管才华过人的科学家常常对自己的才能和成就非常自豪，但是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赞同谦虚的需要接受最苛刻的探索标准的检验。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愿望和众多后现代主义派别的自认为实用主义的更高形式的典型的“漫不经心、随心所欲”格格不入。

美国学生回避需要长期和艰苦努力的理科学习的原因还根源于其他文化要求。我们把“自尊”的产生放在辛苦获得的成就之上。我们还把一代人沉浸在无处不在的多样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推广作为教育事业的最宝贵形式。我们突出强调“社会正义”的重新分配梦想超越发现、发明、创造新财富的英勇壮举。我们无休止地称赞“持久性”的美德而不是“进步”的破坏。做了所有这些，我们创造了一个对推进科技进步非常不利的教育体制。而且，这些线索拥有确定性和统一性让它们不仅成为教育思想的汇合而且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观的一部分。

反科学的议程早在幼儿园时期就显示出来，婴儿时期的多样性议程和自尊课程的萌芽。它一路经过小学中学变得更加复杂和普及。在大学，它常常抛弃施加恩惠的面具，用“身份认同”巩固对这些的痴迷。

如果这些回顾能够被教授们的讲解而丰富可能是个好事，比如他们或许可以向学生们显示柏拉图或者莎士比亚在哪些方面触及这样的深度，或者能够通过显示霍布斯或者托克维尔已经这些让学生震惊。但是在课程已经融化在琐碎和专业性热情的大海中的时代，能够穿越情绪不稳的回顾再返回到真人的严酷现实的机会越来越罕见了。

我们现在让学生思考的科学“问题”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科学问题。相反，我们拥有的美国科学基金会经常要为科学中的妇女和少数民族问题而苦恼。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校长因为猜想（有相当神经科学的证据做支撑）性别差异可能与在科学界最高层次上男女人数差距有关而被迫辞去哈佛大学校长职务。在二〇〇六年美国科学院发表了报告“偏见和障碍之外：科学和工程学界女性潜能的实现”。美国科学基金会和教育部的官员使用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强迫理科研究生院系招收更多女生。这是大问题吗？在二〇〇一年，80%的工程学位和72%的计算机学位是授予了男生。

一个担心科学家性别构成的社会肯定不是认真看待科学教育的社会。在一九〇〇年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提出了非常著名的数学上没有解决的二十三个问题的清单，其中十八个现在都已经被解决了。希尔伯特还留给我们思考数学和科学的方法，把它们看作智慧挑战的任务清单。非常突出的是，希尔伯特没有写下第二十四个问题：“要确保这二十三个问题中有一半由女科学家来解答。”

对于科学家的性别和种族的关注只不过是显示美国高等教育已经多么严重地进入围绕身份政治中子星运行轨道的另一个标志。如果和最近刚大学毕业的人交谈，你很可能听到如下的话“亚裔学生在数学和科学上表现更好。”这是语言上的赞许，不是哀叹。十六年多样性文化的灌输培养了理性化的舒服地带。

在听证会上，比尔·盖茨不仅仅扫描了美国教育的失败。我们的中学数学和科学教育尤其让人担忧。国际比赛显示四年级学生的科学成绩在世界上是一流的，数学成绩高于平均水平。到了八年级，他们的成绩和中等水平就比较近了，到了十二年级，我们学生的成绩在工业化国家中接近末尾。结果，太多的学生在进入大学时根本就没有攻读理科和工程学位所需的基本能力。

盖茨用金钱支持他的话语。他报告说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已经花费十九亿美元建立一千一百二十四所新中学，改善了七百六十一所现有中学。”盖茨资助的学校有个“共同特征”，如“高标准”、“相关的、富有挑战性的课程”、“高程度的支持”等。盖茨也支持“更大的透明度和责任追究制”。

单纯努力的重要性就足以引人注目，就像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的图书馆为千百万美国人打开了书的世界一样。我为这种慈善事业欢呼，希望盖茨在得克萨斯、俄亥俄以及其他州开展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倡议取得成功。文化改变的方式之一是通过信念坚定的改革者的努力，盖茨就称得上这样的人物。

另一方面，他在听证会上没有任何内容承认文化要求在削弱科学和技术在多数学生眼中的重要性时所起到的消极作用。如果我们的顶尖研究生院吸收大量来自外国的有抱负有才华的学生，如果我们需要签发更多H-1B签证来维持美国的高科技工业，我不认为这是悲剧，我们就迅速地做吧。欢迎世界上最有才华、受教育程度最高、最有抱负的科学家到美国来只能增强美国的实力。但是，美国本土学生对于科学的智慧挑战缺乏兴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建造学校、增加电脑数量、加强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项目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比尔·盖茨或许不是来告诉我们如何恢复能吸引学生进行科学探索的品质的合适人选，学生在遇到困难时要兼具敬畏、羡慕、抱负和快乐等品质、有强烈的好奇心、有顽强的耐心等。虽然受到老师和教材先入之见的影响，我们的有些学生确实还是做到了。但是怎样对付更大的问题？我要开列自己的希尔伯特清单了。

译自“How Our Culture Keeps Students Out of Science”by Peter Wood

作者简介：彼得伍德（Peter Wood）是美国学者协会执行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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