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台湾文坛进入九○年代之后，传出一波波「文学已死」的声音，形成文坛热门话题。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文学的传播在多元化的台湾社会中依旧进行着，但多元化似乎已使得文学的生命萎弱了，这是文学的无用？或是文学作为传播的无力？显然值得文学社群思考，也值得传播学界从「文化研究」的向度，对于此一现象提出一些观察与论点，并有所扩张传播研究的传统领域。

本文尝试以战后台湾的社会变迁为背景，耙梳近五十年来历史发展下台湾文学在传播过程中走过的曲折路径，藉以分析台湾文学家如何在历史脉络上建构文学的传播意义及其价值观；其次，在横切面上，本文进而以七○年代后台湾报纸副刊改革对应于社会变迁，探究两者缘于传播过程所产生的互动，并解析台湾现代文学的传播困境所在。

最后，作者试图指出，文学如果真有「死亡」现象，也是因为文学传播被文人圈单向地将之依赖于大众媒介之上。大众媒介对文学的传播固然有着推波助澜的功能，但格于其媒介工业特质，对文学的书写亦相对造成伤害。台湾文学工作者必须辨明此中的吊诡，以文学书写对抗消费文化的挑战、以文学专业媒介（杂志及出版）的整建，发展新的传播系统，抵抗媒介工业的收编，并以「磋商」（negotiation ）策略，鼓励大众的参与和解读，让读者成为主动找寻意义的创造者，而非被动的受讯者，才能真正突破当代台湾文学的传播困境与危机。

一、绪言

约当台湾进入九○年代之际，「文学已死」的声音开忽然像潮浪一样，一波一波地袭卷此地的文坛。随手找出当时刊在主要文学传播媒介（如《文讯》）的文章，可以发现这种「潮声」正撼动着文学工作者的情绪。

──一九九二年七月，《文讯》杂志刊出「诗歌文学的再发扬」座谈会纪录，编者案指出，「诗选停编，诗刊沉寂，诗人转行。诗，难道真的死亡了吗？」；而与会的诗人，在发言中也多流露出了对现代诗表现在阅读与出版市场上的传播困境之忧虑。

──同年八月，《文讯》杂志针对文学传播的主要媒介，又推出了「变革中的报纸副刊」专题，其中，作家也是出版人的隐地，对于当前副刊的「躲避文学」提出了异议；诗人也曾任副刊主编的向阳，则就报禁解除后报业经营策略的转变，分析文学副刊无以为继的困境，并强调，「当报纸副刊不存在时，文学的深刻化、长远化及其意义方才存在」。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二～十三日，〈联合副刊〉策画「文学又死了吗」专题，邀请学者、作家，会诊文学传播的问题；不只标题，编者案也透露出媒介守门人对文学传播的焦虑与不安。

这三个日期十分接近的文学媒介议题，都集中在文学是否已「死」的讨论上，而涉及的对象显然与文学传播者、文学媒介与文学市场有关。总的来说，这其实不是文学是否已死的问题，而是文学传播面临困境，有推展不开的条件限制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原因之一，诗人、学者张错一语道破，「那是一种文艺困境，因为大家都为商业主义所枷锁....，现在文学家面临最大的困扰就是向商业性文学妥协」(1) 。

显然，进入九○年代后的台湾，政治的解禁（deregulation），多元化与民主化社会的形成，以及商业资本主义的高扬、文化消费力的增强，乃至本土化的社会趋势等，并未如文学家所预期地带来文学的存活空间；恰恰相反的是，台湾的文学工作者反而感觉到文学在这个年代中的深沉的无力。以文学传播最主要的管道副刊为例，比对于八○年代之前，「报纸只有三大张的时代，倒有一整版的『文学副刊』。今天报纸已经扩到十大张，周末和星期天，有时扩版到十五大张，浩浩荡荡六十个版面，却容忍不下一版『文学副刊』」，( 隐地，1992:15-16)，这种感慨，可说代表了绝大多数文学创作者、出版者、阅读者共同的心声。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文学的传播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依旧进行着，但多元化却使得文学的生命及传播空间被窄化了，这是文学的无用？或是文学传播的无力？显然值得文学社群思考，也值得传播学界从传播研究的向度加以关心。本文试图藉由「文化研究」的向度，以历史分析途径，就当代台湾文学的传播问题，提出一些观察与论点，藉以解析文学作为传播的可能困境所在。

二、台湾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文学传播

台湾当代文学的传播，是与台湾的社会变迁相互作用的。在战后五十年来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过程中，台湾从早期的农业社会，过渡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其间的社会系统（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大众传播、家庭）等也都有着相形的变迁。文学作为其中的一个部门，当然无可回避。

五十年来，台湾的文学传播主要是由报纸副刊、文学杂志、以及以文学作品为重心的部份出版社所支撑。这样的一个文学传播系统，从大众媒介的「文艺副刊」、「文学／文化副刊」，到极其小众的各种诗刊，以及作为文学产品流通中介的出版社， 都扮演了一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 Escarpit,1958 ) 所谓的「文人圈」的角色，「搞文学的全是文人，其文学活动也都是在一个内部封闭的交流圈中流转运作」，并企图透过各种传播管道彰显其对社会变迁可能发挥的功能( 2)。

因此，要了解九○年代台湾文学的传播困境，就必须先探讨从五○年代到八○年代历史脉络中的台湾社会变迁，及其铺陈的「生活情境」，始能对照出文学传播对台湾社会的意义所在，及其在今日台湾已形成的大众消费社会中产生「传播」障碍的真正原因。

近五十年来，台湾的社会变迁不外两个面向，一是社会层面的变迁，二是政经结构的变迁。这些变迁，构成了台湾文学传播的历史条件。

就社会层面的变迁言，学者林嘉诚(1992:187-201)曾从人口、家庭、教育发展、社会团体、职业结构、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及生活素质等七个社会变迁指标加以研究，并指出：

截至八○年代止，台湾社会在「人口变迁」上，国内人口流动比例，呈往都市集中趋势，其中又以台北市、台北县及高雄市的人口成长率为最高，都市人口占全部人口之百分之卅五；

在「家庭变迁」上，已由早期农业社会的折衷家庭或大家庭制度转为工业化、都市化下的小家庭制度；

在「教育发展变迁」上，以识字率为例，至八○年代达百分之九十，显示教育普及，国民知识水准提高；

在「社会团体变迁」上，在全国性社团方面，由六○年二六二个至八○年代中期(1987)为一二○○个；区域性社团，由六○年代四三○○个，至八○年代中期(1987)为八七○○个；

在「职业结构变迁」上，农业人口呈大幅下降趋势、工业人口上升、服务业人口更是大幅上升；

在「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变迁」方面，八○年代自认属于中等阶层者已约占总人口数之百分之六十五，若使用客观评估法，八○年代国内中产阶级约占百分之五十左右，两者加总，中产阶级的比例已为社会阶层首位，社会成员的向上层社会流动相当普遍；

在「生活素质变迁」方面，至八○年代，住宅自有率百分之七十五、供电普及率百分之九十九、每户电视机数超过百分之百、电话普及率百分之八十五、报纸杂志及通讯社、出版社家数约五七○○家，每百户家庭订报比例，达约七十份。

这七个社会指标的变迁，显示出台湾社会四五十年来各层面的情境变化，「颇符合现代化理论所指陈的，都市化、小家庭、社会流动加速、教育普及、生活素质提升、中产阶级崛起」的要素（林嘉诚，1992:200-201)。 根据此一实证研究，按理，这样的情境应该有助于文学传播环境之改善、文学传播的空间也应大为宽广才是，然而事实却又大谬不然，而有九○年代「文学已死」的窘境，其原因殊堪玩味。

要究明原因，我们显然必须一如哈特 ( Hrdt,1992:30 ) 所强调，「要了解传播研究的历史条件」，藉由反应在实证研究之中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环境加以观照。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不进一步由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因素来看。

事实上，从五○年代起到八○年代之际，台湾社会层面的变迁，有点类似德区 (Deutch, 1961: 463-515 ) 所说的「社会动员」 (social mobilization)，旧的社会的主要约束及内涵逐渐被抛弃，新的行为和文化逐渐被接纳，而在此一过程中，由于大众接触了现代生活、传播媒介增强、迁移、都市化、放弃务农、识字率提高、个人所得提高等因素，都造成了「社会动员」的达成。这种「社会动员」， 与「现代化」 (modernization) 无异， 但亦如史美舍 (Smelser,1981:465) 所指出，它还牵涉到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教育、传统、宗教等的持续变迁。

学者徐正光(1989:37) 曾从阶级关系的转变看台湾社会变迁，他认为影响最大的是五○年代土地改革，及六○年代开始的快速资本主义化过程。土地改革改变了建立在土地所有权上的生产关系，制造了大量的小自耕农，使战后的台湾可以在小农阶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上，重新形塑新的阶级关系。同时，撤退来台的国民党在改变了本土的阶级关系后，终于在农村建立了社会基础，而使其政权稳定下来。至于六○年代的变迁，则是台湾的经济在美国的卵翼下以五○年代初级工业化作为基础，而于六○年代进入国际市场体系，取得了一个边陲的地位。这两大影响的背后，实则又与国家机器的运作有关。

这种运作，不仅表现在社会阶级上，同时也表现在政治、文化、传播的领域中。自一九四九年来台后，中华民国政府为了有效控制台湾，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予总统颁布紧急处分权，宣布戒严，并冻结了中央民意代表机构的定期改选，而在地方自治方面也全部加以冻结；在文化传播方面，则透过了出版法、广电法及相关的行政命令，限制传播媒介的发展、创设及其内容。这使得在整个五～七○年代中，台湾的社会受到严格的控制。台湾的经济发展，是在此一政治、社会受到宰制下，而得以依据国家机器的需要及其经济策略达到现代化的结果；但相对地，政治力及文化力则在漫长的三十年间呈现出被扭曲、被宰制的畸型面貌。

日本学者若林正丈(1988:204-207)对此有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战后的台湾社会到一九七○年代为止，在强权性国家之外，整个社会可以说既微弱又片断化(fragmented)的」；学者辛旗(1991:3-11)也指出，在台湾的政治「惰性稳定期」(1950-1960) 中的社会基本趋向是，「政治力」压过「经济力」和社会力」，在「异化嬗变期」(1960-1985) ，权威政治体制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仍为主导，但是经济制度中西化因素避开了『政治力』干扰，以经济行为中的『公平交换原则』、『多向选择原则』、『理性评价原则』、『自由竞争原则』先完成了经济领域中价值观念的西化，并逐步地渗入社会组织及政治体制之中。

也正是由于五六○年代以政治力巩固国家机器、发展资本主义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政经网络；因而延申出七、八○年代的经济力的茁壮，进而引发来自社会阶层及本土在野政治力量，对于宰制性意识型态国家机器的反扑。而其最具体的反应是在七○年代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上。这之前，固然有五○年代末期雷震及其《自由中国》杂志的组党要求，有六○年代来自《文星》杂志的「西化」论述、《台湾文艺》的「本土」论述等小众乃至地下媒介对威权体制的挑战；进入七○年代的同时，固然也有《大学》杂志的「革新保台」论述，以及其后众声喧哗的各种「党外」杂志传媒对国民党的批判，但是，最后改变台湾政治社会结构的要因，到底还是由大众传播媒介所掀起的「乡土文学论战」、以及「美丽岛事件」发生之后大众传媒对审判过程巨细靡遗的报导，导致了公众的谈论与省思，也促使来自在野的力量及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的反扑，使台湾的社会变迁更加快速，而后终于在 1986 年民进党成立、1987 年戒严令解除的大变革下， 台湾从此走上了民主资本社会的路子。

三、台湾文学传播的曲折途径

辨明从五○年代以至八○年代的台湾社会变迁，本文将进而讨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Hall,1986:56-90)如何影响文学传播的问题。 借由阿图塞的「意识型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和葛兰西(A. Gramci)所发展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概念，本节将探讨文学传播与意识型态国家机器的辩证关系，并藉此去了解文学家们如何在一个历史阶段中建构他们的意义价值观和主体性等复杂的社会过程（ Fiske,1992:288;Grossberg,1993:23 ）。

从五○年代以至八○年代的台湾社会变迁中，我们看到的是台湾文学传播之备受「政治力」干扰，「凡是追求真相、反映现实的思想和心灵活动，往往反被杯弓蛇影地丑化为破坏团结的分歧份子」（李金铨，1987:203)，尤其是在七○年代末期「乡土文学论战」爆发阶段，台湾文学界以及文学传播媒介都仍然受到政治力的宰制，部份文人及文学传播媒介甚至代政府执行控制文人的角色，一如孔特( Contor, 1980:16)所说，这种控制表现在媒介内容的选择、创作上的独立决定能力受到束缚或限制之上，也表现在文学媒介守门人缺少自主权之上(3)。

就文学传播的实际运作而言，以作为文学的大众传播媒介副刊为例，亦可看出它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角色扮演的尴尬。潘家庆 (1975:208-209) 曾针对战后台湾报纸副刊的传播功能， 利用内容分析法解读「二十年」 (1953-1972) 年间报纸副刊的内容，发现这二十年间的副刊的三个现象是：

﹝一）民营报纸副刊较公营报纸副刊有更多娱乐性数据， 目的在推广报纸；﹝二）经济发展可能给社会、甚至报业带来许多改变，但对副刊内容而言，好像无能为力；（三）就整体而言，副刊文字中具有很强的现代化意识的仍不多见。

此一研究反证了，从五○年代以降，至七○年代初期，台湾的文学传播表现在大众传播媒介之上，几乎完全是与社会变迁脱节，其功能只剩「娱乐」。

台湾的文学传播之所以与社会变迁脱节，原因应在于政治的结构问题。五六○年代台湾的文学传播，一言以蔽之，「噤声」今而已。它受到了国民党文艺政策对文学传播功能的扭曲与抑压，而致虽可看到形式上的文学「传播」假象，却缺少真正传播以改变社会的功能。

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基本上与其受挫于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有关。刘心皇(1984:67)曾分析当时的背景，「政府检讨失败的原因，对文艺方面应该给予极大的重视」， 因此国民党当局展开了从「反共文艺」到「战斗文艺」的文艺政策纲领。而其政策之实践，则是透过副刊、杂志、文学社团、文学论述及政策四个层面来运作。

这股「反共文艺」热潮因而成为战后台湾「文学传播」的主要内容，其运作，基本上是立基于党国机器的需要，而不是文学界或社会的需要。各不同文学传播媒介的守门人，一方面是在「反共／战斗文艺」的时代环境下从事文学社群的集结，一方面是在政治威权结构下从事「假传播」，意识形态的宰制，导致了所有守门人对文学媒介运作的保守运营，举凡对来稿及作品「值不值得刊登」（价值判断）、「要不要刊登」（权威选择）、「该不该／适不适合刊登」（社会控制）以及「如何刊登」（理念实践）的评估，出于自主传播的考量少，出自于政治的考量多。同时，「也少有作家敢于公然冒犯文艺政策背后的威权文化，以免受到政治立场不稳定的怀疑」（郑明娳，1994:48 ）。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里，文学传播成为一种「娱乐」，其最高功能无非「聊供消遣」的原因，如同传播学者马奎尔 (McQuail,1987:66)

从传播学角度理解葛兰西（Gramci）的文化霸权理论时所归纳的「媒介霸权理论」 (Hegemonic theory of media)，即媒介运作之决定因素乃是来自意识型态的霸权。而此一霸权，的确深刻地决定了五、六○年代的文学传播运作，直到七○年代中期才受到挑战。

「地上」如此，「地下」则不尽然如此。在五六○年代，此一文化霸权及生活情境相互交错之中，文学化传播虽遭受扭曲，在主流媒介（特别是副刊与出版 ）上无法发挥文学传播对社会变迁的功能， 却以非主流媒介作为其发声的管道（郑明娳，1994:36 ）。相对于报纸副刊的媒介易得性及其广大影响力，兼且相对于「反共／战斗文艺」政策及其霸权，非主流媒介的文学传播基本上是由：（一）不满于报纸副刊所刊登之娱乐取向的「文艺」作品之通俗化， 及 （二）不满于意识型态宰制及文化霸权的作家，透过文学杂志或同人组织来进行。而这一反霸权论述形成之常模，通常是先由少数作家以其文学认知、透过创作及发表的实践（并参加了反当代潮流的实验作品），在传播管道极其狭窄，受众有限（通常不超过五○○个订户）的传播情境中进行。

此外，相对于当年大量令人厌烦的「反共战斗文艺论」，「地面」创作遂朝向言情、叫座的大众小说及抒情散文发展，六○年代〈联副〉先后推出琼瑶的小说，「得到读者很大的回响」、「连载到高潮时，焦急的读者等不及报纸送到家、清晨等在报社印刷部，报纸一印出来就争相阅读」，三浦菱子的言情小说《冰点》，「初版二十万册，三天内一抢而空」（平鑫涛:1982:122-124）。

也相对于「地面」的文学娱乐，「地下」的同人杂志及文学刊物如春笋竞出，重要作家的栽培、反应社会变迁之重要文学作品的刊登，以及对于社会思潮具有领导性、批判性的论述，在五、六○年代中，几乎是由这些文学及文化杂志所负载。如1953 年，纪弦创刊《现代诗》及其后各同人诗刊的蔚起； 1956 年，夏济安等创办《文学杂志》，对战斗文艺的无声抗议； 1957 年萧孟能、叶明勋等创办《文星》以及其后李敖接编对于「西化」论的宣扬； 1960 年，白先勇等创刊《现代文学》，透过对西方现代文学的绍介及创作的实践，引向现代文学的高峰；1964年陈千武、白萩等创刊《笠》诗刊，及同年吴浊流创办《台湾文艺》而逐渐形成本土文学／文化之论述； 1966 年尉天骢创《文学季刊》对现实主义文学之阐扬； 1967年林海音创办《纯文学》，对文学创作的多元表现方式的包容等。

这一波接着一波的文学传播，是在相对于同年代大众媒介的副刊未能满足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需求下，承载起了以菁英阶级作为主导的文学传播，并且对于当时的社会变迁（反应于意识型态上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成为七、八○年代台湾媒介多元论述、霸权争夺的一个触媒。 学者蔡诗萍 (1990:462)指出，这些小众文学传播的集结「都隐然埋下日后文学论战和文学抗争的历史引线」，深刻地决定了五、六○年代的文学传播运作，并在七○年代以震动撼人的「本土化」浪潮，席卷政治，社会的发展。

进入七、八○年代之后，台湾当代文学的传播终于开始得以反应台湾社会的变迁。在政治结构变迁上，我们看到了七○年代的文学传播透过「乡土文学论战」的反思，加速了「本土化」、「台湾化」的过程；在经济结构的改变下，我们看到了八○年代的文学传播配合着台湾逐步迈向工业化、商业化的路途，而走向一个依赖大众媒介、趋向大众文化的「生产／消费」模式。

四、七、八○年代台湾文学传播的现象

正如同金耀基(1980:366)所说，「一旦经济开始发展，并且是快速的发展，则可以对政治及社会文化发生重大的『果』」，而自七○年代开始后，「台湾的工业化带来的不止是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带来政治结构的变化」；其中又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即「政治化」现象更见加深，且在年轻的一代尤其显然。

事实上，台湾的文学传播在晋入七○年代之后，就已相当程度地验证了此一社会变迁的结果。它的整个时代背景，一是快速转变的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已然形成，另一则是政治改革运动也因台湾国际局势的冲激，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崛起而形成力量(如《大学》杂志)，同时也反映到文学传播及其论述的层面。（叶石涛，1987:140)即强调：

七○年代（台湾）总共受到六次的政治性重大冲击，这些击有时是足以动摇国本的毁灭性的冲击，使国人提高了反省的层次，也使得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掀起了壮大的觉醒运动：此运动首先肯定政治体制必须迅速改革……文化上必须确立承继民族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姿势，积极推展乡土色彩的文化。

就文学传播的场域来看，在小媒介上，青年诗刊的蔚起，正是其中一个文化新生代集结发声的显明现象；在大众媒介上，副刊的大变革，更是其中最受瞩目的现象。 1973 年，高信疆接编「人间副刊」，从此开展了台湾文学传播的另一个新年代，且影响到社会文化、媒介经营、副刊论述，也辩证地使传播中的文学产生了新的困境（向阳,1992a:56) 。

受过新闻专业教育及训练的作家高信疆，在七○年代台湾社会变迁走到「本土化」改革的浪潮中，透过副刊，发挥了文学传播的功能，走出了旧有的副刊「文艺」格局，开创出一个与同年代社会、大众同一呼吸的「文化副刊」天地（向阳:1992b:184）。

另一个造成文学传播媒介运作强化的因素，来自报业本身的改革，陈国祥与祝萍(1987:155-157;176-180)指出，七○年代「国内外环境巨大的变化，激起民众对国家前途、政局发展和个人福祉的深切关怀。信息需求的日益迫切，导致阅报人口增加，而报业的发展环境更愈趋丰沃」；同时「各报的编辑走向，受到国内外政经情势的影响，也普遍改变了重点方向」，这提供给了副刊一个「改变」的契机，具体而言即是副刊内容的蜕变，「一改过去纯文艺、消闲性为主，或杂烩式的内容，进而治文艺、学术与生活于一炉。题材也常机动性地配合新闻动向，作意义的诠释与评论。另在编排上运用美术编辑技巧，发挥现实的美感与新鲜感，使副刊与新闻、评论鼎足而三，成为报纸内容的主干」。

五、六○年代台湾的报纸副刊多属「传统型副刊」，其特色不外：(一)以「文化为体，文艺为用」的编辑原则，走文艺、综合性路线；(二)强调副刊的教化功能，同时并提供青年人训练写作的园地；(三)在编辑作业上，强调副刊「守门人」功能，重视阅稿、退稿、改稿、压稿及发稿过程之控制；(四)副刊内容不拘一格，不以「纯文艺」自限；(五)副刊的版面内容有一定结构，以其刊登内容言，不外短篇小说、趣味性短文、说理性短文及可读性高的批评文章、连载小说等五类(4) 。

七、八○年代的副刊则与此大相径庭。1978年后，「人间副刊」与「联合副刊」均已朝向「新型副刊」发展，随后各报副刊陆续跟进。新型副刊的出现，使得副刊主编（传播者）可以主动设定议题，乃至建构议题，掌握读者期待的媒介内容，这不仅改变了传统副刊的既定概念，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学传播模式。根据作者的观察与归纳，此一区别在于：

(一)相对于传统副刊的「静态编辑」，新型副刊采取的是「动态编辑」的作法。副刊编辑不再只是来稿的整合拼版者，而是稿件的邀约者、发掘者和组织者。他巧妙地运用新闻编辑「议题设定」(Agenda-Setting)功能，运用副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特质，对于某部份社会议题加以凸显、报导，从而引致社会及读者的重视。(McCombs & Shaw, 1972:176-187)

(二)相对于传统副刊的「文艺／消遣」取向，新型副刊改采「文化／思想」取向。大量引进学者专家谈论思想、学术及文化问题，使各类知识与读者接触，使学术、文化的深度讨论进入大众媒介之中。

(三)相对于传统副刊的「疏离社会」态度，新型副刊采取了「介入现实」的编辑态度。透过「报导文学」，经由新秀作家对现实社会的敏锐感应新起的摄影工具，大篇幅报导台湾城乡问题，打破副刊「编辑室」的闭锁。

(四)相对于传统副刊的「忽视本土」，新型副刊以「观照本土」的视角切入台湾既有的生活情境中，试图建构来自土地与民间的文化形象，不问其为艺术、音乐或民俗，均加以论述，予以肯定。不过，这也使得一般作家的发表园地锐减文学传播的影响力弱化。

(五)相对于传统副刊的「回避禁忌」，新型副刊勇于「试探禁忌」。政治议题、社会黑暗面以及各种社会、生活的「禁忌」，一一在副刊上被暴露出来，文学作品不再独领风骚。

(六)相对于传统副刊的「文字编辑」版面模式，新型副刊特重设计观念，而开创出「美术编辑」版面模式。美术编辑可依据其平面设计专业认知，将文字视为图形要素，由视觉上的点线面性能建构出图文形象合为一体的版面革命，副刊版面不再只是文字或媒介内容。

副刊的这种大幅转变，当然影响到了八○年代后文学界的发展，也使传统的「文人圈」逐渐模糊，寄基于大众媒介的「大众圈」则愈来愈形清楚。副刊的转变，除了相应于台湾社会变迁之外，也与台湾的报纸媒介发行数量呈高度成长有关。陈世敏(1990:143)的研究指出，光是由1972年至1977年间，「报纸销数在五年间增加了一倍，六十六(1977)年底达到一百六十几万份」，「估计应为二百余万份较为合理」；而同时，在如此的媒介数量中，已经显现出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自由企业型态。「少数独大」成为报业自由竞争的结果，「大报为了增加销数，不得不走大众化路线，以争取不同阶的读者为目标，尤重迎合中低阶层，注意力集中在量的增加。小报为争取销数，也模仿大报的通俗格调」。这一趋势也使得台湾的大众文化逐步形成。

但尽管如此，副刊对报纸内容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对文学传播也还是扮演重要角色，除了媒介内容的改革之外，在七、八○年代之交，也与「报禁」限张政策有关，当时台湾的报纸，每天出版张数最多三大张十二版，而副刊（特别是主要报纸副刊）以全版型式居其版面数之十二分之一，如扣除报纸广告版面（约占四版），即为八分之一，其对报纸发行、及广告之影响自属重大，对文学作家、文学论述的传播而言，亦见重大冲激，自然可以想见。

五、困境：「有力的」传播，「无气的」的文学

从八○年代末进入九○年代的台湾，因为六、七○年代工业化的结果，整个社会及经济型态已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报业也早在七○年代中发展出「少数独大」的「媒介工业」规模，这使得大众传播媒介呈现着杭之(1990:228)所说的「混乱而不均衡的多重面貌」：

有时它须作为意识型态机器，发挥其显性／隐形的教化、说服、宣传功能，有时它必须作为传统之社会人际关系再生产的机器；有时又必须宣称自己是作为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之公共论坛，守护着某些被公认的价值规范或思想；而经常它必须作为遵循资本自我增殖之逻辑的商业机器，发挥其生财的功能。

这种媒介个性，使得副刊自然也成为其中的「机器」之一，因而在副刊论述彰显的同时，它也控制了个人、群体、组织与社会系统中的资源，并且透过再生产的的方式，以求得其继续扩充、发展的利益。「文学」，作为副刊之中「公共论坛」的一分子，当然不可能再像七○年代之前那样地独享发声管道了。「多元化」，使得文学传播的功能面对了透过报纸扬声的不易，文学传播的困境于焉产生。

同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媒介的主要目标固然在于生财赢利；但另一个目标，则是「合法性」的垄断（霸权的掌握）；其它目标则包括外在经济的继续发展和政治的稳定。这都使报业这个媒介工业与政治系统的国家机器必须以相互依赖的关系来维持平衡(DeFleur & Ball-Rokeach,1975:147)。

在如此微妙的互依互赖网络中，副刊，作为台湾文学传播的重要媒介，其运作自然也受到了政治力宰制及经济赢利目标双重的局限；但是，相对地，则是信息再生产的结果，以及报纸因其「合法性」的取得，对于社会文化的变迁（当然也包括文学书写）也产生了刺激、反应或制约的作用。因此，反应在台湾文学的传播困境中的，就是：

(一)文学传播媒体成为意识型态的对立场域，它既刺激／反应了台湾社会文化多元化的现象，也深化了政治意识型态在文学／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力。以七○年代乡土文学论战的点燃为例，没有当时几个主要的报纸副刊及文学杂志大规模的批判文字，这个议题不会成为整个社会关心的焦点，也不会成为知识分子讨论、反省的焦点。国家机器在当时透过媒介传播，有效地扼制了乡土文学／文化的扬声；但也因为议题的建构，使得社会及文化界在刺激之后，对于乡土文学这个模糊概念背后深层的「本土意识」得到启发，从而产生一个对立于中国意识的台湾意识，终至影响到社会常民生活，而形成泛政治、泛社会化的「中国结」与「台湾结」对立，反过来影响台湾政治及社会的共同意识之整合，「两结矛盾愈陷愈深，两极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李金铨，1987:206)。这样的结果，又辩证地窄化了文学传播的管道，文学传播的主要传播者作家从而相互以意识型态的对立在不同媒介中各自传声，意识型态成为文人圈关注的议题，而读者亦见分化现象，文学传播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强大效果。

(二)大众媒介的报纸副刊已由过去的「文学副刊」转变成为大众文化论坛，它既影响也受影响于社会变迁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文化现象。林耀德(1991:19)即指出，「联副」在七○年代末期推出的「极短篇」，不只是在副刊主题方面动脑筋，也涉及了将文学改装成版面配件的消费性恪。这种「消费性格」，其蕴育的摇篮是社会变迁中的「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副刊既是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学／文化的传播运作中，自不可能不受此一社会型态的影响。然则，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大量信息生产中，它也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消费性的影响，改变社会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念，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对文学书写的重视。不仅文学创作如此，就是自七○年代后「人间」与「联副」建立起的学术论述、乃至知识分子的论辩，在八○年代后，除非它牵涉到政治议题，否则即不再为读者所欢迎。社会的价值也在这种源自资本主义的「动机」和「报偿」、「消费」与「炫耀」的文化传播过程中逐渐崩毁，所谓「轻、薄、短、小」因而成为八○年代副刊论述的一个主流。文学传播的萎缩，可以想见。

(三)大众媒介的副刊走向多元论述及多样内容的结果，固然为社会大众开启了意识启蒙的窗口，提供给了文化工作者开阔的活动空间；但相对地，也压缩了其它文学文化传播媒介（特别是杂志）的生存空间，以及文化工作者透过小众媒介（包括地下或同仁媒介）形塑前卫论述的可能。以七○年代为例，谭石(1987:16-17)即指出，在乡土文学论战期间，乡土派的阵地计有《夏潮》、《中华杂志》、《综合月刊》、《文季》、《仙人笔》、《台湾文艺》、《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等，但是当乡土文学论战消失后，「乡土派刊物，突然泄了气似的，一个个萎缩或消失了」。同时，纯文学作品逐步退出了此一大众媒介，纯文学作家不再受到社会的瞩目，文学新人出头不易，而作为小众媒体的文学刊物更是经营不易，《台湾文艺》的出出停停、不断改变经营与编辑方向，即其一例；此外如《蓝星诗刊》的停刊、以及各种年度文学选的叫停、文学类书籍在出版市场上的滞销等，均显现了文学传播的严重困境。

(四)文学传播的原动者，本来就是在「文人圈」这个领域内，而不管从文学的「班底」（Equipe）或「世代」（Generation）来看(5)，台湾文学界在经过乡土文学论战的冲激之后，形成了强固的本土文学班底，以对立于旧有的中国论述班底（最典型的例子是「台湾笔会」与「中华民国笔会」的分立门户），但作为班底，它们的影响力都已不若早期「中国文艺协会」或「现代派」诗人班底那般强化，甚且有逐渐凋零的趋势；而同时，战后第一世代作家（约为 1945-55出生）虽已出现，并在七、八○代各擅胜场于文学传播媒介，但第二世代作家虽也已在八○年代出现，却要到九○年代才真正冒出头来，其结果是战后第一世代作家创作力衰退、而第二世代作家仍未居主流。班底的凋零与世代衔接的中断，反应在文学传播过程中，就是文学表现的无力、文学创作及产品的稀少。这也是导致文学传播困境的主要因素。

在这四大困境中，文学传播的功能当然无法显著发挥。但是，这不表示「文学已死」，因为文学书写仍旧进行着。在作为文学传播大众媒介的副刊仍为各报所保存、副刊编辑群亦多仍为文学作家、文学创作也仍可「散见」副刊的今天，我们也许只能说，这是个「传播有力，文学无气」的文学传播年代吧。

六、结语：从与文学读者「磋商」重新出发

当代台湾文学的书写是不会「死亡」的，只是在大众社会业已成形的今天，原来支持文学与大众交流的大众媒介转向了，它们弱化了「文学的」传播，强调了「大众的」收编，而使得原来就是小众品味的文学书写回到固有的文人圈内。正如威廉斯 ( Williams, 1979)所说，大众媒介对文学的选择或排斥，其间呈现的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的收编」(selective incorporations)过程。

大众媒介的运作收编多于灌输。它们从劳工阶级文化当中找到异质的要素，并将之转化为娱乐的产品，再将之回馈给劳工阶级的阅听人。在此一选择性的过程中，并不可能均衡地反映复杂而矛盾的大众意识。 ( Murdock,1986:147)

把威廉斯这句话中的「劳工阶级文化」换成「文学」，其意涵也是等同的。换言之，作为大众媒介的副刊，在其进行文学传播的运作过程中，为了吸引大量读者，它是先通过对社会中尚未被收编于文化霸权中的异质文化，将其转化为文化霸权争夺中的利器，以此吸引读者；但在社会变迁完成后，则同时为兼顾霸权与媒介工业的市场需求，乃采较合于大众文化的中间立场，并依据不同年代的社会变迁，调整、修正其传播内容。在这当中，显示的是，文学传播本来就非大众媒介的目的，最多只是它的工具。文学如果真会「死亡」，也是因为文学传播被文人圈单向地将之依赖于大众媒介之上（向阳，1992a:14) 。

台湾文学的传播困境，其实是出自对大众媒介的依赖过重，大众媒介对文学的传播固然有着推波助澜的力量，但格于其媒介工业特质，对文学的书写亦如本文所述相对地造成伤害。文学工作者必须辨明此中的吊诡，回过头来，以文学书写对抗消费文化的挑战、以文学专业媒介（杂志及出版）的整建抵抗媒介工业收编， 并以一如贺尔所建立的「偏好阅读理论」 (preferred reading) 中的「磋商」（ negotiation ）过程（ Fiske,1992:292-293 ）， 来鼓励大众圈读者的参与和解读，让读者也成为主动找寻意义的创造者，而非被动者，而后才能真正突破当代台湾现存的文学传播的困境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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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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