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近年来国内哲学研究状况检讨

——一个有限的观察和评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9 次 更新时间:2008-09-02 23: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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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 (进入专栏)  

  

  作者简介:何中华(1962),男,山东莒南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

  

  

  摘要:目前国内哲学研究在总体上仍呈现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足鼎立之势。它们各自争论的最主要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辩护、西方哲学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诠释等问题。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间或有某些原创性成分,个别的甚至堪同国际水准相媲美,但总的说不宜估计过高。研究现状中最引人注目者乃是一系列悖谬现象:哲学的自觉与哲学的自我迷失、哲学的创造冲动与哲学的底气不足、哲学的通达与哲学的自闭、哲学的繁荣与哲学的贫乏等等。如何“哲学地”“思”乃是全部问题的症结和关键。面向未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使“说”哲学(外在的、对象化的、旁观式的)变成“做”哲学(内在的、体认式的、上手状态的)。它的恰当解决,乃是中国哲学研究逐步走向成熟的前提。

  

  关键词:国内哲学研究;“哲学地”“思”;“做”哲学

  

  

  1、回眸近年来的国内哲学研究状况,我们作为“当事人”置身其中,有一种特别的局限,既因缺乏必要时间距离而难以看清原委,也因种种牵挂而难得客观公允;但作为“在场”“见证人”,又有一种“认识论特权”,这多少鼓励了我们对现状作出某种可能的刻画和评估,尽管它充满种种学术风险。

  

  全面检讨国内哲学研究现状,梳理并总结其进展,进而给予公正评价,笔者殊难胜任。本文不打算面面俱到地陈述具体研究成果,仅从私人视角出发,就某些自认为值得关注的现象及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和评论,报道一个有限观察者的感受及体会。由于基于有限观察而非纯客观描述,局限性在所难免。

  

  2、深切理解国内哲学研究状况,就不能不追溯改革开放以来乃至晚清以来中国的历史处境。作为历史积淀的结果,今天的状态以浓缩了的形式折射着中国哲学的历史场景。中国哲学的命运其实早在那些时候就已经被注定了。

  

  近代以来的文化焦虑固然源于民族危亡,但更深地源自学理上的悖结,它决定并塑造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学术的文化情结。这种打不开的情结作为无法逃避的历史遗产,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判断和哲学运思。时代的纠葛与矛盾、悖结与尴尬,早已被张之洞点破:“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1〕熊十力则说:“自清季以迄民国,治哲学者可以说一致崇尚西洋;不免轻视本国的学术。虽则留学界人士亦谈国学,而覈其实际,大概以中国的瓶子装西洋的酒。至于中国的瓶子有土产的酒否,似乎不甚过问。”〔2〕他以严复为例:“又陵号为博通,而其言老子尚以西洋学人相缘附,其他更不问可知。吾于此不及深谈,唯念数典忘祖,昔人所耻,今新运创开,自省改正从前错误;哲学界宜注重中国固有精神遗产与东方先进哲学思想之研究,外学长处不可不竭力吸收,国学有长,亦未可忽而不究,此吾所欲言者也。”〔2〕文化上的弱国心态成为国人心头自晚清以降即挥之不去的阴影,它总是或明或暗地左右着我们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言说姿态。这同样影响了迄今为止的我国哲学研究的面貌和格局。

  

  进入21世纪,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思想到学术的转向。新世纪伊始,国内哲学界完成了由“破”到“立”的转变。追求“纯”哲学的诉求作为有积极意义的征兆构成其标志。对启蒙情结的超越是决定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其优点是冷静地处理学问,使之不再过多地受到价值偏好的干扰;其弱点是学问有可能沦为价值无涉的工具性规定,以致变成“炫技”式的杂耍,从而丧失应有的担当。这又内在地凸显了学问的合法性危机。

  

  3、从内容的角度说,目前国内哲学之学术研究,在总体上仍呈现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足鼎立之势。中国哲学领域重新提出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直面“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它涉及一个更具始源性和本然性的问题:究竟何谓“哲学”?它是西方文化独有的产物还是不同文化传统能够共享的称谓?中国有无本体论?中西语境中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是一种怎样的语义关系?西方哲学领域则对构成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内核的“存在”范畴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既关乎“哲学”在西方语境中的本真含义,又牵扯立足于中国本土化立场的跨文化的可翻译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对马克思思想的存在论旨趣加以探讨,直接涉及如何解释马克思哲学的真谛问题:马克思终结了还是拯救了哲学?马克思哲学消解了还是重建了本体论?归结起来,不外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辩护问题、西方哲学的本土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诠释问题。

  

  对哲学“元问题”的清算和追究,不仅是人们的兴趣使然,更是问题自身逻辑逼迫的结果。例如对“Being”问题的澄清,表面看来不过是一个基本范畴的翻译问题(究竟译成“在”、“是”、“有”抑或其他更恰当),其实对译名的选择折射着人们究竟秉持怎样的哲学立场和哲学观。它既涉及中、西、马诸领域,也涉及翻译、语源学、阐释和理解、哲学语境、跨文化解读等诸多问题。在哲学范围内,这显然是一个最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的跨分支学科的问题。西方哲学的自我澄清、中西哲学的比较和相互诠释之可能性、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解释能否成立等等,无不有待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显然,几乎所有的哲学争论和对话都已无法逃避对前提性共识本身的清算和反省了。任何争论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都不过是不同预设之间冲突和碰撞的结果。哲学争论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哲学的”,从而成为正当的、有意义的和建设性的?其边际条件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反省并有待澄清的。

  

  “Being”问题的象征意味在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几乎无可逃避地隐含着一个西方镜像。从历史的长时段看,西方哲学的古典阶段在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去时间性的过程,其实质是通过对时间性的“过滤”,凸显逻辑在先性的规定,从而为一切可能的存在者寻找一个“阿基米德点”。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却表征为一条相反的进路,那便是向时间性的复归。黑格尔提出的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相统一的原则,就已经隐藏着哲学的“拐点”。海德格尔把“存在”与“时间”内在地联系起来,从而使本体论的展现成为“历史地”过程。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这一转折似乎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重演。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哲学研究不能说没有对“元问题”的探究,但总的说是缺乏哲学史支撑的。它基本上局限于抽象的讨论。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首先被理解为逻辑的东西同认识史特别是哲学史之间的统一。史论结合的方法论原则被日益实际地运用于研究当中,哲学史与哲学理论之间的分际越来越变得模糊起来。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值得肯定的迹象。它的拯救是双重的:没有哲学史底蕴的哲学研究是肤浅的和苍白的;同样地,没有理趣的哲学史研究也不过是思想史事实的堆积而已。

  

  中国哲学研究强化元典意识,西方哲学研究重视词源学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兴起文本考据,都有助于恢复哲学研究中的历史维度。但是,我们也应注意防止另一种偏颇。以梳理“关键词”为例,其初衷原本是为了澄清专业术语的“本来”含义,以免人们在误读中误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种类似于专业词典式的处理方式,即把某些术语从特定文本中“拎”出来予以诠释的做法,是否又面临着另一种难堪:因对“上下文”的剥离而陷入抽象的命运?这真是有点像一个人为了躲避海水打湿衣服却整个人掉进了大海。它忽视了解释学循环所决定的在“理解”中的互文性意义。无论是对“关键词”进行词源学追溯还是对其进行学科性的界说,都难以避免上述困境。海德格尔在自己的哲学运思中娴熟而别致地进行词源学追溯,每每出新意。因为他把词义之发生与人的历史存在本身挂钩,从而使其获得了本体论意味,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词源学意义的历史生成,折射着人的“亲在”方式。然而,现象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在于历史性的时间之复活。如果仅仅满足于词义达到时间上的还原,恰恰消解了时间维度及其负载的历史性规定。或许这正是词源学方法在哲学上的运用之局限性所在。其实,关键词的每一次使用都意味着一种意义的生成,我们既无办法也无资格先验地判定哪一次使用究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从形式的角度看,中国当代哲学研究日益表现为对学术纯粹性的自觉追求,这在中、西、马诸领域均有所表现。哲学回到自身同样表征为回到自身的学术纯正性方面。哲学在以往承担了过多的职能,甚至出现哲学全能主义的局面。这与其说是给予哲学过多的荣誉,倒不如说是给予它过多的侮辱。

  

  4、近年来国内哲学研究成果中间或有某些原创性成分,个别的甚至堪同国际水准相媲美,但总的说不宜估计过高。研究现状中最引人注目者乃是一系列悖谬现象:哲学的自觉与哲学的自我迷失、哲学的创造冲动与哲学的底气不足、哲学的通达与哲学的自闭、哲学的繁荣与哲学的贫乏等等。

  

  5、鲁迅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3〕(P380)文学的自觉在于文学的自我复归。在此意义上,我们今天也可谓迎来了一个“哲学的自觉时代”。晚清以来哲学所遭遇的种种问题,迄今终于被集中地予以追问和清算,其广度和深度到了今天都具有空前的意义。没有东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激荡,何以会有这般问题!哲学自觉的标志何在?内在地说,在于哲学研究本身成为反思对象。哲学诸领域的思考日益聚焦于“元问题”,它不是寻求或针对答案,而是质疑提问方式本身,因而是一种前提性的拷问。这些领域的问题最后均指向一个共同论域:哲学之为哲学的内在理由和基本判准何在?外在地说,则在于哲学及诸分支的学科意识日益凸显,划界标准、辨识尺度、自我定位要求愈益被自觉地考量并予以强调。

  

  但吊诡的是,目前国内哲学研究却面临着自我迷失的难题。原因很多。就外部说,主要是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陷入自我认同危机,从而导致哲学的自我确认之困难;世俗化的冲击日益广泛和深化,使哲学面临背离内在尺度要求的诱惑。从内部说,主要是哲学的自我把握方式失当,哲学因知识论化而疏离了“思”之本性;哲学研究和教育的现代性体制安排,进一步强化了此种偏执。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纠葛,中、西、马诸领域都遇到一个致力于寻求自身之本真性的问题:怎样的研究才算是本真的研究?哲学上很多争论其实追究起来无非源自一个十分隐蔽的问题:究竟如何“做”哲学才像是那么回事?没有谁愿意公开地谈论这个问题,但在每个自认为研究哲学的人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以研究西方哲学为例。陈康提出过有代表性的见解。在谈及哲学训练时,他力倡“纯客观地读”,并解释说:“所谓纯客观地读,指不搀杂己见于其中。最容易渗入的是自己对书中思想的评论,思想未经训练的人读书往往人我不分(他们的言论和文章使人不知其为叙述哲学史还是讨论哲学问题)。这一点我们必须避免。当我们训练我们自己时,最重要的是认知作者如何思想,思想些什么;至于评论其思想之是非,那乃是次一步的事,此时必须抛开,以免混乱自己的思想。”〔4〕(P534-535)读书如此,研究又如何呢?按陈康的意见“,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淆逻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圣经贤训。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4〕(P iii)。他特别强调研究西方哲学的必备条件之一乃是“客观的态度”〔5〕(P365)。这实乃确立一理想,即“再现”文本的“已有”思想。此观点体现的是对文本意义的朴素实在论式的理解。其假设是文本的固有意义与我们的解释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限,而且我们能够自觉意识到并把握住这条界限。文本的意义被理解为先于解释而独立存在的规定。这可以说是典型的“我注六经”的态度。这种领会方式若推向极端,势必抹煞解释学揭橥的阐释活动的近年来国内哲学研究状况检讨7意义生成性,遮蔽掉解释学所彰显的问题。况且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中间还横隔着一层文化的樊篱,这又增加了一种特别的困难和障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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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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