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燕 高程:美国行为的信仰根源——基督教与美国理想主义价值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9 次 更新时间:2008-08-06 21: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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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 (进入专栏)   高程  

  

  引言

  

  60 年前,美国国务院官员乔治·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其经典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在凯南看来,分析美国当时的头号劲敌苏联之行为逻辑,应当成为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他抓住了那个时代美国在全球面临的“主要矛盾”,明确且令人信服地——尽管存在争议——阐述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所在和化解与制胜之道。凯南断言,1940 年代的美国面对着这样一股政治力量:它狂热地坚信,它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办法;如果苏维埃政权要得以巩固,那么最大限度地削弱美国在其国内社会和国际世界的力量不仅可取而且必要。如何对付苏联这一强大的政治力量,业已成为美国外交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和最艰巨之任务。通过对苏联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效率和对外政策的分析,凯南充满自信地认为:美国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而且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决;解决的主要途径,便是和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苏“遏制”政策。

  凯南写作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成为拥有全球一半以上工业产能的世界超级大国。凯南乃至美国整个决策层,关心的是谁会成为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者以及如何应对挑战。60 年后的今天,中国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和所面临的问题和当年的美国不同,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性质也迥异与彼时的美苏关系。然而至少在一点上我们和凯南的处境有类似之处,那就是必须聚焦中国在当今和未来相当一段长的时期内的国际主要博弈者,探究其行为根源,并以此作为在全球大棋局中进行博弈的战略依据。

  在现今世界,对于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来说,美国无疑是头等重要的国家。美国强大的实力对其他国家而言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衡量一国综合实力之大小,大体上讲有八项指标,即:经济规模、货币与金融、科学技术、人口与国土与资源、国际规则主导能力、军事防卫与打击力量、与主要合作者或竞争对手的关系、软实力。据此进行测度,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本文亦将此作为分析前提接受下来。尽管不是一成不变,但美国曾经、眼下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拥有的超级大国地位,一方面决定了国际问题无论大小,几乎都与美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前提和实现政策目标的保障。更有甚者,竟然有人将国际关系理论干脆称作是一门“美国式的社会科学”。虽不无夸张,但其基本倾向我们大致是赞同的,因为无论是理解当今国际关系或预测明日世界格局走向,还是评估中国今天所处国际环境并把握其未来趋势,均应以对美国行为方式的深入讨论为一个基本出发点,均该对美国行为的根源有所了解。

  同凯南探讨苏联行为时所持的理念一样,我们认为美国这样的国家之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此说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作为可以被“人格化”的国家,总体而言它的行为是基于理性计算的选择,因而是可描述的、可理解的和可预期的。更进一步讲,我们的上述信念以下面四个基本判断或倾向为依据。

  其一,历史是起作用的。这句话的另一种表述是:未来发生的事件无法独立于过去。过去影响未来这句话至少有两层含义。它一方面是指特定人群的某些特征在时间的坐标中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或传承性,另一方面是说群体观念或行为特征的变化方向与节奏深受“路径依赖”的左右。说到稳定性或传承性,恐怕要首推那些被某一特定群体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或文化传统,或简单称之为意识形态,亦即一种有内在联系的、通观世界的看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群体的偏好及选择往往由此而定。至于“路径依赖”,它强调的是,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干扰,同时某些事件之影响可能会被放大,其演化结果会有多种可能结果或均衡状态,并将长期影响人类行为与资源配置过程。以“历史是起作用的”为起点,也意味着我们立足于长期分析,意味着我们对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认可。这让我们想起沃尔特·李普曼的一句话:“只要在向前看的同时记得往后回顾一下,我们便能够很好地区分表层现象和真实状况、暂时的原因同永久的因素、插曲与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之间的差别。”

  其二,利益集团或阶级之间的博弈塑造了国家行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通过其对外政策得以展现,而政策又都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故国家行为的基础,在于那些由寻求价值实现和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人集结而成的集体行动;对国家行为最便捷和最有效的理解途径,来自于对一国内部各集团或各阶级之间博弈过程的剖析。尽管我们不排斥方法论个人主义,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遵从的主要是方法论集体主义,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或利益集团分析,并将重点置于阶级或集团间博弈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之上。方法论集体主义的一个推论是,恰如戴维·兰德斯所指出的“宏大的过程需要有宏大的原因”,在分析时我们需要舍弃掉那些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而抓住超越个体差异的一般特性。对此,托克维尔还讲过一句颇为经典的话:“无疑,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可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由此,我们相信,在那些永无休止的学术辩论、纷繁复杂的朋党纷争和貌似矛盾的民族性格背后,存在某种一致的、持久的及相互协调的美国行为逻辑。

  其三,外交服从于内政。虽然在摩根索、米尔斯海默等学者的眼中,国家的对外行为与其内部属性关系甚微,但更多学者或政策专家还是倾向于认为,一国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及由此产生的对外行为,是其国内价值观念和社会属性的延伸,至少对霸权国家或大国而言是如此。凯南坚信,理解苏联行为的关键在于分析其国内根源,因为莫斯科当局对于西方世界的态度和所做之决策,正是根植于苏联社会内部的深层力量和价值观。亨廷顿亦指出,“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对外政策上的争论,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在国内是什么人这一方面有争论。”迈克尔·亨特同样坚持,只有从“尽可能长远的角度去研究外交决策精英产生于其中的人群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才能寻求到美国对外行为“相应的持久性与连续性”。普特南提出的“双层博弈逻辑”也旨在说明,尽管内政与外交之间互动,但执政者必须通过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使自己的合法性最大化。在此,我们接受康马杰提出的研究思路,即“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美国思想、性格和行为方式”,并且认为,这些内部根源决定了美国的对外行为。

  其四,制度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基本手段。在此,我们秉承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倾向和分析方法。在诺斯看来,制度经济学是要回答“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这一基本问题,并找到了答案,即“人类发展的各种合作和竞争的形式及实施将人类活动组织起来之规章的那些制度”。主流制度经济学家的关注点,在于揭示那些隐藏在个别国家之间经济绩效差异背后的制度原因。而我们关注的焦点则在于把制度经济学理论扩展到对国家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分析之中。这样一来,所有权结构和国家理论的重要性便相对降低,而侧重于保护哪个或哪些国家权力与利益的制度结构的重要性便相对上升。这里,对不同群体、国家或经济体意味着不同结果的制度,被我们称之为“非中性制度”。在国际舞台上,一国尤其是大国的实力和利益,其获得、保护和扩大,在相当意义上取决于非中性制度的歧视性程度高低、适用范围大小和执行力度强弱。在一个全球政府缺位、全球公共产品主要由超级大国及其同盟者提供的世界里,任何一个拥有霸主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势必会运用非中性制度来成就其国家目标。同时,国家间的竞争亦集中体现在对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上。

  将上述四项基本判断运用于对美国行为之根源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整体而言,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强烈且宗教信众遍布的国家。这一方面表明了美国拥有一套以基督教教义为准绳的价值取向和判定标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它有一种将自身价值观念普世化的理想主义冲动。与此同时,美国又是一个极为注重实效的国家,它的行为或政策与制度选择无不围绕着形形色色的现实利益而展开,奉利益最大化为圭臬。无论是价值诉求还是现实利益,其承载者都是具体的、受到不同激励而组织起来的个人,尤其是那些身处上流社会、占据关键决策岗位、掌握全国资源与财富的精英们。在社会内部,美国不同阶级或集团之间无疑存在着利益差异甚至冲突。在国家层面上,以党派政治表现出来的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又总是会通过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协调展示出来。概言之,宗教热情—商业理念—集团政治,三位一体,构成了美国行为的三大支柱,并成为理解美国行为的三个基本维度。

  更进一步,我们试图因循下述逻辑线索来剖析美国行为的根源:追求的目标,目标形成和实现的过程,以及实现目标的条件。最一般地讲,美国的目标有两大类: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考虑到涵盖了对外政策的国际规则在维护和拓展价值诉求与现实利益方面具有的基础功能,特别是鉴于非中性国际规则对国内不同群体产生的歧视性后果,对美国国家行为之根源的探究,在相当程度上也就转化成为对其实现国家目标的过程与条件的研究。自18 世纪末期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中一直存在这样两条看似独立时而又相互矛盾的主线:理想主义与功效主义。理想主义的线索来源于基督教的宗教哲学传统,核心是要捍卫和拓展美国的价值理念;功效主义的线索主要出自于美国商业精神的传承,紧密围绕着权力和利益的角逐。作为前述议论的一个逻辑延伸,同时也是为了分析的便利,我们在此给出一个高度简化的讨论美国行为的框架,即所谓“价值诉求—现实利益”二元模型。该模型力求把最能反映出与美国行为相关的基本变量提炼出来,并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且尽量使其具有一般性和预测美国行为之能力。借助这个二元模型,我们试图推导出某些事关美国行为之根源的命题,或引申出一些涉及美国行为的判断。

  本研究的第一部分重点讨论基督教与美国理想主义价值观。第二部分聚焦于受现实利益驱动的美国行为准则。第三部分集中论述美国朋党政治及其派生出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第四部分探究的是美国实力与国际规则之间的互动。在第五部分,我们打算较为详尽地对“价值诉求—现实利益”二元模型进行叙述。最后是简单的结语。

  

  一、基督教传统与普世化价值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信仰浓厚的国家。以根植于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区分敌友并将自身的价值观念普世化的意愿,构成了美国行为的意识形态基础。基督教信仰和由此激发的宗教热情所形成的价值诉求融入了美国社会,尤其是主流社会的意识与行为方式之中,并成为其决策时所依据的某种一般性原则,进而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偏好与选择。

  

  1.无所不在的基督教影响

  

  美国最初是由一群欧洲基督教新教移民共同组建的民族国家,同时也是当今世界上基督教信仰最为虔诚的国家。与《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相并列,《圣经》被视为美国建国的“奠基文本”。亨廷顿指出,在现代人看来,美国人所表现出信奉宗教的程度“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基督教在美国虽说不是官方认可的国教,但却是当之无愧的“非正式的国教”。伯克维奇也反复强调,美国“现在是、而且一直是世界上最宗教化的国家”。李普塞特亦曾说过,美国“从来都是基督教世界中宗教色彩最重的国家之一”。对此,法国作家缪拉评论道:“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拥有对宗教如此虔敬的人民,以至他们在外国人眼里显得太过分了。”

  绝大多数美国人将“我们信赖上帝”视为人生信条。在2003 年的民意测验中,有92%的美国人声称自己“信仰上帝”,85%以上的人为正式受洗的基督徒;57%~65%的美国人承认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85%的美国人相信《圣经》记录了上帝的原话,这其中近46%的人认为对圣经中的话应句句遵从。70%左右的美国成年人属于某个教会,并热衷于参加教会活动。美国的宗教团体数量之多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由其组织或参与的各种宗教活动也比其他西方国家更为频繁。另据美联社调查,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比其花在体育和娱乐上的时间和金钱多得多。总之,在历年各项反映国民信仰基督教程度的数据统计中,美国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一直居于首位,令同样以信奉基督教为主的欧洲国家望尘莫及。

  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脱离不了基督教的印记。普利策奖获得者瑞克·布鲁格对其家乡的基督教盛况做过如下描述:在他幼年生活的那个小镇中,诊所仅有两个,但基督教堂却达20 座之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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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7-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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