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加尔布雷斯:作为另类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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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进入专栏)  

  

  加尔布雷斯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一个有趣的人,一个尝试人生各种可能性的人,一个多维度的人,一个个性鲜明但不偏执的人,一个特立独行而诙谐可爱的人,一个以其个性被贬斥也因其个性而受到推崇的人。这就是我对这个人的一生的基本概括。——作者题记

  

  一、引言:加尔布雷斯—一个多维度的生命历程

  

  加尔布雷斯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经历上都是如此。在他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人生和各种各样的角色,而且在每个角色上似乎都有不俗的表现,都受到了世人的关注。

  他是一个备受争议而声望甚高的经济学家,他在现代制度经济学领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对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有着巨大的影响。加尔布雷斯曾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是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教授,仅仅由此来看,也可以证明他在经济学家中的显赫地位,不管有些人对他的学术思想与分析范式有多大争议。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低估他对经济学作出的特殊贡献,和对社会科学的一般贡献,将是错误的”[1]。

  他是一个活跃的政治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特别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频繁活跃于政治舞台,是阿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和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竞选的重要顾问和演讲稿的主要撰稿人。他还积极参与麦卡锡和麦戈文参议员的总统竞选。作为一个政治家,在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33岁就担任了美国物价管理局的副局长,直到1943年,加尔布雷斯都是美国大部分商品价格的主要操控者[2]。

  他还是一个职业外交家,在60年代初期,他是肯尼迪派驻印度的“一位坦率而有力的大使”,在说服尼赫鲁接受中印停火协议中扮演了温和的积极角色。20世纪70年代他访问中国时,我国外交部们对其行动表示了礼貌的肯定,这使得加尔布雷斯在他的传记中很是得意,他说:“在他们(作者按:指中国外交部门)对这次冲突的评估中,我的作用受到相当的重视。依靠好运气,一个人有可能在同一场战争中两边讨好,但谁也不能对此抱有奢望。”[3]他还不断劝告总统不要让美国陷入越南战争。

  加尔布雷斯曾担任过《幸福》杂志的编辑,在那里,他学会如何用清晰的通俗的语言向大众传播思想。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一个在整个社会引起反响的最著名的社会批评家之一。他出版的著作涉及的题材和体裁都非常繁多。题材包括经济问题的历史记载(如《大崩溃》、《不确定的年代》),外交和旅行回忆录(如《大使之行》、《中国日记》),论述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小册子(如《怎样控制军备》、《如何摆脱越南战争》),当然还有他的举世闻名的四部经济学经典著作(包括《美国资本主义》、《丰裕社会》、《新工业国》和《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从体裁来看,他擅长写文学式的尖锐的社会批评文字,甚至他还出版了两部纯粹文学作品,即小说《凯旋》和《麦克兰德里斯》。在自传里,他对自己的文学造诣和由此带来的收益很是满意,说:“粗略算来,《凯旋》所赚到的钱,包括两部没有投拍的电影的版权费,相当于我在哈佛大学当了15年正教授总共挣到的钱。”[4]在同一家出版社,既出版经济学作品,又出版小说,加尔布雷斯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出版商还专门为此开立一份证明来褒扬加尔布雷斯的成就。

  这就是加尔布雷斯漫长而有趣的一生。他似乎是一个顽童,时而在哈佛大学的讲坛上扮演着经济学家的角色,时而在大众传媒和电视上扮演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一会儿是一个狂热的民主党总统竞选顾问,一会儿又是一个周旋于各国之间的外交家;在一个舞台上,他是激烈的社会批评家,在另一个舞台上,他又沉浸在他的文学的浪漫虚拟世界中。他在经济学说上的另类的表现与他在公众中的广泛的受接受程度,似乎形成一个悖论和反差。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不仅是由于他的论点的力量,而且是因为他提出论点时的极强的表达能力,诙谐和能够被接受的方式”。约翰·甘布斯在解释为什么加尔布雷斯普遍赢得广泛的读者的兴趣和同情时,曾非常精辟地指出,加尔布雷斯的成功之处也许正是另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凡伯伦的失败之处:“凡伯伦是一位偏执的学者,而加尔布雷斯是一个举止文雅的人,一个属于世界的人”。[5]

  

  二、另类经济学家的典范:加尔布雷斯的方法论和学术风格

  

  加尔布雷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在于他继承了凡伯伦开创的制度经济学说,并且在分析范式和分析内容上极大地拓展了凡伯伦传统。跟凡伯伦一样,加尔布雷斯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尽管在脾气的偏执和批评社会时的激烈程度上比他的前辈稍逊一筹。很多评论者注意到凡伯伦和加尔布雷斯在出身上的雷同之处:加尔布雷斯出生于伊利湖北岸的一个小镇,少年时代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南部的农场度过,农场的生活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凡伯伦则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的小农场,成长于明尼苏达的乡村,农民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对他也产生了致命影响。[6]就像加尔布雷斯自己所说的,“农民都有一种严重的自卑感,即所谓的自卑情结”,“住在城镇里的人自认为生来就比别人高明,而在地里劳作的农民与大土地拥有者截然不同,他们随时随地都觉得自己是乡巴佬”,“这个家给予了我两样东西,一是农家孩子固有的不安全感,二是想把所见所闻告诉大家的强烈愿望”。[7]我们不得不联想到,由于以往的农村生活经历,农民的意识和性格在凡伯伦和加尔布雷斯的以后的学术生涯中镌刻下深深的烙印,他们所共有的对这个工业社会的批判意识、对丰裕社会和有闲阶级的嘲讽,都反映出这种早年生活的影响。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是,加尔布雷斯出身于安大略省的比较富裕的家庭,其家族在当地有着较高的地位;而凡伯伦家族在明尼苏达也是比较富有,与那些被视为落后、粗野、举止不端、甚至有些愚蠢的挪威农场主相比,凡伯伦家族却是聪明和有教养的。加尔布雷斯在解释凡伯伦的怪异举止和激烈批判个性的时候,说道:“对于那些由于财富、职业、种族或行为举止而‘使人反感地自认为’(凡伯伦语)能够得到优越地位的人,凡伯伦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他的学术造诣就是这股气的总爆发。我能理解这种情绪。”[8]加尔布雷斯自己承认,在所有的经济学家中,除了马歇尔外,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凡伯伦,他的尖锐的批判性和嘲讽语调长期影响了加尔布雷斯的思想方式和写作方式。“凡伯伦对我的影响长期存在,我能从写作中得到乐趣,其原因之一就是想到我写的东西可能惹怒某些自命不凡者。”[9]

  在很多人的眼里,加尔布雷斯跟他的前辈一样,都是另类的经济学家,尽管加尔布雷斯在生活作风和个人习惯方面丝毫没有如同凡伯伦一样的种种艳事和怪癖。他们之间的相似主要表现在他们的经济学方法论上。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跟凡伯伦一样,对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法论非常厌恶,终其一生都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进行着不遗余力的批评与嘲讽。对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定、完全竞争假定、利润最大化假定以及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与企业理论等等,他们都采取尖刻的嘲讽和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着实惹怒了很多主流经济学派的人物。正像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加尔布雷斯理论的消极的一面是他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太过吹毛求疵,到了令人讨厌的程度”。[10]

  老制度主义经济学[11]是以正统经济学的反叛者的角色出现的,从早期的凡伯伦、米切尔、康芒斯、阿里斯开始,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突破了正统经济学所关注的经济学主题,开始将目光投向制度、组织、法律、习俗、文化、权力等非经济因素,对新古典主义的范式提出了挑战。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经济体系的运作和人类的经济行为,不是制度真空中被决定和演进的,而是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制度和社会规则环境,依赖于被社会群体所接受的一般行为规范。像一般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一样,加尔布雷斯强调制度或结构问题的重要性,反对用抽象的“纯经济”方法,反对古典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包括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中的数量分析方法,主张把非经济因素(包括政治权力、社会结构、制度组织因素、人的因素等)都包含在分析框架之中。加尔布雷斯关心政治权力的分配,关心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工的变迁,关心大公司制度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心丰裕社会和工业时代给人类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关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都是制度经济学家的传统分析方法。

  在《经济学与公共目标》的开头,加尔布雷斯宣称自己写作本书的任务是“把学生从课本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要超越现有的新古典教科书的教条,思考更为广阔的理论课题,并使用更为贴近现实的分析范式。但同时,加尔布雷斯也告诉那些年轻学生,“不能完全脱离课本……在教科书里说明的一些经济学上的概念和制度——资本、地租、国民总产值、指数、货币供给、所得税、资本市场、联邦储备体系等——是基本知识,由此对经济体系可以具有想象的能力——只要注意,不要成为某一偶像的俘虏。因此,教科书仍然是需要的,不过希望我们不要总是死守着它对经济体系的现有观点。我们的知识也不能以教科书为限。”[12]应该说,加尔布雷斯对正统经济学的态度是比较公允和客观的,他并没有把正统经济学一棍子打死,不过他告诫年轻的学生不要陷入新古典教条的罗网而不能自拔。

  很多人批评加尔布雷斯等老制度主义者的经济学思想存在形式化不足的弊病,这种缺点导致他们的思想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和传播,缺乏可持续性。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加尔布雷斯是一位18世纪式的文人。他的假设是分散阐述的,他的论据常常是直观的,不是事实上的;他的经济决定论是掩盖道德判断的面具,他的论述是戏剧性的,常常夸大其辞”。[13]对这种评价我们要客观看待。经济学的形式化是指使用诸如数学或符号逻辑等抽象化语言以取代自然语言或文学修辞进行表述的方法,形式化不仅要求经济学理论的精确化,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必须剔除理论中的某些东西,从而高度理想化地表述理论。形式化消除了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但是其代价是失去了自然语言的丰富性和启发性。很不幸的是,当早期新古典主义者[14]开创的形式化在提高经济学理论的清晰性和可修正性的同时,也抽象掉了一些对解释经济现象至关重要的历史和制度因素,使得经济学模型的解释往往显得简陋和肤浅。形式化方法只考察那些便于数学处理的论题,形式化过程中所抽象掉的制度、组织、历史、文化和权力结构等因素,恰恰是理解真实世界的关键要素。正因为形式化的这些缺陷,像加尔布雷斯这样的制度经济学家才拒绝完全的形式化,而采用更有文学色彩的推理形式,常常将这种形式与历史研究、制度研究或案例研究结合在一起,这对新古典方法是一种有益的必要的弥补。

  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老制度经济学家的这种经济学描述方式颇有微词,认为老制度经济学重描述,轻理论,这种看法具有某种普遍性和误导性。比如科斯就曾经刻薄地说:“美国制度主义非但不是理论的,而且是反理论的……他们没有理论,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等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留传下来”[15]。科斯的评价显然有些情绪化,不够公允,因为即使是在康芒斯、米切尔和凡伯伦的研究中,也存在着清晰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基础,只不过这种理论的表述方式与新古典方法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而已。正如英国学者卢瑟福所说的,“老制度主义者所拒绝的是较为正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形式和模型建构,认为它们过于形式化,过于抽象和狭隘。这里的方法论之争与其说是理论与描述之争,不如说是在复杂演化系统的分析中采用多大程度的抽象才合适的争论”[16]。事实上,即使科斯本人,也是经济学历史上少有的几乎完全不用数学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的形式化是靠后来的一些擅长数学的经济学家完成的。把老制度经济学的贡献说成是一钱不值,不仅在情感上是偏激的,而且对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极为有害。制度经济学家的很多理论,包括其独特的方法论,对现代经济学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正是受制度主义思想和方法论的启发,现代经济学对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分析、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组织和行为的分析、对公司治理和公司结构的分析、对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对文化和习俗的分析、对人类习惯和心理的分析,都有了重大的进展,拓展出很多重要的经济学领域,诸如公共选择理论、法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现代企业理论、经济社会学、行为经济学和经济心理学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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