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明:“不发达”与“欠发达”:历史与结构 ——关于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等概念的一个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66 次 更新时间:2008-06-15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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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  

发展中国家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形态的一种概括,而是基于发展和现代化观点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的一系列不发达国家的总称。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按其经济、政治性质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可分出两个类别:第一类别是那些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和阶级动员方式,在民族民主革命完成之后建成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类国家为数不多,因受制于其意识形态,一段时期里也并不接受“发展中国家”这种提法,大约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才把自己视为发展中国家。相比之下,居于多数的是第二类别,即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或经局部内战或经和平妥协,在摆脱殖民统治的基础上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由于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这类国家的基本制度虽然可归入资本主义范畴,但仍然具有或形成一些有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它们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主体。因此,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就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时间上看,这类国家除少数产生于19世纪初至20世纪前半叶,大多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这并不是否认它们作为古老文化国度、种族地域集团或传统行政治理单位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存在,而是说它们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出现于世界舞台不过是晚近几十年殖民体系崩溃的结果。从空间上看,分布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州,而与西方工业世界相对立而又从属于西方工业世界的广大的农业世界,都可以归入发展中国家,它们是这片广阔地区各种矛盾运动的产物。

在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的文件中,或在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笔下,发展中国家拥有多种称谓。首先,“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就是相对于“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ies)而言的,“发展中”意味着在国民财富、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差距及为缩短这些差距而作出的努力。与“发展中国家”此种意涵相联系的有“落后国家”(backward countries)、“不发达国家”(undeveloped countries)、“低发展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等。“落后国家”因含有价值贬抑之意,易于引起“落后者”的反感,于是一些政治敏感性较高的国际组织和用语较谨慎的学者逐渐改用比较中性的后两种称谓,[1]毕竟,“不发达”、“低发展”只是说出了一个众所周知因而无须讳言的物质技术性的事实。此外,发展中国家也被人们称为“前殖民地国家”(pre-colonial countries),这是从世界史的纵向角度考察“不发达”、“低发展”的一个用语,因为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前殖民地”揭示了这些国家不发达或低发展的由来,包含了某种“前世”与“今生”有机关联的假设,是发展研究或现代化研究立论无法回避的起点。与此类似但在方法论上属于一种横向考察视角的是诸如“外围/边缘国家”(peripheral areas)、“南方国家”(the South)等概念的提出,这两个概念明白无误地将发展中国家置于结构分析的框架中——“边缘”相对于“中心”而存在,“南方”相对于“北方”而成立,它所要告诉人们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与危机是由其在国际关系的结构位置决定的,结构的强制是全部问题的缘由与关键。在结构分析方法中,还有一个使用最多、结构色彩最鲜明、在政学两界影响最广泛的概念,这就是“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的确,在以上关于发展中国家林林总总的表述中,这些词语彼此间的外延与内涵是很接近的,学者们根据不同的需要交替使用这些词语以表达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共同特征的努力与做法也是被学术界认可的,然而,从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较之其他称谓,“第三世界”无疑是一个包含更多历史内容且兼具历史与结构双重品格的、更易于揭示发展中国家本质特征的、因而更富有学理价值的分析性概念。

一般认为,“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最早(1952年)是由法国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提出来的。在法国人的词汇中,“第三世界”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存在着某种语义关联。相对于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而言,所谓“第三等级”(平民)是一个被奴役的无权的等级,“第三”本身就含有等而下之、末流的、低劣的意思。正是受“第三等级”内涵的启发,索维将它改造使用于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于是有了“第三世界”。在这里,“第三世界”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受压迫和被蔑视的世界,它代表了一条独立于“西方工业市场资本主义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2]关于“第三世界”概念的起源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说法,例如,在由沃尔夫-菲利普斯(Leslie Wolf-Phillips)编撰的一本讨论“第三世界”的论文集中,约瑟夫•拉夫(Joseph Love)认为阿根廷前总统庇隆1949年提出的“第三立场”(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直接导致“第三世界”的面世。[3]这也有一定根据,因为,在战后重建的初始岁月,大概没有一个民族政治运动的领导人能像庇隆那样,敢于如此自信而鲜明地在两大阵营甫将成形的世界格局中开凿出他的“异度空间”,由此成为后来的“三个世界”的先声。[4]但是,“第三世界”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作为一种“身份识别”获得“当事人”的集体认同,则应归功于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即“万隆会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己发起召开和讨论决定自己事务的国际会议,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倡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建立和发展彼此间团结合作关系、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精神和原则,通常被认为是正式提出了第三世界问题。从此,第三世界这个称谓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并覆盖了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第三世界首先是一个经济性范畴,它让人们立即想到的就是它的“不发达”状态。这种不发达表现为社会人口的农耕性、生产活动的渔猎采掘性,生产工具的低技术含量和劳动技能的相对简单,具有与工业社会迥然不同的农业社会或工业化程度低下的社会的基本面貌。托达罗在《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一书中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作了如下概括:(1)低下的生活水平;(2)低下的生产率水平;(3)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和沉重的抚养负担;(4)越来越高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5)很大程度上依赖农业生产及初级产品出口;(6)国际关系中的依附性和脆弱性。[5]这六大特征彼此间具有一种共生连带的关系,比如,低下的生活水平刺激了人口的较高增长,过度的人口数量加剧了就业的压力,失业率的上升抑制了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导致进一步的贫困,如此等等。然而,如果说关于第三世界的不发达的事实描述至多只有(涉及地区)程度不同,而并无根本争议,那末关于第三世界的不发达的原因探讨则存有各种意见分歧。[6]总的说来,正如发展研究中的一些学者尤其是左翼倾向的学者所指出的,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并不像早期有些文献所想象那样,是这些国家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人种的直接后果(这种孟德斯鸠式的观点被认为是陈腐不堪),也不能简单沿袭韦伯式的命题,将这些国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情况作为其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滞后”和“落伍”的渊薮,[7]同样也不能纯粹从经济学的角度用诸如“贫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困境”这类假设来分析。[8]这些观点都可能导致对发展中国家贫困根源的非历史的孤立的解释。

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同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6-17世纪,欧洲在重商主义的旗帜下向非洲海岸、加勒比海岛屿、美洲大陆边缘和南亚地区进行资本主义商业扩张,首先把处于原始土著文明的美洲地区和非洲外缘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接着到18世纪后期,因应工业革命的巨大需求和威势,在开始征服非洲内陆的同时以炮舰叩开古老东亚的国门,最终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过去在西方人的游记和传说中出现的遥远的异邦现在成为西方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一过程就是第三世界形成的过程。显然,第三世界的形成是以西方的暴力和征服为基础的——马克思对此有一段著名的概括:

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9]

这是理解第三世界不发达本质的第一个出发点。但是要注意,第一,马克思强调暴力对于第三世界形成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把暴力作为历史发展的本源,“东方的专制制度和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交相更替的统治”固然是暴力的典型表现,但暴力“几千年来都对这些旧的公社无可奈何;由大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的自发的家庭工业的逐渐破坏,却使公社日益瓦解”,[10]说明暴力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不能创造占有关系本身。因此,与其说西方殖民暴力创造了第三世界,不如说西方殖民暴力所体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创造了第三世界。第二,暴力和征服并不能简单地统治一个广袤的大陆,尤其不能简单地维持和实现征服者的全球利益和“历史使命”。事实上,到19世纪初,随着商业资本主义让位于工业资本主义,以公开军事征服为特征的殖民主义已经趋于衰落。对第三世界来说,暴力和征服本质上只是西方殖民主义原始积累的手段——起先是借此打破传统社会(如村社制度)对商品竞争机制的抵抗,其后是作为政治统治的后盾以维护殖民地交换关系、生产方式和工资水平的“正常”运行,但暴力和征服还不是不发达的根本缘由。第三,西方向新大陆探险的原初动力并不是攫取领土,而是要控制贸易,攫取领土不过是为垄断最有利可图的贸易地区而附带进行的。按照一些经济史学家提供的资料,在资本主义生产时代曙光初露之时,除了在技术方面,如大型远洋帆船和海军火炮,欧洲并不比后来成为它的殖民地的东方在文化和经济力量上占有更多的优势。正如发展经济学家格里芬(K.Griffin)所说,是“欧洲的军事优势加上物质相对贫困形成了欧洲扩张的早期势态。西方之所以有可能掌握支配地位,是因为它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西方之所以必须掌握支配地位,是因为欧洲没有能力同东方的富国按平等条件从事贸易。”[11]因此,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和西方谋求自身发展战略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外扩张以及西方由此最终取得支配世界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初步结论是,欧洲所支配的国际经济的自动作用首先造成了不发达,然后又阻挠摆脱不发达的行动。总之,不发达是历史过程的产物。”[12]这是理解第三世界本质的最重要的出发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L. S. Stavrianos)在其以“第三世界的历史过程”为副标题的名著《全球分裂》一书中指出:

第三世界的情况并不是简单的贫困问题。按人均收入划一条线,把第三世界放在下面,把第一世界放在上面,这还远远不足以代表真实情况。这种分界线本身就是不适当。……[那末,什么是第三世界呢?]简言之,所谓第三世界,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组关系——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地区在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13]

值得注意的是,斯塔夫里亚诺斯对第三世界“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特点的分析导入了另外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的称谓——“欠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ies)。在中文译名中,“underdevelopment”和“undeveloped”一般没有特别的讲究,同被翻译为“不发达”(只有台湾学者将前者译为“低度发展”以区别于后者的“未开发”)。斯塔夫里亚诺斯特意援引熊彼特的话来解释什么叫“欠发达”——熊彼特说:“所谓‘发展’,根据我们的理解,只有经济生活中非由外力强加的,而是依靠来自内在的主动性产生的那种变化,才算发展。……倘若经济……是被周围世界的变化拖着前进,……经济便不断使自己适应外部变化,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这样便没有什么经济发展。”[14]熊彼特以经济变化的动因是内在自主的还是外在强制的来区分有无经济发展,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巴西依附论者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的“依附”定义:

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的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15]

依附必然导致“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这样,“不发达”(undeveloped)一词在许多左翼作者和依附论者那里便又常常被“欠发达”这个词所替用,“不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也有了不同的特定含义。上面已经提及,所谓“欠发达”是指没有“发展”的增长,斯塔夫里亚诺斯将这种“增长”解释为“是一种纵向经济联系——即与各个宗主国中心之间的经济的联系;而非横向经济联系——即国内各经济部门之间双方或多方的联系。纵向经济关系导致单一型经济,主要生产供出口的矿产品和农产品,注定不能促成全面整体的经济发展,并且决定了第三世界的状况直至今天还是依附于发达国家”。[16]它的意涵主要体现为三点:(1)第三世界确有程度不同的经济增长,但第三世界没有合乎现代意义的经济发展;(2)发达国家过去也是从不发达经济演变过来的,但发达国家从来不是从欠发达经济演变过来的,或者说,发达国家有过不发达的历史,但从来不曾有过欠发达的历史;[17](3)欠发达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殖民扩张的结果,是“外围”社会经济形态被“中心”商品和资本扭曲的专属第三世界的一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欠发达”这个词表明,不是西方“发现了”第三世界,而是西方“制造了”第三世界。

在这里,关于第三世界形成原因的历史讨论采取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结构主义的理论形式,这其实也是大多数第三世界研究文献的特点。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由两个核心概念组成:“中心”(core)与“外围/边缘”(periphery),中心指西方工业国家,外围(亦称边缘)指被吸纳进世界贸易网络的发展中国家,二者构成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众多关于“中心-外围”的结构主义的阐释中,弗兰克的理论可能是最简明而又最独具一格的。按照弗兰克基于拉丁美洲经验所提出的假设,在世界性的“中心-外围”(弗兰克以“都会”-“卫星”代之)结构中,(1)中心能够得到发展而外围往往不得不处于不发达状态;(2)因此当中心与外围的联系处于最为薄弱的时期,恰好是外围最为发展的时期;(3)最不发达和最封建的地区多半是过去与中心联系最紧密的地区;(4)该地区农业体制无论是采取大庄园制还是采取商贸企业式大农场制,都是适应国内和世界市场的需求所造成的,而不能归咎于殖民者从欧洲引进的封建制度未能发生有效的转型;(5)这些孤立的、以维持生计为本的半封建的大庄园所以落后,不是因为地处偏僻,而是因为农业企业不再有利可图和矿产资源枯竭后被中心遗弃的结果。[18]把结构分析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说由于结构的强制而使第三世界落入不发达的陷阱,的确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然而,弗兰克的结构分析仍然略嫌粗疏。因为结构的强制并不是预定论式地发生作用的,结构说到底是国际社会人们集体行为的产物,结构的强制总是通过特定的具体的机制才能显现出它似乎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特质。

这种机制在依附论学者以及大部分左翼倾向学者中有不同的表述,比较共同的意见是,国际分工或国际专业化分工所造成的“不平等交换”(unequal exchange)导致外围国家在发展中越来越被置于世界的底部。如上所述,16世纪资本主义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方的扩张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只有一个市场,即资本主义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专业化的国际分工是它的真正奥秘。什么是国际分工?简单地说,就是先进国家从事高技术生产,落后国家从事低技术生产;或者说,先进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落后国家生产初级产品。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追逐利润就要扩大市场,扩大市场就形成两类交换: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的交换以及先进国家内部的交换。在先进国家的军事政治霸权及对技术进步的垄断的条件下,落后国家不得不以其自然资源与原料出口的功能同先进国家发生联系,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结合进这个世界体系中,“中心-外围”结构就是这样形成了。在这个结构中,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市场交换”一定是一种不平等交换,其表现为:(1)贸易关系的不平等:中心国家通过技术垄断不断抬高制成品价格,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使制成品和原料在价格上的差距拉开,恶化了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19](2)技术成果分享的不平等:中心国家利用其技术上的优势和垄断资本输出(如跨国公司),从事最现代化和最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而把传统工业转移到外围国家,阻止外围国家的工业化,使外围永久成为中心资本积累的来源;[20](3)收入水平的不平等:中心国家利用外围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在外围建立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中心与外围之间劳动力报酬的巨大差距,将外围国家(低工资国家)的经济剩余大量转移到中心国家(高工资国家),造成了外围国家资本积累比率的萎缩。[21]所以阿明(Smir Amin)指出,正是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专业化扩大了从外围向中心的价值转移的规模、削弱了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谈判的能力、加剧了外围国家城乡、地区、部门、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分裂了外围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整合,最终使得外围国家丧失了自身发展的任何主动性。[22]

不过,对第三世界的讨论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主要不再是关于第三世界的界定,而是关于与第三世界定位密切相关的“三个世界”的划分,前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宏观历史比较研究中已经大体形成共识,后者却因国际政治、意识形态和大国战略不同时期的变化需要而各有阐释。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战后的世界可以划分为三个国家集团:第一个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欧、日本等“工业民主国家”组成的资本主义体系,第二个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欧亚洲“共产党工业化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体系。前者被称为“第一世界”,后者被称为“第二世界”。在这对峙的两个世界之间的是那些座落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在不结盟主义的旗帜下组成了“第三世界”。正所谓“一个星球,三个世界”(索维语)。第三世界既不认同西方的“自由主义”,也不服膺于东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有自己的世界观、发展哲学和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以追求自己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独特方式既区别于第一世界,也不同于第二世界。以上所说的“第三立场”、“第三道路”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关于第三世界最通行的说法。

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集团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领袖和学者并不同意这种划分,苏联集团从未承认自己是第二世界,正如中国在70年代以前也并不把自己归入第三世界一样。他们认为“三个世界”的划分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时代主题(“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判断相违背的,是庸俗的非阶级分析的观点,战后的世界只有两大阵营,即崛起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衰落的资本主义阵营,“三个世界”并不反映或代表时代本质的真实潮流,第三世界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研究第三世界军事政权的苏联学者米尔斯基就认为,只有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资本主义,才能把它们保持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一旦拒绝资本主义发展,则势必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势中,“长期保持资本主义前的结构是不现实的,指望在‘第三世界’中发展资本主义便是帝国主义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23]这种观点在一些激进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中有很大影响,例如加纳独立运动领袖恩克鲁玛认为,这个地球只存在两个世界,即革命的社会主义世界和反革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世界应该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成为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24]60年代初,随着中苏分裂导致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三个世界”理论开始进入中国的政治辞典并获得了新解。70年代上半叶,中国正式接过“三个世界”的分法,但把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视为第一世界,把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列为第二世界,中国则归属于这两个世界之外的以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三世界。[25]这种中国版的“三个世界”划分显然包含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它以美苏作为打击目标(或竞争对手),以欧日作为争取对象,以第三世界作为盟友和支持力量,通过淡化和超越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凸显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历史、经济发展水平和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地位的共同性,力图在多元对抗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最大限度扩展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26]可见,虽然对“三个世界”的理解和划分存在分歧,但无论是西方主流学界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不影响他们把第三世界视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范畴。

90年代以后,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易帜引起国家间关系的重组,第三世界发生了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第三世界这个概念还能不能反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变动的现实?西方学者提出“第三世界消亡论”,其依据是:第一,第三世界是冷战时期发展中国家对自己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不利地位的一种描述,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已经发生经济分化,第三世界不再是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整体;第二,苏联东欧的崩溃宣告了第二世界的瓦解,第二世界既然不复存在,三个世界的结构也就不再成立,这使得第三世界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第三,第三世界推行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不结盟运动长期是第三世界的政治优势所在,然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取得绝对主导地位的态势下,不结盟运动失去了意义。[27]的确,就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言,第三世界的地位普遍趋于下降了,第三世界的重要性至少不像冷战时期那样突出;就第三世界所指称的整个地区而言,其国家内部发展与国家间关系在世界格局的变动中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一部分国家如新兴工业化国家在IMF、GATT和后来的WTO框架和协议范围内获得某种“照顾”与好处,在价值取向、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方面呈现出靠拢西方发达国家的趋势,另一些拥有庞大人口和资源的国家,如印度、巴西以及包括依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在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过程中积极捕捉某种发展契机并由此迅速崛起。但是,第三世界以及“第三世界问题”果真“消亡”了吗?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第三世界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外扩张和西方由此取得支配世界地位的产物,第三世界的本质在于它揭示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支配与被支配(左翼学者则通常表述为“剥削与被剥削”)、自主中心与依附边缘的不平等关系。冷战的结束只是结束了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并没有结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种不平等关系。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界长期讨论的“南北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其表现最为明显的首先是南北贫富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1960年世界各国经济排名前15名和后15名的人均国民收入比率是30:1,而冷战后的最近10年来,这一比率从60:1升至74:1;1974年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为29个,1994年增加到48个,占发展中国家近1/3;世界贫困人口已由1993年的13亿增至15亿左右。[28]其次是南方债务负担不是在减轻而是在加重。1988年南方国家外债总额1.4万亿美元,10年后增加到2.5万亿美元,2005年跃居3.0万亿美元,[29]其中拉美和非洲是债务问题最严重的两个地区。南方国家的沉重的债务负担不仅使自身陷入发展困境,而且威胁着债权国——北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90年代以来北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相继采取措施以图缓解债务危机。1999年,7个西方工业国家同意减免世界最穷国家债务一部分,但减免债务要与“人权状况”和民主化挂钩,即便如此,减免的债务仍不到南方国家债务总额的3%。第三是南方国家的贸易条件虽有改善但南北贸易权利的不平等状况仍很明显。2004年,占人口总数17.5%的北方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61.2%和出口市场份额的88.2%,占人口总数84.7%的南方国家分别拥有的份额仅有45.4%和28.2%,其中非洲48个国家的出口额只占全球出口总额的2.2%。[30]北方国家的反倾销和非关税壁垒措施越来越强,挤压南方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农产品补贴额越来越多,南方国家的农矿产品与北方国家的高科技产品间的价格剪刀差越来越大。事实上,冷战后由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强势地位,南方国家在与北方国家就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谈判方面愈加无力,因为这种旧秩序不仅是美国保持超强地位的基础,也是其维持领先态势的前提,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北对话陷入僵局、几无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经济范畴的意义来说,第三世界的“消亡”逻辑上应取决于原有国际经济秩序的解体,因为后者是前者存在的条件。持“消亡论”者大都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相信80年代兴起而在冷战后进一步强化的经济自由主义将增加外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从而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纳入全球协调发展的轨道。但经济自由主义与其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类似NIC(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范本的发展前景,不如说加剧了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边缘化。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在冷战后最大的成功在于软化了第三世界的立场,使得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不再采取激进的方式或不再公开坚持推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使得90年代的南北对话被GATT范围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所替代。换言之,经济自由主义消解了第三世界变革原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使第三世界国家依然徘徊在诸如初级产品价格、债务危机、贸易保护主义(非关税壁垒)[31]等问题上。既然旧秩序没有根本改观,说“第三世界消亡”显然为时过早。从政治范畴来说,第三世界与“三个世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三世界在词源上的确表达了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与东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立场,这种第三立场就是民族主义。按照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通史》的观点,在20世纪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是三分天下有其一,[32]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最强韧的思潮和政治行动理论之一。“三个世界”的划分是否合理,这可以重议,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的抗衡则是不争的事实。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的政治军事对抗是引发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政治社会冲突的诱源,出于维持格局均衡的需要,这种冲突被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从而存在着一种霸权下的稳定,冷战结束后,原来掩盖的民族、种族和宗教矛盾纷纷失控而趋于公开化和表面化。因此,冷战的结束,与其说消解了第三世界的政治问题,不如说强化了第三世界的政治问题。即使是从国际政治的结构来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原有的冷战结束了,但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着另外两种形式的“冷战”(或者表述为“不同制度间的竞争与抗衡”更为合适),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冷战”,在新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冷战”的一种存在形式,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冷战”则具有根本的和基础的性质,后者决定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面貌。[33]只要这一情况没有改变,第三世界就会继续存在,第三世界这个分析性概念就不会过时。

我们现在可以对以上用语作一个总结。

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称谓,这些称谓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着眼于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国民收入、商品与出口总额等物质经济技术指标,根据这些指标,便有了“落后国家”、“低收入国家”、“低工业化国家”、“不发达国家”等表述。使用这类称谓要注意它们可能包含的或所由引申出来的历史观。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看来,每个国家都经历过不发达,即使欧美也不例外,简单地说,不发达国家就是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先进国家”的“落后国家”,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社会政治状况不过是经济贫困的伴生物。

然而按照历史和结构的观点,正如我们前面再三提到的,不发达不是单纯的一种匮乏贫困状态,而是一种经济政治关系。先进发达的西方过去可能有过匮乏经济的岁月,但不曾有过欠发达经济的历史。不发达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侵略扩张造成的这些国家/地区的结果。在遭遇殖民主义以前,这些地区相当大一部分在物质财富或文化工艺方面都曾领先于欧洲,只是因为欧洲外来的商品和资本扭曲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才使其陷入不发达状态。因此,“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左翼学者和非西方学者那里是指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种特殊模式。这样,便有了第二类称谓,如“边缘国家”、“南方国家”、“欠发达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当“不发达国家”被强调它的上述政治历史含义时,有时也和“边缘国家”、“南方国家”、“欠发达国家”、“第三世界”一起交互使用。这类称谓主要源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它们直接触及到非西方国家不发达的逻辑过程,并作为一种解读范式,正因如此,它们可以容纳更多的历史内容,更具有理论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摆脱殖民统治而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它们一方面开始启动和加速工业化发展(如进口替代战略),希望通过工业化改造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畸形的社会经济结构,增强国力和实现民族的复兴,另一方面建立和发展地区间的团结合作(如万隆会议、77国集团),以共同发展来抗衡国际资本的剥削和控制,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毫无疑问,这是全球性大变革的一个极有意义的组成部分。从世界现代化史的角度看,西欧中心地区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现代性(一开始就表现为现代经济推动力)向外围地区扩张,首先是作为一种破坏的力量去改变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使之从属于中心发展的需求,这为西方的工业化提供了外部资源条件(原始积累)。然后,在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中,许多学者相信,边缘地区也会在自身的社会变革中被引向现代世界。[3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崛起的新兴国家又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这是第三类称谓,也是各国政要和学者使用得最普遍的称谓。

比较前面两类称谓,我们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涵盖的内容比较庞杂,也比较模糊,它关注的是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挑战与机遇;相比之下,“第三世界”则是一个倾向性鲜明的概念,它强调的是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何以停滞衰败的根源与本质。依此意义也可以说,“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的内在规定性,而“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在现时代“中心-边缘”框架下努力走向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出于分析的方便以及照顾到人们通常的阅读习惯,除非特别需要,文献中一般不会对这些称谓作刻意的区别,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诸如此类的上述相关提法是可以交替使用来叙述同一个主体的。当人们看到或听到“第三世界”时,自然会想到这里指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当人们使用或言说“发展中国家”时,也应该知道,从精神品格上说,“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发表于《复旦政治学评论》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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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庞建国:《国家发展理论》,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第39页。

[2] 参见Peter Worsley, The Three Worlds: Culture and World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296-332.

[3] Joseph Love, “Third World”: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Worsley, in Leslie Wolf-Phillips et al., Why Third World? Third World Foundation Monograph No. 7. London: Third World Foundation for Social & Economic Studies.

[4] 庇隆的“第三立场”是其“正义主义学说”的理论核心。“第三立场”既拒绝资本主义,也拒绝社会主义,而走“正义主义”之路。因为,庇隆说:“无论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过时了的制度。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剥削人,而共产主义是通过国家剥削人,两者通过不同的制度同样‘蚕食’人。资本主义的恶俗流弊是祸根,而共产主义是后果。没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就没有理由存在。……我们选择其中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给我们的人们带来应得的福利,因此我们决定创立一个第三立场。”所以,“第三立场”也是庇隆试图解决当时世界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第三道路。引文转引自夏立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法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3页。

[5] [美]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印金强、赵荣美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6] 在一本题为“第三世界”的出版物中,编者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论文观点(opposing viewpoints series)结集成书,其第一部分就是“第三世界为什么贫困?”见David L. Bender & Bruno Leone, The Third World, Greenhaven Press, Inc., 1989.

[7] 参见弗兰克对此观点的批评,[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铦、高戈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6-34页。

[8] 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R. Nurkse)最早提出不发达经济的“贫困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物质资本的多寡及其形成的快慢是发展中国家促进或束缚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由于资本匮乏,资本形成不足,发展中国家在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都存在着“恶性循环”,以致于其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而不能自拔。纳克斯对此有一个著名的表述:“一国所以穷是因为它穷”(A country is poor because it is poor)。见R. Nurkse, The Problem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这种关于不发达原因的解释被称为“唯资本论”(capital fundamentalism),在60年代中期后的发展经济学中就受到批评,在依附理论中更受到严重抨击。参见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7、822、782、819页。

[10]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篇/政治经济学),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1页。

[11] [美]基斯•格里芬:《从历史上看不发达问题》,载[美]查尔斯•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高铦、徐壮飞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11页。

[12] 同上,第110页。

[13] [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册)(迟越、王红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7页。

[14] 同上,第15页。

[15] [巴西]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毛金里、白凤森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16] [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册)(迟越、王红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7页。关于“发展”和“增长”的另一种区别可参见英国经济学家杜德利-希尔斯著名的论文:《发展的含义》,载罗荣渠主编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46-75页。

[17]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欠发达的发展》,载[美]查尔斯•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高铦、徐壮飞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46页。

[18] 同上,第152-158页。

[19] [阿根廷]普雷维什:《我的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载[英]杰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谭崇台、梁晓滨、马颖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79页。

[20]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73-178页。

[21] 希腊经济学者伊曼纽尔(Arghiri Emmanuel)认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交换商品,后者的部分剩余价值会转移到前者,其根本原因是前者的工资高,后者的工资低;其机制是生产价格和价值偏离。这就是说,在资本能在各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国统一的、平均的利润率,使前者的商品的生产价格高于价值,后者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低于价值。按生产价格交换,后者部分剩余价值便被前者攫取。伊氏相信这种不平等交换的根源在于工资水平的高低是。阿明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受到伊曼纽尔的影响,他也认为,运用马克思的生产价格与价值有偏差的理论,抓住国与国之间利润率均等,中心和外围的工资不等的事实,就能说明不平等交换的机制。不过与伊曼纽尔稍有不同,伊氏直接用工资水平的高低来解释不平等的根源,阿明则认为工资水平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又取决于生产率,将工资水平与后两者联系起来考察,丰富了工资水平作为不平等交换根源的理解:在相同的生产率下,如果A国的工资仅是B国的1/5,A国的较高剩余价值率就会提高A+B的平均利润,较低工资水乎的A国的具有相同生产率的劳动总量在国际交换中的所得,要比其贸易饮伴B国的同样劳动总量的所得少。例如,1966年,第三世界出口总额的3/4是由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产业(石油、矿产、现代化种植业)提供的。这些部门的生产率不低于发达国家,但这一年仅以现代产业来说,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价值就达800亿美元,其原因就是工资差异。参见陈其人:《殖民地的分析史和当代殖民主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246、260页。

[22]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78-179页。

[23] [苏]格•伊•米尔斯基:《“第三世界“:社会、政权和军队》(力夫、阜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05-406页。

[24] 一些持激进观点的西方学者,如某些依附论者亦作如是观。他们是在革命的意义上承认第三世界的客观存在,如美国学者托马斯•韦斯科夫说:“我愿意使用与‘外围’同义的‘第三世界’这个词,即不属于资本主义中心(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所有尚未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和地区。”见[美]查尔斯•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09页。

[25] 据1973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会见外宾的谈话,毛泽东说:“我们都叫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同卡翁达谈话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三天后同布迈丁谈话又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这可能是中国关于“三个世界”的重新诠释及自身国际政治角色定位的最早的公开记录,但这个思想显然在60年代即已形成。同年4月,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6届特别会议,在10日大会上全面阐述 “三个世界”理论,这只是为毛的思想作背书而已。

[26]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决策层和一些学者已经批判和放弃了中国版的“三个世界”理论。据何方在《百年潮》透露,70年代末,李一氓即已认为“三个世界”划分不能正确反映国际政治的客观存在,带有浓厚的“以我划线的主观随意性”,在实践和理论中都是有问题的。“这一意见已为上面采纳,并且议定,今后的正式文件和领导同志的正式报告和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作为学术问题仍可百家争鸣。”胡乔木在准备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时也曾说过“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根本站不住,因而政治报告中不要再提。”后来在编辑《邓小平文选》时也没有收入他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谈“三个世界”划分的这篇讲话。何说:“至于党和国家的文件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二十年来确实再也没有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了。”见《百年潮》2001年第5期。

[27]比较激进的观点认为“第三世界”无论作为一个事实还是一个名词均已过时,主张立即废除“第三世界”;比较客气的观点则为这个用语的习惯性使用留有余地,说“第三世界死了,不过其精神还苟延残喘”。参见Martin W. Lewis, Is There a Third World? in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1999, pp.355-358; Charles Lane, Let’s Abolish the Third World, Barbara Crossette, The ‘Third World’ is Dead, But Spirits Linger, in Annual Edi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98/99, Dushkin/McGraw-Hill, pp.178-180

[28] 见《世纪观察:曲折向前的南北关系》,新华社,2004年9月27日。

[29]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5, pp.262-263.

[30]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5, pp193. 南方国家中不包括亚洲新兴工业国家。

[31] 战后发达国家实行的贸易自由化是一种有选择的贸易自由化,即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自由化超过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机器设备的贸易自由化超过工业消费品的贸易自由化,而农产品和消费工业品的出口恰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品。尤其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鞋类、皮革制品、罐头食品)中,因其具有“工资低”、“原料低廉”、“竞争力强”的特点,受到发达国家的种种进口限制。在GATT的多边谈判中,发达国家往往把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作为“敏感性”产品排除在关税减免的范围之外,并实行一些非关税限制的措施。据估计,约有46%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商品列为发达国家各种贸易保护措施的对象。参见王和兴:《论当代南北关系十大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1期。

[32]斯塔夫里亚诺斯是从欧洲着眼阐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如何构成其政治革命的动力的,但正如该书第12章以后诸章所述,欧洲的民族主义传播到了第三世界,唤醒了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并使之成为这些国家对抗和试图摆脱西方控制的强大的思想资源。见[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33] 见张雷声:《寻求独立、平等与发展: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东西南北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1页。

[34] 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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