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明:行为主义革命与政治发展研究的缘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 次 更新时间:2019-11-08 07: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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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  

   引言

  

   政治发展研究有明确的对象和范围,即它是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过程中政治变迁方面的研究。它又是当代西方政治学中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其鼎盛时期,比较政治学的课程设置、内容安排、分析架构、基本概念、研究重点几乎都围绕着政治发展而展开,以致任何比较政治研究若不谈政治发展理论都被视为一种不可原谅的缺陷。

   然而,政治发展研究不是凭空产生的,作为一种对当代政治生活和政治研究发生过广泛影响的理论,它需要许多条件。中国学者较多地关注战后地缘政治的新格局对于打破比较政治学者的地域局限,程度不同地改变当代政治研究的理论趣味的意义,指出大国政治决策集团出于其特殊的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利益而大力扶持政治发展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政治发展研究的动力,决定了政治发展研究的范围、目标、深度和问题。这是很正确的。但是,对于理论本身的发展,或者如一些西方政治学者所称的“元理论”(关于理论的理论)的变革与政治发展研究的关系似乎注意得还不够。事实上,本世纪前半叶西方政治学中一个划时代的变革——行为主义革命是政治发展研究兴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没有行为主义革命,奠基于科学方法论原则之上的跨学科研究和新理论分析模式就无从谈起——正是它们为政治发展理论的面世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性资源和理论创新的契机。因此,对政治学的发展做一粗略的回顾,对于从理论自身演变的线索来把握政治发展理论的归属和特征是必要的。这是本文的目的。顺便要指出的是,行为主义自身的缺陷也是政治发展研究由盛转衰的一个原因,所以不久又有后行为主义面世以图匡补。

  

   传统政治学的危机与行为主义革命的到来

  

   在西方政治学中,规范研究(Normative)与实证研究(Empirical)是两种意函悬殊、风格迥异的理论法。从政治学史的角度看,规范研究源远流长,而实证研究,作为一个学派,不过是20世纪初的事。规范研究是古典政治学的生命,没有规范研究,政治学说史上的先哲们所构建的宏大的思想体系便成为毫无意义的语言堆积,而以对规范理论的批判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也将失去学术上的合法性。

   政治学规范研究的传统无疑可溯至亚里士多德及其同时代的政治理论。“几乎所有的规范的政治理论,……都试图同古典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重新取得联系。”(注:[德]克劳斯·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4页。)作为规范研究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划分政治体的德行标准。他认为,“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版,第32页。)这种观点源于他把政治与国家(城邦)的终极原因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的目的论,认为,任何人和社会制度都有一个可以被发现的客观目的,这个目的可以为规范判断提供基础。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是促进某种善业,成就这种善业的共同体便是合乎道德的。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实际上给出了规范研究的方向:一个政治学家从事的活动大体是规范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道德、伦理和价值判断,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回答“是什么”,而是“应该是什么”,这种“应该”绝非主观臆测,而是对本体论所承认的存在领域——所谓“客观真理”的揭示。

   这种传统政治学大体上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从研究对象看,国家以及以国家为核心的主权和法律制度是传统政治学关注的基本内容。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卓有成效地)要求自己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合法地垄断有形暴力的唯一源泉。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乃是力求在国家之间或在一国之内的诸群体间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的分配。”(注: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H.Gerth and C. Wright ed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P.28)权力的统一性、 领土的统一性和人民的统一性在传统政治学中完整地构成国家的三要素。但前者被赋予更为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国家的根本属性。它是一种高于个人并使个人负有义务的绝对的永久的权威,布丹及以后的政治学家把它称为主权。国家这个“主权者”在主流学派——自然法学派那里既是契约的产物,也是契约的监护神,它体现为普遍的法律秩序。要认识国家,不能不研究它的法律制度。因此,19世纪以前的政治学又往往被称为“国家之学”、“权力之学”或“政制之学”。

   从研究途径看,传统政治学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哲学的、历史的、法律的和制度的。这和古典政治学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传统政治学学者和古典政治学学者都是一些试图用关于普遍正义的政治秩序的知识来描述、解释、概括有关政治事物本质的“哲学作家”,他们的教育背景、理论素养、学术偏好首先不在于政治学,而在于哲学。哲学是那个时代知识体系的王冠,而政治学不过是他们运用哲学的框架分析政治原因,规划政治现实的副产品。按照政治学家埃里克·弗格林(EricVoegelin)的说法,一种政治理论要上升到哲学原则,即作为政治哲学,它“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理论”。(注: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P.1)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到托克维尔,哲学、历史与政治的结合这个传统已经超越了一般方法论的意义,成为近代政治学不能与之告别的源泉。19世纪美国政治学界流行的格言就是这样说的:“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实际上采用了同样的研究方法。”(注:[美]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至于法律的和制度的方法,它们在传统政治学的基本研究内容的规范下,把政治学还原为对制度和法律法典的研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一种主流的研究方法不仅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动向,反映一个时代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主要关系以及作为其制约基础的社会分化程度,反过来又对学科的发展及其形态施予巨大影响。传统政治学的第三个特征——学科边界的模糊性正是由19世纪以前盛行的这种哲学的、历史的、法律的、制度的研究方法决定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政治学者眼中无疑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哲学王”的构想成为后世精英主义政治魂牵梦萦的大境界,但在文学家看来,它是优美的散文,在哲学家看来,它是智者的沉思,伦理学家把它视为美德即知识的证明,而历史学家相信它是城邦生活史料的荟萃。传统政治学就是类似这样一个因包容多种学科而模糊了自身学科特色的体系,发展到极致处,手段取代了目的,研究的方法反而成了学科的路标。例如,历史方法的大量使用竟使19世纪的美国政治学家“基本上把政治科学视为一门历史的学科”。(注:[美]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页。)索尔斯坦·范布伦还曾经嘲笑试图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划出一条分线是“无益的浪费”。(注:[美]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43页)

   传统政治学的这种治学品格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被视为理所当然,规范的理论研究成了理论研究的“规范”,其奠基性成果以傲然的姿态引人钦羡。到政治学发源地的欧洲去学政治学,成了当年许多美国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理想。可以说,美国的政治学是因着欧洲这方水土才长大的,它的早期显露出欧洲的一些特点是很自然的。然而,学生打倒先生,恰恰是美国的逻辑。当传统政治学还陶醉在声威远播时,它的弟子已经开始酝酿一场革命。革命是危机的产物。那么,传统政治学的危机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无力回应科学主义的挑战。19世纪中叶,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宣告了“科学世纪”的到来,随着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迅速增长,人们认识到,人类社会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观察、归纳、演绎和试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的领域,而且几乎可应用于人类思想与行动的所有方面,这种对科学的崇拜启动了科学主义的思潮,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美国政治学界逐渐形成一种主流的观点:一切理论都要立足于经验,由直接或间接的验证予以证实或推翻;政治学研究首先要面对政治生活的客观事实,在研究事实的基础上形成可予验证的经验理论。这种观点直接针对的是传统政治学的规范性特征。在经验论者看来,规范研究的方法在科学时代已经显得捉襟见肘,不合时宜了。科学的判断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科学是“价值祛除”的。(注:[美]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页。)由此而论,社会科学要成为“科学”,“只能通过摆脱道德判断的过程或通过从道德判断中不断超脱出来的过程来达到。”(注:[美]詹姆斯·A.古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3页。)传统政治学的“严重的局限性”恰恰在于它不能摆脱或不能超脱价值的规制,在政治研究中往往把“政治理论和价值理论等同起来”,从而显示出与科学主义格格不入的特质。“这种研究的方式”——伊斯顿认为它已堕落成“历史主义”——“由于是从欧洲传统遗传给我们的,已经使政治理论丧失其早先的积极作用。”(注:[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19、220页。)需要指出,包括伊斯顿在内的一些政治学家在批评传统政治学的规范性特征时并不简单地否定价值规范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合理地位,但是他们认为古典政治学奠定的规范研究方向被寄生于此的后世的政治理论家发挥到极致,既损害政治研究的科学精神,也没有解决政治价值观与当前政治现实的关系,其结果是造成了政治学的“贫困化”。

第二,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不能解释可能与制度原理相悖的政治过程。伴随着对规范性特征的批判,传统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被置于全面的检讨之中。例如国家——这个被誉为“与政治学共始终的主题”首先受到了来自概念方面的质疑。伊斯顿认为,在以往2500年间很少有一个名称像国家这样存在明显的分歧,沿用含义如此庞杂的概念对于一个学科来说是一种可怕的缺陷。因此他主张“应当完全放弃国家这个名称。”(注:[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03页。)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 传统政治学毕竟对国家有一个普通的说法,即以上述及的“国家三要素说”,虽然这只是一个条件定义,而不是直接定义。然而,用“国家的三要素”(统一的领土、人口和主权)来审察国家,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的17世纪往前溯至人类历史的早期,我们只能得出“并无任何国家存在”的结论。(注:[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04—108页。)传统政治学把国家作为它的核心研究内容,但国家的条件定义却要限制乃至取消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这正是传统政治学的一个悖论。许多政治学者认为,从20世纪初起,国家越来越不能涵盖政治的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国家之外,大量的非正式组织如区域团体、宗教团体、种族团体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对传统政治学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此外,传统政治学过于注重从制度和法律文献上来认识和分析政治现象,没有看到在正式的政治“图式”中政治的运作可以是一个与制度原理相离甚至相悖的过程——事实上,像团体、权力、均衡、妥协、博弈、精英人物、选择与决策、刺激与反应等等这类动态因素可能要比静态的架构对政治的方向更有决定性的影响。总而言之,传统政治学对国家、主权、法律制度这类“陈旧”主题所作的哲学的历史的逻辑的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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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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