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 次 更新时间:2018-01-29 00: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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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  

   摘要:好的政治史应该是兼具理论与经验(史料)的政治史,是在理论逻辑和史料证据之间建立有机关联的政治史。第一,它尊重而不盲从于宏大叙事,它承认历史是有规律的,而不是像后现代主义否认历史的规律性,并有比较地吸取所有有价值的学理资源。第二,它不排斥任何可帮助分析和解释政治史的方法技术的利用,也不刻意追求所谓方法技术的创新。第三,对史料做考辨,给范围做限定,把理据讲清楚,将案例用适当,立论和推论有证据,事实和逻辑能自洽,是最基本的要求。总之,寻求思想和史料的妥善结合,逻辑和证据的有机关联,在各种理论、范式和方法众声喧哗的今天,这种努力仍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历史与政治

  

   在传统政治史研究中,历史与政治是不分的,历史讲述的是政治的故事,政治上演的是历史的剧目,正如布伦纳说,“任何纯粹历史的问题意识都从属于政治史。所有的历史就其严格的词义而言都是政治史。”

   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体制的发展和形成,此前并无学科分野之讲究的政治史研究逐渐被人们归入历史学领域,虽然政治史担着“政治”二字。政治史研究的科际归属所以具有历史学的身份,首先是因为历史学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阵容强大的成熟的学科,而政治学作为从历史学(以及伦理学和哲学这样的传统学科)分离出来的一个新兴学科,不过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在历史学家那里,本质上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所谓政治史即政治的演进史。直到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立尤其是科技革命和大众民主兴起之时,这种政治史等于历史的局面才有所改观。正因如此,20世纪中期以后政治史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政治学而是来自历史学内部。其中,历史学年鉴学派倡导的人类生活总体史研究逐渐成为强劲的主流,以国家典制和精英活动为主线的政治史研究范式开始动摇。70年代以来,史学的另一支新旅——新文化史也逐渐大行其道,同社会史一起,进一步分割和夺占政治史的领地。有趣的是,这种抗拒与变迁客观上给政治学的进入提供了机会——史学界许多学者指出,社会史、文化史的“碎片化”和“地方化”的叙事,毕竟代替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整体上)和跨领域(制度上)层面的基础性综论,社会史、文化史的“专业化”和“去中心化”的取向也无法割除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同政治结构的相互依存关系。人们发现,政治史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政治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意识到政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具有支配性的变量,如何通过运用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将之引入“历史的秩序”和“秩序的历史”中来思考和处理的问题。于是,学界又有了重构政治史的呼声和努力,政治的维度在新兴的研究题材中得到了关注和强化。

   许多历史学者承认,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文化史,民间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诠释还是要放到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差异而形成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机制中来考察。随着行为主义影响的扩大,政治史研究也开始力图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对过去的政治活动做出解释,自身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史向新政治史的转变。这个转变实际上意味着,政治史研究不仅是属于历史学的,也是属于政治学的,不仅是行动于历史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学科分支,也是统一于历史学与政治学之中的研究领域,体现着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科际整合。这种科际整合从根本上来自政治与历史的传统的天然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政治学中,无论是马克思的阶级革命理论、韦伯的合法性理论,还是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蒂利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直至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等分析,都是以探寻历史进程的方式对事件和行为做出合理解释,试图打通政治、经济、军事与意识形态壁垒的鸿篇巨制。“没有政治科学的历史无果,没有历史的政治科学无根。”(J.R.希里)作为现代科际整合运动结果之一而兼具政治学与历史学双重品质的政治史研究,由于吸纳了政治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的学理资源,又经历了新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动员,它对于当代社会政治问题研究,尤其是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而言,日益显示出广阔的前景。

  

规范与经验


   社会科学研究有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两种路径和取向。比较而言,政治史的规范研究更多保留着传统史学的特质:一是强调一切历史终究无法脱除政治的属性,无法回避历史何以如此的某些重要假设;二是重视治史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研究既有认识论的需要(探究内因),更有实践论的使命(经世致用);三是具有浓厚的叙事风格,其学科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历史事件的纪实性叙述(史料按时间顺序组织起来,内容构成前呼后应的故事)。由此,政治史的规范研究就格外关注对历史逻辑、历史价值和历史归宿的揭示、论证和建构,试图给出所谓历史通则的普遍性理论。政治史的规范研究现在多被人们批评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指其以人为建构的历史观念来引导和规范具体的历史叙事,并使之产生意义,属于一种历史哲学。的确,以往的政治史的规范研究存在着忽视历史的差异性、多样性的倾向,使历史失落于预定论和目的论的陷阱之中,但是,人类的历史有没有一致性和统一性,历史的发展有没有隐藏其后的法则,并因这种法则的作用而显现出历史演进的某种方向,始终是一个令人无法割舍的话题。退一步说,如果没有总体历史的宏观视野,没有某种哲学理念(历史观),没有某种历史观为具体的研究选题确定边界,人们能不能从纷繁复杂的“发生过的事情”中通过审查和考辨而到达“澄明之境”,从而满足人的合理化解释和普遍性知识的天然需求?如果不能,那么无论历史被赋予何种意义,实际上不过是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发展命运的与生俱来的深切关怀。

   政治史的经验研究不过是实证研究的另一种说法,二者大体可视为一回事,但彼此语义略有差异,前者强调的是研究工作以观察为基础,后者讲求的是事实与推论的合理关联。政治史对实证研究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社会科学,所不同的是它的实证研究主要不在于“共时性”的经验观察、比较与验证,而在于“历时性”的对文献、口述、档案等历史记录的梳理、整理、鉴别和考证。如果说,政治学(政治科学)的实地的经验研究容易从问卷、访谈、观察及其采集的数据中获得结果,其研究内在地充满着一种理论建构的冲动,那么,兼具历史学和政治学双重特征的政治史的“经验研究”通过对文献史料的阅读与整理,以及透过口述访谈乃至亲身经历而获得的“史感”对文献史料(比如档案)的鉴别和辨析,较之政治学其实更有条件形成若干推论。对政治学者来说,好的政治史研究不仅应有可靠的史料为坚强支撑,还应有强烈的理论关怀,为了让形成的假设或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政治史研究可以通过拉长时间和扩展空间,使建构模式或理论的机会增加,以扩大研究的成果。

  

文化与权力


   社会资源的配置总是通过权力显现出来的,权力依附于组织、机构和制度,但权力的发生、运行和对权力的服从,背后都有一个文化机制的问题。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利用文化来回应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压力,既创造新的文化(行为方式),也为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变迁提供了动力。这正是从文化角度理解政治过程的魅力所在。例如,关于20世纪前半期国家对地方资源的动员和控制能力的研究,有不少理论都试图对国家何以失败提供合理的解释,其中,晚清以来的国家由于长期消耗于战争和叛乱而无法有效向下扩张自己的权力一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国家真的被基层社会阻隔在大门之外了吗?杜赞奇以华北农村为例,指出20世纪前,国家依赖文化网络的组织、规范(体现为“保护型经纪人”)已经进入乡村;20世纪后,国家逐渐放弃并破坏了文化网络的一些组成部分(代之以“赢利型经纪人”),从而放弃和破坏了原本通过“保护型经纪人”实现的国家与民众的文化联系。国家的失败并非败于其扩张缺乏政治行政力量的支持,而是败于其扩张缺乏文化的根基。这就是他的“文化网络”理论。这种关于20世纪中国国家建设失败(“内卷化”)的讨论,当然不会也不应排斥社会经济、制度、环境等分析视角,但对政治史研究而言,文化与权力的进路的确比较容易使人触摸到政治隐秘而复杂的经络。

   当代中国政治史是由革命、建设和改革三部曲组成的。在革命已成为遥远的回忆,新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引擎,革命的经验和传统为什么仍然受到关注?很多人注意到,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的创新是中国革命发展壮大的关键要素,那么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把激进的革命观念引入基层社会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发动群众?这可以追溯到一个更小的问题: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人如何在与自己全然不同、文化程度低下且穷困潦倒的工人农民阶层中培养出大批忠实的追随者?裴宜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解释。通过讲述20世纪20年代安源罢工的故事,她揭示了成功的革命与共产党将文化资本转化为承载具体功用的革命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知识分子(李立三、毛泽东、刘少奇)去安源播火,象征着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历史,而如何播火则体现了利用一系列符号资源在底层大众之间培养新的集体身份认同的过程——裴宜理称之为“文化置位”(cultural positioning)。文化置位是一种动员方式,把民间大众活动、戏曲传说或宗教、类宗教仪式诸多元素加以创造性应用,使“外国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人们熟悉的渠道进行有效的交流和传播。这种动员方式在革命各个时期都广为使用,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声称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年代,国家掀起的对刘春华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狂热的顶礼膜拜,和李立三把民间习俗仪式加以改造使大众油然产生“类似于宗教皈依的情感体验”并无二致。

   政治文化论者很早就指出,文化对共同体成员的行为具有强制性的作用。当然,这种“强制性作用”表现为对个体行为和集体行动的诱致性引导,它的发挥通常不是直接的而是需要转化的。如果说,权威离不开文化支持,行动离不开文化动员,统治离不开文化操控,那么文化的确为观察、理解和解释政治提供了一把合适的钥匙。例如“韧性威权”这个近年热行于比较政治学关于中国当代政治研究的概念,从市场制度、中产阶级、社会结构、政党学习能力等方面的理解都有其价值,但从文化上揭示政权稳固性可能更有深度。史天健在关于当代中国人民主价值观的调查中讲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和西方意义的民主大相径庭,其实不过是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表达,而正是这一点支持了“要民主”的民众对“要民生和秩序”的政府的认同性评价,则完全可以看作是“威权”何以“韧性”的文化根源。

   当代中国一系列具有历史路标式的社会政治运动,仅从党国政治的组织、体制来观察是不够的。权力的发轫和施加是一个方面,权力的接受和转化是另一个方面,没有后者,权力的链条便中断了,文化正是可以帮助我们解析后者何以发生,又如何形塑前者,两者又是通过什么连结起来的密码。由文化和权力的视角观察这些问题,我们才能走入历史的深处。

  

时间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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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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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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