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香格里拉——西方人的西藏想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68 次 更新时间:2008-06-24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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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 (进入专栏)  

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西藏就是“香格里拉”,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圣洁神秘的净土,象征着人类现实世界之外、逝去或未来的精神家园。不了解这种乌托邦化想象传统,就无法理解西方人在西藏问题上的反应。西方社会在西藏问题上的激进态度,与西方政府的后冷战意识形态有关,与西方媒体的潜权力结构有关,但更重要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西方社会的民意基础。西方民主社会中民意基础决定政府与媒体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在西藏问题上,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西方的地缘政治经济政策,还有西方的文化集体无意识心理。

西藏就是香格里拉,是一个出现在万山之巅的雪域圣地,离天堂最近、尘世最远。西藏具有西方人想象中圣地的一切特征,遥远、神秘、神圣……所有的圣地都是遥远的,遥远的才可能是神秘的,神秘的才可能是神圣的。西藏万物充满灵性,人都是圣人,生活在虔诚、和平、宁静、智慧的幸福中。西藏是西方人一度拥有,但又在历史中不幸失落的乐园。他们对西藏的香格里拉式想象与向往,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积淀,表现在宗教、人种学、文化观念、地缘经济与政治等各个方面。

西方关于西藏的乌托邦化想象,一直可以追溯到利玛窦时代耶稣会士的西藏传说。1624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安多德在西藏扎布让地区建立第一个传教点,发回欧洲的传教报告中,传教士们认定西藏的喇嘛教就是一度失落的早期基督教,其中包含着三位一体的神学思想,连喇嘛教的僧服僧仪,都与天主教有诸多相同的地方。这种传说一直延续到20世纪,而且不断有教士或旅行家试图“证实”它。有人考证耶稣在30岁回到巴勒斯坦前,一度远游到西藏传教,在西藏还发现了藏文本的福音书。有人提出,藏人是流落到喜马拉雅山的一支犹太人的后裔,西康的羌人具有明显的“闪族人的特征”,“许多风俗习惯都近于古希伯莱人”。西方人幻想在世界之巅找到自己的精神与种族的家园,这种离奇的想象与热情发展到极端在纳粹德国,希特勒曾派遣一支探险队前往西藏,试图证明藏人是雅利安人的祖先,而不是什么可憎的犹太人,因为藏人头骨的尺寸与雅利安人相同。

西藏是西方人在想象中创造的人间圣地,对那片土地,他们一直充满敬畏与向往,并产生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说清楚的“骑士”心理。历史中这一文化-心理过程值得关注。西藏是圣洁之地,也是财富之地。他们不断产生天使般的向往神圣之地的热情,又无法放弃那种“洗劫天堂”的撒旦欲望。西方早就有关于西藏到处都是黄金的传说。18世纪末英国在印度的扩张最终触及西藏边界,英国就开始出现关于不丹与西藏是地球上尚未发现的“黄金国”的传说。最后这种传说终于落实到拉萨的布达拉宫,据说那是一个金库,所有的楼宇都是用黄金建成的。西方人的扩张逻辑总是幻想先行的,发现美洲之前,西方有将近两个世纪的大汗的黄金国度的传说,哥伦布就是为这种黄金传说发狂而发现新大陆的。关于印度、中国,关于所有欲望与恐惧之地,西方人都曾有过这种传说与想象。由于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西方扩张一直没有覆盖西藏这片净土。这其中隐含着西方帝国主义文化心理深深的遗憾与悔恨,尤其是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更让西方文化难以释怀。

人间净土式的西藏是西方人想象的精神家园、人种故乡,是财富之地,也是智慧之地。柯南道尔写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写到福尔摩斯坠下山崖无法继续的时候,干脆让福尔摩斯去了西藏,回来以后更加智慧了。据说福尔摩斯远游西藏那两年里,住在布达拉宫,与大喇嘛切磋技艺。更有想象力的还是希特勒,他的探险队为他带回几位喇嘛,入侵苏联前,他让喇嘛为他做法念咒,让俄罗斯的气候温暖一些,不至于过早地冻死雅利安孩子。当然,最有影响力的要数希尔顿的那部畅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一位英国驻印度殖民官在飞行事故中迫降到喜马拉雅山万峰之巅的一个“幸福的山谷”——香格里拉。“这个远离人烟的山谷竟是一个富饶迷人的人间乐园”,“像另一个星球上那样纯净的空气中”有一种梦幻般的“如痴如醉的宁静”。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幸福的谷地”,是唯一未被现代污染的地方,那里仍保持着天堂的纯洁、爱与智慧,让人想起《创世纪》中神的恩典:“神在东方的伊甸设了一个乐园给人安居。”这是幸福的回忆,也是永恒的许诺。

在西方文化无意识中,西藏就是香格里拉,是一个莫须有的地方,出现在想象的地图上,既是前现代的乐园,也是后现代的圣地,甚至是西方文化想象中人类的救赎之地。就像在《消失的地平线》中,那位英国殖民官在香格里拉250岁的大喇嘛佩罗(注意:据说他是卢森堡人)那里获得的启示:这个现代世界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灾难。早在拿破仑出世之前,他就已经预见了这一切。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幸免。唯一承继人类文明之火的,便是“香格里拉”,香格里拉保存着人类文明复活的种子。乌托邦想象包含着一个最基本的悖论,即乌托邦一定是某一个地方(nowhere must be somewhere),但乌托邦又不是任何一个地方(utopia is no place)。传统的乌托邦作品,总是将乌托邦置于世界某个未知的地方。20世纪对西方人来说,世界上如果还有某处神秘未知之地可以容下幻想安置乌托邦,大概是只有世界屋脊的那些神秘的大山,那里不仅是世界最高最难以企达的地方,也是西方人了解最少的地方。

在西方,香格里拉式的西藏的意义,不在于知识的地图上的某一个地区,而在于传统想象的地图上表现特定拯救意义的文化空间。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西方人面对西藏问题上的激进态度,不难理解他们无原由的同情、信念、愤怒、偏激,不难理解达赖在西方的神圣形象与广泛的感召力。粗暴原始简单的意识形态宣传,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加深误解与仇恨。我们知道,人类从来都生活在两重世界中,一重是现实的,一重是想象的,想象的世界更令人激动;人类从来不是什么理性的动物,决定他们价值与行为的,经常是文化无意识,尤其是在群体心理与行为上,集体无意识的动机更为深远;人类总是祈祷理解与宽容,但永远无法明智地生活在理解与宽容中,虚妄的正义感、傲慢与偏见,随时都可能摧毁和平与美好的可能。正如我们的一位前辈所言,世间没有无缘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故的恨。关键看我们是否理解爱与恨的缘故。否则,爱将生爱,恨将生恨,劫难无穷。愿走上街头的激奋的人们,留给自己一些默想与祈祷的时间,也留给这个世界一些和平的机会。

周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删节版发于<环球时报>(4.25),作者授权天益首发完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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