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46 次 更新时间:2008-03-17 08: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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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 (进入专栏)  

  

  一个幽灵,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和世界徘徊。

  为什么?因为在世界各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和思想动力,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幻灭也在日渐滋长.

  中国当前的制度安排不容易理解,而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来看却能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来。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不应使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地位永久化,于是小资产阶级普遍化似乎成了未来的希望 。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改革和转变现存的金融市场体制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建立“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传统,其中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有蒲鲁东、拉萨尔、J.S.穆勒、西尔沃•格塞尔、费尔南•布劳代尔、詹姆士•米德、詹姆士•乔伊斯,费孝通和罗伯特•昂格尔。毛泽东也在潜意识中深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影响.

  本文所用的”小资产阶级”一词包括农民,这是与国内目前流行的 “中产阶级”的不同处. 但我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可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中国革命和建设, 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政策,实际上包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创新,但至今未能予以正面的理论解释.

  

  蒲鲁东和中国的土地所有制

  

  洛克认为“土地私有制起源于优先占有”。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向洛克的理论提出挑战,强调人口的增长使得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私有土地财产。蒲鲁东说:“从生存的实际看来,每一个人都有占有的权利。为了生活,他必须具有用于耕作的、据此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因为占有者的数量是随着出生和死亡情况而不断变化的,它遵循以下规律:每个劳动者可能要求的生产资料的数量随着占有者的数量而变化。因此,占有始终是从属于人口的。最后,因为占有物从未保持固定,占有物从来就不可能变成财产……所有的人都有平等占有的权利。占有的数量并不依据个人的意志,而是依据空间和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而定,故财产不可能存在。”

  蒲鲁东的意思是,如果土地私有制意味着所有者的无限期控制,那么它和人口的变化是矛盾的。因此,土地私有制,如果理解为适用于每个人的普遍权利 ,是不可能存在的 。换句话说 私人土地所有意味着部分所有者对其无限期的控制,那么它就不能适应人口的变化,也因此私人土地所有就不可能成为每个人的普遍权利。如果私人土地所有制适应人口的变化,它就不是所有者无限期控制意义上的私有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今天的土地所有制证明了蒲鲁东的这个洞察力。

  中国农村的土地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个人所有,而是村庄集体所有。现行的制度可以称之为农业土地租赁(30年)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一个家庭得到多少租赁的土地,这是和家庭的人口数量一致的。村庄的每个成员,不管年龄和性别,都可以分得相等的土地。土地由村民委员会 租给家庭,在80年代早期租期是5年,1984年延长到15年,1993年延长到30年。因为家庭的人口随着时间过去,婚嫁的进进出出,出生和死亡,而不断变化,村民通常每3年对土地的租期进行小的调整,每5年进行大的调整。

  相当一部分西方左翼人士错误地认为中国在放弃人民公社以后,“农村”已经“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中国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是一种蒲鲁东式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并带有它的希望和内在矛盾.

  我国目前正在加紧研究制定《农村土地承包法》,试图在巩固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促进规模经营,加速城市化. 这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伟大实验.因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核心理想之一就是在不剥夺农民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化大生产. 这也是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正统农业观的突破.

  由于马克思误认为英国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的明天,他断定产业无产阶级将日益成为人口的大多数。但考茨基1899年写作《农业问题》一书时的最大难题,就是马克思这一预言在欧洲大陆没有实现,农民、手工业者和职员等非产业工人阶级仍是人口大多数。马克思对农民问题的忽视(如《哥达纲领批判》中反对“人民国家”一词,因德国“人民”仍多为“农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日后在战略策略上的失败直接影响。

  例如,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如何争取德国南部的贫农和中农的问题。1895年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农业委员会”,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著名领导人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但是,考茨基却坚持认为“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民主党的农业纲领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把小农排除掉。考茨基还说, 恩格斯支持他的观点。由于恩格斯的权威,“农业委员会”中德国南部社会民主党人和倍倍尔的意见被压制了。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农业政策基本上是等待资本主义大农场吃掉小农,而反对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小农。 (M.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pp. 56-58, Verso, 1990) 。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1890年代即已经是德国获选票最多的第一大政党,1919后又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党,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在‘工农联盟”问题上的失败,是与考茨基的教条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的。事实上,1920和193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得到不少在社会民主党找不到支持的小农及其政党的支持的(Gregory Luebbert, Liberalism, Fascism or Social Democracy, p.28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穆勒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系谱学

  

  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语。然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竟然处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系谱学的核心。实际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穆勒 ,却是提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主要特征——股东的有限责任——的关键人物。

  出于对他同时代的工人合作社发展的关心,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开始研究有限责任问题。他首先分析了合伙企业(partnership)中所谓的“两合”(en-commandite)形式。在英国,这种特殊的合伙企业形式有众多的支持者,其中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根据这种组织形式,积极的合伙人坚持把责任和其职责联系起来,承担无限的责任。而“昏昏欲睡的”合伙者则承担有限的责任,因为他们不对企业的经营负责。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鼓吹这种合伙企业形式,因为它可以允许工人组成协会“来从事他们所熟悉的商业活动”,它也同样允许“富人贷款给穷人”,因为富人在此是“昏昏欲睡的”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者。穆勒指出:

  “没有人能逻辑一致地谴责这些合伙关系,因为这就如同说没有人可以凭借钱从事商业活动。换句话说,在商业和工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否定劳动者的合伙制,就是主张商业利润应该整个地被那些有时间积累的,或者有好运气继承资产的人所垄断,很明显是荒谬可笑的。 ”

  1850年,穆勒在英国国会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储蓄投资特别委员会上作证。他建议为股东建立一种承担一般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度,因为它可以促使财富更加自由地借贷,以支持穷人的事业。而穷人由于有机会把他们的储蓄投资于生产者或消费者合作社,也从中得益,而不必担心无限责任的倾家荡产的风险。由于穆勒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努力,英国国会通过了《1855年企业一般有限责任法案》。

  有限责任的系谱几乎为当代经济学家所遗忘。重申这经济史上被遗忘的一章的意义在于强调“现代企业制度”并不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如果股东仅仅具有“有限的责任”,这意味着他们作为“私人业主”并不承担期望要他们承担的全部风险,因此他们并不能享有公司全部的利润 。换言之,股东并不是唯一的风险承受者。职工的仅与公司挂钩的人力资本也在经受风险。此外,股东可以通过让不同的公司分享其有价证券来使他们的股权多样化,但是单个的工人却不能同时在几个公司工作。据此可以说,职工的人力资本由于缺乏多样化将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就为我们理解中国农村工业广泛开展的制度革新——“股份合作制”——开启了大门。

  

  詹姆士•米德和中国的“股份合作制”

  

  詹姆士•E•米德,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现代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法(GNP)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凯恩斯的学生,米德深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传统的启发。 他总是把他的纲领称之为“自由社会主义”。米德的纲领旨在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好特征结合起来。在制度设计上,它主要有两个部分:“劳资合股企业”(“labour-capital partnerships”)和“社会红利”。

  

  劳资合股企业

  

  根据米德的设计,外部的股东拥有资本参股证(Capital Share Certificates),内部的工人拥有劳动参股证(Labor Share Certificates)。这个计划的运作机制可以粗略地概括如下:

  “在劳资合股企业里,工人和风险资本家作为合伙者共同管理企业。资本家拥有的资本股可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普通股相比。工人合伙者在企业中则拥有劳动股。劳动股有权和资本股按同一比率分红,但是它们依附于每一个单个的工人合伙者,当他或她离开企业时被取消。如果劳资合股企业中任何一部分收益没有分红而是用于企业发展,新的资本股,其价值等于他们牺牲的红利,将分配给现有的所有资本股和劳动股的持股者。劳资合股企业的协调极大地减少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任何通过提高其持股者红利比率以提高某个团体境况的决策都将自动提高其他团体的持股者的红利比率。”(米德:《自由、平等和效率》(Liberty, Equality and Efficiency),纽约大学出版社,1993,85-86)

  除了有利于调整外部股东和内部工人的利益外,米德的劳资合股企业在把灵活性引进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另一重要优势。现行西欧的社会民主制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工人的高工资以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为代价,而这意味着产量将因低效率而减少,就业水平则低于潜在的充分就业。当劳资合股企业用劳动参股证来代替固定的工资分配时,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就引进了劳动力市场,而后者在这以前是以工资的下降刚性为特征的。

  在中国和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进步”力量不去模仿西欧施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很重要。西欧社会民主党早已失去激进的灵感。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是去挑战和改革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形式,而仅仅致力于缓和结构性分割和等级制度的社会后果。我们需要许多如劳资合股企业这样的激进的体制改革,以弥补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不足。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仅仅是说明这一普遍观点的一个例子。

  

  社会红利

  

  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纲领的第二个特征是“社会红利”:每个公民, 没有任何其它条件, 仅根据其年龄和家庭状况,就可以获得免税的社会红利。设立社会红利有两个基本考虑:(1)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基本的、无条件的收入来促进平等;(2)提供一部分不受劳动市场灵活性所要求的变化的影响的收入,来减小个人风险。直观看来,主张社会红利的观点的核心在于, 通过扩大每个公民的财力和能力来取代对永久就业的需求。

  社会红利优越于传统的“有条件收益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地方在于,前者调动了受益者对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这种现象乍看起来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红利”似乎比有条件的收益(基于失业和疾病)更加削弱了接受低报酬工作的积极性。然而,直觉在这件事情上是错误的。米德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反对这种直觉:“一个有80元的社会红利和20元的有条件收益作为补充的接受者将更加积极地去谋取外界的收入,只要那些收入在扣除所得税后大于20元;但是如果他或她整个地依赖于100元的有条件收益,那就不能刺激他们接受外界低于100元的收入。”

  

  中国的“股份合作制”(Shareholding-Cooperative System (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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