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德国公司法中“共同决定”的历史起源与借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 次 更新时间:2019-09-03 08: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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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 (进入专栏)  

  

   本文是中国政法大学公司法研究所第十五次圆桌学术研讨会纪要(2017年12月13日),详情可参见中政大公司法研究所官网( http://companylaw.cupl.edu.cn/index.htm)

  

   王军:欢迎崔老师来公司法研究所作报告。我个人在20多年前就读过崔老师有关公司治理的文章。崔老师对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现象保持着密切的关注,是一名认真、活跃的观察者、思想者和写作者。崔老师常常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来分析问题。我看到即便是不同意崔老师观点的学者,也承认他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今天,崔老师要与我们分享的是德国公司法中的“共同决定”制度——也称“共决制”——的历史起源和借鉴。下面请崔老师讲解,时间在50分钟左右。然后大家就此展开讨论。

  

   崔之元:首先,感谢方老师邀请我到政法大学公司法研究所作报告,也感谢王军老师的介绍。方老师是中国公司法研究领域的权威,1986年就在杜克法学院的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国公司法的文章,这篇文献是国内外研究该领域的学者都要读的。我是法律的外行,虽然对很多问题感兴趣,但是对于中国公司法没有深入的专门研究。诚如王军老师所言,在1996年,我曾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讨论美国29个州的公司法的变迁[1]。这篇文章指出,这29个州的公司法要求公司经理不仅要为股东(stock-holders)利益最大化服务,也要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服务。后来欧盟的示范公司法也用了stake-holder这一概念。当时这篇文章就引发了与张维迎和周其仁的辩论。美国29州公司法的内容变迁,对于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有关公司法的一些争论,可能具有借鉴意义。

  

   今天想跟大家交流的是德国公司法中的“共同决定”是怎么起源的,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美国法学界,近一、二十年间,哈佛的经济学家Andrei Shleifer和一些法学家进行法律起源(legalorigin)的研究。他们认为,common law和civil law这两种不同的法律传统会带来不同的经济结果。他们认为,common law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的需要。他们通过数据回归,证明common law国家的股票、金融市场更为发达。当然,他们的论证和结果后来也受到其他学者的挑战。哈佛法学院的另一个教授,Mark Roe对“公司治理的政治理论”进行了研究。我曾建议吴敬琏教授组织人将MarkRoe的一本著作翻译成中文。后来该书在国内的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做《强管理者,弱所有者》。但是这本书并未涉及德国公司法中“共同决定”这一问题。

  

   德国公司法中的“共同决定”制度,是一个很奇特的制度,在全世界来讲可能是唯一的。“共同决定”制度(德文Mitbestimmung,英译为co-determination)出现于1945-1951年间。该制度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德国1919年的《魏玛宪法》。一战后,战败的德国建立共和制,《魏玛宪法》明确写入“经济民主化”。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1918年11月,德国慕尼黑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一词指的是委员会,后来专指工人士兵委员会。一战中战败的德国,先前的社会解体,而战后重返家园的很多人生计无着,很多企业主、工厂主也逃跑了。所以,工人士兵委员会也就接管了很多企业。德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6个月。今年是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而德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是99周年。后者也举办了纪念活动,包括艺术展览、学术研讨会等。我前段时间刚好去德国参加了他们的研讨会。尽管德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很快失败了,但是1919年的《魏玛宪法》还是很进步的,具有较强的左翼色彩。该宪法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导并在工人出身的总统艾伯特任内颁布。马克斯·韦伯也参加了该宪法的讨论与起草。《魏玛宪法》第165条规定:劳动者及受雇者,得以同等权利会同企业家制定工金劳动条件及生产力上之全部经济发展之规章;双方所组织之团体及其协定,均受认可。这里所体现的“经济民主化”观念,为后来的“共同决定”制度提供了宪法基础。真正将“共同决定”制度落实到法律文本上,是在1951年的《煤钢共同决定法》(以下称“《煤钢共决法》”)。这离不开1945-51年间,盟军对德国占领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1951年,德国首先在煤钢生产领域内推出共决制,因为煤炭、钢铁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美国一位学者研究德国2004年《三分之一共同决定法》的形成,追溯到德国1951年的《煤钢共决法》。按照《煤钢共决法》的规定,当企业雇员达到1000人以上,企业最高决策机构——监事会(或称为监督理事会)做出决策时,要实行full-parity co-determination(对等共决制),也就是雇员代表和股东代表之间各占一半的决策权限。到了1976年的《共决法案》,规定雇员人数超过2000人的企业,要适用“准对等共决制(quasi-parity co-determination)”。这是指当劳资双方代表在监事会表决时,出现表决结果僵局,各占一半的时候,股东选任的监事会主席有权投出决定性的一票来打破僵局。2004年出台的《三分之一共决法案》规定,雇员人数在500—2000之间的企业适用该法案,这些企业的监事会中三分之一由职工代表组成。从此可以看出,共决制中的奠基性法律文件是1951年的《煤钢共决法》。

  

   1951年德国为什么要以立法形式在煤钢企业中建立“共决制”?2002年,James Van Hook发表在The History Journal上题为“从社会化到共决制”(From Socialization toCo-determination)的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社会化(socialization)可以被简单地认为是国有化,尽管严格来讲二者存在区别。Hook这篇文章指出:二战后德国被盟军占领,西德由英、法、美三国共同占领,其中鲁尔工业区位于西德境内。1945年,英国大选工党获胜。工党执政后,在英国国内诸多领域内推行国有化,比如煤炭、钢铁、电力、银行等工业部门,英格兰银行也包含在内,其国有化程度之深,甚至超今天的中国。战后英国国有化比例达到了42%。鉴于英国国内的国有化实践和鲁尔地区内大工业家或企业主不复存在,因为后者要么是因为战乱逃跑了,要么是曾与纳粹政府过从甚密,英国政府提出也要在德国鲁尔工业区内推行国有化。同时,在日本和德国,为盟军服务的一批年轻文职经济专家中,有很多是曾经参与过罗斯福新政改革的。罗斯福新政第一阶段出台了有关劳工的《瓦格纳法案》“社会保障法”等,有效遏制了当时资本主义的“野蛮生长”。但罗斯福新政的第二阶段(1938年)的有关政策措施被美最高法院宣布违宪。这些曾为罗斯福政府效力、谋划新政第二期的年轻人对此感到失望。后来,这些人发现盟军在日本和德国的司令部在招聘文职人员,因此就跑到了这两个地方来做当年没能做成的“经济民主化”事业。因此,1945-47年间,在日本和德国,都出现了经济民主化,甚至是国有化的举措,包括解散财阀。但是,这一趋势在1947年由于“冷战”在希腊爆发而反转,被中断了。

  

   Hook这篇文章中还提到,英国提议在鲁尔地区进行社会化改造,并不是要对德国进行整体上的体制改革,而是出于英国安全的考虑,想打破鲁尔工业区的经济集中,同时帮助西德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工业化过程中取得相较西德共产党的优势地位。但在社会化改造的具体方案上产生了争议:占领军当局认为,将国有化企业置于某一州政府当局控制之下即可保障盟国安全;而与西德民主党关系密切的英国官员则更激进地主张将德国经济进行整体“社会主义”改革。法国政府的主张更为极端。法国谋求的是将鲁尔和莱茵地区从德国分割出去,以此防止煤钢战略资源被德国政府控制。美国没有提出自己的主张,但是对于英、法各自的主张,即英国所主张的国有化策略和法国将鲁尔和莱茵从德国分离的策略,美国更倾向于英国的策略。因此,美国并未对在鲁尔地区推行国有化表示反对。

  

   1948年初同盟国召开伦敦会议,他们将有关国有化的议题限于鲁尔工业区范围内,而没有扩展到整个德国,以免外界对其整体对德政策提出质疑。同盟国方面因为议题敏感而迟迟没有定论,德国政治家认为这一迹象表明,美国不可能接受国有化政策。于是,德国工会联盟(DGB)和社会民主党(SPD)就放弃了推动国有化的努力。与此同时,基督教民主党推出了主张“社会市场经济”的政治家艾哈德。德国政治家们最终认为,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理念更有可能被美国接受。因此,基于该理念,德国在立法上提出了“共同决定”制度。

  

   由此可见,德国公司法中的“共决制”的产生,有着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英国国内工党上台执政与国有化实践;英、法两国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对鲁尔地区重工业所产生的主张;美国占领军中文职官员在罗斯福新政中的经历以及其意图在德、日两国施展社会改造的抱负;希腊内战导致冷战爆发,使得两大阵营对立;盟国占领军当局的犹豫不决与德国内部对此的解读。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德国政府最终放弃国有化策略,认为劳资共同决定,是一种更有希望促进德国工人利益并为德国注入社会主义精神的工具。其实,当时西德的保守派领导人阿登纳已经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直到今天,德国大众汽车中依然是混合所有制,北巴伐利亚州现在还是大众的一个重要大股东。

  

   1947年3月的华盛顿煤炭会议上,美国建议五年内暂停国有化,出发点是保障德国煤炭的出口。因为德国的战后重建,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鲁尔地区的煤炭出口。但是,此举并不表示美国彻底反对国有化,它的着眼点在于保障德国煤炭的顺利出口。在煤炭会议上,美国国务院官员与英国达成妥协:英国放弃在德国州一级政府层面就鲁尔地区重工业产权推行国有化,而承诺将此问题的处理权限交给德国中央政府来做出最为迅速的决断。由此,英、美两国可以在占领区基础上,设立跨区(bizonal)的煤炭信托管理机构(coaltrustee and management agency)。作为回报,美国也不再要求国有化进程必须暂停五年。基于英、美之间的妥协,鲁尔地区采矿工业的所有权问题,将尽快由一个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德国民意代表机构作出决断。

  

   1950年5月,英、美、法三国驻德最高委员会制定27号法令(act 27),确认德国煤钢工业产权由新成立的联邦政府自己决定。阿登纳政府一直没有制定大规模的社会化方案,在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联合会的影响下,劳资共决成为了德国经济民主化改革的主要方向。此后,这项独树一帜的法律制度就被不断的充实细化。到了1976年的《共同决定法》,以及后来的2004年。

  

我曾经到柏林高等研究所访学一年,当时的所长曾任德国最高法院的法官。1976年《共同决定法》出台的时候,德国的雇主协会认为该法违宪而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当时任法官的这位所长起草了判决,认为《共同决定法》没有违宪,不损害股东的财产权。他认为,财产权并非自然权利,而是一项政治权利,意即财产权的范畴是要通过政治过程来界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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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实验主义治理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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