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总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672 次 更新时间:2007-12-19 08: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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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 (进入专栏)  

  

   在这样一个周末的上午,和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交流,30年中国,大家共同经历的曲折和重要的历程。明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各种声音出来,事实上还没有到这个纪念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郎老郎啊,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三十年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这是郎咸平的观点。

   与郎咸平对立的观点,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浦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维护改革开放,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郎咸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但是我对皇浦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的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我和郎咸平交换意见我是这么说的,一个是糟的很,一个是好的很,你们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但是你们共享的历史前提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你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的很,要么说它糟的很,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

  

   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

  

   第一场改革,经过三年徘徊,第二场改革重新起步。两场改革之前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个总设计师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断裂,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场改革的特点相联,而不是与第一场改革相联。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浦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但是确实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了“热月”事变,大革命截然而至,然后是社会还俗的潮流,所谓社会还俗,就是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然后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在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社会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的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在法国是一个具体事件,叫“热月”事件。凡是法国革命传统流经之处的国家、民族,其实都有一个热月事变,在革命的重点心定气闲的等着它回归,法国是这样,俄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革命几乎席卷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 1976年的10月6日的历史含量是极其丰富的,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的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和我们今天议题有关的,我点到一句,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厨房的世俗生活。

   其实华国锋、汪东兴他们的革命觉悟并不高,他们结束文革之后还是进行文革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怀仁堂事件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他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历史总是在断裂中相联的,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抓了四人帮,可是此后三年又执行了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它既是对怀仁堂事变的一个延续,也是一个发展,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清算,但是也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的尾巴,不容质疑。

  

   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岁月

  

   这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场改革为什么发生,第一场改革为什么中断。第一场改革如果说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来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的话,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正是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的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文革——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在党内的开明取向的党员和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的。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所谓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童的短暂的岁月,那个十一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是过来人,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整个民族已经走向了灾难的深渊,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阴霾,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前途。就是那样的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突然迎来了一个大家好像都年轻了十岁的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岁月,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课堂里两代大学生聚集一堂,三十岁以上已经拖家带口的大学生,还有就是应届大学生,那时那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加社会的阅览证50张、100张,半夜图书馆门口就排起长龙,我们都记得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可以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哇,长龙又出现了,还有电影院播放已经禁演十七年的电影,哪怕是洪湖赤卫队,也会排起长龙。那个时候,整个民族突然变年轻了。那个时候如果要寻找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想最好的背景音乐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歌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个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岁月,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这个党、这个民族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领导层,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人治阶段,领导人怎么样,要比今天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

   我想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了,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讨论过以陈云同志出来掌舵,而三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全部恢复名誉,他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走进的阶段当中,这是一。第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那么在党内,大家公认的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所以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三中全会上元老派,老干部,一度盼望是陈云出来掌舵,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我们这么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他说,如果是按照这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

   邓的作用是无可置疑。三架马车中左膀右臂,耀邦不用说了,相对于紫阳来说,我想这两个人正好是一个互补,耀邦是火热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挫折,党内那么多干部,包括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那么多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过,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运动的阴霾,而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政治人格,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是一个透明的人格,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一个“阳光青年”,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起什么作用呢?其实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资源、道德剩余、道德残余凝聚起来,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党也凝聚不起来,他的火热般的激情是起这个作用,也是无法代替的。

   那赵紫阳正好跟耀邦形成一个对应、互补,如果说这一边是火热的激情,那赵紫阳就是冰雪般的聪明。他没有读过大学,按照他的学历来说,好像是初中不到,就参加了革命。但是后来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在四川,留下的口碑,或者是到总理、总书记任上,他和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那种交流之透彻,使人不得不惊叹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领导人悟性第一流。

   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个人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本来根据议程是二十分钟结束,二十分钟时秘书进来提醒结束,结果李院长说你不要提醒了,我和大陆来的教授谈的很投机,要结束我自然就结束了。我们谈了四十分钟,他就跟我说了跟这三位大陆领导人的交流体会。他说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有一次邓小平一上来就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说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到李远哲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一点也不奇怪。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最后邓小平听完之后脸色放缓,就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哲说是,要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了。当时邓小平结束这一场谈话,只是长叹一声,哎呀,总是要叶落归根嘛,就是这样结束的。所以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所以他说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李远哲还说他每一次见赵紫阳,都是把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动态整理出来,带给他,告诉他中国人在哪些方面欠缺,哪些方面迎头赶上。他没有听不懂的地方。

  

   第一场改革的隐患只是观念风暴而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

  

   但是第一场改革它是有隐患的,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都报的言论版,每一个话题和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民众在社会具体运作当中的权益、损益是结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的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总的发展趋势是很明白的,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呢,党内是前后徘徊的,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今天我想起来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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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人权政治文化建设是中国近三年内的中心任务 l66652337 2008-03-04 17:29:47

  很有水准,但社会化力度不够,停留在小圈子里面转,没有把铁饼甩出去。建议这样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党报等更有力度的网站上。

好文章 yimi023 2007-12-25 22:41:49

  好文章,今年看过的思想震撼之作,两段改革论论述精辟,学习了。

中庸,为何还激进? 心窗1986 2007-12-23 10:59:26

  大家能否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国传统一直强调中庸,而国人却感觉最少宽容,温和,而是激进,蛮干呢?我们习惯于把柴米油盐时期变成理想与热情时期,清末有国人出洋,对比之后得出结论,西方国家,唯有法国人与我国国民习性相近。这些与我们的中庸似乎很矛盾啊。

朱先生大视野。另小疑。 朱靖峰 2007-12-22 22:19:13

  朱先生的文章向持历史大视野,立场观念鲜明,分析精深透僻。
  1976年10月结束的是‘中国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
  ‘ 第二场改革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 ’;
  ‘ 第二场改革的结构,是市场化的列宁主义’…
  一一多醒世之语,文难多得。
  下试提小疑(也许是还‘不可以讨论的问题’):
  1,罢黜了胡、赵两任总书记并‘中断了’改革而在其晚年又起午的凤凰,想要政治体制改革吗?第一场改革如无意深入,会被中断吗?
  2‘五四运动的片面性,对传统文化的粗暴否定,使得这个反弹总得有一天要抬头的,今天果然抬头了。’一一要反省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吗?
  望注意‘…激进不光是思惟的逻辑而是历史的逻辑,根本上是社会条件激发了激进思想。’
  今天传统文化的抬头,主要动力并非是源于历史一一愚以为,应该首先到现代化改革的现实角力中去寻找。难道‘爱国主义’,‘反对文化殖民’,‘尊孔读经’以至中国文化输出… 日火,而公民教育读本被抛一边,三个国际人权公约签而久置… 不说明什么问题吗?

朱教授讲的算透了 花花 2007-12-20 12:57:17

  市场列宁主义的提法比较大胆.
  ---08年,要来一场大的争论才行.

有深度,有新意 胖子 2007-12-19 11:07:15

  有危险,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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