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金融垄断与社会动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7 次 更新时间:2007-12-17 23: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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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进入专栏)  

  

  金融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大任务。改革近30年以来,中国金融体制对内开放越来越趋于保守,除了有关部门对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注册登记、审批执法、收费罚款等因素以外,金融业高度垄断,因无法正常地得到融资而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难以发展,严重窒息了居民的创业,是导致中国就业困难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和深层次原因,如果继续下去,将由于金融保守而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

  美国3亿人口有4万多家银行,德国8000万人口有400多家银行;中国13亿人口,只有可以数得过来的银行。在中国,银行的特点:一是资产规模都很大,二是许多为纵向垂直管理,产业组织方面处于高度垄断状态。这种特征的银行系统,对于分散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从经济学上讲,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分摊成本高、资产抵押难、道德风险大这样一些无法克服的难题。因此,大型和纵向的银行不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是由其自身内在的经济规则决定的。当中央领导和国务院要求这些大银行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时,它们也只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而已,总体上不可能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

  中国就业难的原因显然在创业不足,企业数量少,就业容量相对狭小,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中融不到资。发达国家65%—80%的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登记和非登记的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9.6%以上,每千人企业数量在50个左右;一般发展中国家每千人企业数量也在20—30个。而中国将个体工商户从业的按10人规模一个企业折算,再加上注册登记的法人企业,总共也只有800万个企业,每千人仅有6个多一些。银行体制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似农田灌溉系统一样,不仅需要有大水库、主干渠,还需要有小水池和毛细渠道。而在中国,银行体系只有大水库和主干渠,则没有毛细渠道,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由于得不到融资而资金干渴,无法正常创业、成长和发展。

  除了美、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连孟加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有给穷人贷款融资创业的银行,旨在把穷人变成富人。而中国的金融系统,从农村将钱吸收给城市,从农业吸收给工业,从农民手中吸收给市民,从中西部吸收给东部,从低收入人手中吸收给富人,从劳动者手中吸收给资本所有者,从社会上吸收给资本和市场垄断行业,可能是最不以人为本、最不讲城乡统筹、最不谋地区平衡、最不求共同富裕的一个领域。一个国家基尼系数的高低,与其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多少有关,并与因企业多少而决定的失业率高低密切相关。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数就多;企业数量多,就业需求强,失业率低,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少。这样的社会才能从要素初次分配上达到基础的公平。这个规律可在世界东亚与拉美、中国浙江(民间地下借贷较为发达)与西部等发展的模式(许多年把地下民间借贷管住了)比较中得到验证。可以看出,银行系统对内开放和改革的保守性和垄断性,是造成中国目前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个国家的融资体系,如果高度集中垄断,并且大都是资产规模大的银行,它对应的必然是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支持的是资本要素的投入和分配;同时,如果微型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足,则金融体系就不会给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劳动密集型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就很难发展,劳动要素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投入和分配中就会参与不足。于是就会形成这样的情况:即在GDP的创造中,资本要素的贡献较大,而劳动的参与率较低;在GDP的分配中,资本分配收入形成利润的能力较强、比例较大,而劳动要素分配新增收入的能力较低、比例较小;由于劳动分配决定消费,在国民经济中,这种垄断性大银行多和小银行缺乏的金融体系,导致的是 投资和消费比例的失调。

  尤其是现在,宏观调控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银根紧缩,于是各银行保大压小,收中小企业的贷款,放给大企业和大项目,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更是度日艰难,有的因资金链断裂而濒临破产;从宏观上看,近几年,银行这种行为更加加重了资本密集行业与劳动密集行业、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投资与消费比例的严重失调。

  金融监管部门总强调金融体系的小安全,认为对内放开,会导致大量的坏账,造成集资诈骗,形成金融风险。的确,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农村大量发展合作基金会和股金会,形成了巨额的坏账。但是,其管理混乱的原因是与县乡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基金会及股金会的产权不明有关。实际上,无论是中国古代的钱庄,还是现代温州和台州的地下借贷,其没有行政干预,产权非常清晰,坏账率极低。对温台的民间借贷,连国外的一些银行都认为是风险控制水平较高的典范。当然,地下金融中,也有集资诈骗、洗钱、赌博等等非法活动,对其要严厉打击,决不手软。而对民间借贷用于正常生产经营的,要区别对待,放宽金融市场准入,要让它们开办微型和中小金融机构,使其公开化和合法化。如果将东南沿海的地下金融彻底打光,这里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也将会大量倒闭,城乡差距和基尼系数将大幅度上升,全国的失业率会上升到30%—40%!

  金融监管过度强调金融系统的所谓安全,实际上给社会积累着发生动荡和危机的巨大风险。一个社会,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艰难,数量较少,其结果无疑是富裕的人口相对较少,由于可以容纳劳动力就业的企业数量少,社会对就业的需求弱,劳动力将大量过剩,就业困难,实际失业率会很高。中国1990年时,城镇人口从业率为56.44%,2006年下降为48.7%,按照1990年的城镇人口从业水平,2006年应该工作而没有工作的劳动力达4334万,整个GDP中劳动参与及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比率近几年在持续下降。2006年413万大学毕业生中约120万人没有就业,2007年498万毕业生中约150万没有就业。现在全国每年有2400万劳动力需要就业,而党政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总体上都没有扩大就业的功能,外资企业因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功能也在下降,只有个体及私营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就业的80%—90%。如果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不到资,它们也就很难得到正常发展。就业是民生之本。一个劳动力,一个家庭,如果社会就业需求较弱,处于失业,收入就会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平就会大大下降,就会沦入贫困或者低收入状态。这样的劳动力和家庭越多,生活拮据和困苦,对社会的抱怨情绪就会越来越强烈,长此以往,积累下去,社会发生动荡和危机的风险就会很大。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生产与购买之间,要形成良性循环,才能不造成经济各环节的断裂,银行的信贷资金也才能在各环节中正常流转。目前,由于创业——微型和中小企业——就业——收入——消费侧方面有问题,中国这些关系是由出口平衡的,如果出口大幅度下滑,则会导致国内严重的生产过剩,也即金融危机。而只有创业增加中等收入人口,以创业增加企业,来带动就业需求扩大,才能总体上增加居民的收入和储蓄,使银行的资产不断增加,在严格控制不良资产发生的情况下,降低不良资产在银行总资产中的比率,使银行风险大大下降。可以看出,放开金融准入,发展微型和中小银行,融通资金,是促进创业、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国民经济投资与消费良性循环,资金在企业与银行间良性流动,不良资产风险下降的重要战略。

  因此,金融不仅在设立银行和吸引战略投资者方面需要向外开放,也需要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内开放,要改变目前保守的对内几乎不开放的金融准入制度,改变设立乡村银行方面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特别是要发展微型和中小的贷款公司、乡村银行、集镇银行和城市社区银行。其标准和限制要降低,但是监管要加强。完善银行系统的支渠和毛细渠道,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资,给创业创造基本的融资条件,解决迫切和忧心的就业问题,避免社会因失业率持续攀升,因失业而贫困人口增加,收入差距拉大而发生动荡和危机。而如果对高度垄断的金融格局不加以调整和改变,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因融资困难而很难发展,那么未来因大规模失业而导致的社会动荡一定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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